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ZT貼者註：自去年（2011）6月份以來，有一篇文章在京城少數知識分子中傳閱，據知情人透露，今年4月份，文章傳出來自於國務院參事室一位馮姓學者之手，文章作者系武俠小說大師金庸（查良鏞），文章題目“上國務院總理書”，以私人書信形式，給溫家寶總理寫的信。副題是“倡建立國家信仰、人文道德新秩序及國體革新議”，書信有近2000字，毛筆手書，並附副題三大部分，為打印版，有近十萬字。金庸的特殊身份，溫相頻頻發聲政改，以及當前的各種社會現狀，為人們營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間。8月份，一次非公開的、針對金庸上書文章的研討會在京召開。以下是上書全文，將分三次發。 上國務院總理書 ——倡建立國家信仰、人文道德新秩序及國體革新議 溫公閣下大鑒： 歲在辛卯元月。物換星移，日月滄桑；回首辛亥，百年悠悠。數千年往事，興亡過手；秦皇漢武舞春秋，將成骨枯亂封侯，罷言龍爭虎鬥，功罪往千秋。人心思和，芸芸自奮，卻把權杖收。 如今君我已步古稀耄耋，人間萬事都會過去！肆星河環宇，千古之後看如今，灰飛煙滅；揮戈披靡、霸主風流，不過青史幾行名姓，人命危淺，只願得煙火人間太平美滿！竊觀當今中國之事勢，國粹喪失，教化陵夷，人心危急，腐敗不廉；官民交征利，左右互掣肘，共識已茫然；上下離心，內外失德，背理傷道者難以遍舉，國體龐大而機構臃弱，猶厝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未焚及而謂之安；悲民生多艱，孤憤無忍，兀自痛哭、涕零、長嘆息，憂患於心，傾心吐膽，乃奮於書。 繁不及敘，但將濟危之道並陳。 一、“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益將左右成共識，妥協和解，“有求一俱所往，思之大同，何患不化？”建立國家共識、建立思想認同。建立國家文化、建立國家學術、建立國家信仰、建立人文道德新秩序，革新國家體制，以學術治國、文化立世。 二、一人之未來，在於其文化整合能力；一國之強盛，在於其社會資源整合配置能力；一人之管理或一國之治理，主旨即在整合有限資源，做出有效利用；其能力標準體現於低成本、高價值發展。“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項，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守約。操此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政體不通，人心不和。不和則不能得人而後治事。哀公問孔子：“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曰：“人道，政為大”。政者正也。為政大義在於公正平等而已，當前中國之根本，在於修正國體、改革黨義。國體與黨義，無非出發於良知。良知，——乃是人和之根本、乃是最大之黨性。 三、廢興之道，不在兵強地廣、人殷國富，而在得賢之用。古書云：“一人之智，不如眾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眾目之明。”廣開言諫之路，集天下民眾之智，要旨在用。所謂能用天下人之心為己心，其想無所不及矣；能用天下人之心為一心，其難無有不克矣。若良言善策束之不用，則天下文章、我等努力，又有何意義？ 四、恢復優質傳統，立人新民。“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國家之治亂，系於社會之隆污，社會之隆污，系於人心之振靡。又知往古聖人誠正修齊治平之一貫大道，與修身為本之唯一至德，為救國救民救濟全世界人類之無上要義。”因此“自立為立人之基，自救為救人之始。”建立公民教育學科，放開社會科學領域。 五、“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治心於未萌之時，扶危於未亂之先，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采天下之輿論，取萬國之良法”，革舊維新，重整國體，備善制度，人來往去而民不假色，時局進退與規矩並行。卻道：千古江山靠誰守？——莫把權杖貪留，但將萬責歸萬心，我自揖去逍遙遊。 六、國運巨務當用千萬人之心為一心去設想，而不可以一人之心智統億萬之民生。天下事無不由決策而成就之，取天下良善智士，務必民主和議、良知得達。匯聚大行賢德，搜集天下明智 ，發展戰略知識分子，網絡民意，建構國家學術委員會，造成為一個掌握全國資訊之大型中央情報機構，輔助國務院國家治理。縣域建立地方學術委員會，歸人大監督，直屬於中央學術委員會。解散作協、文聯諸機構，並軌於學術，以文化布局中國。會通良善，回歸原初；國有依託、民有期待。 七、縣政治理提升為國家戰略。“縣域治天下安”。地方上逐步突破人大民主、司法獨立，以學術委員會建制輔佐地方政府，以知識分子趨人大代表進制，行善政圖仁治。硬件技術設施：以物聯網完善城市基礎互聯互動，以互聯網推動區域治理和產業平衡。軟件文化設施：以國家智庫統籌全國性產業結構升級，以地方智庫行專業化治理，改善地方政府執政能力，實現地方自治。 八、為政者乃高行賢德之業，務必以良善知識澤備民生。遙想堯禪舜禹，公者千古心，私者一時欲。及及於民，當思人生在世，年華易去，離卻愁苦辛勞，便那幸福能有幾時？“切不可以浮生之微利，誤卻永久之榮華。”如是政經大事，益用霹靂手段，方顯菩薩心腸。“吾輩不出如蒼生何！”有道是關山重重終須越，莫待歲馳無所為。一切意義只在行動！ 九、願老有所養、壯有所為、少有所教；願生有所依、勞有所得、居有其所、學有其用、病有所醫，願城鄉均衡、國民平等；願農民不苦、農村不窮、願人們生活不再艱辛，願生存成本低下來，願生命慢下來，不再遺憾。願特權消除、壟斷放開，願財政公開、公務公平，願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透明，願政府敬畏自然，經濟做可持續發展，願大眾選擇健康、生態、科學、環保、綠色、低碳、節制、德性之生活。 觀蒼黃大地，百代俱悲苦，懇切溫公諸位，體念民生維艱，勿忘初始之心！ 查良鏞 謹呈。 附改革三章。 附：【政治、文化、教育改革】 文化改革 ——建立國家學術、人文道德新秩序 【文化危機】： 中國是文明古國，更是文化大國，而現在中國正在承受一場文化危機。 盛世氣象儼然已是崛起之中國，然而，經濟昌盛背後：文化亂象、信仰缺失、價值真空、道德滑坡、共識匱乏等等，正是文化建設貧瘠所致。文化與經濟，作為社會發展兩幅車輪，文化為經濟成之因，經濟為文化設之果，本是互相依持、共同前進。故而，中國之崛起，不僅是經濟之崛起，還應是文化之崛起，更應是社會制度創新之崛起。 當下中國，文化建設與社會發展進步極不相稱，城鄉、人際之處觸目皆是廣告，商業氛圍濃厚，缺乏文化大國應有之素養與深遠；現代人少了“人活着有什麼意義”的精神訴求，少了“人生應當如何正確的活着”的道德追問，一出生便被商業、欲望所包圍，一出生便被視為這個政治機器上一個零件而培育，這部機器如果不會尊崇人性，不能夠代表普遍民意，那麼任何人將會受其裹挾、顛簸，直到解體。民國時期，尚把孔儒文化作為個人修身生活之國教，而現在在政治層面已基本放棄修身生活，民間生活完全被娛樂化所取代。 一國最大之財富是蘊藏於民眾頭腦之中——構建未來之知識、成就自我之智慧。只有提高文化素質，才可能實現自我價值；只有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才可能實現中華民族之偉大復興。一個國家精英愈多便愈富強，維護國家運行之成本愈低，國家發展愈快。而街市上洗頭房、按摩店、夜總會等等欲樂場所數量遠遠超過書店、博物館、音樂廳；電視娛樂化，互聯網低俗化，人們沒有思考，沒有批判，沒有揀擇，成為政治機器上一隻“快樂的豬”；讀書思考者越來越少，無知成為個性，浮躁替代深遠，思想與智慧停留在當下現在，眼光與戰略專注於切時小利；喪失遠景意識，缺乏可持續性，五四以來，摧毀封建建構，斷裂文化意識，中國成為當前世界上唯一放棄繼承傳統文化的國家。放棄傳統，必然喪失敬畏；活在當下，民智阻滯，進一步加劇社會生活交往成本。中國已不可避免地步入低智商社會，沒有未來可言。【低智商社會】 【中國文化已經喪失整合社會之能力】： 文化危機是指社會主導性文化失范，失去主流引導之地位，其根源於社會文化主體內在落寞與外在衝擊，於社會宏觀上不易察覺，表現於微觀社會之道德人心、人文素養上，是一個緩慢發展之過程，沒有具體指數來衡量；其爆發不可能一下子使社會癱瘓，其變革也不會陡然間實現，只有慢慢潰敗。 秦漢之後，確立以儒家為社會主體文化信仰，其穩定長達二千餘年，不因佛學東漸而喪失主位，不因諸子百家林立而喪失民族穩定性。中國這一百年，經歷推翻封建帝制、五四文化運動、建立新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建立互聯網、進入全球化時代，正是一個破除傳統舊有文化而未建立新型主體文化，又承受西方文化衝擊，馬上又進入全球化時代之過程，內憂加之外患，也是產生文化危機之主要原因。 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對社會的整合——即在最廣泛層面上規範與調整社會成員之間的關係。法律、制度、組織、強力機構等雖然都是整合社會的手段，然而把天生具有動物性本能的分散個體整合為一個有秩序、各歸其位、共同發揮合力的大規模人類社會，最有效的整合只能來自每個社會成員內心。只有每個社會成員的內心存在“自覺的法官”，社會平衡和穩定才有保證，經濟、政治的良好發展也才有可能——這就是文化對人類社會的決定作用所在。 文化整合力體現於社會個體成員之內在自治力，個體正是在文化整合交互中發展、完善自我，自八十年代起社會分工逐步細化、專業化，知識分子分布於各個領域，在總體性政治、意識形態整合下，解體了舊有文化結構，集體主義迫使個體放棄了獨立思維能力，解體了個體對於傳統性之延續，在摧毀了舊結構同時卻沒有新的結構同步產生和置換，社會因此失去內在整合、價值共識而面臨諸大危機。 文化結構解體使個體失去文化整合能力。在一種層序、立體、等級、分工之社會結構下，沒有一種人文紐帶建立共識和契約，來整合人心，社會個體內心也無從尊崇信仰，人們什麼都不信，什麼都不怕，除了功利得失，沒有其他是非原則，從而成為一個心理不健全者，撤除了每個人內心的“守門人” 解除了每個人慾望之鎖，放縱無度。假如人人其心內不固，城池溝郭將無以為堅，信仰缺失使得這個社會面臨着前蘇聯潰敗解體之危。 【從經濟學角度解釋中國人的道德是怎麼敗壞的】： 計劃體制基本摧毀社會道德體系，自上而下奉行關係生存，關係成為第一生產力，追求金錢，成為唯一對自己有實際意義之事。價值觀淪喪直接導致社會行為失去道德準則，“凡是律法沒有明文禁止皆可做得”。 在我國近時思潮之中，比如計劃經濟時期，人們認為“貧則德高、富則腐化”，讚美古代社會是有德社會，商業化發展必將整個社會倫理道德衰敗，市場經濟就是缺德、縱慾、奢侈、墮落社會。而恰恰在此時，特權階層依靠制度缺陷和社會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沒有經過道德修煉過程的暴發戶成為社會道德淪喪的毒瘤，使整個社會傾向於投機取巧而非勤勞致富，腐敗滋生，道德開始敗壞。現代文明社會，如果建立在公平正義之上，人之品性必然是德利相隨、貧惡相依。亦如亞當·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論》中指出：美德就存在於利己心之中，而節儉、勤逸、誠實等等美德一般從利己中養成。人人皆有利己心，這種心態如果處在一種公平社會制度中，會不斷培養成勤儉、積極、節約、誠實等正面道德，並最後成為利他心，成為慈善者。如果處在一種負面社會中，這種心態將會不平衡，不擇手段，互相盤剝。
