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ZT贴者注：自去年（2011）6月份以来，有一篇文章在京城少数知识分子中传阅，据知情人透露，今年4月份，文章传出来自于国务院参事室一位冯姓学者之手，文章作者系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文章题目“上国务院总理书”，以私人书信形式，给温家宝总理写的信。副题是“倡建立国家信仰、人文道德新秩序及国体革新议”，书信有近2000字，毛笔手书，并附副题三大部分，为打印版，有近十万字。金庸的特殊身份，温相频频发声政改，以及当前的各种社会现状，为人们营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间。8月份，一次非公开的、针对金庸上书文章的研讨会在京召开。以下是上书全文，将分三次发。 上国务院总理书 ——倡建立国家信仰、人文道德新秩序及国体革新议 温公阁下大鉴： 岁在辛卯元月。物换星移，日月沧桑；回首辛亥，百年悠悠。数千年往事，兴亡过手；秦皇汉武舞春秋，将成骨枯乱封侯，罢言龙争虎斗，功罪往千秋。人心思和，芸芸自奋，却把权杖收。 如今君我已步古稀耄耋，人间万事都会过去！肆星河环宇，千古之后看如今，灰飞烟灭；挥戈披靡、霸主风流，不过青史几行名姓，人命危浅，只愿得烟火人间太平美满！窃观当今中国之事势，国粹丧失，教化陵夷，人心危急，腐败不廉；官民交征利，左右互掣肘，共识已茫然；上下离心，内外失德，背理伤道者难以遍举，国体庞大而机构臃弱，犹厝火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未焚及而谓之安；悲民生多艰，孤愤无忍，兀自痛哭、涕零、长叹息，忧患于心，倾心吐胆，乃奋于书。 繁不及叙，但将济危之道并陈。 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益将左右成共识，妥协和解，“有求一俱所往，思之大同，何患不化？”建立国家共识、建立思想认同。建立国家文化、建立国家学术、建立国家信仰、建立人文道德新秩序，革新国家体制，以学术治国、文化立世。 二、一人之未来，在于其文化整合能力；一国之强盛，在于其社会资源整合配置能力；一人之管理或一国之治理，主旨即在整合有限资源，做出有效利用；其能力标准体现于低成本、高价值发展。“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项，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守约。操此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政体不通，人心不和。不和则不能得人而后治事。哀公问孔子：“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曰：“人道，政为大”。政者正也。为政大义在于公正平等而已，当前中国之根本，在于修正国体、改革党义。国体与党义，无非出发于良知。良知，——乃是人和之根本、乃是最大之党性。 三、废兴之道，不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而在得贤之用。古书云：“一人之智，不如众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众目之明。”广开言谏之路，集天下民众之智，要旨在用。所谓能用天下人之心为己心，其想无所不及矣；能用天下人之心为一心，其难无有不克矣。若良言善策束之不用，则天下文章、我等努力，又有何意义？ 四、恢复优质传统，立人新民。“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国家之治乱，系於社会之隆污，社会之隆污，系於人心之振靡。又知往古圣人诚正修齐治平之一贯大道，与修身为本之唯一至德，为救国救民救济全世界人类之无上要义。”因此“自立为立人之基，自救为救人之始。”建立公民教育学科，放开社会科学领域。 五、“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治心于未萌之时，扶危于未乱之先，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革旧维新，重整国体，备善制度，人来往去而民不假色，时局进退与规矩并行。却道：千古江山靠谁守？——莫把权杖贪留，但将万责归万心，我自揖去逍遥游。 六、国运巨务当用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去设想，而不可以一人之心智统亿万之民生。天下事无不由决策而成就之，取天下良善智士，务必民主和议、良知得达。汇聚大行贤德，搜集天下明智 ，发展战略知识分子，网络民意，建构国家学术委员会，造成为一个掌握全国资讯之大型中央情报机构，辅助国务院国家治理。县域建立地方学术委员会，归人大监督，直属于中央学术委员会。解散作协、文联诸机构，并轨于学术，以文化布局中国。会通良善，回归原初；国有依托、民有期待。 七、县政治理提升为国家战略。“县域治天下安”。地方上逐步突破人大民主、司法独立，以学术委员会建制辅佐地方政府，以知识分子趋人大代表进制，行善政图仁治。硬件技术设施：以物联网完善城市基础互联互动，以互联网推动区域治理和产业平衡。软件文化设施：以国家智库统筹全国性产业结构升级，以地方智库行专业化治理，改善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实现地方自治。 八、为政者乃高行贤德之业，务必以良善知识泽备民生。遥想尧禅舜禹，公者千古心，私者一时欲。及及于民，当思人生在世，年华易去，离却愁苦辛劳，便那幸福能有几时？“切不可以浮生之微利，误却永久之荣华。”如是政经大事，益用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吾辈不出如苍生何！”有道是关山重重终须越，莫待岁驰无所为。一切意义只在行动！ 九、愿老有所养、壮有所为、少有所教；愿生有所依、劳有所得、居有其所、学有其用、病有所医，愿城乡均衡、国民平等；愿农民不苦、农村不穷、愿人们生活不再艰辛，愿生存成本低下来，愿生命慢下来，不再遗憾。愿特权消除、垄断放开，愿财政公开、公务公平，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透明，愿政府敬畏自然，经济做可持续发展，愿大众选择健康、生态、科学、环保、绿色、低碳、节制、德性之生活。 观苍黄大地，百代俱悲苦，恳切温公诸位，体念民生维艰，勿忘初始之心！ 查良镛 谨呈。 附改革三章。 附：【政治、文化、教育改革】 文化改革 ——建立国家学术、人文道德新秩序 【文化危机】： 中国是文明古国，更是文化大国，而现在中国正在承受一场文化危机。 盛世气象俨然已是崛起之中国，然而，经济昌盛背后：文化乱象、信仰缺失、价值真空、道德滑坡、共识匮乏等等，正是文化建设贫瘠所致。文化与经济，作为社会发展两幅车轮，文化为经济成之因，经济为文化设之果，本是互相依持、共同前进。故而，中国之崛起，不仅是经济之崛起，还应是文化之崛起，更应是社会制度创新之崛起。 当下中国，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进步极不相称，城乡、人际之处触目皆是广告，商业氛围浓厚，缺乏文化大国应有之素养与深远；现代人少了“人活着有什么意义”的精神诉求，少了“人生应当如何正确的活着”的道德追问，一出生便被商业、欲望所包围，一出生便被视为这个政治机器上一个零件而培育，这部机器如果不会尊崇人性，不能够代表普遍民意，那么任何人将会受其裹挟、颠簸，直到解体。民国时期，尚把孔儒文化作为个人修身生活之国教，而现在在政治层面已基本放弃修身生活，民间生活完全被娱乐化所取代。 一国最大之财富是蕴藏于民众头脑之中——构建未来之知识、成就自我之智慧。只有提高文化素质，才可能实现自我价值；只有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一个国家精英愈多便愈富强，维护国家运行之成本愈低，国家发展愈快。而街市上洗头房、按摩店、夜总会等等欲乐场所数量远远超过书店、博物馆、音乐厅；电视娱乐化，互联网低俗化，人们没有思考，没有批判，没有拣择，成为政治机器上一只“快乐的猪”；读书思考者越来越少，无知成为个性，浮躁替代深远，思想与智慧停留在当下现在，眼光与战略专注于切时小利；丧失远景意识，缺乏可持续性，五四以来，摧毁封建建构，断裂文化意识，中国成为当前世界上唯一放弃继承传统文化的国家。放弃传统，必然丧失敬畏；活在当下，民智阻滞，进一步加剧社会生活交往成本。中国已不可避免地步入低智商社会，没有未来可言。【低智商社会】 【中国文化已经丧失整合社会之能力】： 文化危机是指社会主导性文化失范，失去主流引导之地位，其根源于社会文化主体内在落寞与外在冲击，于社会宏观上不易察觉，表现于微观社会之道德人心、人文素养上，是一个缓慢发展之过程，没有具体指数来衡量；其爆发不可能一下子使社会瘫痪，其变革也不会陡然间实现，只有慢慢溃败。 秦汉之后，确立以儒家为社会主体文化信仰，其稳定长达二千余年，不因佛学东渐而丧失主位，不因诸子百家林立而丧失民族稳定性。中国这一百年，经历推翻封建帝制、五四文化运动、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建立互联网、进入全球化时代，正是一个破除传统旧有文化而未建立新型主体文化，又承受西方文化冲击，马上又进入全球化时代之过程，内忧加之外患，也是产生文化危机之主要原因。 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对社会的整合——即在最广泛层面上规范与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法律、制度、组织、强力机构等虽然都是整合社会的手段，然而把天生具有动物性本能的分散个体整合为一个有秩序、各归其位、共同发挥合力的大规模人类社会，最有效的整合只能来自每个社会成员内心。只有每个社会成员的内心存在“自觉的法官”，社会平衡和稳定才有保证，经济、政治的良好发展也才有可能——这就是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在。 文化整合力体现于社会个体成员之内在自治力，个体正是在文化整合交互中发展、完善自我，自八十年代起社会分工逐步细化、专业化，知识分子分布于各个领域，在总体性政治、意识形态整合下，解体了旧有文化结构，集体主义迫使个体放弃了独立思维能力，解体了个体对于传统性之延续，在摧毁了旧结构同时却没有新的结构同步产生和置换，社会因此失去内在整合、价值共识而面临诸大危机。 文化结构解体使个体失去文化整合能力。在一种层序、立体、等级、分工之社会结构下，没有一种人文纽带建立共识和契约，来整合人心，社会个体内心也无从尊崇信仰，人们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他是非原则，从而成为一个心理不健全者，撤除了每个人内心的“守门人” 解除了每个人欲望之锁，放纵无度。假如人人其心内不固，城池沟郭将无以为坚，信仰缺失使得这个社会面临着前苏联溃败解体之危。 【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中国人的道德是怎么败坏的】： 计划体制基本摧毁社会道德体系，自上而下奉行关系生存，关系成为第一生产力，追求金钱，成为唯一对自己有实际意义之事。价值观沦丧直接导致社会行为失去道德准则，“凡是律法没有明文禁止皆可做得”。 在我国近时思潮之中，比如计划经济时期，人们认为“贫则德高、富则腐化”，赞美古代社会是有德社会，商业化发展必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衰败，市场经济就是缺德、纵欲、奢侈、堕落社会。而恰恰在此时，特权阶层依靠制度缺陷和社会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没有经过道德修炼过程的暴发户成为社会道德沦丧的毒瘤，使整个社会倾向于投机取巧而非勤劳致富，腐败滋生，道德开始败坏。现代文明社会，如果建立在公平正义之上，人之品性必然是德利相随、贫恶相依。亦如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美德就存在于利己心之中，而节俭、勤逸、诚实等等美德一般从利己中养成。人人皆有利己心，这种心态如果处在一种公平社会制度中，会不断培养成勤俭、积极、节约、诚实等正面道德，并最后成为利他心，成为慈善者。如果处在一种负面社会中，这种心态将会不平衡，不择手段，互相盘剥。
