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人性生活大调查 如果说现在中国是第二“文革” ，那么我们这代人在国内经历的是第一“文革” 。那时的 “文革”时期是什么样的婚恋? 《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一书的作者李秉奎结合了历史学、家庭社会学、婚姻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克服了史料难寻的困难，填补了“文革”研究中青年婚恋史的空白。 作者认为“文革”“可以分为‘可以发动的文革’与‘可以发生的文革’。前者主要是围绕着自上而下发动‘文革’而展开的，后者则是围绕着人人都参与‘文革’而展开的。”因此，要讨论这场席卷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复杂政治运动的不同面向，仅仅关注于精英政治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进入历史的语境，勾画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是如何“参与创造历史”的，又是如何被历史改变自身的政治信仰与生活轨迹的。 这部著作除了改变了以往“文革”研究集中于城市政治运动的局面，改变了学界在“文革”一代婚恋问题研究上的集体失语外，也挑战了不少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常识”观念。因篇幅所限，我主要指出此书在两个方面的创新与洞见。 经由八十年代以来文艺作品的再现，“文革”在大众想象里通常是和清教伦理式的禁欲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讨论通常加深了这一常识性的印象。作者引用了《中国青年》197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青年们在生活问题上得不到应有的指导和帮助。恋爱婚姻问题成了‘禁区’。”这些“破坏和干扰”的主要表现为，“视一切男女爱情为‘邪恶’”，“文艺作品不许描写爱情；大量的中外名著被封为‘禁书’不准阅读；报刊上不让登载有关恋爱婚姻的指导文章；电影上不能出现爱情的镜头；青年团也不能关心青年的生活问题”。 在《狂澜与潜流》一书中，作者并未简单接受这一通俗常识，而是通过对档案资料的详细考察，指出在“文革”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群体的青年人之间，禁欲主义和青春期暗流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竞争和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文革”一代在不同年龄段也有着不同的情爱表达和婚恋行为。 “文革”初期，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催生出了较“十七年”时期更为保守的两性关系伦理。青年学生被树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他们的婚恋问题被划入个人领域，对其过多地讨论和关注被视为偏离了革命路线，而男女生理、两性健康的知识更被贴上文化和政治的双重禁忌，令青少年无从通过正常渠道获取，“与性、性别有关的内容往往被红卫兵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将之视为邪恶、下流、肮脏而且危险的东西。” 但值得注意的是，要讨论“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性观念，除却革命意识形态的大环境外，年龄和地域都应当是纳入考量的重要因素。Neil
Diamont在其研究“文革”的著作中指出往往是城市里的年轻学生才具有更为“纯洁”和更为保守的清教徒式恋爱观念，反而农村在这方面更为“开放”。因此不少知青作品里都提到他们上山下乡后经历的“性启蒙”。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后，“文革”从红卫兵运动阶段发展为“全面夺权”阶段，青年造反派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力军。青年造反派不仅较学生年龄大，生理上更为成熟，而且其中很多成员在此前政治运动中因家庭出身遭受过排斥甚至打击，“因此工厂、企事业单位的青年造反派更加激进、更加不择手段。”在造反派制和老牌红卫兵的派系武斗中，出现了大量性暴力的事件，这既可解读为特殊时期的情欲发泄方式，也是青年一代的政治报复行为。 “文革”初期，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氛围催生出了较“十七年”时期更为保守的两性关系伦理。青年学生被树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他们的婚恋问题被划入个人领域，对其过多地讨论和关注被视为偏离了革命路线，而男女生理、两性健康的知识更被贴上文化和政治的双重禁忌，令青少年无从通过正常渠道获取，“与性、性别有关的内容往往被红卫兵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将之视为邪恶、下流、肮脏而且危险的东西。” 但值得注意的是，要讨论“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性观念，除却革命意识形态的大环境外，年龄和地域都应当是纳入考量的重要因素。Neil
Diamont在其研究“文革”的著作中指出往往是城市里的年轻学生才具有更为“纯洁”和更为保守的清教徒式恋爱观念，反而农村在这方面更为“开放”。因此不少知青作品里都提到他们上山下乡后经历的“性启蒙”。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后，“文革”从红卫兵运动阶段发展为“全面夺权”阶段，青年造反派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力军。青年造反派不仅较学生年龄大，生理上更为成熟，而且其中很多成员在此前政治运动中因家庭出身遭受过排斥甚至打击，“因此工厂、企事业单位的青年造反派更加激进、更加不择手段。”在造反派制和老牌红卫兵的派系武斗中，出现了大量性暴力的事件，这既可解读为特殊时期的情欲发泄方式，也是青年一代的政治报复行为。 当下中国人的性 性在当下是受众追捧的焦点。在当下中国，性禁锢和性放纵如并蒂莲一般同时存在，一方面，大部分国人仍谈性色变，反色情大妈呼吁杜绝一切性开放，另一方面，有官员包养多名情人，潜规则横行，换妻、群交、嫖娼等行为屡见不鲜。国人茶余饭后的黄段子、黄色笑话，报章网络无处不见的性暗示广告。 据统计，中国人发生一夜情的认识途径，有34.6%是通过网络，其中24.4%是通过聊天室。因为并不是人人都经常上网，通过网络可能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层次接近的人。 “二奶”和“包二奶”：1949年前指夫所纳之妾，后被借用来称呼“傍大款”的年轻女性。“二奶”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港台商人来大陆投资而兴起，深圳、东莞、中山、福建沿海等地是二奶最初的发源地。由此还发展出“二奶村”(二奶集中的地方)、二奶车(二奶经常购置的车型)等特殊用语，并且有了“包”二奶这个专门的动词。
“小蜜”：由“小秘”演变而来。小秘，秘书之谓也；小蜜，则是秘书兼情人。相对于“二奶”的养在深闺，小蜜则是公私兼顾。 有人如此比喻“二奶”“小蜜”和“小姐”的微妙差别：老婆是字画，挂得发了黄也不能换；二奶是年历，每年都得换新鲜；小蜜是月历，三十天的时间足够长了；小姐是日历，过了今天，撕了又是新的开始。“MBA”：即married
but
available(已婚却随处风流)该词在白领上流行广泛，是“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的都市白领版。“红颜”：字典上的解释是“美丽的女子”。自古以来，男人把如解语花般美丽而又善解人意的女子称为“红颜知己”。现代社会，男女平等，因而派生出“蓝颜知己”这一称谓。有人说，“红颜”和“蓝颜”是比爱情少一点、比友谊多一点的“第三类情感”；但也有人刻薄地说，所谓的红颜和蓝颜，都是爱人的次品。 男方一直或经常给女方钱财的，只不过占16%；完全不给的超过一半。但另一方面，有人推算，“二奶”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百万之众的新兴高消费阶层。中国人的婚外性，实际上是婚外情——随时准备破坏婚姻的“小三”并不多见，因为婚外性的对象多半也是已婚；包养“二奶”的也不多，只有16%的男性会经常给外遇对象钱财；婚外之性甚至连高潮频率都不如婚内之性。那为什么婚外性的比例还不断走高呢？难道真是为了追逐爱情？ 2003年，触及婚外恋的电影《手机》票房大热时，范冰冰扮演的武月还被唤做“情人、小蜜”；六年后的夏天，电视剧《蜗居》热映时，人们对剧中女子海藻的称呼，已经变成了“小三”。 更值得玩味的是，在《一声叹息》和《手机》的时代，人们对妻子一边倒地同情，到《蜗居》和《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时代，年轻观众开始对“小三”报以理解、包容甚至羡慕。社会舆论或者说价值观在悄然变化，据学者潘绥铭的调查研究，对“做二奶”的女性持同情态度的被访者已经占到总人数的11%。 