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不是西方的敵人？

《利維坦》（Leviathan）是托馬斯·霍布斯於165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全名為《利維坦，或教會國家和市民國家的實質、形式、權力》（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 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利維坦”原為《舊約聖經》中記載的一種怪獸，在本書中用來比喻強勢的國家。該書系統闡述了國家學說，探討了社會的結構，其中的人性論、社會契約論、以及國家的本質和作用等思想在西方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是西方著名和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著作之一。

《利維坦》全書分為四部分，分別為“論人”、“論國家”、“論基督教國家”、“論黑暗王國”。該書寫於英國內戰進行之時。在這書中霍布斯陳述他對社會基礎與政府合法性的看法。在人類的自然狀態下，有一些人可能比別人更強壯或更聰明，但沒有一個會強壯到或聰明到不怕在暴力下死亡。當受到死亡威脅時，在自然狀態下的人必然會盡一切所能來保護他自己。霍布斯認為保護自己免於暴力死亡就是人類最高的必要，而權力就是來自於必要。

霍布斯明確反對的權力分離的想法，像是以後美國憲法的三權分立。他主張媒體審查並且反對言論自由，只要這對於主權的統治有所危害。

德國《焦點》周刊訪問了德國資深記者、知名媒體人弗蘭克·邁爾（Frank A. Meyer），就香港問題、西方價值觀等議題進行視頻對談。記者問道，在香港問題上，西方國家還能做些什麼？邁爾說：“中國是西方最粗暴的敵人。”邁爾認為，中國是西方自由世界的大敵，西方國家應採取經濟和外交手段，捍衛人類的共同價值。

„Trump hat Recht“: China ist der „größte und brutalste Feind“ des Westens

https://www.focus.de/politik/ausland/video-kolumne-von-frank-a-meyer-trump-hat-recht-china-ist-der-groesste-und-brutalste-feind-des-westens_id_12340996.html

邁爾指出，香港的問題在於，中國曾經向英國承諾的自由價值受到破壞。“所以西方國家必須做出回應，不僅必須在經濟上，也用外交方式回應。我們有我們該捍衛的價值。我們也必須為此做宣傳，這是人類的價值，不僅僅是西方人的價值。自由平等是人類的價值。無論是在北京、莫斯科、紐約、蘇黎世或柏林出生，它是人類的共同價值。”

對於世界多地都出現反特朗普的抗議，卻沒有人為香港被打壓的年輕人發聲，邁爾感到無法理解。“沒有一個國家-特別是驕傲的中國-會喜歡被示威反對。有趣的是，我們傾向於去我們知道能達到成效的地方抗議…當面對中國時，人們可能會說：抗議有效嗎？我認為有效，因為中國人不喜歡在全球面前當眾出洋相，所以人們更應該這麼做。”

記者隨即問道，在西方國家與中國的經濟羈絆越來越深時，是否難以對嚴厲對待中國？邁爾回答，德國的汽車產業向獨裁的中國輸出產品，因為這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儘管如此，如果我們與惡魔打交道，也可能對經濟造成反噬。雖然外界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作風充滿質疑，但他認同特朗普在處理TikTok和華為一事上的觀點。

邁爾指出，中國是一個具侵略性的強權，他們想要收集數據，雖然這些企業矢口否認會將數據交給中國共產黨或領導人，但事實上，他們不得不這麼做。這是個大問題。中國是西方自由世界最大、最粗暴的敵人。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敵人，因為它有一個糟糕的獨裁政權。事實上，它是斯大林及數字化的綜合體，電子監控着其人民。斯大林還得派人去監控，中國如今已經將全體人民都掌控在數字監控中。而我們卻冷眼旁觀。

蘇聯解體後，西方國家以歡迎姿態接受中國加入全球經濟秩序。西方領導人認為，讓中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能讓中國遵從二戰後建立的一套國際規則，並希望經濟一體化能鼓勵中國進入市場經濟。隨着中國經濟越來越富裕，人民就會追求民主、自由、權利及法治。

可是中國在提出修憲後由專制走向獨裁，中國的這一重大變化，證明了西方對中國的賭註失敗。現在，西方終於意識到，他們誤讀了中國。

中國到底是不是西方自由世界的敵人？邁爾說了不算，先問問中國是不是與美國為敵。1949年8月8日，毛澤東寫了一篇《別了，司徒雷登》，由新華社播發，文中借他對國民黨和美國當局極盡諷刺。這篇文章曾被收入中國大陸的中學語文教材，這使司徒雷登在中國比在美國更知名，1949年後在大陸成長起來的人中，普遍知道司徒雷登這個名字。他被長期當作是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代表人物。這位在中國出生、曾擔任燕京大學校長、一生都獻給了中國的美國駐華大使被編進中學課本，向幾代中國人灌輸對美國的仇恨。司徒雷登回到美國後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1949年12月患了腦血栓，導致半身不遂和失語症，由其學生兼私人秘書的傅涇波和家人照顧其起居。於1962年9月19日在華盛頓病故。他曾經說：“與其說我是美國人，不如說我是中國人，我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有很深的感情。”並且一直希望能夠將骨灰送到中國，埋在燕京大學校園內，並就此立下遺囑。逝世後，傅涇波1973年和1984年兩次訪問北京，均向有關當局提出將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園之事。傅涇波在1986年還為此事請中國駐美大使遞信給鄧小平。1986年6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王學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臨湖軒。“不料，一群‘馬列主義老太太’聯名反對，事情不得不擱置。”燕大校友王百強回憶，有人聯名上書反對安葬。為首的上書者，正是司徒雷登當年一位秘書的遺孀。反對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司徒雷登是毛澤東點名批評的人。於是，1987年4月，中美駐美使館正式通知傅涇波，此事因故暫緩辦理。

中國建政後，從抗美援朝“打敗美國野心狼”起，一直到美中貿易戰開打，七十年間，中共從來沒有任何一年停止過反美宣傳。到近二十年，竟然發展到對美國實現全面的經濟、政治、意識相態滲透與侵害，並且妄圖顛覆二戰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的世界秩序，甚至要取代美國，治理世界。中共對中國人長期的洗腦教育，使得當今中國人，形成了一種病態人格，逢美必反。中國舉國歡呼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寫下了世界民族和國家最醜陋的記錄。美國每遭受一次天災人禍，他們都要幸災樂禍一番、惡毒咀咒一番，即使如這次沒有造成人命傷亡的南加州地震，他們也不放過。

美國沒有參加被中國人視為國恥的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由於義和團殘殺西方傳教士、清政府虐殺西方外交使節和向西方國家宣戰，引起的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如果不是美國制止，紫禁城會和圓明園一樣被報復性焚燒。圓明園被焚和八國聯軍侵華，是因為中國人的愚昧、野蠻和殘忍所致。美國當年就對中國採取了寬容態度，對清廷的戰爭賠款分文不取，並從那時起，為中國建起數十間大學、醫院。近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主要得力於美國資金的注入；中國經濟走向世界，得力於美國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和幫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沒有美國，就沒有中國今天的國力強盛。世界從古到今，還找不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對有恩於自己的國家恩將仇報，強盛起來便去侵害幫助自己強盛的國家。

當美國發覺被當做朋友、誠摯幫助的中國算計、侵害後，改變了對中國的政策，美國朝野達成共識，將中國視作敵人，而且認識到，與中國的較量，實際是繼上個世紀末瓦解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後，再與危害人類百年的共產主義這一最後堡壘的較量，這是美國的一次偉大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