人们常把腐败和官员联系起来，其实“不按常理出牌”在全社会都已普遍。小商小贩、企业老总、公安干警、大小学生、平头百姓，依法办事、以德服人的谁能有好结果？各个行业潜规则盛行，大家都“有章不能循，有法不能依，有理不能讲”，“正事歪着办、好话反着说”，若为利益故，羞耻皆可抛。 腐败的不只是官员干部，腐败的是社会整体人心之堕落；不只是体制、机制问题，更是道德信仰、思想觉悟问题。在这一大社会背景裹挟之下，人们执迷于物欲的本能，贪婪、放纵，以私心自狭，严重普遍缺乏公共意识。由此来看，谁当领导都得腐败，腐败是全社会的，不是个人意志能决定的。如果你铁了心当清官，那么你将连腐败的机会都没有。这个社会已容不下清官、好人。道德高尚的人没市场。制度已经渐渐失去约束力。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欺诈社会，由低智商社会而导入全民腐败型社会。【全民腐败社会】 治理全民腐败型社会，需要化解文化危机，进行重建：重建国家信仰，重建国家学术，重建中国模式，重建中国文化体系，重建人文道德新秩序，重建公民社会。而重建需要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需要以精英文化战略布局中国，更需要国家体制来周全： 一、建立一个国家级学术委员会，属议政参事建制，归入人大，下设各大行业专业委员会，用于收集国内各种资讯、情报，成为一个囊括全国所有行业的大型中央情报机构，与国务院各大部委通联，主要职能对政策、决策做出专业性、全面性、客观性研究，协助国务院办公。 二、在县域内设立地方级学术委员会（简称思想库或智库），属议政参事建制，归入地方人大，下设各种行业委员会，掌握区域所有民生事务，并上报国家学术委员会，协助地方人大决策研究，对地方行政提供智慧支持；其研究决策对上负国家学术责任，对下负民生良心责任；从业人员由地方大学院府、社科研究机构、私营智库、个人智囊组成，行企业化、市场化管理。（地方改革实现三权分立，而上层建制不动，只是增加学术委员会建制，以此保障中央学术权威、保障中央对地方政府更有力之掌控。） 三、以知识分子——智库——建制，布局中国。将思想库做为政府思想（权力）与社会思想（民意）交流融通之桥梁，使权力代表全部民意，将全部文化思想、学术之力量作用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以此造成一个“文化中国”，“智慧中国”。 重建道德体系需健全市场经济，取消特权、垄断、管制、保护以及暴利等，制约公共权力，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基础，无论官员阶层、商人阶层皆会非自愿地被引向努力、节俭、正直等道德领域，正如西方人对于良善德性闭口不言而视为社会生活之必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却无建立起符合市场社会之道德伦理机制，社会欲望得不到规制，传统道德系统与社会现实脱节甚至矛盾，完全不能支撑市场经济社会伦理基础，而政府所倡导的道德宣传说教不可能树立真正的社会秩序，只有让官员和民众知道：各自利益退一步，成就众多人的利益，共同生存，才是最低的生活成本。利害权衡之后知道道德是必需的，并非高尚之物。 迄今为止中国人始终不能舍弃宗族关系， 因为中国无论古时还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会去周全社会个体最基本之需求和保障，当危险灾难或者困难来临，只有族亲血脉会予以援手，社会不被信任，从根本上导致了冷漠、自私之品性 ，也导致社会道德观自私、冷酷，缺失民族凝聚力之弊病，只看重个人面子，而不会在乎群体风俗，更没有追求正确事物和价值之勇气，盲从跟风、人云亦云。 中国人不可谓不善良，亦不可谓不聪明，因为总体性政治解体了社会，没有建构一种文化来维系、贯穿善良与聪明，以自治之德性维护共识之价值，以忠诚信义来担当社会之责任与义务，成为泱泱大国却是一盘散沙的局象。因此，改变国人之品性，中国社会需要重建政治体制、重建“新国民文化”、重建“新国民精神”！ 中国人的心灵没有家园。中国人，在吃饱穿暖之后，再追求什么呢？俗一点说是“玩”，雅一点说是“文化”。精神追求只是作为知识分子笔下文字堆砌，遗忘于远古。文化已完全被金钱颠覆，纳入了商业轨道，成了金钱奴仆，失去了其独立于政治（权力）、经济（金钱）之千古良心，丧失了价值取向、批判精神之功用。“挣钱”成了泱泱中国唯一社会信仰，利益成了唯一价值取向。人们道德亏空、理想消失、耻谈革命、忘却使命、推卸责任、摒弃道义、躲避崇高、渴望堕落、迷惘冷漠、自私狭隘，流习于本能欲望，追求当下之快感。——文人何在？ 中国旧有传统文化正在年轻一代身上消亡，而新型道德规范还没有建立。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因无信仰依持，无精神支柱，追求金钱成了人生唯一意义，社会急功近利，浮躁无守，道德沦落，随之而出现了：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祟高、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缺失诚信、缺少慈爱仁心、追求肉体欲乐、不知节制、忽视心灵纯洁、不孝不敬、忘恩负义、唯利是图，吃不得苦，在遇到困苦、磨难时易出现迷惑、沉沦与绝望，这便是现代人之心灵症结。“每个人都不是随便的花朵，都不会无故而绽放！”生命在消费时光，质量却没有保障——知识分子何在？ 【新文化生活】： 生活态度：人生，是个永恒之命题！有何种信仰便有何种生活态度。生活习惯：习惯往往趋于欲性，习非成是；因为经济条件局限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人生应以何种方式度过？——过一种德性、节制的生活！三者如同政治、经济、文化互相制衡、互相推动：文化先进推动政治清明、民众进步，由此带动经济发展，政治愈民主则文化愈进步，经济也愈发达。人生态度愈明确则生活方式愈科学合理，生活习惯也愈正确，人生成本愈低，生活质量愈高。正是：文化认知决定生活态度，政治体制决定生活方式，经济条件决定生活习惯。 倡导民众“过一种德性、节制之生活”，非国家国务院无此大能，非广大学者众志成城无以为之。中国近现代史上，为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改良人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而开展的“乡村建设”和“新生活运动”，其切入人内心，从精神上改观人生诸事，虽然平凡但却实际，虽然无奇但却有效，最是能够体现一种文化的生活。若能持续至今天，社会将是另一番景象。 《大学》所谓：“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正是人性可善可恶，善恶两存。由此见得，国家意识层面倡导何种精神面貌，民众便存何种人文思想状态。中国之人生享乐文化源于古代，封建帝王、官僚集聚社会大量财富，可以获得安逸享受之生活，成为人人梦寐所求之目标，于是成为根植于国人思维。而中国文化往往注重现世生活，不同于西方人人自有上帝警省引导，国人长期生活在压制型社会，并在极端功利主义主导下长期缺乏道德基础，一旦为世俗商业化所冲击，必然腐败型生活复燃。“吃喝玩乐，人生第一要义”、“人间万物，尽我享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充斥社会各个阶层，勤奋、正直、善良、诚实、信用、公平等价值观，成为被嘲弄者。必须明确认识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追求现代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特别是物质生活方式，国家有限之资源并不是为现在几代人所准备，人只是历史过客，要知道为客之道，不能被后世子孙所唾骂。当前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追求之结果，而且这种“物质丰裕、精神贫乏”之生活原本就不值得追求。 所以，中国必须要有自己与西方不同之生活，并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加以践行。必须从建立人文道德新秩序入手，建立理性消费文化，克制享乐主义，倡导节制之生活；制定道德律法，落实于具体生活，以培养下一代吃苦耐劳精神，倡导文化、德性之生活。整合传统文化良善美德之处，归纳西方文化先进科学之方，以形成建立新型社会文化生活体系，教授于人合理之生活观念、科学之生活方式、健康之生活习惯。 人的终极需要是幸福，实现幸福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并不那么多，在适度消费中更加注重精神生活，更能够实现普遍幸福，政府执政目的也无不是为着人的幸福，而不是经济高速增长或其它，国家应该从刺激过度消费、盲目建设中拔离出来，终止这种经济恶性循环，人的生命配额是平等的，无论古代还是未来，人类对大自然无尽之攫取，所结恶果已然接踵而至：人心败坏、生态环境恶化、能源资源枯竭 一、建成低成本型福利社会，于日常生活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舒缓生活压力，建成一个低生存成本社会，从某种角度来看，低成本社会比福利型社会更好，低成本模式覆盖面更广，良性循环更好，而福利型模式以其条件约束性和权力倾向性，变相成为既得利益者瓜分社会财富之合法手段。低生存成本社会是将商品打折甚至成本价普惠与每一个人，而福利社会是将社会财富按指定条件赠送给某一部分人，完全是施舍、养懒汉行径。但就医保制度来说，政府越加大投入，看病越贵，医患纠纷越多，医疗资源倾斜就越严重，过度医疗随之而出，进而有可能会拖垮整个医保制度，因此必须回归其社会性。低成本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更加体现在社会管理方面和社会交往成本方面，社会结构公平、公正、科学、合理，人们在这一强大保障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有何哉？”各司其职，各得其乐，不过问政治，没有不劳而获。社会诚信、生活有序、公德畅达、公共秩序，低行政成本高文化价值，便是社会治理最低之成本。 二、将人文素质教育产业化：国家财政投入，在中国大地推展一项前古未有之思想革新、文化改良运动，利用中西古今积淀之先进文化，对民族种性、道德秩序进行修正治理，以造就一个智慧中国。何谓智慧？智慧，是人将知识上升到理论，以系统将其归纳，进而上升到思想之更加抽象之内化过程。人依此为止归、为原则、为指引，使身心有所安居，使行止有范、进退有据取舍有止，使自我于纷扰俗世中最低成本生存、最高价值生活。智慧，是一切事功之起源，是民族之人文素质，是一国之软实力，是未来之发端。 文化治理生活：以科学知识解决生活之方便，以宗教文化化解心灵之困惑。就个体而言，人以不可进化性重复经验世界，历史便是一部大经验史，这种大史观有助于自我总结、批判、继承、引诫、规划；现行私有化与公有制混合体制、以及非合理性社会保障制度，虽不可能建立具体人生配额制度，而中国文化可以在思想上、内心中建立人生需求观念，使自我对物欲有所克制、对于精神有所求取，以此为人生皈依、为生活指导，依此倡导民众过一种德性、节制之生活。
从来不乏对国家前途有正确认识、合理主张之士，而认识、主张是一回事，推动与实行又是一回事。古今良善之策之所以难以实现，唯欠缺在“力行”一途，所谓知易行难。孔孟仁爱之学、老庄清净之修、佛陀墨子悲悯之行，以及近代梁启超“新民说”、梁漱溟“乡村建设”、蒋公“新生活运动”、建国后“五讲四美三热爱”、“和谐观”、“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而力行只在没有建立合理推动美德良善事务发展之体制可行动力上，一切美好愿望归于空谈。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文化进步运动，争取低成本社会，争取高价值生活，为未来而抗争。 中国大文化构想需要提升到国家战略来建设一个“智慧中国”。 而文化中国、“智慧化生存”需要人文软实力来体现。 【中国的软力量与中国文化重建】 一般而言，对中国社会之观察、分析、评价和预言多数集中在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所谓硬实力上，因为有实体有数据有实在之把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软实力却不被重视，其无形无体无数量无指标可查，往往需要间接推断或继进评价，因此不为这个低智商社会所认同接受。软实力到底“有用”还是“无用”？什么是软实力？需要重新审视。 软实力亦即人文科学，人文主要涵盖思想、哲学等等社会学科， 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观念文化，是一个人人生指引之明灯、是一个人判断事物之理性工具。如同一个人，不止需要身强体壮，更需要知识渊博、思想充实；硬实力归根结底是由软实力来发挥，软实力自始至终也依靠硬实力为基础，经济为文化提供物质保障，文化为经济提供精神动力，二者辨证统一，互为依存，相互促进，不可分离。实践证明，人文不仅有用，而且有大用，一个人需要人文软实力，一个国家更需要哲学思维。其于文化，表现于人文精神、社会信仰、处世之道以及生存方式；于政治，体现于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分配合理之先进治理制度和政治智慧；于经济，体现于创造力、生态型可持续性之科学发展观。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全球化社会信息与流通便捷，国家竞争力之核心不在于资本与人才，而在于文化软实力及其所体现的制度机制。因此，国家软实力建设关键在于文化重建，一是重建价值体系或道德体系，二是重建政治哲学或意识形态。而无论道德文化还是政治学术，都需要人和制度来承载，文化无形无体无主动力，承载文化软实力之根本总归在于人，先进制度也更是需要高素质公民社会来承载，所以总归结底，国家软实力建设在于公民道德自治。社会进步绝大原因在于这种普遍原动力之公民素质——文化基础决定整体出路。