人們常把腐敗和官員聯繫起來，其實“不按常理出牌”在全社會都已普遍。小商小販、企業老總、公安幹警、大小學生、平頭百姓，依法辦事、以德服人的誰能有好結果？各個行業潛規則盛行，大家都“有章不能循，有法不能依，有理不能講”，“正事歪着辦、好話反着說”，若為利益故，羞恥皆可拋。 腐敗的不只是官員幹部，腐敗的是社會整體人心之墮落；不只是體制、機制問題，更是道德信仰、思想覺悟問題。在這一大社會背景裹挾之下，人們執迷於物慾的本能，貪婪、放縱，以私心自狹，嚴重普遍缺乏公共意識。由此來看，誰當領導都得腐敗，腐敗是全社會的，不是個人意志能決定的。如果你鐵了心當清官，那麼你將連腐敗的機會都沒有。這個社會已容不下清官、好人。道德高尚的人沒市場。制度已經漸漸失去約束力。中國正在成為一個自上而下的欺詐社會，由低智商社會而導入全民腐敗型社會。【全民腐敗社會】 治理全民腐敗型社會，需要化解文化危機，進行重建：重建國家信仰，重建國家學術，重建中國模式，重建中國文化體系，重建人文道德新秩序，重建公民社會。而重建需要知識分子的歷史擔當，需要以精英文化戰略布局中國，更需要國家體制來周全： 一、建立一個國家級學術委員會，屬議政參事建制，歸入人大，下設各大行業專業委員會，用於收集國內各種資訊、情報，成為一個囊括全國所有行業的大型中央情報機構，與國務院各大部委通聯，主要職能對政策、決策做出專業性、全面性、客觀性研究，協助國務院辦公。 二、在縣域內設立地方級學術委員會（簡稱思想庫或智庫），屬議政參事建制，歸入地方人大，下設各種行業委員會，掌握區域所有民生事務，並上報國家學術委員會，協助地方人大決策研究，對地方行政提供智慧支持；其研究決策對上負國家學術責任，對下負民生良心責任；從業人員由地方大學院府、社科研究機構、私營智庫、個人智囊組成，行企業化、市場化管理。（地方改革實現三權分立，而上層建制不動，只是增加學術委員會建制，以此保障中央學術權威、保障中央對地方政府更有力之掌控。） 三、以知識分子——智庫——建制，布局中國。將思想庫做為政府思想（權力）與社會思想（民意）交流融通之橋梁，使權力代表全部民意，將全部文化思想、學術之力量作用於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以此造成一個“文化中國”，“智慧中國”。 重建道德體系需健全市場經濟，取消特權、壟斷、管制、保護以及暴利等，制約公共權力，建設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基礎，無論官員階層、商人階層皆會非自願地被引向努力、節儉、正直等道德領域，正如西方人對於良善德性閉口不言而視為社會生活之必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卻無建立起符合市場社會之道德倫理機制，社會欲望得不到規制，傳統道德系統與社會現實脫節甚至矛盾，完全不能支撐市場經濟社會倫理基礎，而政府所倡導的道德宣傳說教不可能樹立真正的社會秩序，只有讓官員和民眾知道：各自利益退一步，成就眾多人的利益，共同生存，才是最低的生活成本。利害權衡之後知道道德是必需的，並非高尚之物。 迄今為止中國人始終不能捨棄宗族關係， 因為中國無論古時還是現在，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或團體會去周全社會個體最基本之需求和保障，當危險災難或者困難來臨，只有族親血脈會予以援手，社會不被信任，從根本上導致了冷漠、自私之品性 ，也導致社會道德觀自私、冷酷，缺失民族凝聚力之弊病，只看重個人面子，而不會在乎群體風俗，更沒有追求正確事物和價值之勇氣，盲從跟風、人云亦云。 中國人不可謂不善良，亦不可謂不聰明，因為總體性政治解體了社會，沒有建構一種文化來維繫、貫穿善良與聰明，以自治之德性維護共識之價值，以忠誠信義來擔當社會之責任與義務，成為泱泱大國卻是一盤散沙的局象。因此，改變國人之品性，中國社會需要重建政治體制、重建“新國民文化”、重建“新國民精神”！ 中國人的心靈沒有家園。中國人，在吃飽穿暖之後，再追求什麼呢？俗一點說是“玩”，雅一點說是“文化”。精神追求只是作為知識分子筆下文字堆砌，遺忘於遠古。文化已完全被金錢顛覆，納入了商業軌道，成了金錢奴僕，失去了其獨立於政治（權力）、經濟（金錢）之千古良心，喪失了價值取向、批判精神之功用。“掙錢”成了泱泱中國唯一社會信仰，利益成了唯一價值取向。人們道德虧空、理想消失、恥談革命、忘卻使命、推卸責任、摒棄道義、躲避崇高、渴望墮落、迷惘冷漠、自私狹隘，流習於本能欲望，追求當下之快感。——文人何在？ 中國舊有傳統文化正在年輕一代身上消亡，而新型道德規範還沒有建立。在當前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因無信仰依持，無精神支柱，追求金錢成了人生唯一意義，社會急功近利，浮躁無守，道德淪落，隨之而出現了：人生沒有方向、沒有祟高、沒有理想、沒有目標、缺失誠信、缺少慈愛仁心、追求肉體欲樂、不知節制、忽視心靈純潔、不孝不敬、忘恩負義、唯利是圖，吃不得苦，在遇到困苦、磨難時易出現迷惑、沉淪與絕望，這便是現代人之心靈癥結。“每個人都不是隨便的花朵，都不會無故而綻放！”生命在消費時光，質量卻沒有保障——知識分子何在？ 【新文化生活】： 生活態度：人生，是個永恆之命題！有何種信仰便有何種生活態度。生活習慣：習慣往往趨於欲性，習非成是；因為經濟條件局限生活質量。生活方式：人生應以何種方式度過？——過一種德性、節制的生活！三者如同政治、經濟、文化互相制衡、互相推動：文化先進推動政治清明、民眾進步，由此帶動經濟發展，政治癒民主則文化愈進步，經濟也愈發達。人生態度愈明確則生活方式愈科學合理，生活習慣也愈正確，人生成本愈低，生活質量愈高。正是：文化認知決定生活態度，政治體制決定生活方式，經濟條件決定生活習慣。 倡導民眾“過一種德性、節制之生活”，非國家國務院無此大能，非廣大學者眾志成城無以為之。中國近現代史上，為提高人的文化素質，改良人的生活態度、生活習慣、生活方式，而開展的“鄉村建設”和“新生活運動”，其切入人內心，從精神上改觀人生諸事，雖然平凡但卻實際，雖然無奇但卻有效，最是能夠體現一種文化的生活。若能持續至今天，社會將是另一番景象。 《大學》所謂：“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正是人性可善可惡，善惡兩存。由此見得，國家意識層面倡導何種精神面貌，民眾便存何種人文思想狀態。中國之人生享樂文化源於古代，封建帝王、官僚集聚社會大量財富，可以獲得安逸享受之生活，成為人人夢寐所求之目標，於是成為根植於國人思維。而中國文化往往注重現世生活，不同於西方人人自有上帝警省引導，國人長期生活在壓制型社會，並在極端功利主義主導下長期缺乏道德基礎，一旦為世俗商業化所衝擊，必然腐敗型生活復燃。“吃喝玩樂，人生第一要義”、“人間萬物，盡我享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且趣當生，奚遑死後”充斥社會各個階層，勤奮、正直、善良、誠實、信用、公平等價值觀，成為被嘲弄者。必須明確認識到，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追求現代西方社會生活方式，特別是物質生活方式，國家有限之資源並不是為現在幾代人所準備，人只是歷史過客，要知道為客之道，不能被後世子孫所唾罵。當前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這種追求之結果，而且這種“物質豐裕、精神貧乏”之生活原本就不值得追求。 所以，中國必須要有自己與西方不同之生活，並且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加以踐行。必須從建立人文道德新秩序入手，建立理性消費文化，克制享樂主義，倡導節制之生活；制定道德律法，落實於具體生活，以培養下一代吃苦耐勞精神，倡導文化、德性之生活。整合傳統文化良善美德之處，歸納西方文化先進科學之方，以形成建立新型社會文化生活體系，教授於人合理之生活觀念、科學之生活方式、健康之生活習慣。 人的終極需要是幸福，實現幸福所需要的物質財富並不那麼多，在適度消費中更加注重精神生活，更能夠實現普遍幸福，政府執政目的也無不是為着人的幸福，而不是經濟高速增長或其它，國家應該從刺激過度消費、盲目建設中拔離出來，終止這種經濟惡性循環，人的生命配額是平等的，無論古代還是未來，人類對大自然無盡之攫取，所結惡果已然接踵而至：人心敗壞、生態環境惡化、能源資源枯竭 一、建成低成本型福利社會，於日常生活細微之處減輕民眾生存負擔，舒緩生活壓力，建成一個低生存成本社會，從某種角度來看，低成本社會比福利型社會更好，低成本模式覆蓋面更廣，良性循環更好，而福利型模式以其條件約束性和權力傾向性，變相成為既得利益者瓜分社會財富之合法手段。