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大學主樓前的白玫瑰傳單圖案

“白玫瑰”朔爾兄妹的反抗之路

朔爾兄妹

索菲·朔爾（Sophie Scholl，1921年5月9日－1943年2月22日） 是一位納粹德國時期的德國反抗組織白玫瑰的成員。她和她哥哥漢斯·朔爾在慕尼黑大學發反戰傳單時被發現，後以叛國罪處死。自從1970年代以後，她因戰爭期間反抗納粹德國而被當作英雄紀念。

漢斯·朔爾（Hans Fritz Scholl， 1918年9月22日－1943年2月22日）是一位納粹德國時期的德國反抗組織成員。他出於人道主義和基督教教義的精神反對納粹主義，因組織和參加白玫瑰的活動而被處死。

納粹政權自以為控制了青少年的思想，然而索菲·朔爾卻不願意屈從，加入了非暴力反抗組織“白玫瑰”，希望能夠通過發送傳單喚醒人們的良知，反抗希特勒。80年前的今天，她和哥哥漢斯·朔爾被納粹政權送上了斷頭台。

黑色的領巾圍在胸前，她成為“德國少女聯盟”（Jungmädelschaft）的一員。這是納粹德國希特勒青年團的少女分支組織。而3年之後，她和哥哥漢斯·朔爾又在烏爾姆的保羅教堂宣誓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Hitlerjugend ）。

朔爾兄妹的這段經歷常常被人在講述這對反抗納粹政權標誌性人物的時候單拿出來介紹，以說明他們最初曾經對這個政權有過好感。

然而研究索菲·朔爾生平的專家米爾施泰因（Werner Milstein）則不以為然：“對於索菲·朔爾來說，德國少女聯盟之所以對她來說充滿了吸引力，是因為她可以在那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親近大自然，爬樹，坐在篝火旁邊。她坐在那裡幹什麼呢？她在讀里爾克的詩集——這與納粹的意識形態恰恰是格格不入的。”他對於索菲是否曾經是納粹政權的狂熱追隨者持保留態度。

1933年納粹上台之時，漢斯14歲，索菲12歲。他們的父親羅伯特(Robert Scholl)持有自由派的政治立場，對掌權的納粹黨不以為然。他與妻子瑪格達萊娜(Magdalena Scholl)嘗試將基督教的寬容理念傳授給子女們，然而孩子們卻着迷於納粹思潮。

對於當時的青少年來說，加入青年團就意味着自己能夠當家做主、從父母那裡獨立出來，儘管納粹的青少年組織其實是有着嚴格的紀律，要求成員絕對服從的。納粹政權巧妙地利用了青少年的一腔熱血，來服務自己的政治目的。

然而，這些年輕人事實上並沒有希特勒所期待的那樣熱衷於納粹主義。米爾施泰因分析道：“他們自以為控制了年輕人，充分進行了洗腦，所以當事態出現不一樣的發展時，他們感到十分震驚。”

有幾個重要事件促成了索菲·朔爾從納粹青年組織的成員到誓不妥協的反抗鬥士的蛻變道路。這其中包括她的男友弗利茨·哈爾特納格爾（Fritz Hartnagel）在書信中描述的戰爭前線，以及她父親因為批評希特勒的言論被判刑。她的世界開始動搖，而在這樣的時刻她看到了時代前進的方向。

 “我寧願承受難忍的痛苦，也不願過着麻木不仁的生活；我寧願忍受灼人的乾渴，我寧願為了疼痛而祈禱，也不願意成為心靈空空如也的行屍走肉。我想要反抗”，索菲·朔爾在1942年6月29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在這之前，她剛剛在慕尼黑大學登記入學。同年，她在一封給父母的家書中寫道：“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根據米爾施泰因撰寫的索菲·朔爾傳記，她還對自己的閨蜜蘇珊娜·希爾策爾（Susanne Hirzel）說過這樣的話：“假如希特勒現在出現在我面前，而我的手裡有一把手槍的話，我一定會開槍打死他。如果那些男人不動手的話，那麼這件事就要由一個女人來做。”

也是在1942年，她和哥哥加入了反對希特勒的運動——“白玫瑰”組織，秘密散發傳單。索菲從男友弗利茨那裡拿到了1000帝國馬克，用來購買一台複印機。反抗組織交給她的任務是採購油墨、紙張和郵票等物資。儘管她的哥哥漢斯，還有漢斯的朋友亞歷山大·施莫雷爾（Alexander Schmorell）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但是索菲作為年輕女性的加入則賦予這個組織更多的吸引力。

