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政府: 孤立中國不可行 《明鏡》(DER
SPIEGEL)發表長文闡述默克爾政府的對華政策，指出該政策將是接下來半年歐盟外交政策的核心。在各國逐漸放鬆新冠防疫限制後，美國總統特朗普積極邀請七國集團領導人前往華盛頓參加G7會議。但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德國總理默克爾已婉拒邀請，不會赴美參加峰會。 德國今年7月1日將接任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為期半年。德國將在這半年內為歐盟事務定調，而在默克爾總理眼中一個重大的話題便是中國。 《明鏡》的文章認為，德國和歐洲進入兩難的困境，只能在兩極間決定自己的角色，一極是名存實亡的盟友，其行為同夥伴的身份越發地不相稱，而另一極則是威權主義的霸權國家，本來不該得到夥伴的身份。與此同時，選邊站的壓力在增大。柏林擔心華盛頓將向德國和歐洲明確提出要求：站到我們這邊，或者站到我們的對立面。社民黨籍的德國外交部副部長安恩（Niels
Annen）表示，在對華政策上，美國要求我們服從，但我們的政策中卻沒有這項內容。柏林方面認為，特朗普總統孤立中國的努力沒有意義。特朗普不久前威脅要結束同中國的所有關係，但德國不贊同這個脫鈎的想法，德國聯邦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Peter
Altmaier）表示，在一個網絡化、全球化的時代，孤立手段不可能行之有效。聯邦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呂特根（Norbert Röttgen）說，孤立中國的政策，與德國以及歐洲的自身利益相悖。 看看德中貿易簡史 17世紀最早的德中貿易線從陸路經西伯利亞輾轉到達普魯士王國。為了避免俄國政府沉重的通行稅，德國早在清王朝就嘗試通過海路開拓東方貿易路線，1752年，埃姆登的王家普魯士亞洲貿易公司（KPAC）商船“普魯士國王”號在德國船長格來史克的指揮下抵達廣州，成為德中貿易史上第一艘到達中國的德國商船。1861年，普魯士派出艾林波東亞外交使團，與清政府參照中英中法《天津條約》，簽訂了《中德通商條約》，該條約使普魯士及其代表的眾多個德意志邦國與中國建立了貿易關係。 19世紀晚期以前，中國同歐洲國家的貿易一直受控於英國。而普魯士王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則熱切希望在中國建立立足點，以平衡英國的影響。俾斯麥力排眾議，為德中的航線設置了獎金。給予獎金的議案於1885年最終通過。同年，俾斯麥派出第一支德國銀行業和工業考察團前往中國評估投資機會，這最終促成了1890年德華銀行的建立。通過這些努力，德國於1896年繼英國之後成為第二大對華貿易國。 在這段時期，與英法不同，德國並沒有積極的表現出其對中國的帝國主義野心，而中國政府也將德國視作來幫助中國進行現代化發展的夥伴。1880年代晚期，克虜伯公司作為中國的合同商，負責修築旅順港和大沽炮台附近的一系列防禦工事。北洋水師向德國訂購了主力艦——定遠級鐵甲艦，以及經遠號、來遠號裝甲巡洋艦。此外，德國軍事教官幫助張之洞建立了“自強軍”，並協助袁世凱培訓了“新建陸軍”。 德國對中國的援助不僅限於軍事方面，也擴大到工業和技術交流領域。來自西門子公司、克虜伯公司的工程師幫助中國建立了近代的發電廠和鋼鐵工廠，例如漢陽鐵廠。西門子公司的工程師在頤和園中安裝了中國的第一批電燈，北京的第一家自來水廠使用的則是德國AEG電機和水泵。 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第一次現代化的努力也告一段落。其後，德國首相俾斯麥對中國所採取相對懷柔的政策，在德皇威廉二世時期有翻天覆地的轉變，變得更具帝國野心。例如在第一次中日戰爭後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德國協同法國、俄國，迫使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此外，在1897年11月發生曹州教案（巨野教案）後，威廉二世電令遠東艦隊，稱“華人終於給我們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艦隊立即駛往膠州南部海岸，占領膠澳地區部分村鎮，並採取嚴厲報復手段”。1898年3月，德國逼迫清朝與其簽訂《膠澳租借條約》，德國取得膠澳及其周邊地區（今屬青島市）的99年租借權，以及山東的開礦權和鐵路鋪設權。 1900年，義和團事件爆發，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被殺，威廉二世旋即下令進行軍事報復，中德關係跌落至最低點。事實上，義和團運動最先起於山東省，而山東省正是德國的勢力範圍。在義和團戰爭中，威廉二世要求德國軍隊讓德國的聲威廣布中國，以至於再不會有哪一個中國人敢於對德國人側目而視。 根據1901年的《辛丑條約》，中國向與之交戰的11國（參加聯軍的八國以及未出兵的西班牙、比利時、荷蘭）賠款白銀4.5億兩，其中德國獲得9007萬兩，占賠款總額的五分之一。此外，清朝還派醇親王載灃前往德國，就克林德公使被殺一事向德國謝罪，並在克林德被殺的東單路口樹立牌坊以示紀念。 