低生存成本社會是將商品打折甚至成本價普惠與每一個人，而福利社會是將社會財富按指定條件贈送給某一部分人，完全是施捨、養懶漢行徑。但就醫保制度來說，政府越加大投入，看病越貴，醫患糾紛越多，醫療資源傾斜就越嚴重，過度醫療隨之而出，進而有可能會拖垮整個醫保制度，因此必須回歸其社會性。低成本不僅體現在物質方面，更加體現在社會管理方面和社會交往成本方面，社會結構公平、公正、科學、合理，人們在這一強大保障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有何哉？”各司其職，各得其樂，不過問政治，沒有不勞而獲。社會誠信、生活有序、公德暢達、公共秩序，低行政成本高文化價值，便是社會治理最低之成本。 二、將人文素質教育產業化：國家財政投入，在中國大地推展一項前古未有之思想革新、文化改良運動，利用中西古今積澱之先進文化，對民族種性、道德秩序進行修正治理，以造就一個智慧中國。何謂智慧？智慧，是人將知識上升到理論，以系統將其歸納，進而上升到思想之更加抽象之內化過程。人依此為止歸、為原則、為指引，使身心有所安居，使行止有范、進退有據取捨有止，使自我於紛擾俗世中最低成本生存、最高價值生活。智慧，是一切事功之起源，是民族之人文素質，是一國之軟實力，是未來之發端。 文化治理生活：以科學知識解決生活之方便，以宗教文化化解心靈之困惑。就個體而言，人以不可進化性重複經驗世界，歷史便是一部大經驗史，這種大史觀有助於自我總結、批判、繼承、引誡、規劃；現行私有化與公有制混合體制、以及非合理性社會保障制度，雖不可能建立具體人生配額制度，而中國文化可以在思想上、內心中建立人生需求觀念，使自我對物慾有所克制、對於精神有所求取，以此為人生皈依、為生活指導，依此倡導民眾過一種德性、節制之生活。
從來不乏對國家前途有正確認識、合理主張之士，而認識、主張是一回事，推動與實行又是一回事。古今良善之策之所以難以實現，唯欠缺在“力行”一途，所謂知易行難。孔孟仁愛之學、老莊清淨之修、佛陀墨子悲憫之行，以及近代梁啓超“新民說”、梁漱溟“鄉村建設”、蔣公“新生活運動”、建國後“五講四美三熱愛”、“和諧觀”、“八榮八恥”、“科學發展觀”，而力行只在沒有建立合理推動美德良善事務發展之體制可行動力上，一切美好願望歸於空談。 中國需要一場社會文化進步運動，爭取低成本社會，爭取高價值生活，為未來而抗爭。 中國大文化構想需要提升到國家戰略來建設一個“智慧中國”。 而文化中國、“智慧化生存”需要人文軟實力來體現。 【中國的軟力量與中國文化重建】 一般而言，對中國社會之觀察、分析、評價和預言多數集中在經濟、政治及社會發展所謂硬實力上，因為有實體有數據有實在之把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軟實力卻不被重視，其無形無體無數量無指標可查，往往需要間接推斷或繼進評價，因此不為這個低智商社會所認同接受。軟實力到底“有用”還是“無用”？什麼是軟實力？需要重新審視。 軟實力亦即人文科學，人文主要涵蓋思想、哲學等等社會學科， 主要體現在思維方式、觀念文化，是一個人人生指引之明燈、是一個人判斷事物之理性工具。如同一個人，不止需要身強體壯，更需要知識淵博、思想充實；硬實力歸根結底是由軟實力來發揮，軟實力自始至終也依靠硬實力為基礎，經濟為文化提供物質保障，文化為經濟提供精神動力，二者辨證統一，互為依存，相互促進，不可分離。實踐證明，人文不僅有用，而且有大用，一個人需要人文軟實力，一個國家更需要哲學思維。其於文化，表現於人文精神、社會信仰、處世之道以及生存方式；於政治，體現於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分配合理之先進治理制度和政治智慧；於經濟，體現於創造力、生態型可持續性之科學發展觀。文化軟實力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 全球化社會信息與流通便捷，國家競爭力之核心不在於資本與人才，而在於文化軟實力及其所體現的制度機制。因此，國家軟實力建設關鍵在於文化重建，一是重建價值體系或道德體系，二是重建政治哲學或意識形態。而無論道德文化還是政治學術，都需要人和制度來承載，文化無形無體無主動力，承載文化軟實力之根本總歸在於人，先進制度也更是需要高素質公民社會來承載，所以總歸結底，國家軟實力建設在於公民道德自治。社會進步絕大原因在於這種普遍原動力之公民素質——文化基礎決定整體出路。【文化制度】 而究竟是什麼阻礙了中國文化軟力量的崛起？文化學術必以其自由、獨立而得以發展壯大，試問歷史上有哪位偉大思想家、哲學家、藝術家、大師、作家是由政府培養出來的？從前沒有，今天也沒有，以後也不會有。諸子百家、文藝復興也正是因此而產生於一個自由時代。其根本原因是當前文化界和官僚當局之間存有很大矛盾，“一收就死、一放就亂，一亂就收”，體現於社會結構越位之政治性根源；文化代表着社會良知，文化建築應該獨立於世俗權力，歸入國家學術，具備文化良心，挑戰社會亂俗。因此，文化需要進行學術治理，要規範而不是行政管制，在官僚體制和文化領域建立邊界，取消思想管制，放開社科領域，文化領域進行學術自治，只有專業、獨立精神才會使創新成為可能。【學術獨立】 【文化概論】： “文化”作為一個整體詞出現是在漢代劉向《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在中國語境中實質是文治教化，與武力征服相對應，具有意識形態色彩，其後無論哲學、學術都要濟世安邦，也因此註定文化有明確之政治性。在廣義上，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將文化界定為“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其中包括三個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等是。宗教、文藝是偏於感情的；哲學、科學是偏於理智的。二、社會生活方面，我們對於周圍的人——家族，朋友，社會，國家，世界——之間的生活方法都屬於社會生活一方面，如社會組織倫理習慣政治制度及經濟關係是。三、物質生活方面，如飲食，起居種種享用，人類對於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種是。”【文化概論】 人類逐步進入全球化社會，貨物在流通，人員在流動；疆界被突破，文化變得混雜。武鬥已經發展成為文斗，領土擴張已屬於極少局部衝突，外在占領已經推演轉化為內在占領——即思想、文化、價值占領。占領你的價值觀後續而來的即是補充文化價值的物質產品：以品牌占據產業鏈主導優勢，剝削當地優質資源及廉價勞動力，如歐美大片、韓劇、日本動畫片皆是文化價值輸出。國人力圖改變“中國製造”為“中國創造”， 但目前尚無建立值得普遍認同之價值體系，不能正確引導民眾之價值觀念，故而在文化產業方面，自然不會產生國際性影響。所以當以建立先進文化價值體係為本我陣地，建立“中國文化”品牌才能進行“中國創造”。文化產業化，是以強大的文化價值為背景，不僅是輸出幾部文藝影視作品，還應當是取得中西文化認同，更主要是建立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念。中國雖有古今為繼，不似羅馬、希臘有古無今，但中國文化在當前世界思想界、學術界並無地位，便縱然當前孔子儒家在世界範圍內之影響力也虧為韓國學人努力發揚造成者多，正如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卻在日本一樣，中國知識分子任重道遠。【文化品牌建設】 中國當前並沒有產生“足以影響世界的、獨立的思想體系”，沒有發展出一套概念體系、話語體系和知識體系，也沒有想象出一個社會理念、一種生活理念、一套價值觀，因此便不大可能在世界文化中產生影響力。如果中國文化體系不能參與世界文化體系之構建，並因此產生新型全球化之文化體系，便不能稱之為文化生產大國，縱然依靠人口之利，運用巨大經濟規模成為物質生產大國，還將依然是個小國。“大國標誌，只能是學術思想。”：擁有強大自我更新能力之制度，經濟富強與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均衡，體現在民族精神、社會狀態、制度機制。【大國標誌】 因此，中國文化需要現代化復興重建。 【全球化歷史背景下中國文化現代化建設】： 在中國，仿佛任何事物只要披上科學外衣便可稱之為現代化，仿佛架設網絡設備便可稱之為文化現代化。《易經·賁第二十二》講“《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以‘小利有攸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指自然規律，“人文”就是人類社會之規律。漢代劉向《說苑·指武》“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文化，實則是指文治教化，是精神修養，是道德實踐。其根植於人心以造成諸多外物之創新、進步、創造，必然不同於工具現代化、制度現代化。文化現代化之真正解釋應為：文化整合優秀傳統落實於現代人之心靈，能夠使大眾合理應付社會發展，能夠科學推動時代進步。文化現代化是一個先進優質資源大整合、文化教育全面普及、道德美德全面復甦生發之大局面。文化現代化——即是全民精英時代。 文化現代化即是人類藉助(工具)理性，通過事物專業化、標準化、同步化、集中化、規模化、數字化、系統化、控制化等社會生活全面理性化，來實現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生活本身發展增長之控制能力。所謂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其具有開放性、吸納性、主體性、批判性和實用性。文化現代化之核心社會目標，不是加快經濟增長，而是降低生存成本，提高生活質量，增加人類幸福感。文化之終極目的、科學之終極目的，無不在於人類之自身解放而並非其他；文化的現代化無不是為着人的現代化而存在：做為人的精神現代化，必由自助自治而得自我強大。