兄妹倆的反抗鬥爭在1943年2月18日被劃上了終止符。那天上午10點，他們帶着一個沉重的箱子來到大學，裡面裝滿了傳單。他們秘密分發了1700份傳單。然而這時候索菲——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地抖落了一沓傳單，紙張如同和平鴿一般散落在校園的中庭。這一舉動造成了他們的毀滅——11點15分，慕尼黑大學的校管人員大喊道：“站住！你們被捕了！”

被捕之後，針對朔爾兄妹和另一位“白玫瑰”成員克里斯多夫·普羅布斯特（Christoph Probst）的審判只用了短短四天。2月22日，他們被判處死刑。宣判之後幾個小時，他們就被送上了斷頭台。

 “這是多麼美好的，陽光明媚的一天，而我必須要走了。可是如今又有多少充滿希望的年輕男人在戰場上失去了生命，如果我們的行動能夠讓成千上萬的人覺醒，那我死又何足惜？”——根據當時和索菲·朔爾同一個監室的獄友回憶，這是她在上斷頭台之前最後的遺言。

白玫瑰

白玫瑰（德語：Die Weiße Rose）是納粹德國時期一個知名的非暴力反抗組織，其成員包含了慕尼黑大學中的許多學生及教授，主要是由漢斯·朔爾、索菲·朔爾、克里斯托夫·普羅布斯特、亞歷山大·施莫雷爾、庫爾特·胡貝爾和維利·格拉夫所領導。而此團體之所以為人所知乃是因為其於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間陸續發送了6張未具名的傳單，主要內容在於呼籲人們參加反抗希特勒政權的運動。

白玫瑰的6名核心成員於1943年時被蓋世太保逮捕，並於同年被送上斷頭台。而他們所散發的第6份傳單後來由法學家赫爾穆特·詹姆斯·馮·毛奇帶出德國，並輾轉透過北歐流入英國，且於1943年7月被大量印刷後透過同盟國的飛機發散在德國境內，其標題為：“慕尼黑學生的聲明”（The Manifesto of the Students of Munich）。

由於他們無懼於死亡而仍堅持對抗第三帝國的統治，白玫瑰的成員們在今日廣受德國人尊敬，且幾乎被視為是英雄。如同馮·毛奇所言，“它們搭起了通往無納粹世界的橋梁”。

 “ 難道不是每個正直的德國人這些日子以來都對他們的政府感到羞愧？我們之中，誰能想像當面紗從我們臉上滑落，而那些可怕程度遠超出過去任何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揭露於世時，我們及我們的後代將會感受到多大的羞恥？            ”

——白玫瑰的第一份傳單。

白玫瑰的核心成員是由慕尼黑大學的成員─索菲·朔爾、他哥哥漢斯·朔爾、亞歷山大·施莫雷爾、維利·格拉夫、克里斯托夫·普羅布斯特、Traute Lafrenz、Katharina Schueddekopf、Lieselotte (Lilo) Berndl、Jurgen Wittenstein、和Falk Harnack所組成，大部分的人都僅20多歲而已。一位教授哲學和音樂學的教授，庫爾特·胡貝爾則與他們發起這個運動的動機有關。另外，威廉·蓋爾（Wilhelm Geyer）、Manfred Eickemeyer、Josef Soehngen、以及Harald Dohrn則參與了他們之間的討論， 蓋爾教亞歷山大·施莫雷爾如何製作他們印製傳單的錫模板。斯圖加特的Eugen Grimminger資助了他們的運動，Grimminger的秘書Tilly Hahn將她自己所有的存款都拿來資助此運動，且為Grimminger和白玫瑰之間的中介者，她時常從斯圖加特將信封、紙、和多出的複印機等資助品帶到慕尼黑給白玫瑰使用。

在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間，他們印製並發散了6份傳單，在其中，他們號召德國人民一起共同對抗納粹的專制和暴政。最後一份傳單是由胡貝爾教授所撰寫。第7份傳單的草稿是由克里斯托夫·普羅布斯特所草擬，而這份草稿在漢斯·朔爾被蓋世太保逮捕時被發現了。索菲·朔爾在她被監禁以前試圖把所有的罪都攬在自己身上，漢斯則沒有這麼做，因為他身上有普羅布斯特的草稿和蓋爾給他的煙草卷，這使得普羅布斯特難逃一死，並幾乎毀了蓋爾。

白玫瑰的發起有受到德國青年運動所影響，克里斯托夫·普羅布斯特為其成員之一。漢斯·朔爾在1937年以前都是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之一，且索菲·朔爾也是德國女青年聯盟（Bund Deutscher Mädel）的成員。成為這兩個團體的成員是德國青年的義務，儘管許多像是Otl Aicher和Heinz Brenner從未加入過這兩個團體過。Deutsche Jungenschaft vom 1.11.1929對於漢斯·朔爾和他的夥伴有着很大的影響。d.j.1.11是在德國青年運動中由Eberhard Koebel於1929年發起的團體。

