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与玩弄宪法
   
   辛子陵
   
   邓小平在与波兰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1]
   
  
   
   
   党国体制不属中国特色，是从苏联搬来的。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列宁创建的苏维埃就是党国体制的母本。用列宁的话说：党国体制“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2]这个体制不仅摧毁了公民社会，也摧毁了执政党。在苏联是十七次代表大会后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员被枪毙，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中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员被批斗、被关押，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党国体制使政权组织和执政党都成了独裁者的驯服工具。
   
   毛泽东在进城时，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拍胸脯说，我们实行民主，不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可是不久，就背弃自己诺言。对推行苏联党国体制且有“创造”和“发展”，他的公式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借马克思之皮，行秦始皇之法，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做皇帝。他把党国体制理论化和系统化了，成为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
   
   
   
   什么是党国体制？
   
   
   
   党国体制有四个特点：一是执政党位尊宪法之上；二是军权不在政府；三是政权二元化；四是民权虚幻化。党国体制是个人野心家篡军、篡党、篡国的杠杆。
   
   1954年毛泽东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制宪行宪那一年，毛泽东在党中央一次会议上，作过一次宪法交底的讲话，为党国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3]
   
   这篇谈话，充满了山大王“替天行道”的霸气。主要是打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宪政派的。毛泽东先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制宪行宪为不得已，那是欺骗民众的花样，一切还得党说了算，谁代表党，我毛某人。
   
   但有一句话毛泽东说对了：“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毛泽东念念有词的党的领导，是毛泽东的个人领导，中共形成的传统是只有他代表党。按宪法办事，毛泽东将失掉绝对权力。在法理上，党不能高于宪法，“伟光正”的党也不能高于宪法。执政党须在宪法范围内从事国务活动，违宪要受到弹劾。要么不要宪法，实行军事管制，军政府执政，别人说你独裁，你就硬着头皮顶住；你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承认“权为民所赋”，从民意中找到政权的合法性，制定宪法，就要自觉跳进宪法的笼子，像小布什那样，站在笼子里对民众讲话。尽管这部宪法是你这个党领导起草的，或者是你毛泽东主笔起草的，但你的党，你毛泽东本人，也得服从这部宪法。
   
   毛泽东的公开姿态是要实行宪法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在座的各位”当然应该包括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他说过“玩宪法”的话。他把全党都玩了，把民主党派和追求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都玩了。
   
   前后两段话，中共高级干部信哪一段呢？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信哪一段呢？信前一段。这一番话在中央领导层影响深远，根深蒂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至今起着作用。请注意这话：“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有毛泽东这句话作为“最高指示”，整个宪法全是废纸，政治体制改革撂在脑后没商量。你向中共领导人建议实行民主宪政，他心里有这段话垫底，继续跟你“玩宪法”，绝对听不进去。因此，不把这段话中隐藏的法家权术说破，不把这个个人独裁的护身符揭穿，不把这个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引入绝境的指导思想推倒，中国宪政无望，民主无望。中国政治改革的难点，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先有意识形态的改革，大家（特别是高层）认识统一了，才能有民主宪政。
   
   毛泽东创造的党国政体，是个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体，是六十年来中国祸乱不断的根源。它的宪法两次（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被颠覆，根据宪法组建的代议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形同虛设，且被停止活动十年。它缺乏稳定性和程序性，发生了六次非程序更迭——毛时代是打倒刘少奇、林彪和粉碎四人帮，邓时代是罢黜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党国体制下，发生了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饿死三千多万人、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八九风波、严重两极分化以及党走向整体性腐败等重大错误。
   
   毛泽东是法家，是韩非子的信徒。韩非子把学问分成两类：法和术。第一类学问是法。法是教化臣民，指导工作，治理天下的方法。第二类学问是术。术是帝王南面之术，驾驭臣民，坐稳皇帝龙位的要诀，是自己使用的东西。所以，韩非子有规定：“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或以露布形式传播四面八方，或以典籍形式流传衙署学宫；术则秘而不宣，只对最亲近的人口传身授。毛泽东那段关于宪法的谈话是术，是现代帝王的南面之术。口传身授，在党内一代一代像传家宝一般地传下来。
   
