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的寬容

1917年，蔡和森為了在長沙求學，將全家從雙峰遷往長沙，他的母親葛健豪、妹妹蔡暢、姐姐蔡慶熙和外甥女劉昂一起租住於此，當時這裡四周都是墳墓，地處荒涼，房租十分便宜。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蔡和森、張昆弟、羅章龍等13人在蔡和森家裡成立長沙新民學會。

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學聯刊物《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毛澤東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在創刊宣言中，毛澤東指出：“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北洋政府時期雖然也存在封殺報紙、報人事件，但輿論環境與後來的國民政府和中共政府比較，還是相對寬鬆的。民國元年全國報刊約500家，並存在着大量的獨立媒體，如《國民新報》、《語絲》、《晨報》、《清華周刊》、《新青年》、《京報》、《世界日報》、《現代評論》等。毛澤東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主編《新湖南》，周恩來在天津先後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和《覺悟》。1913年宋教仁被刺殺後，新聞界的深入報導令北洋政府頗為不滿。於是，袁世凱對全國報業進行查禁和整頓，到1913年底，全國繼續出版的報紙只剩下139家。袁世凱死後，民間報紙從1916年的500多份至1920年增長至1000多種。1926年中國首家無線電廣播電台在哈爾濱建立，之後各類官方和民間私營廣播電台開始大量出現。國民自由空間的擴大，為社會精英和廣大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件創造了條件。

中國在北洋政府所享有的結社自由是中國大陸從古至今較為充分的時期，北洋政府初期僅在民政部立案的黨會就有85個。1918年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1919年周恩來、張若名等人在天津組織的覺悟社，就是當時眾多社會社團中的一支。商人也普遍自發組織成商會，經常發通電指摘北洋政府的行為。中國的民眾更是可以隨時遊行，向北洋政府表達自己的意見。北洋政府時期成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中第一次出現的高度自由時期。

北洋政府的寬容以及經常被迫認錯，是建立在強大的輿論監督和強大的民間力量制約之上的。北洋政府官員貪污現象極少，正是得益於政府開放黨禁和報禁，用輿論和反對黨來制約政府權利的濫用。

談到新文化運動，人們總是想到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等光輝的名字，談到“五四”運動，人們總想到北大的學生帶頭走出校門去遊行抗議，乃至引發全國性的罷課、罷工、罷市風潮並促成政府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的光輝事跡。北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被當做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對立面備受抨擊。在一般中國人的歷史常識里，最為不值得稱道的就是北洋政府，被認為黑暗、反動、賣國。

北京大學怎麼出來的？是北洋軍閥創辦的。什麼人叫蔡元培做北京大學校長？那時候他是國民黨人的身份，是北洋軍閥，北洋軍閥有這個肚量把全國最好的大學交給和他敵對的一個政治勢力的守敵。我們現在有什麼資格罵北洋軍閥呢？

1926年3月18日，數千名學生在段琪瑞執政府門前示威請願，執政府的衛隊居然在慌亂中開槍。在得知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段祺瑞頓足長嘆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懲處兇手，撫恤死難者家屬，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面對學校舉行的各種悼念活動，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會”和各種報刊的廣泛而詳盡的報道，段祺瑞執政府也沒有進一步對受害者加以清算，對學生進行秋後算賬，而是默許了人民的各種抗議活動。

老舍《茶館》中有句台詞：民國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北洋政府選舉雖然存在賂選，但是，這也說明北洋政權不敢公開地或赤裸裸地強姦民意。北洋政府之所以不敢任意妄為，經常被迫向民意讓步，一方面是因為當時言論自由、組黨自由以及民間組織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則是北洋政府的官員受傳統文化的影響，都具有一定的個人道德操守，內心有所節制。

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人民不僅有廣泛的言論和出版自由，而且還可以組織政黨甚至反對黨。正是因為北洋政府的開明和寬容，“五四”學生運動才得以順利開展並最終成功，即便出現了學生暴徒衝擊政府打砸搶燒，政府也能保持極大的克制。那一時期的軍警不僅不敢隨便抓捕學生，而且極力苦勸學生不要外出遊行，維持秩序的軍警“甚至於有跪地哀求”學生不要遊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