我們國家建國後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首先提出了“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四個現代化目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正式確立後，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來設計，全面推進現代化目標，在這一基礎上，更應該將人的精神現代化作為一大戰略目標來建設。【文化現代化】 中國如何實現文化復興？國人常常提及中華文化復興，所謂文化復興，存在諸多問題需要一一解決：由誰來復興？復興何種文化？以什麼渠道或載體來復興？其根本目的何在？從文化原初之設，從社會本源之想，細尋下來，無不是以人為主體、為最終目的，不可能是一群知識分子獨自吟唱就能復興，所謂“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其復興也必然體現在社會生活之中，知識分子主要起到倡導作用；而復興何種文化則取決於社會個體生活之需要，但其根本，必然是先進文化，無論中西，無論古今，只要相適應則被選擇。文化復興必然不是復興歷史文化，復興只是優化整合之後，體現不同於以往任何文化之特徵，具有不可重複性。其內容表現在精神紐帶，在個體自我治理過程中，揀擇利用，並為大多數人群所接受，形成共識或者契約，這種人文精神便是一種文化復興。因此，文化復興就是——“少談文化復興，多做實事。”【文化復興】 文化復興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時代思潮。文化有三個層次：精神層次、行為層次、制度層次；文化復興必須完成三大任務——整理國故、社會動員、制度化。制度文化應該擔當起整合社會價值、目標、共識之重任。因此，中國文化之復興崛起：必須要有相應國家文化政策做支撐，必須要有相應文化傳播機構做載體，必須要有相應文化傳播途徑做溝通，必須要有一批能夠“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之文化精英做鼓手，必須要有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做保障。最後，這種復興的文化主體必然是對人們生活有實際作用、實質好處的，譬如一種社會大契約觀。【如何復興】 如不汲取文化傳承，實現不了現代化，歷朝歷代之發展，沒有一朝一國憑空無依、立地而起，無不基於傳統舊有；“習得傳統而應付未知”，文化亦是如此；回慕傳統，才能總括當下，開源未來。文化道德不同於科學技術，要不斷逾越科學高峰。古今中西，人類所有文化置手於眼前，該言者已盡言，當立者皆已立，諸般良善美德之想已然設就，其不因時代久遠而落後，亦不因新潮而進步，只待人類去施行實現，只待將其歸納、整合，系統化作用於諸人，才能服務於社會。只有整合才能創新，文化全球化時代——即是人類所有文化大整合時代！故而，中國文化現代化之創新——主旨即在整合落實！【回歸傳統】 五四之後近百年來，學界對於國故之判評整理多於繼承運用，甚至學術與生活兩相立。今人做學問，不去借鑑前人之努力，獨自發揚，言之無物，所言概不出前人所論，不過是重新複製，浪拋精力，終歸無用少益。因此學術也要大定國是，形成建立“文化判官”機構，綱紀文壇，清理文化門戶，使文化良心有所歸宿，社會公德有所軌循。合理安排國人學術力量之用心所向，對前人進行正確總結與繼承，對未來進行合理規劃與實施。對國學進行批判繼承，批判則已解決，唯難在傳承、創新、建立；國學若求延續必在用字上推展——運用於社會、切實於生活，而“運用”則必然要發動個人主動去求取，所以，這種文化復興必然與人自我治理密切相關。【制度化復興】 時止當今，僅僅中國就有諸子百家，而儒道佛三家便各有三十六門道七十二流派，何況西方思想之萬千體系 ，故而，做學問要獨辟前人未有之域，已然不能；唯有廣悉前人之見，依據時代發展之思想，整合繼承先進文化，以人為主體根本，做一中西古今文化之大成者，方可超越前人、開拓未來。個體重複經驗生命，而不對前人經驗進行總結，只會重複錯誤，不能先進於前人，而所謂創造學問，不過是批量複製。學問之敗：不為人切實力行，任何高明與人兩立無關。是謂：“不患聖學不出，而憂常法不用。”在文化思想範圍內，應有已經盡有，現存一切尚未全加利用，而欲獨幟立新，總是徒費心機且於世無補。文化創新必以綜合全體而得大成。全球化時代，人類必須進行優勢整合，淘汰落後無用，創造出適於社會發展之先進文化信仰。文化全球化亦必將迫使各國反省民族文化，向大整合中求取大創新。中國文化欲立足世界，必須建立強大民族文化品牌。【創新整合】 【確立國家文化體系】：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建立中國新文化而展開的社會大討論，如有東西方文化論戰、科玄論戰、中國本位文化論戰、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中國現代化之出路等等諸大問題，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全盤西化論"、"充分西化論"、"中國本位論"、"中體西用論"、"西體中用論"、"中西互補論"、"中國國情論"、"中國特色論"等重要理論論據。 文化是一國之靈魂，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之源泉，是綜合國力之體現，一個國家的文化安全是社會穩定之基礎。中國，未必要走西方之路，才能達到理想生活方式。有五千餘年的傳統文化與現代人的智慧，定然能夠開創一條最合宜於人類生存發展的理想之路。中國國情，無論是文化傳統還是歷史遺承，皆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國家，建立中國本位文化，是中國文化建設重中之重。今後中國“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 陳寅格語）”，亦如魯迅“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無論中體西用、西體中用，還是中西綜合、中西互補，都要有基於傳統的主體文化。確立根本，才能學習整合其他之處。 中國新文化要具有“新中國精神”，其核心不同於西方文化也不同於傳統文化，必是整合中西而又拾得古今，要既具備世界性，又具備民族性。因此，便要認真考慮如下問題：一、什麼樣的思想、知識文化體系能夠有效思考、解決當前中國乃至世界根本性問題？顯然要具備強大文化整合能力才能有效認知世界不同文化，能夠在國家層面形成認同、共識，並對個體有所助益，而後作用於個人才能夠解決全球性問題，要具有利益普適性。這種強大思想，只有解決個體問題，才能解決社會問題。這種文化思想必然由其社會體制、生活狀態來體現：建立一套什麼樣的體制具有大慈悲心，能夠周全每一位生者？一個怎樣的國民素質配套政體結構最能夠體現低成本高價值生存？因為一個低素質民族國家，其行政成本必然增高，一個落後政體，其人民生活必然艱辛。二、這種“新國民精神”具有何種人文思想，是否可以造成某種國民素質，其本身可以體現出對生活生態具有維護性，無論學術生態、文化生態、人文生態、教育生態、官場生態、職場生態、環境生態、社會生態皆能體現出其人性思想？所以這種學問必然上能接於人類和世界的意義與命運，下能具體體現於個人生活中。三、溫公指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所以，這種國家文化必須使得社會機制具有創新性、積極性，並且有德者願居之。【文化體系所需之條件】 文化科學具有古今之深厚與中西之廣博，信息化推動經濟全球化，也推動了知識經濟發展，物質科學推動全球化社會集結，世界由此進入文明融合時期，“人類”做為一個概念，已然形成共識：單一固化思想必然不能勝任社會進步與變化，因此，文化融合需要全球視野、全球襟懷。並且要認識到各種主義、思潮，就像某種人生性格或人生某個節點上因某種特定狀況出現一時之觀念，無不有其時代正確性和歷史局限性，所以社會發展需要全球化之大歷史史觀，人類文明需要大理性，需要整體智慧，需要全體歷史經驗。 因此，中國文化必走衷中參西全面整合之路，以先進文化為軸心與動力，以民族傳統文化為根基與主導，以人文道德秩序為功能與主旨，以建立先進文明、理想社會為終極目標。【綜合中西文化】 重估一切價值，在於為我所用。由人類統攝一切文化，優化自身，而非以文化分化民族、地域以自限。文化本是為人所設立，為生存、生活、生命進程之工具。我們不必因時代局限而不求其益用，不必因地域不同而不取其先進。同異皆是道理，正反俱是學問。容納中西，囊括古今，人不自限，文化將以無限。 於全盤西化或者本土重建中尋求中國文化復興皆有失不全，若言復興，是必中西文明之中先進文化共同復興，任何一國一民族之文化皆不能獨自擔當全球社會。必以廣納諸國大成之學用其長，可以運行社會機器。西學尚以物質科學成一理智宇宙，促成社會進步；中學尚以修養自治成一道德宇宙，保持社會穩定。譬如牛體馬用必不能致遠，馬體牛用必不能負重，穩定與進步是社會發展之根基，相輔乃成其廣大和諧。中學厚德載物、西學去馳萬里若牛馬，各自體用並不相違背。社會進步必在綜合中西文化，融會貫通，創成為時代所需之新型文化體系中求發展。文化復興必行衷中參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精於器合於道之中西文化互補論。【中西不同】 中國文人向來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為最高道統，思想、行為也無不受其影響並依此為旨歸，因此能夠參與化解協調人與內心、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及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與危機。譬如道家清淨虛無思想可以言止戰，仁學克己復禮可為人際生活以指導，佛家慈悲苦行可以為和諧世界設。“天人合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人和共存思想始終貫穿中國歷史生活，造就了中國人求同存異、天下一家之思想性格。儒家言中正：克己內省；佛家言慈悲：和諧圓融；道家言清淨：天人合一。在此，歸納中國傳統文化根基，謂之：大同有容。文化去除形式，內容即是道德；文化最後成果——人格。仁、義、廉、恥、信，中國文化之鮮明精神，中國傳統文化核心是道德修養，正是：道德自治。【大同自治】 “悠悠茫茫，去之何往？”