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哲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當年研究語言的起源的時候說語言形塑社會。這個觀點很有前瞻性。我研究語言和國家的關係的時候就是持有這個觀點。不過，我自己研究的時候不知道亞當·斯密也有類似看法。不過，在其他方面，我的研究跟他的研究不一樣。亞當·斯密說，名詞、動詞等詞彙的形成和人類的社會的形成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斯密說一個適當的名詞通過指認某個對象以後成為社會共用的名詞，等等。我不是從這個思路研究語言的。我是將語言跟媒介結合起來研究的。本人認為，人類使用語言，肯定要使用媒介。所以，研究語言應該同時研究媒介。固然，語言被認為被人類用來形塑社會，但是，我認為語言需要通過媒介來形塑社會。這是本人關於語言的研究與西方語言哲學家的研究不同之處。本人自信在此方面能創造理論。我認為，如果將語言的研究和媒介的研究結合起來，可能形成一個廣義的語言哲學。這可能為未來的社會科學研究開闢一條大路。 為什麼西方語言哲學家研究語言和其社會功能一直未能創造理論，而如將語言的研究跟媒介研究結合起來就有這種可能性？原因也在這裡。當西方哲學界創立語言哲學的時候，哲學家沒有考慮媒介。德國哲學家Gotlob Frege創立語言哲學的時候，他研究的只是語言。他後來又創立數學哲學，而他的數學哲學也是他的語言哲學的一部分或延伸的部分。這跟亞當·斯密的思路有類似之處，就是沒有考慮媒介。20世紀哈佛大學的語言哲學家Saul A. Kripke幾乎百分之百地承襲Frege的語言哲學，沒有考慮媒介。還有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校區的語言哲學教授John R. Searle研究言語現象也是一樣，沒有包括媒介的研究。學者研究語言和政治的關係也受到類似影響。 目前，按照這種思路研究語言和政治的關係的學者主要集中在英國的曼徹斯特大學、西班牙的瓦倫西亞大學和加拿大的滑鐵盧大學。但是，雖然那裡的教授出版過專著，但是，也沒有創立任何理論。如果他們將語言的研究跟媒介的研究結合起來，就能創立理論。我是這樣看的。但是，本人沒有辦法跟他們交流，因為我不是大學教授。 Liberty Fund是美國的一家教育基金會，研究美國的立國價值觀。這個機構也是一家學術出版社。2024年5月，這家機構舉行一次有關語言的政治哲學的研討會，研討會的題目是： An Economy of Words: Adam Smith an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重點研究亞當·斯密的語言哲學。主持會議的人將亞當·斯密的作品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First Formation of Languages列為會議參考書。這個作品是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講課時的講稿，收錄在他的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論》的後面。這是討論語言的第一部分，聚焦語言的起源和語言形塑社會。 會議的第二部分討論語言和國家形成的關係。會議將本人寫的一本書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Second Edition列為參考書。美國有些學者注意到本人的研究。本人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包括對國家的來源的看法。這可能影響到學術界有關立國價值觀的表述。美國的立國價值觀主要體現在她的獨立宣言裡面。但是，學術界有詳細的研究和表述。這樣的表述在不斷調整和變動。 會議還有第三部分，討論語言形塑社會在不同方面的表現，如語言形塑文化和商品社會方面的表現。 會議還有第四部分，討論語言的未來潛能等。 也有很多文獻列為參考書。 從這些學術動向看，將語言哲學和媒介哲學結合起來研究可能是未來學術界取得進展的一個知識增長點。
補充說明： 英國哲學家Michael Oakeshott說：法律是副詞。為什麼說法律是副詞？法律規定什麼樣的社會行為是可接受的和什麼樣的社會行為是不可接受的。副詞修飾動詞，當然副詞也修飾形容詞。法律條文裡充滿副詞功能的表述。根據同樣的道理，我們可以認為，哲學是名詞；歷史是動詞；文學藝術是形容詞；宗教是疑問詞。這樣的研究皆濫觴於亞當·斯密的研究。 我不這樣研究。我認為，歷史是一個提供信息的語言通訊過程；哲學是解釋世界的語言通訊過程；文藝是表示態度的語言通訊過程；宗教是做出承諾的語言通訊過程；法律是發布命令的語言通訊過程。人類通過語言的這些功能形塑自己的社會。 雖然本人的思路跟西方學者的思路不同，西方人能理解我的觀點。討論相關問題時，本人的研究也能做出一點貢獻。本人能插上話，甚至能有一個席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