【文化制度】 而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力量的崛起？文化学术必以其自由、独立而得以发展壮大，试问历史上有哪位伟大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大师、作家是由政府培养出来的？从前没有，今天也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诸子百家、文艺复兴也正是因此而产生于一个自由时代。其根本原因是当前文化界和官僚当局之间存有很大矛盾，“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体现于社会结构越位之政治性根源；文化代表着社会良知，文化建筑应该独立于世俗权力，归入国家学术，具备文化良心，挑战社会乱俗。因此，文化需要进行学术治理，要规范而不是行政管制，在官僚体制和文化领域建立边界，取消思想管制，放开社科领域，文化领域进行学术自治，只有专业、独立精神才会使创新成为可能。【学术独立】 【文化概论】： “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词出现是在汉代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中国语境中实质是文治教化，与武力征服相对应，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其后无论哲学、学术都要济世安邦，也因此注定文化有明确之政治性。在广义上，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将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其中包括三个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感情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文化概论】 人类逐步进入全球化社会，货物在流通，人员在流动；疆界被突破，文化变得混杂。武斗已经发展成为文斗，领土扩张已属于极少局部冲突，外在占领已经推演转化为内在占领——即思想、文化、价值占领。占领你的价值观后续而来的即是补充文化价值的物质产品：以品牌占据产业链主导优势，剥削当地优质资源及廉价劳动力，如欧美大片、韩剧、日本动画片皆是文化价值输出。国人力图改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但目前尚无建立值得普遍认同之价值体系，不能正确引导民众之价值观念，故而在文化产业方面，自然不会产生国际性影响。所以当以建立先进文化价值体系为本我阵地，建立“中国文化”品牌才能进行“中国创造”。文化产业化，是以强大的文化价值为背景，不仅是输出几部文艺影视作品，还应当是取得中西文化认同，更主要是建立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中国虽有古今为继，不似罗马、希腊有古无今，但中国文化在当前世界思想界、学术界并无地位，便纵然当前孔子儒家在世界范围内之影响力也亏为韩国学人努力发扬造成者多，正如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日本一样，中国知识分子任重道远。【文化品牌建设】 中国当前并没有产生“足以影响世界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没有发展出一套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也没有想象出一个社会理念、一种生活理念、一套价值观，因此便不大可能在世界文化中产生影响力。如果中国文化体系不能参与世界文化体系之构建，并因此产生新型全球化之文化体系，便不能称之为文化生产大国，纵然依靠人口之利，运用巨大经济规模成为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依然是个小国。“大国标志，只能是学术思想。”：拥有强大自我更新能力之制度，经济富强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均衡，体现在民族精神、社会状态、制度机制。【大国标志】 因此，中国文化需要现代化复兴重建。 【全球化历史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 在中国，仿佛任何事物只要披上科学外衣便可称之为现代化，仿佛架设网络设备便可称之为文化现代化。《易经·贲第二十二》讲“《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以‘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指自然规律，“人文”就是人类社会之规律。汉代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实则是指文治教化，是精神修养，是道德实践。其根植于人心以造成诸多外物之创新、进步、创造，必然不同于工具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之真正解释应为：文化整合优秀传统落实于现代人之心灵，能够使大众合理应付社会发展，能够科学推动时代进步。文化现代化是一个先进优质资源大整合、文化教育全面普及、道德美德全面复苏生发之大局面。文化现代化——即是全民精英时代。 文化现代化即是人类借助(工具)理性，通过事物专业化、标准化、同步化、集中化、规模化、数字化、系统化、控制化等社会生活全面理性化，来实现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本身发展增长之控制能力。所谓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其具有开放性、吸纳性、主体性、批判性和实用性。文化现代化之核心社会目标，不是加快经济增长，而是降低生存成本，提高生活质量，增加人类幸福感。文化之终极目的、科学之终极目的，无不在于人类之自身解放而并非其他；文化的现代化无不是为着人的现代化而存在：做为人的精神现代化，必由自助自治而得自我强大。我们国家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首先提出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式确立后，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来设计，全面推进现代化目标，在这一基础上，更应该将人的精神现代化作为一大战略目标来建设。【文化现代化】 中国如何实现文化复兴？国人常常提及中华文化复兴，所谓文化复兴，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一一解决：由谁来复兴？复兴何种文化？以什么渠道或载体来复兴？其根本目的何在？从文化原初之设，从社会本源之想，细寻下来，无不是以人为主体、为最终目的，不可能是一群知识分子独自吟唱就能复兴，所谓“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其复兴也必然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知识分子主要起到倡导作用；而复兴何种文化则取决于社会个体生活之需要，但其根本，必然是先进文化，无论中西，无论古今，只要相适应则被选择。文化复兴必然不是复兴历史文化，复兴只是优化整合之后，体现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化之特征，具有不可重复性。其内容表现在精神纽带，在个体自我治理过程中，拣择利用，并为大多数人群所接受，形成共识或者契约，这种人文精神便是一种文化复兴。因此，文化复兴就是——“少谈文化复兴，多做实事。”【文化复兴】 文化复兴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时代思潮。文化有三个层次：精神层次、行为层次、制度层次；文化复兴必须完成三大任务——整理国故、社会动员、制度化。制度文化应该担当起整合社会价值、目标、共识之重任。因此，中国文化之复兴崛起：必须要有相应国家文化政策做支撑，必须要有相应文化传播机构做载体，必须要有相应文化传播途径做沟通，必须要有一批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文化精英做鼓手，必须要有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做保障。最后，这种复兴的文化主体必然是对人们生活有实际作用、实质好处的，譬如一种社会大契约观。【如何复兴】 如不汲取文化传承，实现不了现代化，历朝历代之发展，没有一朝一国凭空无依、立地而起，无不基于传统旧有；“习得传统而应付未知”，文化亦是如此；回慕传统，才能总括当下，开源未来。文化道德不同于科学技术，要不断逾越科学高峰。古今中西，人类所有文化置手于眼前，该言者已尽言，当立者皆已立，诸般良善美德之想已然设就，其不因时代久远而落后，亦不因新潮而进步，只待人类去施行实现，只待将其归纳、整合，系统化作用于诸人，才能服务于社会。只有整合才能创新，文化全球化时代——即是人类所有文化大整合时代！故而，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创新——主旨即在整合落实！【回归传统】 五四之后近百年来，学界对于国故之判评整理多于继承运用，甚至学术与生活两相立。今人做学问，不去借鉴前人之努力，独自发扬，言之无物，所言概不出前人所论，不过是重新复制，浪抛精力，终归无用少益。因此学术也要大定国是，形成建立“文化判官”机构，纲纪文坛，清理文化门户，使文化良心有所归宿，社会公德有所轨循。合理安排国人学术力量之用心所向，对前人进行正确总结与继承，对未来进行合理规划与实施。对国学进行批判继承，批判则已解决，唯难在传承、创新、建立；国学若求延续必在用字上推展——运用于社会、切实于生活，而“运用”则必然要发动个人主动去求取，所以，这种文化复兴必然与人自我治理密切相关。【制度化复兴】 时止当今，仅仅中国就有诸子百家，而儒道佛三家便各有三十六门道七十二流派，何况西方思想之万千体系 ，故而，做学问要独辟前人未有之域，已然不能；唯有广悉前人之见，依据时代发展之思想，整合继承先进文化，以人为主体根本，做一中西古今文化之大成者，方可超越前人、开拓未来。个体重复经验生命，而不对前人经验进行总结，只会重复错误，不能先进于前人，而所谓创造学问，不过是批量复制。学问之败：不为人切实力行，任何高明与人两立无关。是谓：“不患圣学不出，而忧常法不用。”在文化思想范围内，应有已经尽有，现存一切尚未全加利用，而欲独帜立新，总是徒费心机且于世无补。文化创新必以综合全体而得大成。全球化时代，人类必须进行优势整合，淘汰落后无用，创造出适于社会发展之先进文化信仰。文化全球化亦必将迫使各国反省民族文化，向大整合中求取大创新。中国文化欲立足世界，必须建立强大民族文化品牌。【创新整合】 【确立国家文化体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建立中国新文化而展开的社会大讨论，如有东西方文化论战、科玄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中国现代化之出路等等诸大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全盘西化论"、"充分西化论"、"中国本位论"、"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中西互补论"、"中国国情论"、"中国特色论"等重要理论论据。 文化是一国之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之源泉，是综合国力之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是社会稳定之基础。中国，未必要走西方之路，才能达到理想生活方式。有五千余年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智慧，定然能够开创一条最合宜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理想之路。中国国情，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历史遗承，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建立中国本位文化，是中国文化建设重中之重。今后中国“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 陈寅格语）”，亦如鲁迅“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无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还是中西综合、中西互补，都要有基于传统的主体文化。确立根本，才能学习整合其他之处。 