   
   
   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何时完成、怎样运作的？
   
   
   
   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1954年制宪行宪时鬼斧神工般地悄悄完成的。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彭真兼秘书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国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董必武；中国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张鼎丞。
   
   在政权系统高级职务的安排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党内外高层人士弹冠相庆的时候，1954年8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一个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设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军队国家化，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没有另外的党的军委。这次政权系统军委改称国防委员会，下有委员81人，成为安置原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的统战机构，并没有指挥军队的实权。重建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刘少奇、周恩来不再担任军职，朱德、彭德怀由军委副主席降格为委员，军队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件大事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未曾收录，增加了它的隐秘性和阴谋气氛。
   
   热热闹闹制宪行宪是明修栈道，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把军权从政权体系中“偷”出来，是暗度陈仓。这是毛泽东建立军事独裁的第一步，他得逞了。从此以后，他的个人权力就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了。
   
   毛泽东做了一届共和国主席，他要从宪法的笼子里跳出来。好心的党内外人士还对他一次次地挽留。1958年末毛泽东提出不做第二届国家主席、专做党的主席，有复杂的背景和很深的心机。
   
   第一，大跃进搞砸了，败象渐显，后果严重，他要推脱责任，逃避宪法问责。
   
   在二届人大前夕，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开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他对下届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做了说明。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合适。
   
   毛泽东这个讲话在自然亲切的气氛中把刘少奇推出来当国家主席，同时也把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国家巨大危机的责任教刘少奇背上。因为毛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务的”。
   
   两年前，毛泽东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所驱使，决心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以便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来，支援世界革命。经过反右派运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已被制服，没人再敢多嘴多舌。他又通过狠批周恩来右倾，把全党压服。务实的周恩来总理有经邦济世之才，是个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主张尊重经济规律，量力而行，综和平衡，稳步前进。他的主张又得到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持。毛如不把这些人压服，他的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
   
   从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在1958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直至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为主题，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综和平衡、稳步发展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搞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全国推行开辟了道路。

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辞呈，1958年6月9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讨论周恩来的去留问题。众常委一致挽留。毛泽东见不能撤换周恩来，就搞了许多小动作把周恩来架空。1958年6月10日，他专门起草了一个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明确规定：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一同有检查之权。[4]
   
   “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这等于是夺了国务院的权。毛泽东写完这段话，又写一批办便笺：“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陈、朱、彭阅，小平办。”毛改变了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把周恩来排在了彭真后面。彭真不是常委，协助邓小平管书记处，是个没有名分的副总书记。这个名单排列表明，周恩来降格了。
   
   这样一来，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周恩来成了影子总理，只做一些迎来送往跑龙套的事情，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和决策权。
   
   毛泽东披挂上阵，在刘少奇、邓小平的协助下，带领五个业务组亲临经济建设第一线，代替了国务院的工作，他实际上是国家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至于具体工作，他管到了农业社发展的百分比，管到了初级社升高级社，管到了一声令下全国实现公社化，管到了种庄稼要深翻七尺[5]；工业上他管到了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管到了钢铁元帅升帐，管到了亲自下达指标钢产量翻一番，后来把农业搞乱了，把工业搞乱了，把文教搞乱了，全国都乱了套，世界末日般的全国大饥荒正在蔓延，他说他没管具体事务，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刘少奇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高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9年国庆各报并列同等尺寸刊登了两个主席的肖像。但刘少奇这个主席和毛泽东那个主席是不一样的，他是个没有军权的国家元首。军权被毛泽东带走了。没有军权的国家元首，实际上是个礼宾官。他要靠对毛泽东的依附，靠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个主席才能当下去。这是刘少奇贵为元首之后的先天软弱性。
   