人本源於無中生有，更滅向無中去。是故佛執修空、道言煉虛，而儒講現實此在：既有，則全體大有無不有備於我運用一生，順適大定不變，力移可易之事。此是古人陳見，僅是向內用力，不能見西人科學物質世界，異物相合又造前古未有之物，我雖向滅空去，而他人生生不息，厚生利德，造化萬物，必將永恆於宇宙。空虛之道不足大守，而可小用於世俗——破執見性；西人外求而不知內守反省，物質雖然進步，而潰於人文道德。東人內守仙佛成聖之道，大執虛空物觀，而不求外取。如若東西文化融匯作用於一人，內守兼同外求，物質與道德共進，可以成其牛馬相輔負重致遠之用。 不同地域產生不同文明，不同文明造就不同文化。不同文化總有共同理想——無不為人。人人自當包容不同，相取其長，治理自我體現生命價值，進而改善社會。文化本無所謂中西地域，又無所謂時代古今；古今中西皆由人類經驗，皆屬我們所有，而只是有些不為我們所用而已。【重估】 儒家克己復禮，講三省吾身；佛家禪機重重，持漸修頓悟；道家清淨自然，天人合一存養己身；昔賢往聖萬千法門，皆不過是去達人生理想境界之方法、策略，而人生之主題永遠是自我——“人是唯一永恆主體”。萬物皆備，為我去運用。我與一切學問，只在一個“用”字，我不用，則一切學問失去意義。時下新新，人類之思想永不止息，在享受西方文化所造就便利、科學、先進之生活，同時又感懷傳統文化所締造精神生活之深邃；思想千古未有我之時，存念萬代無有我之後，而真實之我生活於當下，自當利用現有一切可利於生命之事物，何必存有主義之爭、中西之見？【利用文化】 中國文化向來講求和諧,擅於協調、化解矛盾衝突,自先秦諸子、宋明理學、儒佛二家、尤其道家等等無不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自身關係之平衡與協調作為最高追求目標。中華文明是一種肇始於《周易》陰陽平衡、五行和諧之三元思維；求同存異，允許矛盾共存，譬如三人決鬥，同時開槍後誰還活着？以西方人思維必然認為全部死去或者問題無法解決，如果中國人在場，三人會同時朝天開槍，走向和解共存，繼而和衷共濟，最後和諧共處。核武時代，尤其需要中國這種包容、妥協、和解，衝突，要麼共存，要麼俱亡。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固有之思維技術，現在我們講和諧社會、科學發展，便是淵源於中國傳統的和諧思想；中西文明不同之外尚有共同之處，——那便是無不為人：“人是唯一永恆主體！”譬如我們古人有一典故：楚人失箭。 楚人失箭於楚地楚人得之，不以一己所損失為悵，是為國家民族主義情懷，又進而言之楚人失箭，人得之，則是一種天下情懷、一種包容全人類之胸懷，中華文化不泛此類以天下為重、和合共生之思維。 中國文化之內省傳統向來作為精神主旨，以內化求得外在之和，自孔子“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慎其獨也”到宋明理學之求諸內、返身內求，皆是向內在超越，使矛盾化解於無形，形成中國文化獨有之內化思想，從個人心性之“和”開始，向外延伸，進而推及人與人之和、人與社會之和、人與天地之和，亦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內和而外和，和合共生。孔子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個體道德實踐之嚴格自律，獲得一種心靈獨立於他人外物之自由自主，形成人格獨立之和諧。這種文化思維一直追隨國人於世俗生活，並成為一種民族性格，也成為現代和諧文化思想的一種主流力量，為全球化社會人類之價值理性提供新的思想資源, 其有助於解決西方現代化過程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深刻矛盾,有助於整個人類走出困境，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當今世界發展大勢是人心思和，戰爭和強權日益不得人心。武力征服和強權崛起，這種二元矛盾論思維體系已經很難適應社會發展，世界需要和合共生思維。【共生思維】 中國歷史上先秦諸子是代表中國文化之肇始，秦漢之後罷黜百家獨尊孔孟，形成以儒家為國家思想信仰主體、佛家道家為輔助之局面，形成封建帝制社會，其穩定長達二千餘年；五四之後，中國引入西方文化，推行民主思想；建國六十年來，中國學人依託傳統文化，借鑑西方文化，逐漸形成以“和諧思想”為核心的國家文化；中央政府推行以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更加堅定了和諧文化作為國家思想之基礎。 中國和諧文化思想貫穿於傳統文化之始終，現代學人將之理論體系化，無疑是世界思想界之偉大創新，是人類文明思想統一、社會和平之理論基礎，為中華文明偉大復興提供了最有力的動力；和諧，是身心健康之根本，是社會發展之基礎，是人類社會之理想。這昭示一個全新、共同文化體系正在形成——和諧！文明統一、人類共存。(所謂文明統一，並非由某一國家統一其他國家、民族，而是由普世價值、共同目標，進而由先進文化進行全球化治理，使得全世界之軍隊解散、武器銷毀、警察下崗、牢獄破產，實現全球福利均衡化，而每一個人皆不會為社會所遺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之崛起，不僅是和平於世界，更應是和諧於世界之崛起。【文化理想】 國學是經驗體系，西學是邏輯體系。西方文化講求辯證、邏輯、技術、流程（具體），重分析；中國文化講求謀略、戰策（全局），重綜合。綜合與分析，代表了東西文化兩大體系。當道德落後於科學時，當人文依附於利益時，而科學卻不能解決人文問題，則宣告破產。季羨林先生講，西方分析之窮，必東方綜合以濟。中國文化必當領袖全球文化建立適合人類共存之全球先進文化價值體系，去完成文明統一之時代文化使命。這一終極目的便是——和諧！ 人類社會真正和諧，是人之內心與自然、與政權、與社會、與人際、尤其與自我的調和協同，而非表面上的相安無事。惡止於內心，無使流露於言、放浪於行，可以自根本遏止，可得真正寧靜和諧。故而，社會和諧必先向人的內心求取，必先建立信仰依持、建立人文公德秩序。 馮友蘭說：“如果人類將來日益聰明，想到他們需要內心的和平和幸福，他們就會轉過來注意中國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這便是國學對於世界的意義。將這一國學思維整合為一種普適之人文精神，則可以成為影響世界之文化體系。 故而中國文化之首務，當確立和諧文化思想為國家思想，放棄各種主義思潮，以整合人類總體文化服務於國家，“布愛天下以化民心、結愛國際以邀未來”。以和諧為統歸，確立傳統人文之先進文化為國家學術，確立道德自治為個體生活之責任。 何為先進文化？凡是能夠推動社會和諧發展、凡是能夠增進生命進步、凡是能夠加強社會和平共處的文化思想皆可稱之為先進文化。社會發展取決於生產力，社會體制、技術方法、進步文化等諸大要素決定了生產力先進與否，亦即先進文化代表了生產力。和諧文化並不等同於先進文化 社會和諧，是歷史目標；而和諧文化、先進文化是時代發展中推動社會進步之動力，是方法而非目的。和諧文化相對於衝突理念，先進文化相對於落後體制，相對皆有其先進性。【和諧思想、先進學術】 國學乃一國之學術，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是為人人遵循之規矩準繩，學不可使之發揚不暢，術不可使之秩序失范。集匯大行大德，同心巨力，綜合一切中國之學，借鑑西方先進之術，改造傳統文化，融匯儒、道、佛諸子百家，整合修心養性、正念持身類文化，建立一套符合於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社會倫理價值、普適於世俗大眾之文化修養體系。對社會人文、道德秩序進行合理有效之治理，建立中國官場人文道德秩序，建立中國商業人文道德秩序，建立中國職業人文道德秩序，建立中國社會生活人文道德秩序，制定相應律法制度與道德規則進行治理。【綜合】 【確立國家信仰】： 世上發生諸事並非毫無關聯，因為“世變始於事變，事變始於心變”，事態尚未變化而心態已涉變化之先機，罪惡、戰爭、醜陋生發之源即是根於每個人的內心，我們都是真正肇因者，人心與世態實則息息相關，人心變而世界變。我們的宗教信仰派別那麼多，卻不能建立統一的人文契約；我們有五千餘年的人文文化，卻沒有共同遵守的道德秩序，並因此鼓勵了分裂意識，使人人以私利相見，互相疑懼，互相厚黑，互相侵占，掠奪由武力爭取發展到文化技術之和平侵略，只因我們少懷大同共存之人間大愛，只因我們缺失宗教般(慈悲、智慧)人類共同之先進文化共同信仰。 比之以法治國，更為理想之方法，是以德治國；政治、武力、律法征服不到之處，而文化、信仰、德義可以化解之。法律乃是一種震懾警示、一種事後懲誡，是以外製內，後發制人，而繩之以法也並非法律之根本目的；法治乃是強力統治，而德治是善政治理。德治必然要以人文束之、道德繩之，總歸是信仰之事。因此，應當建立國家信仰，使人民精神有所歸息、道德有所執守，自覺規範行止，發乎於內而形之於外，使害心惡念滅於未萌，人人皆以高素質道德修養遵循社會公德，才能造就一個真正和諧安寧之社會。——行治理之效，棄統治之蔽，以德治國，以法輔之，使維護社會秩序之警察下崗、法律文典束置高閣！建立先進文化為凝聚力，以人文精神為向心力，以道德秩序為公共契約，去運行中華民族之和諧崛起！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效法日本“明治維新”，效法蘇俄“十月革命”，追求富國強兵之路；五四之後，打倒儒孔，破除舊有，而未立新教；建國之後，以四化建設為志；改革開放，以經濟發展為本；皆以注重經濟之發展，而極大地忽視了“新民”、“立人”之思想文化建設，少有如西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思想啟蒙”等人文運動，導致中國人普遍缺乏公德觀念，缺失信仰。 因此，我們需要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信仰體系。