中国新文化要具有“新中国精神”，其核心不同于西方文化也不同于传统文化，必是整合中西而又拾得古今，要既具备世界性，又具备民族性。因此，便要认真考虑如下问题：一、什么样的思想、知识文化体系能够有效思考、解决当前中国乃至世界根本性问题？显然要具备强大文化整合能力才能有效认知世界不同文化，能够在国家层面形成认同、共识，并对个体有所助益，而后作用于个人才能够解决全球性问题，要具有利益普适性。这种强大思想，只有解决个体问题，才能解决社会问题。这种文化思想必然由其社会体制、生活状态来体现：建立一套什么样的体制具有大慈悲心，能够周全每一位生者？一个怎样的国民素质配套政体结构最能够体现低成本高价值生存？因为一个低素质民族国家，其行政成本必然增高，一个落后政体，其人民生活必然艰辛。二、这种“新国民精神”具有何种人文思想，是否可以造成某种国民素质，其本身可以体现出对生活生态具有维护性，无论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人文生态、教育生态、官场生态、职场生态、环境生态、社会生态皆能体现出其人性思想？所以这种学问必然上能接于人类和世界的意义与命运，下能具体体现于个人生活中。三、温公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所以，这种国家文化必须使得社会机制具有创新性、积极性，并且有德者愿居之。【文化体系所需之条件】 文化科学具有古今之深厚与中西之广博，信息化推动经济全球化，也推动了知识经济发展，物质科学推动全球化社会集结，世界由此进入文明融合时期，“人类”做为一个概念，已然形成共识：单一固化思想必然不能胜任社会进步与变化，因此，文化融合需要全球视野、全球襟怀。并且要认识到各种主义、思潮，就像某种人生性格或人生某个节点上因某种特定状况出现一时之观念，无不有其时代正确性和历史局限性，所以社会发展需要全球化之大历史史观，人类文明需要大理性，需要整体智慧，需要全体历史经验。 因此，中国文化必走衷中参西全面整合之路，以先进文化为轴心与动力，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根基与主导，以人文道德秩序为功能与主旨，以建立先进文明、理想社会为终极目标。【综合中西文化】 重估一切价值，在于为我所用。由人类统摄一切文化，优化自身，而非以文化分化民族、地域以自限。文化本是为人所设立，为生存、生活、生命进程之工具。我们不必因时代局限而不求其益用，不必因地域不同而不取其先进。同异皆是道理，正反俱是学问。容纳中西，囊括古今，人不自限，文化将以无限。 于全盘西化或者本土重建中寻求中国文化复兴皆有失不全，若言复兴，是必中西文明之中先进文化共同复兴，任何一国一民族之文化皆不能独自担当全球社会。必以广纳诸国大成之学用其长，可以运行社会机器。西学尚以物质科学成一理智宇宙，促成社会进步；中学尚以修养自治成一道德宇宙，保持社会稳定。譬如牛体马用必不能致远，马体牛用必不能负重，稳定与进步是社会发展之根基，相辅乃成其广大和谐。中学厚德载物、西学去驰万里若牛马，各自体用并不相违背。社会进步必在综合中西文化，融会贯通，创成为时代所需之新型文化体系中求发展。文化复兴必行衷中参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于器合于道之中西文化互补论。【中西不同】 中国文人向来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为最高道统，思想、行为也无不受其影响并依此为旨归，因此能够参与化解协调人与内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危机。譬如道家清净虚无思想可以言止战，仁学克己复礼可为人际生活以指导，佛家慈悲苦行可以为和谐世界设。“天人合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人和共存思想始终贯穿中国历史生活，造就了中国人求同存异、天下一家之思想性格。儒家言中正：克己内省；佛家言慈悲：和谐圆融；道家言清净：天人合一。在此，归纳中国传统文化根基，谓之：大同有容。文化去除形式，内容即是道德；文化最后成果——人格。仁、义、廉、耻、信，中国文化之鲜明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是道德修养，正是：道德自治。【大同自治】 “悠悠茫茫，去之何往？”人本源于无中生有，更灭向无中去。是故佛执修空、道言炼虚，而儒讲现实此在：既有，则全体大有无不有备于我运用一生，顺适大定不变，力移可易之事。此是古人陈见，仅是向内用力，不能见西人科学物质世界，异物相合又造前古未有之物，我虽向灭空去，而他人生生不息，厚生利德，造化万物，必将永恒于宇宙。空虚之道不足大守，而可小用于世俗——破执见性；西人外求而不知内守反省，物质虽然进步，而溃于人文道德。东人内守仙佛成圣之道，大执虚空物观，而不求外取。如若东西文化融汇作用于一人，内守兼同外求，物质与道德共进，可以成其牛马相辅负重致远之用。 不同地域产生不同文明，不同文明造就不同文化。不同文化总有共同理想——无不为人。人人自当包容不同，相取其长，治理自我体现生命价值，进而改善社会。文化本无所谓中西地域，又无所谓时代古今；古今中西皆由人类经验，皆属我们所有，而只是有些不为我们所用而已。【重估】 儒家克己复礼，讲三省吾身；佛家禅机重重，持渐修顿悟；道家清净自然，天人合一存养己身；昔贤往圣万千法门，皆不过是去达人生理想境界之方法、策略，而人生之主题永远是自我——“人是唯一永恒主体”。万物皆备，为我去运用。我与一切学问，只在一个“用”字，我不用，则一切学问失去意义。时下新新，人类之思想永不止息，在享受西方文化所造就便利、科学、先进之生活，同时又感怀传统文化所缔造精神生活之深邃；思想千古未有我之时，存念万代无有我之后，而真实之我生活于当下，自当利用现有一切可利于生命之事物，何必存有主义之争、中西之见？【利用文化】 中国文化向来讲求和谐,擅于协调、化解矛盾冲突,自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儒佛二家、尤其道家等等无不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之平衡与协调作为最高追求目标。中华文明是一种肇始于《周易》阴阳平衡、五行和谐之三元思维；求同存异，允许矛盾共存，譬如三人决斗，同时开枪后谁还活着？以西方人思维必然认为全部死去或者问题无法解决，如果中国人在场，三人会同时朝天开枪，走向和解共存，继而和衷共济，最后和谐共处。核武时代，尤其需要中国这种包容、妥协、和解，冲突，要么共存，要么俱亡。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之思维技术，现在我们讲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便是渊源于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中西文明不同之外尚有共同之处，——那便是无不为人：“人是唯一永恒主体！”譬如我们古人有一典故：楚人失箭。 楚人失箭于楚地楚人得之，不以一己所损失为怅，是为国家民族主义情怀，又进而言之楚人失箭，人得之，则是一种天下情怀、一种包容全人类之胸怀，中华文化不泛此类以天下为重、和合共生之思维。 中国文化之内省传统向来作为精神主旨，以内化求得外在之和，自孔子“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慎其独也”到宋明理学之求诸内、返身内求，皆是向内在超越，使矛盾化解于无形，形成中国文化独有之内化思想，从个人心性之“和”开始，向外延伸，进而推及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天地之和，亦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和而外和，和合共生。孔子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个体道德实践之严格自律，获得一种心灵独立于他人外物之自由自主，形成人格独立之和谐。这种文化思维一直追随国人于世俗生活，并成为一种民族性格，也成为现代和谐文化思想的一种主流力量，为全球化社会人类之价值理性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其有助于解决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深刻矛盾,有助于整个人类走出困境，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是人心思和，战争和强权日益不得人心。武力征服和强权崛起，这种二元矛盾论思维体系已经很难适应社会发展，世界需要和合共生思维。【共生思维】 中国历史上先秦诸子是代表中国文化之肇始，秦汉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孔孟，形成以儒家为国家思想信仰主体、佛家道家为辅助之局面，形成封建帝制社会，其稳定长达二千余年；五四之后，中国引入西方文化，推行民主思想；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学人依托传统文化，借鉴西方文化，逐渐形成以“和谐思想”为核心的国家文化；中央政府推行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更加坚定了和谐文化作为国家思想之基础。 中国和谐文化思想贯穿于传统文化之始终，现代学人将之理论体系化，无疑是世界思想界之伟大创新，是人类文明思想统一、社会和平之理论基础，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提供了最有力的动力；和谐，是身心健康之根本，是社会发展之基础，是人类社会之理想。这昭示一个全新、共同文化体系正在形成——和谐！文明统一、人类共存。(所谓文明统一，并非由某一国家统一其他国家、民族，而是由普世价值、共同目标，进而由先进文化进行全球化治理，使得全世界之军队解散、武器销毁、警察下岗、牢狱破产，实现全球福利均衡化，而每一个人皆不会为社会所遗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之崛起，不仅是和平于世界，更应是和谐于世界之崛起。【文化理想】 国学是经验体系，西学是逻辑体系。西方文化讲求辩证、逻辑、技术、流程（具体），重分析；中国文化讲求谋略、战策（全局），重综合。综合与分析，代表了东西文化两大体系。当道德落后于科学时，当人文依附于利益时，而科学却不能解决人文问题，则宣告破产。季羡林先生讲，西方分析之穷，必东方综合以济。中国文化必当领袖全球文化建立适合人类共存之全球先进文化价值体系，去完成文明统一之时代文化使命。这一终极目的便是——和谐！ 人类社会真正和谐，是人之内心与自然、与政权、与社会、与人际、尤其与自我的调和协同，而非表面上的相安无事。恶止于内心，无使流露于言、放浪于行，可以自根本遏止，可得真正宁静和谐。故而，社会和谐必先向人的内心求取，必先建立信仰依持、建立人文公德秩序。 冯友兰说：“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这便是国学对于世界的意义。将这一国学思维整合为一种普适之人文精神，则可以成为影响世界之文化体系。 故而中国文化之首务，当确立和谐文化思想为国家思想，放弃各种主义思潮，以整合人类总体文化服务于国家，“布爱天下以化民心、结爱国际以邀未来”。以和谐为统归，确立传统人文之先进文化为国家学术，确立道德自治为个体生活之责任。 何为先进文化？凡是能够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凡是能够增进生命进步、凡是能够加强社会和平共处的文化思想皆可称之为先进文化。社会发展取决于生产力，社会体制、技术方法、进步文化等诸大要素决定了生产力先进与否，亦即先进文化代表了生产力。和谐文化并不等同于先进文化 社会和谐，是历史目标；而和谐文化、先进文化是时代发展中推动社会进步之动力，是方法而非目的。和谐文化相对于冲突理念，先进文化相对于落后体制，相对皆有其先进性。【和谐思想、先进学术】 国学乃一国之学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是为人人遵循之规矩准绳，学不可使之发扬不畅，术不可使之秩序失范。集汇大行大德，同心巨力，综合一切中国之学，借鉴西方先进之术，改造传统文化，融汇儒、道、佛诸子百家，整合修心养性、正念持身类文化，建立一套符合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社会伦理价值、普适于世俗大众之文化修养体系。对社会人文、道德秩序进行合理有效之治理，建立中国官场人文道德秩序，建立中国商业人文道德秩序，建立中国职业人文道德秩序，建立中国社会生活人文道德秩序，制定相应律法制度与道德规则进行治理。【综合】 【确立国家信仰】： 世上发生诸事并非毫无关联，因为“世变始于事变，事变始于心变”，事态尚未变化而心态已涉变化之先机，罪恶、战争、丑陋生发之源即是根于每个人的内心，我们都是真正肇因者，人心与世态实则息息相关，人心变而世界变。我们的宗教信仰派别那么多，却不能建立统一的人文契约；我们有五千余年的人文文化，却没有共同遵守的道德秩序，并因此鼓励了分裂意识，使人人以私利相见，互相疑惧，互相厚黑，互相侵占，掠夺由武力争取发展到文化技术之和平侵略，只因我们少怀大同共存之人间大爱，只因我们缺失宗教般(慈悲、智慧)人类共同之先进文化共同信仰。 