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府: 孤立中国不可行 《明镜》(DER
SPIEGEL)发表长文阐述默克尔政府的对华政策，指出该政策将是接下来半年欧盟外交政策的核心。在各国逐渐放松新冠防疫限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积极邀请七国集团领导人前往华盛顿参加G7会议。但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已婉拒邀请，不会赴美参加峰会。 德国今年7月1日将接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为期半年。德国将在这半年内为欧盟事务定调，而在默克尔总理眼中一个重大的话题便是中国。 《明镜》的文章认为，德国和欧洲进入两难的困境，只能在两极间决定自己的角色，一极是名存实亡的盟友，其行为同伙伴的身份越发地不相称，而另一极则是威权主义的霸权国家，本来不该得到伙伴的身份。与此同时，选边站的压力在增大。柏林担心华盛顿将向德国和欧洲明确提出要求：站到我们这边，或者站到我们的对立面。社民党籍的德国外交部副部长安恩（Niels
Annen）表示，在对华政策上，美国要求我们服从，但我们的政策中却没有这项内容。柏林方面认为，特朗普总统孤立中国的努力没有意义。特朗普不久前威胁要结束同中国的所有关系，但德国不赞同这个脱钩的想法，德国联邦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表示，在一个网络化、全球化的时代，孤立手段不可能行之有效。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吕特根（Norbert Röttgen）说，孤立中国的政策，与德国以及欧洲的自身利益相悖。 看看德中贸易简史 17世纪最早的德中贸易线从陆路经西伯利亚辗转到达普鲁士王国。为了避免俄国政府沉重的通行税，德国早在清王朝就尝试通过海路开拓东方贸易路线，1752年，埃姆登的王家普鲁士亚洲贸易公司（KPAC）商船“普鲁士国王”号在德国船长格来史克的指挥下抵达广州，成为德中贸易史上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德国商船。1861年，普鲁士派出艾林波东亚外交使团，与清政府参照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了《中德通商条约》，该条约使普鲁士及其代表的众多个德意志邦国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 19世纪晚期以前，中国同欧洲国家的贸易一直受控于英国。而普鲁士王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立足点，以平衡英国的影响。俾斯麦力排众议，为德中的航线设置了奖金。给予奖金的议案于1885年最终通过。同年，俾斯麦派出第一支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考察团前往中国评估投资机会，这最终促成了1890年德华银行的建立。通过这些努力，德国于1896年继英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对华贸易国。 在这段时期，与英法不同，德国并没有积极的表现出其对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国政府也将德国视作来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发展的伙伴。1880年代晚期，克虏伯公司作为中国的合同商，负责修筑旅顺港和大沽炮台附近的一系列防御工事。北洋水师向德国订购了主力舰——定远级铁甲舰，以及经远号、来远号装甲巡洋舰。此外，德国军事教官帮助张之洞建立了“自强军”，并协助袁世凯培训了“新建陆军”。 德国对中国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方面，也扩大到工业和技术交流领域。来自西门子公司、克虏伯公司的工程师帮助中国建立了近代的发电厂和钢铁工厂，例如汉阳铁厂。西门子公司的工程师在颐和园中安装了中国的第一批电灯，北京的第一家自来水厂使用的则是德国AEG电机和水泵。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后，德国首相俾斯麦对中国所采取相对怀柔的政策，在德皇威廉二世时期有翻天覆地的转变，变得更具帝国野心。例如在第一次中日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德国协同法国、俄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此外，在1897年11月发生曹州教案（巨野教案）后，威廉二世电令远东舰队，称“华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舰队立即驶往胶州南部海岸，占领胶澳地区部分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1898年3月，德国逼迫清朝与其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取得胶澳及其周边地区（今属青岛市）的99年租借权，以及山东的开矿权和铁路铺设权。 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威廉二世旋即下令进行军事报复，中德关系跌落至最低点。事实上，义和团运动最先起于山东省，而山东省正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在义和团战争中，威廉二世要求德国军队让德国的声威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向与之交战的11国（参加联军的八国以及未出兵的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赔款白银4.5亿两，其中德国获得9007万两，占赔款总额的五分之一。此外，清朝还派醇亲王载沣前往德国，就克林德公使被杀一事向德国谢罪，并在克林德被杀的东单路口树立牌坊以示纪念。 