学者方刚认为，“第三者”和“情人”在逐渐地去污名化，虽然“小三”的称呼还是有点贬义，但已经带上了调侃的意味。 而同时，对“婚外性”的社会评价也会随时因突发事件而逆转。2007年，一位女性在北京跳楼自杀，遗书中写满了对丈夫以及丈夫婚外性对象的愤怒与怨恨，这次事件也在网络公共空间中掀起了一场针对婚外性的大讨伐。 “二奶”是个比“小三”发端更早也更具中国特色的词汇。但潘绥铭调查发现，固定的婚外性行为中，男方一直给女方钱财或经常给的，只不过占7%和9%；完全不给的超过一半。 但现实中，一些城市的“二奶村”、“二奶街”早已蔚为壮观。有人推算，如果以大陆实际居住着1000万至1500万富裕阶层人士计算，“二奶”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百万之众的新兴高消费阶层。大陆地区的奢侈品消费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阶层推动的。 五分之一的女性有过婚外性，成年女性中有过婚外性行为的比例2010年是21.5%。新浪网不久以前进行的《中国各大城市女性性调查结果》是“大于40%的女性承认有婚外性关系”。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有婚外性行为？方刚对这个群体进行了素描：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交机会，工作单位或朋友圈的性观念相对开明，对可能存在的冷眼不以为然，甚至乐于与之对抗，或者拥有更多隐藏技巧，而且是不会厌倦的逐爱者。 在潘绥铭看来，目前中国人的婚外性行为，仍以持续时间较长的“婚外性关系”为主，是一种“婚外恋情”，既不是“一夜风流”，也不是“性交易”。方刚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和27位分别有过十位以上性伙伴的受访者有过深度谈话，即使这些经常更换性伙伴的人，也并未把性和情彻底分开，而是“仍然渴望，并且能够拥有爱情”。“受访者虽然行为很自主，观念却很传统。他们的思想并不革命。”方刚因此感叹，无论保守派还是开放派，身心合一才是最好的状态。 “炫耀性消费”最早是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他认为在炫耀性的消费体系中，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具有符号价值。其符号价值主要表现在商品本身的社会象征性，这使得商品成为某种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生活品位和社会认同的符号。实际上，商品的社会象征性是社会化的人赋予商品的特定的社会意义，使购买、拥有该商品的消费者能够显示自身的某些社会特性，如身份、地位、财富、尊严等，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而在这里，我们极端一些地将婚外性行为当作一种消费行为来分析。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高收入者。从当今的情况看，“包二奶”在中国一些地区尤其是南方不仅不被看作是违反社会规范的越轨行为，反而被很多人看作是社会身份地位的体现，在他们看来，“只有有钱有权的才包得起”，“对婚外性的消费可以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下，许多人将婚外性行为当作是显示个人社会地位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婚外性行为这种“炫耀性的消费行为”又是一种象征性的竞争，人们通过相互攀比或炫耀性消费来维持或提升社会地位和身份。 性学家潘绥铭对于中国人性关系的调查显示：在每月收入最高的5%的人里，有45.1%有过婚外性行为，而在收入最低的40%的人中，却只有5%有过婚外性行为。就发生的可能性而言，富人是穷人的6.1倍。这一结果基本上符合“炫耀性消费”的理论要素。同时调查结论可能揭示了一个重要趋势：随着我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高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人们尤其是富人对婚外性关系将持越来越宽容的态度。 中国的“一夜情”也表现出与外国截然不同的生态。研究者张楠发现，有过一夜情的中国人里，2/5的男性和接近一半的女性其实原来就认识对方。“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从一夜情发展到后来的‘多伴侣’。” 问及那些人发生一夜情的原因，张楠表示，很复杂，有的是心情不好，有的是想获得不同人之间的性体验，或者想逃避婚姻中的责任以及通过这个过程中获得对自身魅力的认可。 