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界沒有愛學術的人 我指的是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界，不是指自然科學界。我不了解中國的自然科學界。我了解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界。所謂愛學術的人指對學術發現和學術理論的進展，特別是新的理論的問世，充滿好奇心和求知慾的人。 我寫了如下兩本書，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有一系列學術發現。 
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Second Edition 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Second Edition 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推廣，似乎本人的書並沒有獲得一定的知名度。我推廣的唯一一個渠道是在海外華人辦的一個學術網站（中國：歷史與未來）上登載了我的一個論文，介紹我本人創造的一個宏大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前言部分，主要是一個政治理論體系。還有，我的書在網上書店銷售，感覺出售了若干本書，好像第一本書銷售出去20多本，而第二本書銷售出去近20本。這是一年至一年半時期的銷售量。目前還在銷售。昨天就看見銷售出去一本。但是，沒有引起學術界的反響。在海外，西洋人可能就不會看我本人的書，但也不一定。記得德國一位讀者讀過我的一本書，並在亞馬遜網站的我的一本書的網頁上留下書評，反應積極。在中國，我的書沒有引來關注。鑑於本人的書創造了一個宏大理論體系，包括一個國家起源的理論和一個完整的國家理論，而且本人的書的內容獨特，不和以往學者寫的書的內容重複或重疊，應該具有明顯的重大學術價值。 特別是鑑於在今日中國，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180多年，中國的知識界或學術界就從來也沒有為這個世界創造任何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也沒有為人類社會貢獻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思想文化產品，學術界就更應該關注我本人創造的宏大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思想體系了。這是因為這件事很緊迫。在歐洲，德國的哲學界、法國的政治思想界和英國的經濟學界都對人類文明做出重大貢獻。就連在歐洲被人認為落後的俄羅斯都在思想文化方面對世界有所貢獻。例如，俄羅斯的文學和音樂舞蹈都有突出成就。中華民族拿什麼來貢獻給世界？ 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中國，我本人創造的一套政治理論或社會理論竟然在中國沒有得到任何反響，似乎中國的學術界還在昏昏欲睡，對新理論體系和新的學術進步毫不關心，反而麻木不仁、遲鈍木納、漠不關心、冷眼而對。我投遞給《愛思想》網站得一個論文也被拒稿。這讓我感到中國的學術界裡缺乏真正愛學術的人，就是缺乏對新的學術進步具有好奇心和具有濃厚興趣的人。這讓我又回看中國的學術界。我發現，中國學術界裡真正關心學術進步的人非常奇缺。大量知名度比較高或被人們認為學富五車的人關心的是如何獲得更多的學術頭銜或夾帶有官職的那些職務頭銜，如什麼院長、主任之類的名頭。他們到處熱衷於講學或作報告，提升自己的社會知名度，逐漸成為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但是他們的學術水平其實很差。他們這些人中間不乏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並在海外擔任過教授或研究員的人，但是，你看他們的學問，則不怎麼樣。就是說，沒有原創作品。一個學者出不了原創作品，基本上就可以肯定其學術水平一般。就是說，他們只能從事重複勞動。就是把前人的觀點和理論拿來，用自己的語言和思路重新組織一下前人的理論或觀點，他們只能做到傳承知識和理論及觀點，但是無法產生新的理論和觀點。他們只是學問家，但不會是思想家。最多就是一般的學術弄潮兒。 在這方面，還真有幾個典型。鄭永年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分校的教授和博導，兼任中國各地很多學術機構或教育機構里的若干職務，經常發表高見，對中國的發展形勢發表看法，指點江山，的確寫了不少書，主要是介紹中國模式，其研究方法就是利用現有理論分析中國形勢，而做學術報告時做形勢綜述比較多，但是，此人沒有在基礎政治理論方面有任何建樹，而是到處說中國需要自己的知識體系。但是，他自己卻沒有創造什么正規的知識體系來。他經常到外地去做報告，發表演講，但是，學術水平其實有限； 還有一個叫趙鼎新的教授，此人原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講座教授。目前已退休，就到中國浙江大學社會學系任主任，在中國講學。我不是說趙教授一點學問也沒有，沒有學問他當不了美國的名牌大學講座教授，我關注了他的一些著作，如《天安門的力量》、《儒法國家：中國歷史新論》、《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等。我曾經從頭到尾仔細閱讀他的第二本書《儒法國家》。雖然他自稱是一個新理論，我個人看法，他的書談不上是一個社會科學的理論，他的書只是描述了中國古代從西周到東周的政治歷史演化形成儒表法里的國家意識形態，從而為建國奠定思想基礎。