中德關係在《辛丑條約》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執掌清朝政權的慈禧太后試圖依賴德國的先進工業和技術，實現1898年被她親手中斷的維新運動。在這段時期里，德國對中國法律的影響也很大。在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改革者仿照日本的先例，參照德國民法典，制訂了清朝的第一部民法。儘管該法典在清朝滅亡前沒有得到實施，但它成為隨後成立的中華民國在1930年代頒布的民法典的基礎，該法典不僅至今仍在台灣施行，而且影響了中國大陸的民法，例如198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儘管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中德關係再度變得疏遠。其中一個原因是德國在政治上被孤立，最明顯的例子是1902年英日同盟的成立和1907年英、法、俄三國協約的簽訂。正因如此，德國打算在1907年籌備德、中、美三國同盟，但這項建議始終無法成事。1912年，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德國給予中國臨時政府600萬馬克的貸款，並表示可以向中國歸還山東的鐵路權益。1912年，德國人繪製的青島地圖。圖中許多街道以德國名稱命名。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時，德國在遠東並無採取主動去進行有意義的行動，因為它深陷入歐洲戰場。德國曾經試圖將膠澳地區歸還中國，以避免落入日本手上，但是日本威脅中國不得接受這一返還。1914年8月23日，日本加入戰爭，並成為協約國的一員，開始攻擊德國在中國的據點，占領了膠州灣租借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華民國南方的廣州政府首腦孫中山力主中國保持中立，反對加入協約國對德作戰。而北方段祺瑞政府雖在英國授意下欲對德宣戰，但遭到日本阻撓。直到1917年，日本在得到英國、美國、法國的保證，允許日本在戰後繼續保留前德國在華殖民地和利權的情況下，才同意中國在8月14日對德國宣戰。此後中國軍隊扣押了停泊在中國各港口內的德國和奧匈商船，並收復了德國在漢口和天津的租界。 協約國在中國參戰時，曾經保證中國在德國戰敗後能收回德國在華租借地和勢力範圍。但是，日本透過《凡爾賽條約》取代德國，占領了青島和山東半島。在中國人民都感到被協約國欺騙的情緒下，激發了五四運動。 總的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德關係帶來了巨大的傷害，特別是貿易方面。1913年，當時在中國有近300個德國商號，但到了1919年，卻只剩下2個。一戰期間，中國政府在英國等協約國的壓力之下，清理德華銀行等德國在華企業。 1911至1941年中德合作關係 1911至1941年間，中國和德國之間從合作到交惡宣戰的關係，有重要歷史意義。中德合作使兩國結成一定程度之聯盟，密切的合作使中國的工業和軍備迅速進步，尤其是在中國抗日戰爭之前。此時期的中華民國一直在民國軍閥割據與列強環伺下艱難生存。1928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雖在名義上統一了軍閥動盪之中的中國，不過於同時期，日本對外擴張，主張對中國發動戰爭的鷹派勢力抬頭。有鑑於此，中華民國急需現代軍備和國防工業以獲得自衛生存的能力，而德國則需要穩定的原材料供應，促成兩國於20至30年代合作。雖然合作的蜜月期自1933年納粹當政開始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結束，僅不足4年，而且實質的工業改革也到1936年才開始；但中德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着深遠的影響，也大大提高了中國抵禦日本侵略的能力，例如組建了國軍德械師。 例如
1936年2月，國民政府派以資源委員會委員顧振為團長之代表團秘密訪問德國。月27日，希特勒接見代表團；4月8日，中華民國代表顧振和德國經濟部長亞爾馬·沙赫特分別代表本國簽訂《德華信用借款合同》（《合步樓條約》補充協定），主要內容是：德國向中國提供1億帝國馬克無限期周轉貸款，中國可隨時用之於購買德國工業及其他產品，並規定貨款除南京資源委員會提取小部分用於購買工礦設備和技術合作外，其餘絕大部分由南京用來買德國軍火和兵工設備。當天，德國向中國的出口物資將由德國國防部提供給中國的1億馬克信貸實行現金交易。合步樓公司合伙人將其股份轉讓給德國國防部，從而由軍方背景的私營公司變為國營公司。 蔣中正、孔祥熙為此與阿道夫·希特勒、亞爾馬·沙赫特互致賀電，標誌着中德關係進入了“蜜月時期”。 1936年5月，希特勒派德國南部軍區司令萊謝芳訪華，作為中國代表團訪問德國之回訪；他主要視察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工作情況，培養與密切同蔣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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