人心是具有普遍廣適性的，梁啓超倡“新民”之道，“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不止於政治、思想、文化、學術、技藝，更在民德、民智、民力諸大方面取用西方先進之處，來建設一種新思想、新精神、新道德人文秩序，只有文化多元化豐富了，人會更加趨於智慧性，所以我們應當改造宗教，為時代信仰做出學術支持；中國的新文化信仰應是儒家、道家、佛家諸大文化體系之綜合，取儒家之雅、道家之妙、佛家之悟，取基督之慈悲、取諸科學之嚴謹、諸理論之系統，聚合古今之大成，歸納中西之先進而成。而這一文化體系聚合體如何作用於人的生活，——唯有自治！ 西方宗教信仰其創造者往往宣揚“唯我獨尊”、“只可信我一神教”，被視為思想專制，而中國文化無論儒釋道，都認為“人人可以為聖賢”、“萬物皆有佛性”、“滿街都是聖人”，聖人之學就是致良知，中西兩種不同視角和觀念，更能體現出東方文化之人本思想、人文關懷。 中國人傳統信仰或精神寄託，不完全靠救贖，不存在末世論，不重視彼岸世界，相信天命，重視此在，注重內省自修，儒學知識分子身在官場，同時卻可以儒家、道家或民間信仰作為人生精神生活之補充，作為進行完美生命之生活工具，不會因為文化而分裂自我、局限生活，說明中國人的思維實則是以人生為主體，以百家學問為自我生命發展壯大而想，而不會為某一學問而活，是一種先進的思維方式，而此等精神層次僅局限於文人、思想家、哲學家等知識分子，是屬先進的文化，我們要將之發揚光大於世俗生活。 信仰，是人類對於世界、對於人生總看法和總方針，它是一種精神紐帶，是一個組織或階層，是一個社會或國家的成員團結奮進的精神基礎和精神動力，具有定向生活價值、控制社會秩序、凝聚社會力量、推動行為選擇等等諸大功能。信仰，是指人民對某種理論、學說、主義之信服與尊崇，並奉之為行為準則和人生指南，是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之主觀體現，是一個人做與不做之根本行為準則和態度，是信仰者對未來美好理想之追求。信仰之有無，在決大程度上決定着一個人發展之可能性。無信仰者，缺失價值觀之指導會失去把握自身命運之力量，其生命發展之可能性會大大減低；而有信仰者，則會為所信仰調動自身一切力量，集中到既定目標上，其道德、知識、能力、內心世界都會得到提高與充實，從而推動個人及社會乃至國家之發展。信仰，是一種人生主張、一種生活信條、一種生命依據，是一種自我超越，一種信奉、持守、追求，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思維方式。一個人沒有信仰，卻如何有尊嚴的活着；與人交往，卻如何得到信賴。一個人沒有信仰或許能夠活下去，而一個國家沒有信仰、沒有正確的信仰，是不會長久生存的；中華民族要有信仰，才能進步。 當前中國可謂是泛信仰或無信仰，人們“且趣當生，奚遑死後”，相信利益、相信物質、相信現實、相信此在、相信自我，以實質利益為旨歸，喪失對自然、天道、人文之敬畏，在這諸般相信之上缺乏一種公共契約來規範道德。中國傳統文化主體、核心道德當中，仁義禮智信，立言、立德、立功，信仰仁義、信仰道德、信仰良知、信仰自心，“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無不是樹人立德之義。中國文化較之於西方文化最大的學問正是致良知之學。 信仰有三：（一）人文信仰，如儒學、道學、佛學，道德、良知、正直、誠實、守信，做一有用於社會之人；（二）政治信仰，如三民民主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三）宗教信仰，如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等。另外更有各大學科之團體組織、興趣愛好之民間社團 、企業等等組成了廣泛的民間術業信仰，亦即職業信仰，並列於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之後的“第三教會”，分散而龐大。特別是在一些民營企業之中，利用企業和公司之組織制度，進行一些信仰之實踐與表達，甚至把企業或者公司某些制度視為信仰實踐和信仰者團契之平台，近似於一種職場事奉之教會延伸。【信仰分類】 廣大民眾之信仰，於政治而少有懷濟天下蒼生之胸懷，於宗教此生尚有欠缺何備之於來世，故而兩者過於虛茫遠大，不切於此生實際；唯有人文信仰，是實現個體自我生命價值之人生指引，是壯大生命發展之知識動力，是維持群體公德秩序之道德規範。“人文道德”歷來是為國人之“宗教”，信自我、秉良知、行道義。製造一個社會信仰大化之約定俗成，使眾多文化信仰在這種大化里不越規矩而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使民眾圍繞在這種大化中生活，這種大化、這種信仰在中國也只有人文精神可以擔當。社會信仰，必有組織團體而得建立；政治信仰（政府、組織、社團）；宗教信仰（教會、寺院）；術業信仰（企業、研究機構、智庫），各種信仰無不為其利益而存在，人文精神信仰，唯有人文精神、道德公理不必要社團、組織而得大眾所認同，得以自我價值與社會理想並行，其廣布於社會各個領域，並且比任何文化更接近於國人內心，藉此人文精神，確立為國家信仰，整合傳統人文價值觀念，歸納創造成為適合於現代社會之人文精神，賦予法律，成為規範現代社會生活行為之準則。以此確立人文道德新秩序。【確立人文信仰】 何謂“人文”？——是指人於日常行為所體現出有合於人性、人倫、人道、人格之文化道德素質。尊重個體生命之自由，推崇群體價值之體現。一個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須要有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文化。每一個人也是如此，要有自己的信仰、原則、行止規範。社會是由政治、經濟、文化三者，組成一個動態、複雜、無序之網，律法、規則之外，真正維繫社會正常運行者系價值秩序，由文化根植於人心內在之人文精神、道德秩序、價值觀念。我們所講的人文精神或人文關懷就是關於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態度、思想、觀點。自東漢以來，中華民族傳統的人文精神主要是儒、道、 佛三家關於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態度、思想、觀點，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儒家的思想學說。傳統儒道文化造就了中國不同於西方文化之民族性格，宗教難以吸納信仰是一種中國獨特現象。 特權、階級、貴賤使得中國從來沒有在現實中建立起一種公平社會倫理，宗法傳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以族親血脈、人倫倫理維繫群體公共利益；而西方社會講人人平等，以公共契約維護社會秩序，——即人與上帝之約，更具廣泛性；人文思想，是維護社會道德秩序、時代發展進步之精神力量。譬如美國諸州區域各以自治為政，何以能夠成為如此強大統一之國家？可能要為我們中國思維所不理解。因其自身有着強大的國家學術以及文化凝聚力與向心力：——是依靠公平公正之民主法律制度造就了一個天子與庶民平等的全民信任、是依靠心靈與上帝之約為人文道德秩序之公共契約建立起來的精神家園、是依靠共同價值觀將精神自由的四海精英聚合建立起來的偉大國家!——這便是人文精神之偉大力量。 人文精神是社會契約的基本內容。重建國家信仰：所謂重建，主體不在國家，而是對於這個民族人文精神之重新建立；——接受於普世價值而又獨具民族文化特色之人文精神信仰。告別民間思想界無政府之狀態，使全民皆精神有所依持、道德有所執守。 （一）互聯網時代，現代各科學術均已成為世界之公器。除去經濟應用、科學製造，獨有人文思想領域在國內器用不暢。中國知識分子當以社會公德為責任、道德良心為志願，建立大聯合：義務承擔向個人提供大量現成見解以減輕個人構思己見之負擔，在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在哲學、道德、政治、社會、生活諸大方面，建立一大套關於每個人不加論證而普遍接受之公眾信仰理論；以此形成一種普適公德秩序、人文契約，普遍遵從。（二）推行先進文化理念，開展“新文化生活運動”，倡導全國人民過一種德性之生活：節制、仁愛、敬畏、真善、美德、勤儉等等，追求內心之寬容、寧靜、和諧、知足與平和，以先進文化修正生活態度，改變生活習慣，建立一套適合於人類和諧共存、科學合理之生活方式。 建立信仰，必先確立人生價值觀。我們常講，要建立正確的人生觀而不是科學的人生觀；科學是客觀的，人生觀是主觀的，科學為論理方法所支配，是明顯、理性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觀意志造就了世界，並非客觀科學理性，例如，戰爭並不是科學所能解決的，而取決於人類主觀意願；愛意亦不是科學的，但人類之間最需要的就是愛，需要人間大愛、宗教之愛、長幼之愛、夫妻之愛、師友之愛、同志之愛，需要尚同兼愛。理性，是客觀科學的；是認識分析達到某一事物之方法、技術，卻不能教人去做成某事。感性，是主觀唯心的；是其自我發動設立某一目標，利用科學理性去完成之心智；人類所要進步、社會所要發展，背離不了這種主觀情感的夢想。故而，科學並非萬能，只是主觀意願下可供利用之工具，其不能解決人的身心和諧問題，不能成為人生主體，不能成為社會信仰。 “科學萬能”已經在西方文化中破產，人類道德、精神正在向東方文化尋求歸宿，而當前中國卻在向西方科學尋求人生的安頓。所以，中國學術要形成價值認識共識，各大學派之中“主智”與“主意”、“實驗”與“冥想”、“漸修”與“頓悟”、“唯心”與“唯物”，歷來對立，而各種主意無不為人所共有，若偏執一方則有失不全，不全則有流弊，勿論唯心唯物總是不如為我切時所用，因此，我們只是需要一個正確人生價值觀之下的科學與理性，而非科學化了的人生信仰。 “知識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教養重要，教養不如情趣重要，情趣不如情懷重要，情懷不如信仰重要”。知識、理論只是為人所利用之工具，而信仰、情懷才是運用一切思想工具之動力。此便是科學與人文之別。【人文信仰在於不斷壯大自我】 【人文信仰之內化過程】： 《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從大學思維來看，欲確立全球化治下之政治、文化、經濟、法律、道德等等秩序（治國平天下），還需回向內心求取，而格物、致知正是一個自我治理、內化之過程。 