比之以法治国，更为理想之方法，是以德治国；政治、武力、律法征服不到之处，而文化、信仰、德义可以化解之。法律乃是一种震慑警示、一种事后惩诫，是以外制内，后发制人，而绳之以法也并非法律之根本目的；法治乃是强力统治，而德治是善政治理。德治必然要以人文束之、道德绳之，总归是信仰之事。因此，应当建立国家信仰，使人民精神有所归息、道德有所执守，自觉规范行止，发乎于内而形之于外，使害心恶念灭于未萌，人人皆以高素质道德修养遵循社会公德，才能造就一个真正和谐安宁之社会。——行治理之效，弃统治之蔽，以德治国，以法辅之，使维护社会秩序之警察下岗、法律文典束置高阁！建立先进文化为凝聚力，以人文精神为向心力，以道德秩序为公共契约，去运行中华民族之和谐崛起！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苏俄“十月革命”，追求富国强兵之路；五四之后，打倒儒孔，破除旧有，而未立新教；建国之后，以四化建设为志；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本；皆以注重经济之发展，而极大地忽视了“新民”、“立人”之思想文化建设，少有如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等人文运动，导致中国人普遍缺乏公德观念，缺失信仰。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信仰体系。人心是具有普遍广适性的，梁启超倡“新民”之道，“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不止于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技艺，更在民德、民智、民力诸大方面取用西方先进之处，来建设一种新思想、新精神、新道德人文秩序，只有文化多元化丰富了，人会更加趋于智慧性，所以我们应当改造宗教，为时代信仰做出学术支持；中国的新文化信仰应是儒家、道家、佛家诸大文化体系之综合，取儒家之雅、道家之妙、佛家之悟，取基督之慈悲、取诸科学之严谨、诸理论之系统，聚合古今之大成，归纳中西之先进而成。而这一文化体系聚合体如何作用于人的生活，——唯有自治！ 西方宗教信仰其创造者往往宣扬“唯我独尊”、“只可信我一神教”，被视为思想专制，而中国文化无论儒释道，都认为“人人可以为圣贤”、“万物皆有佛性”、“满街都是圣人”，圣人之学就是致良知，中西两种不同视角和观念，更能体现出东方文化之人本思想、人文关怀。 中国人传统信仰或精神寄托，不完全靠救赎，不存在末世论，不重视彼岸世界，相信天命，重视此在，注重内省自修，儒学知识分子身在官场，同时却可以儒家、道家或民间信仰作为人生精神生活之补充，作为进行完美生命之生活工具，不会因为文化而分裂自我、局限生活，说明中国人的思维实则是以人生为主体，以百家学问为自我生命发展壮大而想，而不会为某一学问而活，是一种先进的思维方式，而此等精神层次仅局限于文人、思想家、哲学家等知识分子，是属先进的文化，我们要将之发扬光大于世俗生活。 信仰，是人类对于世界、对于人生总看法和总方针，它是一种精神纽带，是一个组织或阶层，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成员团结奋进的精神基础和精神动力，具有定向生活价值、控制社会秩序、凝聚社会力量、推动行为选择等等诸大功能。信仰，是指人民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之信服与尊崇，并奉之为行为准则和人生指南，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之主观体现，是一个人做与不做之根本行为准则和态度，是信仰者对未来美好理想之追求。信仰之有无，在决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发展之可能性。无信仰者，缺失价值观之指导会失去把握自身命运之力量，其生命发展之可能性会大大减低；而有信仰者，则会为所信仰调动自身一切力量，集中到既定目标上，其道德、知识、能力、内心世界都会得到提高与充实，从而推动个人及社会乃至国家之发展。信仰，是一种人生主张、一种生活信条、一种生命依据，是一种自我超越，一种信奉、持守、追求，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方式。一个人没有信仰，却如何有尊严的活着；与人交往，却如何得到信赖。一个人没有信仰或许能够活下去，而一个国家没有信仰、没有正确的信仰，是不会长久生存的；中华民族要有信仰，才能进步。 当前中国可谓是泛信仰或无信仰，人们“且趣当生，奚遑死后”，相信利益、相信物质、相信现实、相信此在、相信自我，以实质利益为旨归，丧失对自然、天道、人文之敬畏，在这诸般相信之上缺乏一种公共契约来规范道德。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核心道德当中，仁义礼智信，立言、立德、立功，信仰仁义、信仰道德、信仰良知、信仰自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不是树人立德之义。中国文化较之于西方文化最大的学问正是致良知之学。 信仰有三：（一）人文信仰，如儒学、道学、佛学，道德、良知、正直、诚实、守信，做一有用于社会之人；（二）政治信仰，如三民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三）宗教信仰，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另外更有各大学科之团体组织、兴趣爱好之民间社团 、企业等等组成了广泛的民间术业信仰，亦即职业信仰，并列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之后的“第三教会”，分散而庞大。特别是在一些民营企业之中，利用企业和公司之组织制度，进行一些信仰之实践与表达，甚至把企业或者公司某些制度视为信仰实践和信仰者团契之平台，近似于一种职场事奉之教会延伸。【信仰分类】 广大民众之信仰，于政治而少有怀济天下苍生之胸怀，于宗教此生尚有欠缺何备之于来世，故而两者过于虚茫远大，不切于此生实际；唯有人文信仰，是实现个体自我生命价值之人生指引，是壮大生命发展之知识动力，是维持群体公德秩序之道德规范。“人文道德”历来是为国人之“宗教”，信自我、秉良知、行道义。制造一个社会信仰大化之约定俗成，使众多文化信仰在这种大化里不越规矩而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民众围绕在这种大化中生活，这种大化、这种信仰在中国也只有人文精神可以担当。社会信仰，必有组织团体而得建立；政治信仰（政府、组织、社团）；宗教信仰（教会、寺院）；术业信仰（企业、研究机构、智库），各种信仰无不为其利益而存在，人文精神信仰，唯有人文精神、道德公理不必要社团、组织而得大众所认同，得以自我价值与社会理想并行，其广布于社会各个领域，并且比任何文化更接近于国人内心，藉此人文精神，确立为国家信仰，整合传统人文价值观念，归纳创造成为适合于现代社会之人文精神，赋予法律，成为规范现代社会生活行为之准则。以此确立人文道德新秩序。【确立人文信仰】 何谓“人文”？——是指人于日常行为所体现出有合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之文化道德素质。尊重个体生命之自由，推崇群体价值之体现。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文化。每一个人也是如此，要有自己的信仰、原则、行止规范。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组成一个动态、复杂、无序之网，律法、规则之外，真正维系社会正常运行者系价值秩序，由文化根植于人心内在之人文精神、道德秩序、价值观念。我们所讲的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就是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态度、思想、观点。自东汉以来，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主要是儒、道、 佛三家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态度、思想、观点，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儒家的思想学说。传统儒道文化造就了中国不同于西方文化之民族性格，宗教难以吸纳信仰是一种中国独特现象。 特权、阶级、贵贱使得中国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建立起一种公平社会伦理，宗法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族亲血脉、人伦伦理维系群体公共利益；而西方社会讲人人平等，以公共契约维护社会秩序，——即人与上帝之约，更具广泛性；人文思想，是维护社会道德秩序、时代发展进步之精神力量。譬如美国诸州区域各以自治为政，何以能够成为如此强大统一之国家？可能要为我们中国思维所不理解。因其自身有着强大的国家学术以及文化凝聚力与向心力：——是依靠公平公正之民主法律制度造就了一个天子与庶民平等的全民信任、是依靠心灵与上帝之约为人文道德秩序之公共契约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是依靠共同价值观将精神自由的四海精英聚合建立起来的伟大国家!——这便是人文精神之伟大力量。 人文精神是社会契约的基本内容。重建国家信仰：所谓重建，主体不在国家，而是对于这个民族人文精神之重新建立；——接受于普世价值而又独具民族文化特色之人文精神信仰。告别民间思想界无政府之状态，使全民皆精神有所依持、道德有所执守。 （一）互联网时代，现代各科学术均已成为世界之公器。除去经济应用、科学制造，独有人文思想领域在国内器用不畅。中国知识分子当以社会公德为责任、道德良心为志愿，建立大联合：义务承担向个人提供大量现成见解以减轻个人构思己见之负担，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哲学、道德、政治、社会、生活诸大方面，建立一大套关于每个人不加论证而普遍接受之公众信仰理论；以此形成一种普适公德秩序、人文契约，普遍遵从。（二）推行先进文化理念，开展“新文化生活运动”，倡导全国人民过一种德性之生活：节制、仁爱、敬畏、真善、美德、勤俭等等，追求内心之宽容、宁静、和谐、知足与平和，以先进文化修正生活态度，改变生活习惯，建立一套适合于人类和谐共存、科学合理之生活方式。 建立信仰，必先确立人生价值观。我们常讲，要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而不是科学的人生观；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科学为论理方法所支配，是明显、理性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意志造就了世界，并非客观科学理性，例如，战争并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而取决于人类主观意愿；爱意亦不是科学的，但人类之间最需要的就是爱，需要人间大爱、宗教之爱、长幼之爱、夫妻之爱、师友之爱、同志之爱，需要尚同兼爱。理性，是客观科学的；是认识分析达到某一事物之方法、技术，却不能教人去做成某事。感性，是主观唯心的；是其自我发动设立某一目标，利用科学理性去完成之心智；人类所要进步、社会所要发展，背离不了这种主观情感的梦想。故而，科学并非万能，只是主观意愿下可供利用之工具，其不能解决人的身心和谐问题，不能成为人生主体，不能成为社会信仰。 “科学万能”已经在西方文化中破产，人类道德、精神正在向东方文化寻求归宿，而当前中国却在向西方科学寻求人生的安顿。所以，中国学术要形成价值认识共识，各大学派之中“主智”与“主意”、“实验”与“冥想”、“渐修”与“顿悟”、“唯心”与“唯物”，历来对立，而各种主意无不为人所共有，若偏执一方则有失不全，不全则有流弊，勿论唯心唯物总是不如为我切时所用，因此，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正确人生价值观之下的科学与理性，而非科学化了的人生信仰。 “知识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教养重要，教养不如情趣重要，情趣不如情怀重要，情怀不如信仰重要”。知识、理论只是为人所利用之工具，而信仰、情怀才是运用一切思想工具之动力。此便是科学与人文之别。【人文信仰在于不断壮大自我】 【人文信仰之内化过程】：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大学思维来看，欲确立全球化治下之政治、文化、经济、法律、道德等等秩序（治国平天下），还需回向内心求取，而格物、致知正是一个自我治理、内化之过程。 