那談不上是一個理論。 從一定意義上說，趙教授和鄭教授有一個共同點，除了這兩個人的原籍都是浙江以外，他們在社會上都兼有很多虛銜，職務很多，名聲很響，學術地位顯赫，喜歡到各個單位去講學，收穫了很多鮮花和掌聲，但是，他們在基礎理論方面都沒有任何實質建樹。直白一點說，他們都沒有建構獨特的社會科學理論。鄭教授專攻政治學，但是，擅長講中國的故事，還帶頭抱怨中國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趙教授研究社會學，主要是研究社會運動，有時還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發表高論，但是，也是以分析社會運動或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見長。鄭教授和趙教授的研究方法都不是創造理論的方法。他們的名氣很大，但是，學問功底一般。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最高效地利用了自己擁有的學術資源，博取社會知名度和社會地位很有一套，但是，他們並非是真正愛學術的人。我本人就創造了一套政治理論體系或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在認識人類社會方面取得重大進展，但是，中國學術界裡鮮有人對本人的理論和發現感興趣。這說明在今日中國學術界找不到真正愛學術的人。相反，中國學術界裡愛學術頭銜、愛名譽的人很多。這很不利於中國的學術事業的發展。如果沒有真正的學術進步，學人的名聲和地位都是虛幻之物。 像我這樣的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人是吃虧的人。我做學問的時候，就是想建構社會科學宏大理論。為了建構一個理論體系，我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我不可能在短期內出成果。90年代，我在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學系擔任副教授。現在，政治與行政管理學系已升格為政府管理學院。由於我在那裡工作6年沒有寫出書，有的人認為我沒有學問，就趕我走。我辭職以後，就失業了。我在上大學之前是中國中央企業的一名職工，有很好的工作。如果我不去上大學，我不會失業。相反，我去上大學，讀研究生，最後反而失業了。我就是一個有學術事業心但在職場失敗的人。 如果不是去創造理論，而是在學校領導面前投其所好，出短平快產品，往往就被視為學術新星，得到獎勵。復旦大學的王滬寧是我的同行。他平均一年半出版一本新書。他當年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副教授。後來很快升任正教授。當上系主任和法學院院長。最後，被中央領導人看中，進京輔佐中央領導人，當他們的理論顧問。但是，在學術上，王滬寧並沒有創造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他在基礎政治理論方面並沒有實質建樹。原因是，他的研究基本上也是重複勞動。他將西方政治學的知識和馬列主義教條雜糅在一起，並注意用來解釋中國的政治發展。不能說沒有一點自己的思考，比如，他到美國去考察，認為美國的政治社會制度是個人主義的和享樂主義的等等，但是，他的個人想法基本上都是點點滴滴的想法，根本就沒有形成體系，所以，也沒有自己的理論。根據我本人的經驗，我認為，不管王滬寧再怎樣努力，他不可能創造自己的理論體系，因為他過分地堅持前人的理論體系。他早已被前人的理論牽着鼻子走，失去自己的思維的主體意識。這樣，他沒有首創精神，無論如何都無法創造自己的理論了。 本人就是始終懷疑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我不願意照抄照搬前人的理論。所以，我也不想寫短平快產品。在政治學領域內，你要寫短平快產品，那就是抄襲或實質上抄襲。這樣做有利於你保住你的教職，並得到提升，但是，代價是，你無法再創造理論。我就是這樣被中國的大學淘汰的。我成為一個被中國大學淘汰的少數人之一。有些人是因為學術不端被淘汰；有些人是因為政治立場與官方立場不合被淘汰。我是因為被認為沒有學術能力被淘汰，儘管我還到德國去進修過，在德國的大學裡學習過。沒一個中國的大學裡沒有一個讓人無法抵擋的逆淘汰機制，就是你要想創造理論，你要想對人類的思想文化有所貢獻，你要想為國爭光，你所在的大學就將你淘汰出局。我的命運就是這樣的。相反，那些喜歡搞短平快產品，投領導所好的人會平步青雲，看看王滬寧的成長過程你就明白了。 想當年，我在那裡念書的時候，我就是不喜歡陳其人教授講授的《資本論》課。有一次，交作業，我將陳其人教授60年代寫的一本書的一段原封不動地抄寫下來，交給他。我做出了一次抗議。每個星期要交一個Paper。針對所有的Paper，我都是自己寫的。只有一次，我抄寫了他的書。是抗議。最終，他給我的分數是及格，是最低分。而王滬寧是陳其人的高足。我沒有走陳其人指的路。我走了一條自己的路。我被中國的大學淘汰了。我的命運很悲慘。但是，我最終創造了理論。我在一個地方丟失的東西，我又在另外一個地方撿回來。我在一個方面的損失在另外一個方面得到了補償。這就是命運的安排。我的經歷說明，在中國學術界，你搞重複勞動，不斷抄襲，你就能成為知名教授，步步高升；你要試圖創造理論，搞一些獨特的東西，你就被排擠、被淘汰。如果不改變這個局面，中華民族要為世界貢獻思想文化產品或為人類貢獻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或思想體系就會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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