中德关系在《辛丑条约》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执掌清朝政权的慈禧太后试图依赖德国的先进工业和技术，实现1898年被她亲手中断的维新运动。在这段时期里，德国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很大。在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改革者仿照日本的先例，参照德国民法典，制订了清朝的第一部民法。尽管该法典在清朝灭亡前没有得到实施，但它成为随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在1930年代颁布的民法典的基础，该法典不仅至今仍在台湾施行，而且影响了中国大陆的民法，例如198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尽管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德关系再度变得疏远。其中一个原因是德国在政治上被孤立，最明显的例子是1902年英日同盟的成立和1907年英、法、俄三国协约的签订。正因如此，德国打算在1907年筹备德、中、美三国同盟，但这项建议始终无法成事。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德国给予中国临时政府600万马克的贷款，并表示可以向中国归还山东的铁路权益。1912年，德国人绘制的青岛地图。图中许多街道以德国名称命名。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德国在远东并无采取主动去进行有意义的行动，因为它深陷入欧洲战场。德国曾经试图将胶澳地区归还中国，以避免落入日本手上，但是日本威胁中国不得接受这一返还。1914年8月23日，日本加入战争，并成为协约国的一员，开始攻击德国在中国的据点，占领了胶州湾租借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华民国南方的广州政府首脑孙中山力主中国保持中立，反对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而北方段祺瑞政府虽在英国授意下欲对德宣战，但遭到日本阻挠。直到1917年，日本在得到英国、美国、法国的保证，允许日本在战后继续保留前德国在华殖民地和利权的情况下，才同意中国在8月14日对德国宣战。此后中国军队扣押了停泊在中国各港口内的德国和奥匈商船，并收复了德国在汉口和天津的租界。 协约国在中国参战时，曾经保证中国在德国战败后能收回德国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但是，日本透过《凡尔赛条约》取代德国，占领了青岛和山东半岛。在中国人民都感到被协约国欺骗的情绪下，激发了五四运动。 总的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贸易方面。1913年，当时在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一战期间，中国政府在英国等协约国的压力之下，清理德华银行等德国在华企业。 1911至1941年中德合作关系 1911至1941年间，中国和德国之间从合作到交恶宣战的关系，有重要历史意义。中德合作使两国结成一定程度之联盟，密切的合作使中国的工业和军备迅速进步，尤其是在中国抗日战争之前。此时期的中华民国一直在民国军阀割据与列强环伺下艰难生存。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虽在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不过于同时期，日本对外扩张，主张对中国发动战争的鹰派势力抬头。有鉴于此，中华民国急需现代军备和国防工业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的原材料供应，促成两国于20至30年代合作。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19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仅不足4年，而且实质的工业改革也到19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能力，例如组建了国军德械师。 例如
1936年2月，国民政府派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顾振为团长之代表团秘密访问德国。月27日，希特勒接见代表团；4月8日，中华民国代表顾振和德国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分别代表本国签订《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合步楼条约》补充协定），主要内容是：德国向中国提供1亿帝国马克无限期周转贷款，中国可随时用之于购买德国工业及其他产品，并规定货款除南京资源委员会提取小部分用于购买工矿设备和技术合作外，其余绝大部分由南京用来买德国军火和兵工设备。当天，德国向中国的出口物资将由德国国防部提供给中国的1亿马克信贷实行现金交易。合步楼公司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德国国防部，从而由军方背景的私营公司变为国营公司。 蒋中正、孔祥熙为此与阿道夫·希特勒、亚尔马·沙赫特互致贺电，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 1936年5月，希特勒派德国南部军区司令莱谢芳访华，作为中国代表团访问德国之回访；他主要视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情况，培养与密切同蒋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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