內化之機理在於一個“用”字，所謂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人生之大不幸，在於重複經驗歷史愚蠢；不能基於前人經驗對自我做出最低成本之人生治理，缺乏從善如流之思維技術。文人最大不幸，在於拘於眼界格局，重新複製前人所謂文化，見識不全而自以為是，缺乏整合歸納利用之技術，喪失文化創新之能力。經驗之於成本，我們人人生活於此種不幸中。 《大學》云：“日新又新，其命維新。”伊尹稱：“用新去陳，病乃不存。”創新是一國之生機，是生命之希望。故康有為稱：“新則和，舊則乖；新則活，舊則板；新則疏通，舊則阻滯；新則寬大，舊則刻薄。自古開國之法無不新，故新為生機；亡國之法無不舊，故舊為死機。”何以謂之“新”？——所謂“新”即是先進於固有思想、觀念、技術、方法之創造，能夠解決或改良落後舊有，是謂。此中存在一個人類千古難題，尤其存在於人文領域——那便是一個“用”字！古人講“知難行易”又“知易行難”，辯證而論，皆有道理：知難運用在科學而後行易；知易普適於人文而後行難。知難行易之於科學，其意不言自明；知易行難之於人文，雖明也要大言一番。——中國人缺乏“從善如流”之思維技術。若解決這一千古難題，人文道德秩序方得推行，社會才能創新後而用新。創新，在人文領域不同於科學，其不因為時間古久而不謂之新。 人因內化而得以運用先進文化，因此人文信仰得以指導人心向善。 【大國學術之道德自治】： 無論是關繫到文明統一這樣的大命題，還是渺小到一個人的夢想訴求，無論是國家環境還是個人生活生態，都需要一個將人與之關聯的契合——即在群體與個體之間，找到一個既能維護群體公德又能周全個體價值的人文思維體系，這種體系必然是建立在生命的上進求取的活力上，“會種田的務農，有技藝的做工，會買賣的經商，會辦事的為吏，能謀事的當官，引領人心的為聖人，能安天下的主國家——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取決於他修煉到了什麼。”因此那便是：自我治理。形成一個做人、修德、成器之間相互促進的人文思維。 群體生存社會，人人利益相關；若一人德之不修以私自利，損於大眾，而不使其受到制裁，則人人自私自狹，互相損剝，天下將失去公平正義，造成禍亂。故而，社會公德是為一國安定之根基，甚至重於經濟。公德要落實於個體責任，建構內心制度，建立公德秩序，健全道德律法，以維護社會正常運行。中國人最缺者是為“德”字，尤其公德。所謂公德，是一種公共契約，一種約定俗成，一種利益均衡，一種廣大公平之秩序；公德是諸德之源，“有益於群者為善，無益於群者為惡”，放諸四海而准之言。道德，非一成不變，因時代發展之經濟關係，產生一些新型秩序，亦謂道德，其標準旨在“利群”。“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雖有一定道理，但“人人為己，不誅自滅”則是全部道理，不盡為己也不盡為人，取一種中庸之道方適合人的本性，這條道路即是——公德。行走公德道路之技術，即是——自治。 欲使得人人皆以公德自守，必須向每一個人內心尋求克制。而傳統修為中要麼執苦行修而非凡俗所能企及，譬如佛家、道家；要麼行君子聖賢儒家之道，但學識雅量自非庸眾所為；兩者成為少數人之精神訴求寄託。所以，文化門坎將廣大世俗民眾隔離於中國傳統文化信仰之外，造就了普遍庸俗之國人劣根性，造就了中國這一無信仰、偽信仰之民族。我們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信仰兩個極端（庸俗與崇高），結合現代文化，尋求一條中庸致用之路：凡俗與修世，各自進退一步，取凡修執其中之允和自適之法——道德自治！唯有人人道德自治，遵守公共道德、人文秩序，方得社會廣大和諧。 所謂自治，即是依據先進文化進行自我治理，分為：生涯治理，道德自治。依據社會發展成本論，人生活於群體，應當承擔諸多責任，其第一責任即為：人生應當實現自我存在之價值，利用古今中西之先進文化經驗，結合自身，尋求思想自治，對生命進行科學合理之規劃治理，以使自我成為有用於社會之精英，而得以使社會極速發展。是為生涯治理。道德自治，是人生哲學，是經驗智慧，是自我克制，修齊治平之術，是將自我行為先進系統理論化，是向昔賢往聖之人生智慧尋求一個安身立命之所在，為信仰、為依持、為原則立場、為行為規矩，以自身不斷修養與內化，而得到自我與現實此在之和諧。 自治學理論系統：是人用一切學問為標地，如同一個互聯網瀏覽器，可以打開、利用、學習所有網頁知識，是利用外部知識成就自我的系統理論。自治學是基於中西古今所有先進文化之上、取捨利用以自成自造之方法。自治術存在於所有傳統文化之中，其根本要義乃是將古今中西人類全部良善文化拿來為行止，以造就自我之大成，踐行為人之責任，遵循公德之秩序。二加二等於四，即是自由。世間沒有絕對自由，只有相對自由；基於公共契約之上，存於道德秩序之內；自由是建立於自勝之上，一個人雖征服了全世界，而不能克制一己之喜怒愛憎、私情物慾，而這種欲望的自由會使人破滅。故而人之自由，必先自治而後得自由。 人生必始於立志，志為人之樞紐。立志發願才能體現真正之我，志未立定，則生命必定漂泊。“頓悟血氣之軀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人生不應僅趨和於生理（本我）欲望，更當進行精神（真我）之生活。為想去生活，才能體現人生之價值與意義。人之真我與天地萬物同具仁心本體，內蘊極大創造力量，可以生化出整個人文世界、物質世界，其以積極的人生態度、生命意識和人本精神去面對世界，創造世界，同時又不被所創造出來的物質世界和人文建制所異化、所遮蔽，以致忘卻、淪喪了人之所以為人之根基。此為自治之根本。 於人一生助益最大者，乃是心性。而擁有何等心性之群體則有何等人文精神之社會，一個人秉持某種觀念，並依據觀念對事物做出判斷，進而影響行為，體現於社會活動交往，社會便無時不在產生這樣一張或善或惡或浮躁或從容的人文之網中互相判斷，社會也因此或善或惡或浮躁或從容。所以，社會治理，乃是改變人之心性。 人人自有不同性情慾習，各自為是，胡亂出牌，缺少秩序與規矩。社會公德混亂故而人際交往憑添了許多成本。社會欲得寧靜和諧，必待惡止於內心，無使流露於言、放浪於行，立誠互信，而現在人心因社會不公、分配不公而變得浮躁、冷漠、無仁、戾氣過重，確立“不讓老實人吃虧”的體制制度與道德秩序，用道德制度淨化治理人心。故而當下應施社會以收心養性：“心性是百邪之端、諸亂之源。治國理政、管理官吏、教化大眾，都必須從收心養性入手。” 人生沒有哲學和宗教之指導，生命便會在欲望里沉淪沒落。心若沒有栖息之地，到哪裡都是在流浪！人心內之事，求不得上帝、靠不得聖人，唯有自我去解決。人不自救無人能救，人不自治無人能制。因此我們需要建立信仰來化解內心重重矛盾，充實自我，改變自我，實現自我。是以人人應以道德自治之法，化解內心煩躁感、緊迫感、沒落感，與身心無歸屬感，人之獨立自主，即是具有理性思維，不會任由自己的頭腦成為他人思想的跑馬場。人心自應回歸原初，回向傳統，以傳統文化之濡養，富心養性，開悟智慧，向本源求取價值。道德是主人，才智是僕人；德之不修，必然智也用心不正。善於修正身心者，在於去惡念而不去意志，在於建立內心之制度——“唯制度可做得人！” 自治學——是一種知行合一的實踐智慧，是將“良知”轉化為真正的內在力量。 解決總體性社會危機需要公民社會，而公民社會需要個體道德自治！ 【確立道德律法】： 所謂文化，固然廣義可以涵蓋一切創造之物，諸如音樂、圖畫、飲食、服飾等等，但其核心應在於規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穩定平衡之基本準則，亦即道德倫理。新型道德秩序建立之後，必然面臨最關鍵之問題：道德缺失在現在中國是一個普遍社會問題，當多數中國人還在為溫飽問題而憂慮之時，道德與生存哪個更重要？即使中國人全都認同道德觀點又待怎樣？因此，道德是基於秩序合理公正而存在，如果社會體制不能實現價值分配公平，秉承多勞多得原則，道德將無從體現。幸福，與物質有絕大關係。幸福，是公平社會之下，有限之物質基礎，加上心性之滿足。——所以，道德秩序必須向頂層設計。 所謂道德淪落，不是講中國人大部分已經缺掉道德，試問誰人自認為是壞人、惡人？——自然沒有，那麼天下則全是好人。壞人何來？其不過是人心相疑懼、社會好風氣不暢、公德秩序缺失所造成。沒有形成良好的社會文明之風來軟化引導，沒有建立普遍的公德秩序來遵守依循，人文道德自然不暢，那就需要我們進行重建： 一、理性重建：當今社會最迫切、最偉大之理性認知——和平、和睦、和諧是人類共存之基礎。沒有和平不會共同存在，沒有和諧、和睦就不會共同進步。和諧思想認知是人類當前最迫切建立之理性——人之理性追求，在於全體之公共福利。全部道德文化之主要目的旨在塑造、培養理性意志，使之成為全部行為之制衡機制，使社會運行於公平合理有序之中，使個體通過自我修正遵循公共道德秩序而得以生存成本普遍降低。 二、道德維新：人活着，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每個人皆有維護公共秩序之責任，這一秩序便是道德，在於整合傳統文化之中由個人及於群體共同價值之普遍觀念，做為個體之信仰、群體之契約，共同踐守。即歸納在傳統人文精神當中具有共同利益關係之思想體系，——適於個體與群體之共同利益之契約體系，這一體系即是一種人文道德新秩序。建立思想庫，整合自人類以來所有道德歸納成為體系，根據地域、人文推行於社會生活。以思想庫為後盾、以社區為陣地，以制度建構提高違法成本，切實治理隱於私心而違背道德秩序之醜惡，讓真善美真正體現於和諧世界。 三、美德升華：凡基於道德、責任之上，對社會、他人給予無私奉獻者，皆可稱之為美德。道德，是做人所必須擔當之責任，該當以律法繩之；而美德是不求回報之付出，應予以獎勵之。為道德立法，為美德設獎，以此推動精神文明建設。 建立道德秩序之制度體系，而不必籲請哀求良心之回歸。良好的社會道德習慣，是由遵循制度而得潛移默化以成。一個國家老是強調以法治國，而不考慮甚至無視道德、人情對於社會所起的作用，終將有法難循。道德是最古老的法律，法律是道德制度化的體現，因此要回歸原初。讓全民參與，為道德立法，讓道德行為關係經濟生活，德由利導，無利不往，修德而無利，無人願為善。確立公德責任，以改變各人自掃門前雪之利益格局，讓這個社會適合於有德之人居住。建立道德與社會連帶問責制度：如果一個人活着沒有任何畏懼，他會讓整個社會感到不安（精神信仰）。如果一個人死後沒有任何顧慮，他會讓整個社會失去責任（問責制度）。 