   第二，毛泽东的真实目的是要以退为进，升格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
   
   在中国，党权高于宪法，党主席高于国家主席，是毛泽东长期经营造成的，是个人崇拜对国家体制的破坏。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专做党的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隐，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车站、机场迎送任何外国客人，不论是总统、国王和皇帝。在国内，国家主席是他的大副。由国家主席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过两天毛泽东出来接见一下，他的身份就在国家元首之上。党主席至尊至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这么叫起来的。至于权力，他不仅不放松一点，而且更多更紧地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是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同时明确了他继续执政的方式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他强化省以下各级第一书记的权力，弱化政府的权力，强调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委的权威是这样逐渐强化起来的。他不在政府任职了，权力中心就转移到了党的系统。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还是马青天[6]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护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7]
   
   毛泽东领导国家，“基本上不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那一套”。至于宪法，对不起，他“记不得了”，因此不算数了。国家政权和宪法，在他心目中是个民主装饰，不是真要起作用的。党国体制把毛泽东摆在了太上皇的位置上，留下了不在国家体制内的元老干政的恶劣先例。
   
   党国体制的组织上的表现是二元化的政权。二元化政权不是两个平行的权力机构，而是一个强本弱枝的链接体系。我们现在的权力结构，一级权力在党委，从上到下的系统是中共中央、省级（省级市）党委、市级党委、县级党委、乡级党委、村党支部；二级权力在政府，从上到下的系统是国务院、省（省级市）政府、市政府、县政府、乡政府、村委会。政府系统表面上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是党委的派生机构，党委是强本，政府是弱枝。决策机构是党委系统，政府系统是执行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装饰，摆样子的，党的决议通过人大变成议会的决议，但人大事实上无权否决和修改党的决议。党政分开就是党逐渐摆脱直接执政的局面，恢复和健全政府的职能。
   
   中国的执政党和民主国家的执政党职能是不同的。譬如美国，民主党现在是执政党，因为奥巴马是民主党推举当选的。但把奥巴马推举出来，民主党在本届政府的任务就完成了。党的任务，就是把本党最优秀的人物推举出来执政，如果党主席条件合适，也可以出来竞选执政，但不是带着本党接管整个国家。奥巴马的施政纲领，对内政外交重大问题的决策处理，并不需要报告民主党中央，也不需要请示民主党主席。各个州的州长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是选举产生的，和总统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党。州一级的民主党组织除地方选举时推举本党的州长候选人之外，对地方事务没有其他发言权，就如同民主党中央除了推举总统候选人之外，对全国事务没有其他发言权一样。奥巴马是以总统兼三军总司令的身份领导国家，而不是以民主党主席的身份领导国家。权力的一元结构是宪政民主，二元结构是党国体制。
   
   毛泽东不做国家主席了，宪法被他踩在脚下，共和国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党国体制的威力和弊端都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突出地表现在大跃进失败和失败后的善后问题上。
   
   
   
   连续四年饿死人是党国体制祸国殃民的典型案例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官方统计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即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大跃进中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灾，是人祸。
   
   
   
   连续四年饿死人不能采取断然措施扭转局面，则是党国体制的延误。
   
   党国体制的内部规则是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从列宁那里搬来的。其最大的弊端是没有纠错的机制和消灭纠错的力量。这是个消灭反对派走向独裁的制度。民主的真谛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只强调前一句，取消多数保护少数，把少数当作反党分子，当作阶级敌人打击，是假民主。许多情况下少数是正确的，保护少数就是保留纠错的机制，打击少数必然走向一错到底。以庐山会议为例，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反映了全国的实情，也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但毛泽东利用他的权威操纵了多数，制造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冤案。如听彭德怀的忠言，立即停止疯狂的大跃进，全国救灾，安排人民的生活，也就是饿死五百多万人。但毛泽东不听，一错到底。庐山会议后期，为了证明三面红旗正确，他在全党发动以批判彭德怀开路的反右倾运动，在全国掀起“第二次跃进高潮”。这第二次跃进从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起，到1960年8月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止，作孽最大，饿死人最多，农村的生机几近完全破坏和毁灭，连续三年，饿死3200万人以上。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折合1715万吨，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600亿斤）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政治设计院”，决定出口419万吨粮食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城市粮食供应马上紧张起来，连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几天的存粮了。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继续向各省搜刮粮食，这样一来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
   
