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社科界的焦虑将挥之不去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以来，其哲学社会科学有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除了各个大学的学科建设逐步正常化，翻译引进了大批西方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原着，哲学社会科学界逐渐产生了创造自己的知识和理论的冲动和自觉。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写文章，呼吁创造中国人自己的原创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理论。你只要稍微浏览一下中国的哲学社会杂志或大学的学报哲学社科版，你就会不经意之间看到类似的文章。有一位叫郑永年的政治学家写文章指出，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还处在被殖民的状态，中国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他呼吁中国的学人努力创造适合中国国情以及中国可以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这样的文章不在少数。我还看见有中国学者写文章说，现在中国学术界渴望创造自己的理论已经产生了一种全民族的集体焦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2016年。

2016年5月1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召开一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新华网）

以后，中国的学术机构的领导人不断召开会议，号召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勇于创新，建构中国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有人写文章呼吁培养大批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中国的政学两界已发现，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文化需要复兴，而且中国需要国家话语权。有人指出，中国要崛起，需要创立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和理论。

最近我看见报道，今年郑永年出席“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并发表讲话直接表明：“中国社会科学需要自己的原创性理论。正如原创性的技术一样，原创性理论也是大国重器。”（郑永年：中国政治经济学原创性理论的叁大来源；见爱思想网站）

今年12月11日，华南师范大学举办其首届政治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暨“南粤政治学论坛”2021年学术年会。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到会致辞。他说：“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学颇有处境艰难之感。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华南师范大学此举，应被视为是挽政治学于颓势的一个壮举。”“能够对政治学研究有专业性的知识贡献，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事情。”（任剑涛：挽政治学于颓势的重要壮举；见爱思想网站）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有此理论自觉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个人认为，要创造理论和知识还要取决于中国现在的社会政治条件。人们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思想、理论和知识。思想、理论和知识说到底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人们的社会实践总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具体而言，我个人的看法是，能不能创造理论和知识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需要涌现能够创造理论和知识的人。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这个能力。有的时候，一个社会内只有极个别的人能创造理论和知识。在此情况下，鉴于这样的人是不可替代的，你就要给这样的人创造理论和知识的一定条件。就是说，你不要难为别人，不要给别人找麻烦，给与这些人一定的生活条件以及学术研究的条件；第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于人类的知识积累是有限度的，由于创造理论和知识需要借用前人创造的理论和知识或者需要从他们的理论和知识中吸取有价值的部分重新创造，创造理论的可能性也有限度。潜在的能被创造出来的理论也有限度。换言之，客观上说，没有多少理论能被创造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已被创造的理论是比较容易被创造的理论，以后的理论可能都是不太容易被创造出来的理论。如果学者的能力保持不变的话，能被创造出来的理论可能会越来越少。而且大部分理论都已被西方人创造出来了。剩下的都是难创造的理论。亚洲人要创造理论，难度会很大。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日月已过180载而中国的学术界迄今为止仍然无法创造一套哲学或社科理论。不过，通过看过中国学者写的学术著作，我就知道，中国的学者没有按照创造理论的方法去写书。我看见书的标题就知道有关的书能否创造理论。我没有看见那样的书。这就说明，从事哲学和社科研究要按照创造理论的方法努力。学术界需要研究创造理论的方法。中国有很多没有创造理论的学者在指导别人怎样创造理论。同时，又看不起已经创造了理论的学术同仁。如果不谦虚求教，恐怕中国的学者距离创造理论的那一天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