白玫瑰的傳單廣泛引用聖經、亞里士多德、和諾瓦利斯，另外也包含了歌德、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言論。他們訴諸那些德國知識分子，相信他們能喚起大家發自內心的反對納粹政權。首先，那些傳單從巴伐利亞和奧地利被郵寄出去，因為白玫瑰的成員們認為南德人應該較能接受他們的反軍國主義信息。

“ 國家從來就不是目的，唯有當他成為讓人類實現目標的條件時，他才具有重要性。人類的目標不外是提升個人的力量來促成進步。如果有任何國家體制阻撓個人內在力量的發揮、妨礙思想的進步，即使她的思慮再細密、結構再完備，她還是有害而無用的。    ”——白玫瑰的第一份傳單。

亞歷山大·施莫雷爾所寫下的這些文字是白玫瑰的傳單中最為人所稱道的部分。許多最為真實的資料－關於戰爭和殺戮的資料－在亞歷山大的筆下被一一道出。漢斯·朔爾則從哲學的領域出發，並以此為理由，勸誡德國人必須要有所行動。

在1942年7月底，成員中的部分男學生在暑假期間被徵調到東線的德蘇戰爭中去服兵役（從事醫療服務）。而在之後的秋天，那些男學生回來了，於是白玫瑰便繼續他們的反抗活動。在1943年1月時，利用手動複印機，他們的第五份傳單，“呼籲所有的德國人”，被認為約莫印製了6000到9000份不等，並且被郵遞分散至許多城市之中。這些傳單曾在斯圖加特、科隆、維也納、弗萊堡、開姆尼茨、漢堡、因斯布魯克、以及柏林出現。而這第五份傳單是由漢斯·朔爾所草擬，並由胡貝爾教授修改後完成。這些傳單警告大家，希特勒將會把德國帶入萬惡的深淵之中，隨着聯軍力量的集結，德國無疑的將會戰敗。他們敦促看到這些傳單的人“支持反抗運動”，為了“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以及保護個人免於受到罪惡的獨裁國家之獨裁行為所迫害”而奮鬥！而這些原則將會成為“新歐洲的基礎”。

“ 儘管在被德國征服的波蘭中，已經有30萬的猶太人在這個國家被以最殘忍的手法屠殺...德國人仍然笨拙的靜止不動，愚蠢的沉睡着，並且助長那些法西斯的罪行。...任何人都希望對於此類的行為能被宣告無罪，每個人都希望繼續以最平靜的步伐，最平淡的良心走完人生的路途，但他不會被宣告無罪，他將有罪、有罪、有罪！         ”

——白玫瑰的第二份傳單。

這些傳單觸動了蓋世太保的警覺，他們開始積極的尋找出版者為何人。

在1943年2月的3日、8日和15日，“自由”和“打倒希特勒”的口號出現在慕尼黑大學及其他的建築牆面上。亞歷山大·施莫雷爾、漢斯·朔爾和維利·格拉夫以瀝青將這些口號寫在各個建築的牆壁之上（相似的塗鴉也在同一時間被模仿者繪製在周遭區域）。

在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的戰役中，德國遭受到令人震驚的慘敗，這促使了白玫瑰的第六份傳單的完成。由胡貝爾教授主筆，標題為“同學們！”的傳單。其內容寫道，“我國人民一直以來所遭受的那種卑劣暴政”結束的那天預估即將到來。如同德國人在1813年時曾經盼望大學生幫忙推翻拿破崙一樣，現在他們也盼望着大學生幫忙推翻納粹的恐怖統治。“斯大林格勒的亡靈是如此懇求我們！”

1943年2月18日，正巧與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在總體戰演講中召喚德國人民擁護總體戰同一天，朔爾兄妹帶着一整個手提箱的傳單到了慕尼黑大學。他們匆忙的將一大堆傳單投入空曠無人的中庭，希望其他學生從演講廳出來後可以發現這些傳單。他們本來應該在下課前離開，但在離開之際發現還有一部分的傳單仍在手提箱中，而他們決定不要留下這些傳單，要將之全部發完。於是他們便返還了中庭，並且爬上樓梯到了頂樓，索菲將所有剩下的傳單撒向空中，而這個舉動被校園管理人Jakob Schmid看到了。於是警察便來到了校園之中將朔爾兄妹帶走，並且交由蓋世太保拘留。其他的活動成員很快的也全都被逮捕了，所有和他們有關連的組織和個人也都被抓去訊問。