   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按每人/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共缺粮76.8亿斤，折合384万吨。如果不出口那419万吨，当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决心要实施他所谓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辩论时说过的话），而把救济灾民、不让老百姓饿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顾，照常出口粮食换外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5.8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不能把发展原子弹和出口粮食对立起来，推迟三四年再出口粮食换汇，就可以出现既舒缓了民困、避免饿死人，又造出原子弹的两全其美的结果。
   
   就在毛泽东坚持错误，不肯对老百姓施一点“小仁政”的时候，一个不要命的湖南女工的上访惊动了在北戴河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使毛泽东再也“顶”不住了，成为党和政府由继续跃进转向救济灾民的转折点。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的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墙外的便衣警卫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戴上手拷，做了简单的询问，口供笔录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阳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证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工厂去查对。
   
   问：你的同伙呢？他们在哪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初中，1956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5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三十几口……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我、枪毙打靶，也要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一个村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中央办公厅留守人员不敢耽搁，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毛泽东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并密奏刘少奇批发这份简报是别有用心。1960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仍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18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还不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饥荒的事实。要不要改变“继续跃进”的政策，毛泽东还在犹豫，这个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
   
   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休养思考一个时期。
   
   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为一百多万在反右倾运动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甄别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朱老总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刘少奇在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度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毛泽东虽然暂时交出了党的主席，但不交军委主席，朱德一提为彭德怀平反，他就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因为彭德怀若是平反，恢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林彪就得交权。失去军权，毛泽东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资本。毛泽东退居二线，并不是真心认错，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话，三面红旗还得坚持，这就给纠正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错误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难。
   
   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走至险关绝地、山穷水尽的日子里，在饥荒万里、伏尸百万的恐怖岁月，毛泽东浪迹于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里，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放开手脚，挽救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事态继续发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边的政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刘少奇等所采取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就是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这些新政策一提出来，下面不敢贯彻，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回来犯复辟倒退的错误”。包产到户在刘少奇手里到底没有在全国实现。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会标还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两千名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谈：一不谈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二不谈农村缺粮；三不谈饿死人。只准“畅谈”所在省区的“大好形势”，举手通过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到1961年，这是大饥荒的第三年，达到饿死人的最高峰，饿死1327万人，各地干部才“豁出去了”搞“包产到户”，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饿死人上升的势头，减为751.8万人。
   
   “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强心针一样，给奄奄一息的六亿神州注入了活力。广袤的农村复苏了。农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3750亿斤，比上年增加350亿斤，农业开始走出低谷。对于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刘少奇等心里并不踏实，是一种战战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态。因为按照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他们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策，并没有准备走多远，一旦国家度过危机，就赶紧回头，最怕被毛泽东抓住小辫子，费力不讨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他们没有话语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尽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饭吃，使国家度过了危机，使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但毛泽东并不领情，他要先利用这些“走资派”稳住农民，把粮食生产出来，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这些“走资派”。他认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必是将来的反对派。他不能忘记七千人大会上全党质疑他的路线，追究他的责任的那个可怕情景。他反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三自一包”是极大的罪恶，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把实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级干部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直到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这条“左”倾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也没纠正过来。
   
   毛泽东祸乱全国，当然有他个人品质上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他创立的这个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硬是眼睁睁地看着连续四年每年成数百上千万人饿死，政府迟迟无作为，媒体根本不报道，议会从来不讨论。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走出党国体制，党国才有前途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没有强人不行，没有对强人的监督和制约更不行。那就像一辆高速列车没有制动装置一样，非出大事故不可。民主国家的议会就是这个制动装置。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本应履行议会的三大职能：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错误。党国体制将这种职能阉割了，它成了橡皮图章，不起作用了。如果全国人大能起民主国家议会的作用，则能从根本上避免那一场滔天人祸。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交的《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规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624.8万吨。粮食产量3920亿斤。[8]这个指标不仅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不经全国人大复议，别人是无权修改的。

