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引蛇出洞？

中共新晉政治局委員、宣傳部長李書磊在他發於人民日報學習二十大的《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一文中，提出文化建設必須堅持“二為”方向、“雙百”方針。所謂“二為”就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雙百”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表述被敏感的外媒和一些自媒體認為李在此是要學毛，引蛇出洞，然後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家、藝術家、學者和理論家等一網打盡。

梁實秋《聾》：“弄蛇者吹起笛子就能引蛇出洞，使之昂首而舞。”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除了經濟問題外，還有思想、政治問題，跟隨後提出的雙百方針的原則相通。但這篇講話一直到毛澤東去世後才公開發表。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

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實行“雙百方針”。他說：

    “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諸子百家，春秋戰國時代，2000年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說，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讓他們去說”。

他還舉了一些例子，包括蘇聯李森科學派壓制摩爾根學派的事情。

5月26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我們所需要的，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文藝。”“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6月13日，這篇講話在《人民日報》發表。

1956年7月和10月，中共統戰部與民主黨派的座談會上，一些民主黨派人士提出了一些比較激進的意見，比如章乃器主張重審三反五反運動的案件，章伯鈞提議實行“兩院制”，中共統戰部對這些意見起草了書面的回應，對民主黨派較激進的觀點是否定的，但從積極的角度來做了闡述，並沒有進一步的批判提意見的人的意思。但這一回應的草案還在徵求意見中時，開始了1957年5月的大鳴大放，民主黨派再次提出這些意見，卻導致了反右運動的打擊，較溫和的回應始終沒有形成文件。

1957年1月和2月，毛澤東發表多次內部講話，他一方面鼓勵開展百花齊放，另一方面也提醒要鋤毒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發表在5月1日的《人民日報》：“檢查對於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和‘勤儉建國’方針的執行情況。......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教授李汝祺的文章《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僅僅隔了一天，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就於5月1日轉發了這篇文章，在轉發時，不僅加了一個新的標題《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還加了這樣一段按語：“這篇文章載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個肯定的題目，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乾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提出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並導致了隨後的“大鳴大放”。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響應“雙百方針”的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受到打擊。

文化大革命中出現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與1957年的大鳴大放名稱相似，但內容很不一樣。在1975年憲法中提出“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1980年憲法修正案撤銷這一條款。

一些評論認為百花齊放運動和反右運動作為一個整體，與延安整風、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處，章立凡認為毛澤東都使用了在群眾運動和整肅黨內高層之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戰術，金觀濤和劉青峰認為毛澤東沿用了延安整風的三階段策略：一、整風運動和大民主，二、批判對立面，三、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