内化之机理在于一个“用”字，所谓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人生之大不幸，在于重复经验历史愚蠢；不能基于前人经验对自我做出最低成本之人生治理，缺乏从善如流之思维技术。文人最大不幸，在于拘于眼界格局，重新复制前人所谓文化，见识不全而自以为是，缺乏整合归纳利用之技术，丧失文化创新之能力。经验之于成本，我们人人生活于此种不幸中。 《大学》云：“日新又新，其命维新。”伊尹称：“用新去陈，病乃不存。”创新是一国之生机，是生命之希望。故康有为称：“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故新为生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何以谓之“新”？——所谓“新”即是先进于固有思想、观念、技术、方法之创造，能够解决或改良落后旧有，是谓。此中存在一个人类千古难题，尤其存在于人文领域——那便是一个“用”字！古人讲“知难行易”又“知易行难”，辩证而论，皆有道理：知难运用在科学而后行易；知易普适于人文而后行难。知难行易之于科学，其意不言自明；知易行难之于人文，虽明也要大言一番。——中国人缺乏“从善如流”之思维技术。若解决这一千古难题，人文道德秩序方得推行，社会才能创新后而用新。创新，在人文领域不同于科学，其不因为时间古久而不谓之新。 人因内化而得以运用先进文化，因此人文信仰得以指导人心向善。 【大国学术之道德自治】： 无论是关系到文明统一这样的大命题，还是渺小到一个人的梦想诉求，无论是国家环境还是个人生活生态，都需要一个将人与之关联的契合——即在群体与个体之间，找到一个既能维护群体公德又能周全个体价值的人文思维体系，这种体系必然是建立在生命的上进求取的活力上，“会种田的务农，有技艺的做工，会买卖的经商，会办事的为吏，能谋事的当官，引领人心的为圣人，能安天下的主国家——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取决于他修炼到了什么。”因此那便是：自我治理。形成一个做人、修德、成器之间相互促进的人文思维。 群体生存社会，人人利益相关；若一人德之不修以私自利，损于大众，而不使其受到制裁，则人人自私自狭，互相损剥，天下将失去公平正义，造成祸乱。故而，社会公德是为一国安定之根基，甚至重于经济。公德要落实于个体责任，建构内心制度，建立公德秩序，健全道德律法，以维护社会正常运行。中国人最缺者是为“德”字，尤其公德。所谓公德，是一种公共契约，一种约定俗成，一种利益均衡，一种广大公平之秩序；公德是诸德之源，“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放诸四海而准之言。道德，非一成不变，因时代发展之经济关系，产生一些新型秩序，亦谓道德，其标准旨在“利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虽有一定道理，但“人人为己，不诛自灭”则是全部道理，不尽为己也不尽为人，取一种中庸之道方适合人的本性，这条道路即是——公德。行走公德道路之技术，即是——自治。 欲使得人人皆以公德自守，必须向每一个人内心寻求克制。而传统修为中要么执苦行修而非凡俗所能企及，譬如佛家、道家；要么行君子圣贤儒家之道，但学识雅量自非庸众所为；两者成为少数人之精神诉求寄托。所以，文化门坎将广大世俗民众隔离于中国传统文化信仰之外，造就了普遍庸俗之国人劣根性，造就了中国这一无信仰、伪信仰之民族。我们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信仰两个极端（庸俗与崇高），结合现代文化，寻求一条中庸致用之路：凡俗与修世，各自进退一步，取凡修执其中之允和自适之法——道德自治！唯有人人道德自治，遵守公共道德、人文秩序，方得社会广大和谐。 所谓自治，即是依据先进文化进行自我治理，分为：生涯治理，道德自治。依据社会发展成本论，人生活于群体，应当承担诸多责任，其第一责任即为：人生应当实现自我存在之价值，利用古今中西之先进文化经验，结合自身，寻求思想自治，对生命进行科学合理之规划治理，以使自我成为有用于社会之精英，而得以使社会极速发展。是为生涯治理。道德自治，是人生哲学，是经验智慧，是自我克制，修齐治平之术，是将自我行为先进系统理论化，是向昔贤往圣之人生智慧寻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在，为信仰、为依持、为原则立场、为行为规矩，以自身不断修养与内化，而得到自我与现实此在之和谐。 自治学理论系统：是人用一切学问为标地，如同一个互联网浏览器，可以打开、利用、学习所有网页知识，是利用外部知识成就自我的系统理论。自治学是基于中西古今所有先进文化之上、取舍利用以自成自造之方法。自治术存在于所有传统文化之中，其根本要义乃是将古今中西人类全部良善文化拿来为行止，以造就自我之大成，践行为人之责任，遵循公德之秩序。二加二等于四，即是自由。世间没有绝对自由，只有相对自由；基于公共契约之上，存于道德秩序之内；自由是建立于自胜之上，一个人虽征服了全世界，而不能克制一己之喜怒爱憎、私情物欲，而这种欲望的自由会使人破灭。故而人之自由，必先自治而后得自由。 人生必始于立志，志为人之枢纽。立志发愿才能体现真正之我，志未立定，则生命必定漂泊。“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人生不应仅趋和于生理（本我）欲望，更当进行精神（真我）之生活。为想去生活，才能体现人生之价值与意义。人之真我与天地万物同具仁心本体，内蕴极大创造力量，可以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物质世界，其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不被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之根基。此为自治之根本。 于人一生助益最大者，乃是心性。而拥有何等心性之群体则有何等人文精神之社会，一个人秉持某种观念，并依据观念对事物做出判断，进而影响行为，体现于社会活动交往，社会便无时不在产生这样一张或善或恶或浮躁或从容的人文之网中互相判断，社会也因此或善或恶或浮躁或从容。所以，社会治理，乃是改变人之心性。 人人自有不同性情欲习，各自为是，胡乱出牌，缺少秩序与规矩。社会公德混乱故而人际交往凭添了许多成本。社会欲得宁静和谐，必待恶止于内心，无使流露于言、放浪于行，立诚互信，而现在人心因社会不公、分配不公而变得浮躁、冷漠、无仁、戾气过重，确立“不让老实人吃亏”的体制制度与道德秩序，用道德制度净化治理人心。故而当下应施社会以收心养性：“心性是百邪之端、诸乱之源。治国理政、管理官吏、教化大众，都必须从收心养性入手。” 人生没有哲学和宗教之指导，生命便会在欲望里沉沦没落。心若没有栖息之地，到哪里都是在流浪！人心内之事，求不得上帝、靠不得圣人，唯有自我去解决。人不自救无人能救，人不自治无人能制。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信仰来化解内心重重矛盾，充实自我，改变自我，实现自我。是以人人应以道德自治之法，化解内心烦躁感、紧迫感、没落感，与身心无归属感，人之独立自主，即是具有理性思维，不会任由自己的头脑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人心自应回归原初，回向传统，以传统文化之濡养，富心养性，开悟智慧，向本源求取价值。道德是主人，才智是仆人；德之不修，必然智也用心不正。善于修正身心者，在于去恶念而不去意志，在于建立内心之制度——“唯制度可做得人！” 自治学——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是将“良知”转化为真正的内在力量。 解决总体性社会危机需要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需要个体道德自治！ 【确立道德律法】： 所谓文化，固然广义可以涵盖一切创造之物，诸如音乐、图画、饮食、服饰等等，但其核心应在于规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稳定平衡之基本准则，亦即道德伦理。新型道德秩序建立之后，必然面临最关键之问题：道德缺失在现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社会问题，当多数中国人还在为温饱问题而忧虑之时，道德与生存哪个更重要？即使中国人全都认同道德观点又待怎样？因此，道德是基于秩序合理公正而存在，如果社会体制不能实现价值分配公平，秉承多劳多得原则，道德将无从体现。幸福，与物质有绝大关系。幸福，是公平社会之下，有限之物质基础，加上心性之满足。——所以，道德秩序必须向顶层设计。 所谓道德沦落，不是讲中国人大部分已经缺掉道德，试问谁人自认为是坏人、恶人？——自然没有，那么天下则全是好人。坏人何来？其不过是人心相疑惧、社会好风气不畅、公德秩序缺失所造成。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文明之风来软化引导，没有建立普遍的公德秩序来遵守依循，人文道德自然不畅，那就需要我们进行重建： 一、理性重建：当今社会最迫切、最伟大之理性认知——和平、和睦、和谐是人类共存之基础。没有和平不会共同存在，没有和谐、和睦就不会共同进步。和谐思想认知是人类当前最迫切建立之理性——人之理性追求，在于全体之公共福利。全部道德文化之主要目的旨在塑造、培养理性意志，使之成为全部行为之制衡机制，使社会运行于公平合理有序之中，使个体通过自我修正遵循公共道德秩序而得以生存成本普遍降低。 二、道德维新：人活着，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皆有维护公共秩序之责任，这一秩序便是道德，在于整合传统文化之中由个人及于群体共同价值之普遍观念，做为个体之信仰、群体之契约，共同践守。即归纳在传统人文精神当中具有共同利益关系之思想体系，——适于个体与群体之共同利益之契约体系，这一体系即是一种人文道德新秩序。建立思想库，整合自人类以来所有道德归纳成为体系，根据地域、人文推行于社会生活。以思想库为后盾、以社区为阵地，以制度建构提高违法成本，切实治理隐于私心而违背道德秩序之丑恶，让真善美真正体现于和谐世界。 三、美德升华：凡基于道德、责任之上，对社会、他人给予无私奉献者，皆可称之为美德。道德，是做人所必须担当之责任，该当以律法绳之；而美德是不求回报之付出，应予以奖励之。为道德立法，为美德设奖，以此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建立道德秩序之制度体系，而不必吁请哀求良心之回归。良好的社会道德习惯，是由遵循制度而得潜移默化以成。一个国家老是强调以法治国，而不考虑甚至无视道德、人情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终将有法难循。道德是最古老的法律，法律是道德制度化的体现，因此要回归原初。让全民参与，为道德立法，让道德行为关系经济生活，德由利导，无利不往，修德而无利，无人愿为善。确立公德责任，以改变各人自扫门前雪之利益格局，让这个社会适合于有德之人居住。建立道德与社会连带问责制度：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任何畏惧，他会让整个社会感到不安（精神信仰）。如果一个人死后没有任何顾虑，他会让整个社会失去责任（问责制度）。 【构建国家哲学】： 国家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是一个国家基本政治理念、基本社会经济制度架构，以及基本政治生活秩序；以其严密理论体系、意识形态结构，以及提供整合社会秩序之资源；潜移默化于日常秩序，成为国家范围内公民们对国家与社会认同之保证。一个国家之学术，是治理国家、统御民心之指导思想；是立国之本、稳定之基。其可以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或者一种信仰！一个国家所秉持之学术如果不为民众所认同，所乐道，所维护，所运用，便是脱离于社会实际生活。如果一个国家对未来没有长期打算、没有资源储备，而使社会处于先进、强大的制度保障之下，不因某人某事之变动而受影响和牵制，那么其必然会由活力社会进入疲惫、病态社会。而现在各种政策、决策、方向无不被意识形态所左右，政治意识形态多是革命的产物，是一种非常政治，我们需要回归到日常政治中去，回归到一些基本核心价值观上去。【国学概论】 从国家文化来看，业已失去向心力，表现在上下离心、内外失德，政府是政府，民间是民间，官媒“没个边的歌功”，而民间尤其网络“一边倒的嘲弄”，政府公信力下降，国家文化对于“生活世界”之含混性已经无法承担其日常秩序，对各个行业规则已经无力规范，致使潜规则盛行，旧有国家哲学已经不能对体制困境提出解决方向，社会活力愈发阻滞。 从国家政治哲学层面来看，当前社会意识形态完全丧失社会整合力，已经无法整合不同社会主张、观念，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持续性发展将难以预期，而全球化社会，暴力武器战争皆已退居文化智慧战争之下，中国欲寻求出路，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必然要问师于代表社会良心之知识精英，推重专业化治理，寻求学术治国，方有出路。否则，只依靠一家党义思想，断然难以应对缤纷繁重之世界。 