 6月19日，毛泽东在游泳池问冶金部长王鹤寿：“（钢产量）去年是五百三（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这一问一答，就决定了钢产量翻一番，把指标修改为1070万吨。粮食产量，毛泽东和谭震林商量的结果是6000-7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也接近翻一番。两个“翻一番”，对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这样定了。若是在民主国家，议会会弹劾毛泽东违背程序民主，他不经国务院乱提指标非法；不经全国人大修改人大的决议违宪。两个“翻一番”不算数。
   
   如果人大的权威超过毛泽东，则后来四年，河清海晏，天下升平，决不会发生大饥荒饿死人的事情。
   
   我们的领导人至今没有摆脱毛泽东关于宪法谬论的束缚，当作不与外人言说的“枕中秘”信奉着。其实，毛这一套受害最烈、最大的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观之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陶铸、彭德怀、贺龙、邓子恢、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黄克诚、罗瑞卿等人的遭遇而益信。只凭最高领袖个人好恶，说你右倾，你就是右倾；说你修正主义，你就是修正主义；说你是叛徒，你就是叛徒。无理可讲，无处申诉，只能检讨，低头认罪。刘少奇当了多年委员长，后来又当了国家主席，他没有把人大的权威建立起来，没有把国家元首的权威建立起来，不是他忽略，是毛泽东那段玩宪法的“紧箍咒”束缚着他，他不敢有所作为。导致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就能揪斗他；他举着《宪法》抗议，但《宪法》输给了小红书。因为宪法后面没有军队，小红书后面有军队。没有军队做后盾的宪法，同一个董事会的章程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是通过“偷”走军权否定宪法，控制了整个国家政权，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刘少奇、彭德怀失去宪法的保护，是被毛泽东的私刑折磨死的。
   
   另一方面，这种体制又造就了一批阴谋家、野心家、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毛最后定的接班人名单，不仅有他的侄子和老婆，甚至被称为“通房大丫头”的人，也可以跻身常委行列。
   
   对于邓小平我是非常敬重的。他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当毛泽东的家臣，拒绝给江青当萧何，使中国避免了历史大倒退；他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举行五老火锅宴[9]把资本家请回来，在政策上把中国领出了空想社会主义误区。中国的GDP由1978年的3600亿发展到2009年的33万亿，没有邓小平挥斤运斧地开拓是不可能的。但对于邓小平，我是深幸有一，不望有二。邓小平的特殊强势地位是党国体制推举他独掌军权造成的。这个推举，在当时是尊敬他，后来却害了他。在这个体制内，邓小平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关键时刻，权贵集团把他推到人民的对立面，他不得不扮演“狄克推多”的角色，毁去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同时，这个体制也害了党和军队，使党和军队走上了腐败不能自拔的道路。
   
   党国体制是产生独裁者的肥田沃土。要避免出现新的独裁者，慎重选人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制度，是体制。走出党国体制，关键是要把毛泽东“偷”走的军权还给国家，实行军队国家化。要参照1949～1954建国初期的军事领导体制，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共掌军权，国防部长为军委秘书长主持常务。国家主席为法定军委主席，总理、委员长为法定军委副主席，设委员若干人。举凡对外宣战，对内用兵，重要军事干部（国防部长兼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总装备部部长、大军区司令员和8341部队长等）的任命，军委作出决定后，人大常委会票决，三分之二赞成方能生效，命令下达须主席副主席三人联署，使军队真正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个体制设计的着眼点有三：（一）不设党的军委，以避免在“党指挥枪”的名义下产生毛泽东式的个人野心家。（二）三人共掌军权，不使军权落入一人手中，以避免21年前那个痛心事件重演。（三）人大常委会三分之二的票决制，将保证军队国家化，避免出现政权弱军权强，造成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的局面。不走出党国体制，以上三种情况出现任何一种，国家都会出现混乱，统一的局面被破坏，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将要玉石俱焚。维护党国体制的当政者们也将自掘坟墓，步刘少奇、赵紫阳等人的后尘，被这个体制吞没。
   
