一．

莫言被網紅起訴污衊革命先烈，這個現象離瘋狂不遠了，還揚言五年時間正義得不到伸張，就要採用暴力手段懲罰莫言。

莫言早期的成名作是《紅高粱》和《透明的紅蘿蔔》，屬於文革以後文化尋根的一環，文學形式上突破了革命文藝的窠臼，又有所創新，在文學史上是有地位的，加上被一個著名瑞典漢學家馬悅然翻譯推介，拿了諾貝爾文學獎。現在民粹風向又必須要回到革命文藝的路線？又要以革命樣板戲為標準才能通行？

莫言不過是沒有按照革命文藝的套路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罷了。感覺中國現在的輿論風向已經逐漸陷入灰犀牛境地而無可自拔了。

不管怎麼說，在文學上莫言是時代的弄潮兒，他那個時代跟現在時代不一樣，那個時候就是要破除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窠臼，從意識形態到文藝形式都是。他除了文化尋根，也吸取了不少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的元素。

新中國的文藝，就是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文藝思想，曾經出了白毛女等作品，經過文革八個樣板戲的獨霸舞台， 已經走進死胡同了。

二．

高行健的戲劇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也是一騎絕塵，無人能敵。那時流行學習西方現代藝術手法，但是光學習模仿也不行，還要與中國人的生活現實相結合。高是其中的佼佼者。

後來得了癌症啥的，自我放逐，走訪中國名山大川，再後來又到了巴黎，把這段經歷寫成了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等。

高行健在華語圈看上去不甚有名跟受到大陸封禁其書有關吧。八平方時為了留在法國，應該是跟隨西方主流意見抨擊中國政府，當時海外不少華人因此拿到長期居留海外的身份。

另一方面，能獲諾貝爾文學獎，文學形式上也要有所突破才行，行到深處就有點曲高和寡的味道 。 

現代文學藝術的演變跟現代畫一樣，古典繪畫大家都能看懂，但是畢加索的畫很多人欣賞不了也看不懂，雖然他是法國共產黨員。

高行健在法國就是靠賣畫生活 ，中文寫作不賺錢，換一個角度來說，先知一般都是孤獨的，沒被送上十字架就算幸運的了。

他的《靈山》就是尋訪中國民間宗教信仰中的傳說聖地，最後沒有尋到，說明靈山只在人心頭。

其實道教人士陳攖寧和南懷瑾都曾試圖訪尋民間宗教的異人和異術，最後皆一無所獲。陳攖寧後來自己讀遍道藏，成為道教專家，南懷瑾也差不多。這些人跟秦始皇派人出海尋訪仙人和仙丹的動機一樣，高行健可能還有為自己治療不治之症的念頭。後來仙人仙術沒有尋到，病好像自己好了。

 國內能跟高行健和莫言一拼高下的大概只有陳忠實所寫的《白鹿原》，但是陳忠實主要就這一部作品，着重描寫中國傳統宗族社會的時代變遷，中國人覺得其很偉大，洋人不一定能理解其文化內涵。

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與馬悅然也有關，有人認為是西方看重他反對中國政府的立場，其實也不盡然，北島八平方之後流亡海外，曾多次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但最終並沒有得獎。可見並不是單靠政治影響就可以獲獎。

三．

寫東西並不在於當時有沒有人讀，而更取決於其在當時和未來有話語權的文化人眼裡的價值。

王夫之一生寫了約800萬字手稿，當時發表很少影響也很有限，但到清末突然成為顯學，現在的定位類似於西方哲學的黑格爾，是集大成者，屬於中國傳統舊學思想的頂峰。

陶淵明的詩在宋以前沒有人太重視，自從蘇軾高度推崇，現在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僅次於屈原。換句話說是蘇軾重新發現了陶淵明的價值並引領了一種新的詩歌內容取向。

而屈原在當時可以說是個loser，但他的《離騷》，《天問》和《九歌》都可以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合之作，之所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因為中國詩歌一般都比較短小，少有象《離騷》那樣直抒其意的長篇巨製，而且寫得如此成功。

高行健和莫言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地位就擺在那，小民承不承認都不會影響其定位。

當然要拿諾貝爾文學獎，光在中國有定位還不行，還要有世界意義和世界文學價值。這就涉及到老外如何看待的問題了，畢竟這是西方世界的獎項。

王夫之為什隔了300年才紅起來？一是因為抗清，受清政府打壓；另一個方面，是因為清朝初期大搞文字獄，文人都不敢發表思想主見，轉而去搞文字訓詁。他一抗清逃亡人士，不受官方影響，在當時雖然不合潮流，但思想自由，這才是其彌足珍貴堪稱鳳毛麟角之處，也是其最終得以脫穎而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