中国发展表明，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只能是使国家陷入下一个治乱循环，而西方学术体系缺失民族文化价值认同，也不可能解决中国复杂问题，所以，中国需要学术革命，只有创新出具有传承品性之国家学术体系，才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国家才能因此强盛，人民也才能因此步入幸福。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思想、文化可以千秋万载。孔孟老庄、诸子百家虽可维护时代之进程、丰富历史之经验，却不能维稳万代之和谐，古今中西所有文化概莫能外。唯有归纳历史、整合经验而得以不断创新出更有利于时代进步之新文化学术体系，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之进步。现代社会，大国较量，也不再取决于军事战场，而取决于经济之强盛，更取决于文化之先进：思想形态、人文意识等国家软实力领域更加能够体现大国优劣。【学术革命】 国家信仰应与民众信仰一致，而能同心协力，信仰即是理想，当理想成为空谈无着时，人心流于虚无，向物质寻求寄托，个体内在体系便已崩溃解体，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信仰、没有理想、精神虚无主义物质国家。王夫之：“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专制社会，崇尚集体主义，不能尊重个体，人们无法改变自身，无法成就梦想，因而走向消极避世；专制会使人失去对一切美好价值之信心，放弃理想，放弃追求，嘲笑真理，嘲笑社会，使人变成犬儒主义者。统治者早已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之手段，作为镇压反抗之借口。当被统治者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之境地时，必然转向理想虚无、趋向于物质现实享受，“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何其短促。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中国的国家信仰正在经历前苏联解体之前的国家信仰覆辙。 政党之主义，是其执政为民生服务之工具之道路，而人是唯一永恒主体，以客体规定主体，是人为物质而活，本末倒置。故而，党义不应社会化。党义更应该向社会普适性靠拢、向国家文化、学术靠拢。一个民主政府的理想是与民众意愿和谐一致的！共产主义是人类之终极理想，代表人类普遍利益，但据历史发展规律今后一二百年绝无希望。当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社会在进步，观念在革新，我们所坚持的时代理想亦当为之修正，造就新的时代信仰。共产主义，遥不可期，所谓将来之事，将来再说。所以，建立国家共识成为当前最迫切的需要。国家共识表现在价值目标共识上，其形成需要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一个政治经济权利平等的社会，社会利益基本平衡，是构建价值目标共识的利益基础；一个源自于传统认知，并因此形成人文观、是非观、价值观的思想体系是其文化基础。社会体制保障人文畅达，文化维护体制运行。并因此，社会价值目标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所以，建立符合人文价值、符合公平分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符合市场化治理结构的国家学术体制，只有解决现实民生实质性问题而后才能追求价值理想，只有解决个体问题才能解决共同问题。【国家哲学之价值共识】 当前中国国家学术面临失序：秉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实际操作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封建官僚主义行政，推行孔儒道德教化，各大系统之间缺乏社会性文化学术来兼容，意识形态落后，社会信仰混乱，并未能形成共识。——因此，政治学需要重建。建构完整性、人文性、贯通性、矫正性、明确性、先进性、创新性、战略性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哲学体系。【学术失序】 人类社会整体、长远利益若不被置于全局考量之下规划，负乱而求速，总有一日会被自己所作所为彻底颠覆。一个人如此，一个政党如此，一个国家亦是如此。物质决定精神之求取，文化决定经济之发展，人之于物质与精神，社会之于经济与文化，必由合理之精神文化基础匹配于物质经济基础，只有两大社会基础同时构建以及彼此协调平衡，才能保障身心和谐进而社会和谐。而当前中国面临两大社会基础皆不完善之局面：一、经济组织不力，导致社会福利分配不公，财富过于集中，贫富分化严重。二、国家缺乏先进有力之思想、社会缺乏合理之信仰、民众缺乏正确之生活指导，社会事务缺乏专业化治理。 中国病症根结在于一种治乱循环：一、体制改革未能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二、社会思维未能推动时代发展；三、文化大环境未能得到有效治理。三种病症处于一种循环交互状态，因为体制不放开，社科领域发展停滞，因而社会思维落后，导致诸多文化乱象，并进一步加剧体制改革阻力。一切根源在于没有一个整体性改革战略，没有建立一种国家学术之基础上的全面开放、全面改革。所以，要走出这种漩涡必须上升到国家思想设计层面。没有学术伦理的社会，不会产生政治伦理，没有伦理则不会有秩序，没有政治秩序的社会，绝不会产生一个公义的政府，一个没有公义的政府，绝不会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 计划经济时代，是权力价值观决定社会价值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权力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走向了分裂；而互联网时代，权力价值观必将向社会价值观看齐——民意已经走向政治舞台。而在这种权威陨落、民意泛滥社会里，则需要一种理性声音，使民意裁决回归科学性、专业性，来重塑国家学术权威。【中央学术权威】 中国做为世界第一大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不同主义影响或者干预下，并没有如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那样解体，反而在经济领域迅速融入全球化贸易之中，和平崛起。但是，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经济、文化甚至政府行为，无不深刻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影响，甚至牵制左右，动摇社会主义体制。我国当前面临的状况极其复杂，各种主义思潮泛滥无归，很难达成改革共识，各种力量零散无力，很难推动改革。因此重启改革不可能从单方面入手，此前一系列改革困境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归到原点，从全局战略高度重新审视改革：国企不改革效率低下，甚至悄悄流失，但一改革就变成瓜分国有资产，而且被瓜分的资产也不见得有比国有更高的效率；司法不独立，就会处在行政权力支配之下，但一独立就可能比现在还要腐败；还有政体改革，并非三权分立施行宪政就万事大吉了，后续而来的是人文素质、公民担当等软环境基础；原因在于，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秩序已经失效。在此情况下，无论新旧体制都已经无法正常运转，社会只能在总体性权力主导下负隅前行。而重建社会生活基础秩序，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国家学术层面在制度与机制软硬两大基础上提供保障，维护基本社会生活秩序，重启改革才具备基本条件。【改革基础】 中国社会当前，急待一倡导主流社会价值之文化治理机构来建立国家信仰、建立公德秩序、建立人文精神，因此呼吁政府组织学术界在国家层面组建“国家学术委员会”，总结古今，归纳中西，建立国家哲学，重构国家命运，统筹国家建设，实施强大文化战略，铸造民族精神，在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各大系统领域建立人文道德新秩序。 以学术治国，解决执政危机，摒弃党派、党见之争，党政治国逐步进化成为学术治国，使思想学术与权力相统一，政统和于道统，治术和于学术，形成权力运用与学术治理相结合，推动社会发展之良性循环，使得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性政党发展成为一个治理型学术政党。国务院不仅是一个行政机构，更应是成为一个中央学术机构，吸纳大批学者，为政治改革铺设道路，为社会发展提供国家战略，为经济建设提供智慧支持。并在地方建立国家学术委员会直属的智囊团，辅佐地方政府，上通中央政府，使得中央政令畅达行效。【国家学术委员会】 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在“不争论”中埋头走过三十余年，猛然抬头，发现西方化还是中国化已经横隔于当前，不得不做出选择。摸论本身就是一种设计缺失，游离于中西之间，是在当时社会状况下谋求利益最大化之权衡选择。一个国家发展必须要有明确之思想、学术来指导，就像一部机器，其有内在运行理论、架构、性能和自身维护之工具，无论西化还是本土化，最关键还在于能够适合这片国土。 未来十年，是中国走向之关键，两种命运争夺战将会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同时进行。如果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将会走向民主，如果本土化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将会走向仁政治理，终究是一种利益争夺，是私有化与公有制之争。任何西方民主国家无不是有序之自由，有限之民主，中西民主层面秩序不一、限制不同而已，而西方民主在中国，只能是一种乱象，中国人普遍不具备民主主义自治思想，民主化将葬送中国的未来，只有本土化主导最符合国家民族利益：一、国人对传统文化更具认同性，文化认同决定执政合法性基础。二、公有制符合人性，符合社会普遍利益。三、“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秉承传统“儒士共同体”、“圣贤集合体”的精英治国思想，在当前世界上、全民所有制社会里、广泛民主政治下，是最为科学、先进、合适之选择。【确定方向】 【确立国家责任、国家良心】： 一个国家不要天天想着与他国斗富，搞经济竞争，把老百姓生活安顿好了，才是政府之首要职责；你爱护老百姓，老百姓才会爱你这个国家。一个不顾自家人的暴发户，并不值得别人尊敬。国民党马英九：“国家之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保障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人民之于政府，在古代官僚尚有子民意识，而现在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为了所谓经济发展，以卖地经济拉动GDP增长，推动房价虚高，间接清洗民间财富，盘剥几代人积蓄，使得亿万年轻人放弃梦想，成为房奴，弱化了国家未来竞争力，而仅仅只是成就少数人之暴富。看病越来越贵，教育质量越来越差；上下盘剥，国家良心何在？人民代表何在？谁管这个国家的未来？ 建国以来，一系列重大决策自当时看、从后来看，无不有其片面性、局限性、落后性，甚至重大失误性，但在追究问责建制上很难有效制止灾难发生。政府任何些微决策，无不攸关民生，这种举国体制鞭及任何社会生活层面，决策者责任意识至关重要。但是责任不明确往往使得“人人有责之事，人人皆无责任”，责任不具体化，社会问责便无从追究。出现社会重大决策失误或重大事故，最后还得由民众承担巨大财产损失，人民归罪于政府，官员推责于体制，人人都知道现代社会道德溃败源自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未能健全制度保障，这一责任追究不可能归于中下层政府，只能是掌握决策权之顶层少数人，但是，国家事务浩重繁巨，不可能面面俱到、层层周全，这责任便无从追究。只有将文化交给知识分子，教育交给教育家，学术交给学者，政治交给政治家，人人各有担当，各司其职。 社会责任在于各就其职，个体以自身道德维护社会公德责任，政府以其机器架构维护公平正义，各专业以其所事各按其责。而当前中国，勿论道德责任，甚至包括律法之内，很多事情，没有人来管，都没有人来承担责任。国家体制设计缺陷，使得政出多头，责任不明，需要改革之处实在太多，政府体制要改变、公检法要改变、学校教育要改变、文联作协要改变，社会是一个无时不在发展的综合体，政府机构做为一个运转服务于社会民生的公共机构，自当跟随时代进步不断改良自身机制，政府应通往是民意，而不是对抗，应当协作使这一机器更加完善。