   改革党国体制，不仅是救国，而且是救党。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他们退休以后能够体面地度过晚年。
   
   1944年毛泽东说过：“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10]毛泽东这条语录久违了。“高举”时代也不宣传。最近笔者找到了这个题词的墨宝。尽管这个题词还有待权威机关的认定，但毛泽东说过这个话是无疑的。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11]
   
   当代政治家的任务就是继往开来，总结经验教训，对前人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择其善者发扬之，其不善者改正之。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邓小平的遗言是“脱苏”，毛泽东的遗言是“入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总结90年的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脱苏入美”四个大字。日本靠了“脱亚入欧”崛起。中国只有“脱苏入美”才能在政治上崛起，中共才有下一个90年。1944年毛泽东就说了“建立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后来阴错阳差，进入到苏维埃那个房间里去了。60年历史证明，我们走错了门。邓小平承认苏维埃模式不行，并且说“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要我们走出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某些政治家把错进的这个房间说成是不能动的“中国特色”，是完全违背事实，违背两位已故领袖的遗言的。现在，中国陷入了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僵局中。引领中国未来的政治家，必须抛弃冷战思维，打消充当社会主义阵营遗产的“二当家”和监护人角色的念头，使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融入世界市场，而且在政治上融入世界民主潮流，回到脱苏入美的正确选择上来。
   
   
   
   2010.11.10
   
   
   
   [1]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2]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卷第218页。
   
   [3] 网上流传的这个讲话，查不到原始出处，但我相信出自毛泽东，只有他那个头脑才能产生这样的思想，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过一次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民主是手段，宪法表面上看来是目的，实际上也是手段，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手段。这个结论和毛泽东上述论宪法的话是一致的，或者就是那段话的逻辑推演。所以我相信那段话是毛泽东说的。历代高级干部都没把宪法当回事，从来没人敢用《宪法》保护自己，是这段话真实存在的客观依据。党国体制使国家领导人有天然的软弱性。
   
   [4] 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七册第268-269页
   
   [5] 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七册第506页
   
   [6] 评剧《刘巧儿》是老解放区的故事。马专员保护刘巧儿婚姻自主的权利，被誉为马青天。
   
   [7]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十年》，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8] 薄一波：《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2月13日
   
   [9]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了五位不寻常的客人。他们是：
   
   胡厥文，（84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上海民营机械工业巨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主建国会主委；
   
   胡子昂，（82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四川民营钢铁工业巨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荣毅仁，（63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上海民营纺织工业巨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周叔弢，（88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原天津民营水泥工业巨头，时任天津政协副主席，天津工商联负责人；
   
   古耕虞，（74岁）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称为世界“猪鬃大王”，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对外贸易部资深顾问。
   
   75岁的邓小平身板硬朗，神态轻松。他与五老一一握手，简短的互致问候，就坐了下来。由于邓小平和五老中的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弢、古耕虞都有些耳背，所以沙发的摆放不是围成一个半圆圈，而是三三相对，面对面便于交谈。
   
   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要吸引外资，第一次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 利用落实政策的资金办私人企业。时间在十分融洽、热烈的气氛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看到邓小平那么真诚地听取意见，五老也毫不拘束，畅所欲言，像拉家常一样，一人话音未落，一人又接上了。不知不觉已到了中午时分。邓小平说：“先到此为止好不好？请大家一起吃顿便饭——涮羊肉！”
   
   大厅的屏风后面摆上了两个长条桌，铜火锅端了上来，火锅周围放着几盘羊肉，还有几个小菜。席间，古耕虞又递上关于改进外贸工作的长篇建议，用家乡话和邓小平细细摆谈起来。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五老火锅宴” 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觉醒，把资本家请回来了。从此，打开了个体、私营经济的禁区，使中国从空想社会主义绝境中走出来。
   
   [10] 毛泽东，1944年与到访延安的美国代表团的讲话。
   
   [1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2011年1月13日收到，作者授权五柳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