朔爾兄妹和普羅布斯特是人民法院（人民法庭是審理對抗納粹德國政府之政治犯罪的法庭）第一階段的審理對象，1943年2月22日，他們被由羅蘭德·弗萊斯勒法官負責主持審理的法庭以叛國罪判處死刑，三個人並於同日被送上斷頭台執行死刑。他們三個人皆因為他們在面對死亡時的勇氣而留名於世，特別是索菲·朔爾，儘管受到相當激烈的審訊（儘管有報告指出，他因為受到酷刑而斷腿的事情是錯誤的），其意志仍然相當堅定。她在審訊時告訴弗萊斯勒：“就如同我們所知的一樣，你也知道這場戰爭我們是輸了。但為什麼你卻如此怯於承認這件事？”

白玫瑰的第二階段審理是在1943年4月19日。在審判前只有11個人被起訴，但在最後一刻，檢察官將Traute Lafrenz、Gisela Schertling、和Katharina Schueddekopf追加起訴。沒有人有辯護律師，只有在其中一人由她的朋友替她向法院提起上訴時有被指派律師。

胡貝爾教授被指控後，由他的好朋友Justizrat Roder，一個高級的納粹份子當他的辯護人，但Roder在胡貝爾被審訊以前卻未去看過胡貝爾，也未曾讀過胡貝爾的傳單。另一個辯護人完成了整個預審文件。而當Roder意識到所有的證據對於胡貝爾有多不利時，他辭職了，由那個年輕的律師繼續處理。

Grimminger最初因為資助白玫瑰而被宣判死刑，但他的辯護律師成功的運用技巧，讓Tilly Hahn說服弗萊斯勒相信Grimminger對於那些錢被用於何處毫無知悉。於是後來Grimminger逃過了死刑，只被判有期徒刑10年。

白玫瑰的第三階段審理在1943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進行，因為弗萊斯勒預期威廉．格拉夫、Harald Dohrn、Josef Soehngen、和Manfred Eickemeyer將會被判死刑，而他不希望一次的審理中有太多的死刑，所以將這四個人的審訊延遲到隔天。然而，針對這四個人的證據卻遺失了，所以審理時間被推遲到了1943年7月13日才進行。

在這次的審理中，Gisela Schertling，他背叛了他的朋友，即便像是Gerhard Feuerle這麼要好的朋友也背叛了。但他最後撤回了對於她們所有人的證言。由於弗萊斯勒並未主持第三次審判，所以最後除了Soehngen (他只被判有期徒刑6個月)以外皆因證據不足而被宣告無罪。

亞歷山大·施莫雷爾和庫爾特·胡貝爾在1943年7月13日被斬首，而維利·格拉夫則在1943年10月12日時也被斬首。白玫瑰成員的朋友和同學、同事，曾經幫忙準備或發送傳單以及幫普羅布斯特的遺孀和稚子募集金錢的人也都被判6個月到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4月19日被釋放後，Traute Lafrenz又再次被逮捕。她在戰爭的最後幾年都被關在牢裡，而由於聯軍的空襲，她的審判一直被延期並轉移至別的地方審理。他最後在1945年4月時被判刑，且之後很有可能被執行死刑。然而在判決後三天，聯軍解放了他被監禁的城鎮，而因此救了她一命。

在慕尼黑大學中有兩座紀念此事件的廣場，一座是被稱為朔爾兄妹廣場的中央廣場，而與之對立的廣場則是胡貝爾教授廣場。另外在慕尼黑大學的前方還有兩座大型的噴水池，分別位於路德維希大街的兩旁。一座是為了紀念朔爾兄妹，而位於大街對面的另一座則是為了紀念胡貝爾教授。在德國境內許多學校、街道和其他場所皆以白玫瑰中的成員名字命名，以紀念白玫瑰運動。白玫瑰也成了許多藝術家的題材，包含了由作曲家烏多·齊默爾曼（Udo Zimmermann）完成一部相當受歡迎的歌劇─“白玫瑰”。

隨着納粹政權的殞落，白玫瑰成為了德國人心中對抗暴政的代表，讚揚他們的行為不為個人權力或是自我膨脹。他們的故事成為了眾所皆知的事，作曲家卡爾·奧爾夫在他受到聯軍審訊時表示他是白玫瑰運動的發起成員之一（儘管有些人表示不認同），且最後被釋放了。事實上，他只是認識胡貝爾教授，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奧爾夫曾經參與該運動。

導演米高尹奧雲的1982年德國電影"Die Weiße Rose"和導演馬可羅夫蒙特（Marc Rothemund）的2005年德國電影"Sophie Scholl – Die letzten Tage"都是講述白玫瑰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