而实际上，“有人在往前推，有人在边上站着看，也有人往一边推，还有人坐在上面看你推，更有人在前面往后推，”所以，要在国家层面确立执政信托责任、文化信托责任、教育信托责任，权力、职业要对得起信任托付，要对得起内心良知；并从国家设计层面出发，制定制度，划分职能，建立机制，使整个社会协作起来，确保这架机器平安前进。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似乎将统治正当性资源主要寄托于经济高速增长，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慢下来的势头，为了经济增长，匆忙了人心世俗了社会。通过高速经济增长，可以增进民众福利，固然不错，但由于地方政府权力未受到有效限制，在实现高速增长采取的很多措施，又使政府从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正当性不断流失。中央政府以及社会学者已经普遍认识到，中国现行经济增长发展方式存在严重问题：经济实现增长的代价是社会趋向紧张与冲突。 有学者问政于农民：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回答：——谁使我们过上好日子谁就好！经过上世纪世界两大阵营对垒之后，我们已经无需拘囿于意识模式之名实，无论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任何意识形态都与人民无关，执政需要回归原初之心，需要回到民生最基本层面，政治需要学术形态，善政需要技术治理。——人民只需要最基本之尊严！【重建执政合法性】 【执政道德】： 每个强大的民族，都有一个精神充实、人格独立、底蕴深厚的精英集团，引领着社会发展方向。而我国现在秉持的就是精英政治，在这种精英执政背后，如果有一种好的国家思想来建制体制、人文精神来指导规范行止，国家会走向稳定壮大；反之，精英会流向权力自肥，国家走向治乱。 中国自开创官僚体制以来，已经成为历史最久、最庞大的社会组织体系，而我们对于其制度架构、行动逻辑、思想状态、存在方式以及官员心态，所形成的所谓官场文化，依然缺乏实质性研究和思考。在法制体系内，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三大系统之中，社会系统法制建设最不完备。而在道德体系内，政治系统连一门“政治学”都无从建立，更无从谈起执政道德了；社会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利益占有为目的，自然冲击社会道德以致溃败。 在一个公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民生好坏完全出自少数人之良知与责任心，明代吕坤《呻吟语·治道》：“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而中国社会也从来没有建立一种周全社会个体之公平制度，文化也是建立在血缘宗族而非理性公正的社会基础之上，形成自上而下皆尽谋求亲属宗族之福祉而漠视他人之苦难。历史已经证明，社会气象清正丧乱，完全来自于上层建筑，一个全民腐败的社会必然来自于一个高度腐败的中央层，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官场；因此，必须建立执政规范、执政道德、执政良心，建立一种关于官员的品行制度，以身作则，上行下效，社会风气自然慢慢回归良善。 首先，官场需要摆脱一种貌合神离、口是心非之政治虚伪性，取得一种人格独立、言行如一之执政良知，话语匹配于真实实际，思想落实于现实具体。党政内部民主化保障官员人格独立性。敢说话，说真话，说实话。集体主义，“讲政治”更要“讲良知”，一个违背执政合法性的政治命令是违法的。 第二，面对困苦，不管即是罪恶。——执政良知、执政责任缺失，贫幼孤寡、老弱病残，食不果腹，流离失所相对于名车豪宅、亿万身价，甚至富可敌国，生于同一片国土，任由甚至助长贫富拉大，“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工人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 第三、无论大小官员皆要遵行国家学术对于执政品行之要求，并依此自我治理，养成敬畏自然、仁爱生命、清正廉洁、智慧勤奋、信誉天下之品德，在总体上改观官场不良习俗，官场清、社会净。儒家德义敦化依然有用。 【重构国家命运】： 从全球视角来看，社会管理有三种模式：一是大同世界，社会分工细化，事务全部交给社会治理组织，国家、政府退出，由社会统一管理进入到国家逐渐消亡。二是国家总揽包办，前苏联模式，各种社会力量控制在国家之下；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也照搬这个模式。第三种模式就是国家与社会共治。第一种是治理模式，第二种是统治，第三种是统治与治理相结合，社会发展总归要走向大同世界，公民自治才是最低成本之社会。 当前世界上，以国家社会共治居多，其有三种不同类型：一、社会为主体，国家协助，国家给予财政支持，主要管理依靠社会力量。欧美国家前期比较接近于这一种模式，但是其后，在西方社会开放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诸多问题，社会自身解决不了，于是国家出面调控，逐步走向了资本主义福利化道路，越来越趋向社会主义，并形成第二种类型。二、国家为主体，政府主导，社会协助，亦即“官民合力”，是当前中国正在发展进步之方向。三、最接近于大同社会，是在社会经济、制度、公民素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国家与社会各自妥协，实现了互相平衡与制衡，并促成公权力与社会缔结契约，以责任分化权力，各自完成任务而又相互配合，以行政低成本化运行社会。【国家模式】 国家治理必须尊重人权、尊重普世价值，依据亚里士多德“政体六分法”，可以概括为三种合法、正统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以及三种非法、变态政体：独裁制、寡头制和极端民主制（即民粹民主制）。现代社会，世界正在普遍走向民主自由。民主，即是政治利益合理化分配，自由，是体现民主的形式，不过是一种治理方式，是人类文明史上所出现过诸多政治治理形式之一种，任何民主国家无不是有序之自由、有限之民主。现代的自由民主，亦即亚里士多德所言共和制。世界上有两种民主形式，——“广泛民主”和“集中民主”，并因此形成中西两种不同之政体、社会。 在国家治理上，中国古代儒家主张仁政，由“儒士共同体”来执掌政权。现代政治主张善政，由社会精英主导治理。儒家从来认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承认“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又在“人皆可以为圣贤”上体现众生平等，待自我进化为社会精英之后，便代表天下人，治国行仁政。其认为天道高于民意，而只有儒士才能体认天道，并主张“贤人治国”，反对“全民普选”、“多党制”， 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亦即当下所谓“精英治理”。这是世界上理想化与现实化结合最好的治理建制，也无怪乎能够维系几千年不倒。但仁政总归是人治，百姓疾苦或幸福完全出自执政者之良知，“人民主权”不能对“治权”提出制约和监督。当今政治结构与古代儒家建制，异曲同工，如果当下能够打通“人民主权”与“治权”之互通渠道，即民意——人大代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先进之政体结构。而中国宪法也是这样写定的。【回归宪法】 “民主集中制”是当前世界上最符合中国国情、最能体现社会公平化、行政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之理论建制。对比于西方民主，如美国民主党或共和党，无不都有其各自利益集团来支撑，所谓全民选举实质上是利益集团博弈之结果。在社会中下层实现全民福利保障，故而社会矛盾微弱，权力更迭只在利益政党之间，而得以政治结构稳定，下层向左，上层向右。中国未来政治分配，如果按资改派设计也会走向这种“泛民主”社会。但是，现行中国已经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演变成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三分天下之格局，西化同时放弃社会福利保障，引入丛林法则，其结果必然是利益冲突不断、维权运动不止，维稳成本增高，危及社会结构。上层越发民主集中，下层越发资本主义化；未来中国政治分配，必然要在这三大政治力量之间平衡、博弈，不可能会有纯正社会主义政治框架，但经济必须重新回归社会主义原则立场，全民所有制之下弱私有化建制，是当下不得不选择之权益策略，前提是全民社会保障。因此，必须重建中国独立自主的国家学术体系，回归仁政善治，回归儒家（真正儒家）治国，回归社会主义（人民主权）。【中国模式】 【执政新方向】： 当下中国这种举国体制就是马列主义异化了的儒家体制，在建国初期看来具有体制优势，以其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并确保政治稳定和政策延续，为经济发展起步提供了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但进入发展中期，各大阶层基本形成，利益诉求明显化，这种举国体制、集体主义必然遭遇思想阻力、利益阻力。必须以各种建制回归人大民主，回归宪法。 在法律保障上，天赋人权，自然法要取代社会法成为最高法，公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成为基本程序，让法律成为道德良知驾驭的从善工具；道德是法律的最高体现，而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而当前少数精英随意操纵社会法把自然法踩在脚下，宣扬“法律不讲道德”，肆意践踏社会平等正义，法律完全成为作恶工具，成为某些集团、既得利益者，甚至直接成为某些人的作恶工具。【法治建设】 在财产制度上，资本社会化已成为世界大潮，社会公众不再仅仅是生产主体，而是越来越成为投资主体和财富占有主体，世界正在从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演变，资本主义越来越像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中国，演变顺序却颠倒为：国有化——私有化——官有化，在改革开放“摸论”主导下，国有实际上是党有权有而变成官有，无论是公有制之左派还是私有制之右派，皆被官权压制，而成为政治平衡之工具；这种顶层设计缺失正在使得中国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财产制度】 在分配制度上，整个世界都在向扶弱制强、劫富济贫的人性法则回归，财富分配越来越向劳动者倾斜，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超过50%，发达国家超过70%，而在中国，近年来全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居然下降到10%左右，即便如此，掌握决策权的官人还是通过政策、通过财税体系进行反向转移支付，把穷人的钱集中起来送给富人；在负利率情况下，仍然对穷人征收利息税，而对洋人实行免税、富人实行退税，彻底把中国经济变成了洋人经济和官人经济。【分配制度】 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上，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和社会养老四大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文明社会之基本底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在做为民主权利来推广；而在中国，四大福利却被列为极左路线的一大历史罪行给改革掉了，于是医疗、教育、住房商业化成为新型三座大山压住了中国腾飞启航，成为盘剥人民、稀释民间财富之工具，也成为所有社会矛盾的根源，使得人们互相欺诈争利、走向丛林社会。而养老尚有建国后期留下的多子女照顾，人们还很难体悟到穷愁潦倒、晚年凄凉。【福利制度】 回归社会主义所有制，明确划分财产私有和公有界限；将土地和矿产资源等收入收归国有，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由全体国民共同分享。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之所以难以建立，表面原因是缺钱，实质是全民土地、资源财富被权力决策滥用，往往被地方政府官僚体系和少数特权者享用，催生暴富阶层，引发全民公务员热。而所谓“国有”实质上是“党有”、“权力所有”，必须建立独立财产制度，才能制止国有资产流失，才能建立福利社会。【原初之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