有意思的是，调查结果显示，有过婚外性行为的男女，其婚内性生活反而更加丰富，质量更高。有受访者说：“每一次的经验都会教我一些‘新鲜’事，让我在家庭里运用。” 那么婚外性对于当事者有什么负面影响？方刚听到这个问题时楞了一下。“如果他/她不能很好地处理，势必会带来心理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对于社会——这跟社会半毛关系都没有，只不过影响了某些人的价值观。” 中国人看起来也越来越擅长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了。在潘绥铭最近的一次调查中，45.24%的受访者表示会“家庭情人两不误”，有1/5的家庭已经切切实实受到了婚外性的威胁，但这些夫妻却仍然没有离婚。 方刚访谈过的受访者们都表示，背后的议论不会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他们也不会因为担心配偶发现而放弃与其他人的性关系，只是会采取更为小心的措施。同时，他们也并不想因为自己追求的浪漫而破坏婚姻。 也有夫妻双方都有婚外性行为而“相安无事”的。一位男性受访者对方刚说：“直到现在我和几个网友都保持着多重性关系，大家都是自愿的、秘密的，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我太太现在还有网上的性伙伴，我也不反对。” 对此，潘一方面感叹中国人的“虚伪”，一方面对“一夫一妻制”这种强调终生专偶的制度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不离婚？不是法律手续的困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顾虑实在太多。不仅有财产分割的问题，还有精神创伤、姻亲关系、再婚贬值以及对抚养权的争夺。 潘点评说，因此，离婚便利远比离婚自由更重要，其逻辑就是：离婚越难，“脚踩两只船”的婚外恋就越多。“在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早就想清楚这个问题了，表现为离婚和再婚的比例越来越高，一生中多次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每一次婚姻中双方都可以做到专一。这就是所谓的‘连续婚姻制’：虽然一生是多偶的，但是随时都是专偶的。可是直到今天，在中国，白头偕老都是一种强制的道德评判标准。”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的婚外恋调查报告:
据调查显示在已经发生的婚外情的女性中，丈夫全然不知的有51%。有的女人在获得婚外性行为后，反而由于自责心态会对老公更加的体贴，夫妻生活也会更加和谐。而有的女人则会更加的冷淡地对待丈夫。这似乎就是两个极端，要么突然变好，要么突然变坏。女性最容易发生婚外情的年龄是30岁，高峰年龄是36-43岁之间。 根据调查，94%的女性认为性生活在婚姻中非常重要。可见嘴上说不要，其实内心还是满满在乎的。只有20%的女性对房事非常满意，25%的女性对性生活非常的不满意。约40%的女性有过婚外情。这个比例低于美国的66%，法国的87%。而男性出轨的比例则有60%。而有9成的男性则表示想出轨。当然过半的女性表示想尝试出轨。 在出轨原因中，寂寞空虚而出轨的原因占据34%，性生活不满意而出轨的占据9.2%。其中绝大部分人出轨后心安理得，超过3成夫妻情侣双双出轨。女性在冷战中出轨，而男性在娱乐场所，出差旅游出轨的比例则更高。 在潘绥铭和方刚看来，当下的中国，性开放和性保守势力已经旗鼓相当。那些反对婚外性乃至其他非主流性行为的人，并非政府和宗教团体，而是一个个普通人，包括那些内心很渴望性的人。“其中很多人不是真的性传统，就是吃不着葡萄还说葡萄酸。” “小三”和“史上最牛小三事件”：小三即第三者的蔑称。2007岁尾，“史上最牛小三事件”轰动网络。一名叫“糖果儿”的“小三”在自己博客上谩骂丈夫前妻，激起公愤。网友发挥人肉引擎的强大威力，把“糖果儿”夫妇的姓名、住址、电话、身份证号和工作单位都一同曝了光，掀起了2007年最为激烈的“讨伐第三者行动”。 “离婚村”：中国重庆市人和村可能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地方，根据官方数据，离婚率超过了95%。原来，当地政府在“房屋拆迁补助办法”里规定，离婚夫妻可以用优惠的价格多买一套房子。结果村民一窝蜂赶办离婚，甚至九十多岁的老太婆都被孙女婿背到民政部门假结婚又假离婚。 (文章资料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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