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社科界的焦慮將揮之不去

自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決定改革開放以來，其哲學社會科學有了明顯的進步和發展，除了各個大學的學科建設逐步正常化，翻譯引進了大批西方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原着，哲學社會科學界逐漸產生了創造自己的知識和理論的衝動和自覺。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寫文章，呼籲創造中國人自己的原創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和理論。你只要稍微瀏覽一下中國的哲學社會雜誌或大學的學報哲學社科版，你就會不經意之間看到類似的文章。有一位叫鄭永年的政治學家寫文章指出，中國的哲學和社會科學還處在被殖民的狀態，中國沒有自己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他呼籲中國的學人努力創造適合中國國情以及中國可以實踐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這樣的文章不在少數。我還看見有中國學者寫文章說，現在中國學術界渴望創造自己的理論已經產生了一種全民族的集體焦慮。這種狀況一直持續至2016年。

2016年5月17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召開一次《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他在會上發表講話指出：“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於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於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不斷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用發展着的理論指導發展着的實踐。在這個過程中，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見新華網）

以後，中國的學術機構的領導人不斷召開會議，號召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勇於創新，建構中國的理論體系和思想體系。有人寫文章呼籲培養大批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中國的政學兩界已發現，隨着中國的經濟崛起，中國文化需要復興，而且中國需要國家話語權。有人指出，中國要崛起，需要創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哲學和理論。

最近我看見報道，今年鄭永年出席“學術中國”國際高峰論壇並發表講話直接表明：“中國社會科學需要自己的原創性理論。正如原創性的技術一樣，原創性理論也是大國重器。”（鄭永年：中國政治經濟學原創性理論的叄大來源；見愛思想網站）

今年12月11日，華南師範大學舉辦其首屆政治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暨“南粵政治學論壇”2021年學術年會。清華大學教授任劍濤到會致辭。他說：“近十年來，中國政治學頗有處境艱難之感。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說，華南師範大學此舉，應被視為是挽政治學於頹勢的一個壯舉。”“能夠對政治學研究有專業性的知識貢獻，是一個重要而緊迫的事情。”（任劍濤：挽政治學於頹勢的重要壯舉；見愛思想網站）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有此理論自覺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但是，個人認為，要創造理論和知識還要取決於中國現在的社會政治條件。人們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自己的思想、理論和知識。思想、理論和知識說到底來源於人們的社會實踐。人們的社會實踐總是有其一定的社會歷史背景。這個問題不能忽略。具體而言，我個人的看法是，能不能創造理論和知識取決於兩個方面。第一，需要湧現能夠創造理論和知識的人。不是所有人都具備這個能力。有的時候，一個社會內只有極個別的人能創造理論和知識。在此情況下，鑑於這樣的人是不可替代的，你就要給這樣的人創造理論和知識的一定條件。就是說，你不要難為別人，不要給別人找麻煩，給與這些人一定的生活條件以及學術研究的條件；第二，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由於人類的知識積累是有限度的，由於創造理論和知識需要借用前人創造的理論和知識或者需要從他們的理論和知識中吸取有價值的部分重新創造，創造理論的可能性也有限度。潛在的能被創造出來的理論也有限度。換言之，客觀上說，沒有多少理論能被創造出來。從一定意義上說，已被創造的理論是比較容易被創造的理論，以後的理論可能都是不太容易被創造出來的理論。如果學者的能力保持不變的話，能被創造出來的理論可能會越來越少。而且大部分理論都已被西方人創造出來了。剩下的都是難創造的理論。亞洲人要創造理論，難度會很大。

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日月已過180載而中國的學術界迄今為止仍然無法創造一套哲學或社科理論。不過，通過看過中國學者寫的學術著作，我就知道，中國的學者沒有按照創造理論的方法去寫書。我看見書的標題就知道有關的書能否創造理論。我沒有看見那樣的書。這就說明，從事哲學和社科研究要按照創造理論的方法努力。學術界需要研究創造理論的方法。中國有很多沒有創造理論的學者在指導別人怎樣創造理論。同時，又看不起已經創造了理論的學術同仁。如果不謙虛求教，恐怕中國的學者距離創造理論的那一天還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