【構建國家哲學】： 國家哲學是一種政治哲學，是一個國家基本政治理念、基本社會經濟制度架構，以及基本政治生活秩序；以其嚴密理論體系、意識形態結構，以及提供整合社會秩序之資源；潛移默化於日常秩序，成為國家範圍內公民們對國家與社會認同之保證。一個國家之學術，是治理國家、統御民心之指導思想；是立國之本、穩定之基。其可以是一種文化、一種思想、或者一種信仰！一個國家所秉持之學術如果不為民眾所認同，所樂道，所維護，所運用，便是脫離於社會實際生活。如果一個國家對未來沒有長期打算、沒有資源儲備，而使社會處於先進、強大的制度保障之下，不因某人某事之變動而受影響和牽制，那麼其必然會由活力社會進入疲憊、病態社會。而現在各種政策、決策、方向無不被意識形態所左右，政治意識形態多是革命的產物，是一種非常政治，我們需要回歸到日常政治中去，回歸到一些基本核心價值觀上去。【國學概論】 從國家文化來看，業已失去向心力，表現在上下離心、內外失德，政府是政府，民間是民間，官媒“沒個邊的歌功”，而民間尤其網絡“一邊倒的嘲弄”，政府公信力下降，國家文化對於“生活世界”之含混性已經無法承擔其日常秩序，對各個行業規則已經無力規範，致使潛規則盛行，舊有國家哲學已經不能對體制困境提出解決方向，社會活力愈發阻滯。 從國家政治哲學層面來看，當前社會意識形態完全喪失社會整合力，已經無法整合不同社會主張、觀念，改革共識基本破裂，持續性發展將難以預期，而全球化社會，暴力武器戰爭皆已退居文化智慧戰爭之下，中國欲尋求出路，無論國際還是國內，必然要問師於代表社會良心之知識精英，推重專業化治理，尋求學術治國，方有出路。否則，只依靠一家黨義思想，斷然難以應對繽紛繁重之世界。 中國發展表明，暴力革命解決不了中國問題，只能是使國家陷入下一個治亂循環，而西方學術體系缺失民族文化價值認同，也不可能解決中國複雜問題，所以，中國需要學術革命，只有創新出具有傳承品性之國家學術體系，才能屹立於世界文化之林，國家才能因此強盛，人民也才能因此步入幸福。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任何思想、文化可以千秋萬載。孔孟老莊、諸子百家雖可維護時代之進程、豐富歷史之經驗，卻不能維穩萬代之和諧，古今中西所有文化概莫能外。唯有歸納歷史、整合經驗而得以不斷創新出更有利於時代進步之新文化學術體系，才能不斷推動社會之進步。現代社會，大國較量，也不再取決於軍事戰場，而取決於經濟之強盛，更取決於文化之先進：思想形態、人文意識等國家軟實力領域更加能夠體現大國優劣。【學術革命】 國家信仰應與民眾信仰一致，而能同心協力，信仰即是理想，當理想成為空談無着時，人心流於虛無，向物質尋求寄託，個體內在體系便已崩潰解體，今日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沒有信仰、沒有理想、精神虛無主義物質國家。王夫之：“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專制社會，崇尚集體主義，不能尊重個體，人們無法改變自身，無法成就夢想，因而走向消極避世；專制會使人失去對一切美好價值之信心，放棄理想，放棄追求，嘲笑真理，嘲笑社會，使人變成犬儒主義者。統治者早已不相信他們口頭上宣講的那套理論和原則，只把那些理論和原則當做維護權力之手段，作為鎮壓反抗之藉口。當被統治者一旦意識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實際上處於被愚弄、被壓迫之境地時，必然轉向理想虛無、趨向於物質現實享受，“人只活一世，而這一世是何其短促。所以，請給我一點東西吧。別老是許給未來！”物質主義的泛濫進一步衝掉了殘存的理想主義。——中國的國家信仰正在經歷前蘇聯解體之前的國家信仰覆轍。 政黨之主義，是其執政為民生服務之工具之道路，而人是唯一永恆主體，以客體規定主體，是人為物質而活，本末倒置。故而，黨義不應社會化。黨義更應該向社會普適性靠攏、向國家文化、學術靠攏。一個民主政府的理想是與民眾意願和諧一致的！共產主義是人類之終極理想，代表人類普遍利益，但據歷史發展規律今後一二百年絕無希望。當共產主義遙遙無期，社會在進步，觀念在革新，我們所堅持的時代理想亦當為之修正，造就新的時代信仰。共產主義，遙不可期，所謂將來之事，將來再說。所以，建立國家共識成為當前最迫切的需要。國家共識表現在價值目標共識上，其形成需要制度基礎和文化基礎：一個政治經濟權利平等的社會，社會利益基本平衡，是構建價值目標共識的利益基礎；一個源自於傳統認知，並因此形成人文觀、是非觀、價值觀的思想體系是其文化基礎。社會體制保障人文暢達，文化維護體制運行。並因此，社會價值目標成為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所以，建立符合人文價值、符合公平分配、符合市場經濟規則、符合市場化治理結構的國家學術體制，只有解決現實民生實質性問題而後才能追求價值理想，只有解決個體問題才能解決共同問題。【國家哲學之價值共識】 當前中國國家學術面臨失序：秉持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實際操作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封建官僚主義行政，推行孔儒道德教化，各大系統之間缺乏社會性文化學術來兼容，意識形態落後，社會信仰混亂，並未能形成共識。——因此，政治學需要重建。建構完整性、人文性、貫通性、矯正性、明確性、先進性、創新性、戰略性地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哲學體系。【學術失序】 人類社會整體、長遠利益若不被置於全局考量之下規劃，負亂而求速，總有一日會被自己所作所為徹底顛覆。一個人如此，一個政黨如此，一個國家亦是如此。物質決定精神之求取，文化決定經濟之發展，人之於物質與精神，社會之於經濟與文化，必由合理之精神文化基礎匹配於物質經濟基礎，只有兩大社會基礎同時構建以及彼此協調平衡，才能保障身心和諧進而社會和諧。而當前中國面臨兩大社會基礎皆不完善之局面：一、經濟組織不力，導致社會福利分配不公，財富過於集中，貧富分化嚴重。二、國家缺乏先進有力之思想、社會缺乏合理之信仰、民眾缺乏正確之生活指導，社會事務缺乏專業化治理。 中國病症根結在於一種治亂循環：一、體制改革未能緊跟時代發展步伐；二、社會思維未能推動時代發展；三、文化大環境未能得到有效治理。三種病症處於一種循環交互狀態，因為體制不放開，社科領域發展停滯，因而社會思維落後，導致諸多文化亂象，並進一步加劇體制改革阻力。一切根源在於沒有一個整體性改革戰略，沒有建立一種國家學術之基礎上的全面開放、全面改革。所以，要走出這種漩渦必須上升到國家思想設計層面。沒有學術倫理的社會，不會產生政治倫理，沒有倫理則不會有秩序，沒有政治秩序的社會，絕不會產生一個公義的政府，一個沒有公義的政府，絕不會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和諧社會。 計劃經濟時代，是權力價值觀決定社會價值觀；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權力價值觀與社會價值觀走向了分裂；而互聯網時代，權力價值觀必將向社會價值觀看齊——民意已經走向政治舞台。而在這種權威隕落、民意泛濫社會裡，則需要一種理性聲音，使民意裁決回歸科學性、專業性，來重塑國家學術權威。【中央學術權威】 中國做為世界第一大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不同主義影響或者干預下，並沒有如同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那樣解體，反而在經濟領域迅速融入全球化貿易之中，和平崛起。但是，在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經濟、文化甚至政府行為，無不深刻受制於資本和市場的影響，甚至牽制左右，動搖社會主義體制。我國當前面臨的狀況極其複雜，各種主義思潮泛濫無歸，很難達成改革共識，各種力量零散無力，很難推動改革。因此重啟改革不可能從單方面入手，此前一系列改革困境使得我們不得不回歸到原點，從全局戰略高度重新審視改革：國企不改革效率低下，甚至悄悄流失，但一改革就變成瓜分國有資產，而且被瓜分的資產也不見得有比國有更高的效率；司法不獨立，就會處在行政權力支配之下，但一獨立就可能比現在還要腐敗；還有政體改革，並非三權分立施行憲政就萬事大吉了，後續而來的是人文素質、公民擔當等軟環境基礎；原因在於，作為社會生活基礎秩序已經失效。在此情況下，無論新舊體制都已經無法正常運轉，社會只能在總體性權力主導下負隅前行。而重建社會生活基礎秩序，需要頂層設計，需要國家學術層面在制度與機制軟硬兩大基礎上提供保障，維護基本社會生活秩序，重啟改革才具備基本條件。【改革基礎】 中國社會當前，急待一倡導主流社會價值之文化治理機構來建立國家信仰、建立公德秩序、建立人文精神，因此呼籲政府組織學術界在國家層面組建“國家學術委員會”，總結古今，歸納中西，建立國家哲學，重構國家命運，統籌國家建設，實施強大文化戰略，鑄造民族精神，在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文化系統、社會系統各大系統領域建立人文道德新秩序。 以學術治國，解決執政危機，摒棄黨派、黨見之爭，黨政治國逐步進化成為學術治國，使思想學術與權力相統一，政統和於道統，治術和於學術，形成權力運用與學術治理相結合，推動社會發展之良性循環，使得中國共產黨從一個革命性政黨發展成為一個治理型學術政黨。國務院不僅是一個行政機構，更應是成為一個中央學術機構，吸納大批學者，為政治改革鋪設道路，為社會發展提供國家戰略，為經濟建設提供智慧支持。並在地方建立國家學術委員會直屬的智囊團，輔佐地方政府，上通中央政府，使得中央政令暢達行效。【國家學術委員會】 中國摸着石頭過河，在“不爭論”中埋頭走過三十餘年，猛然抬頭，發現西方化還是中國化已經橫隔於當前，不得不做出選擇。摸論本身就是一種設計缺失，游離於中西之間，是在當時社會狀況下謀求利益最大化之權衡選擇。一個國家發展必須要有明確之思想、學術來指導，就像一部機器，其有內在運行理論、架構、性能和自身維護之工具，無論西化還是本土化，最關鍵還在於能夠適合這片國土。 未來十年，是中國走向之關鍵，兩種命運爭奪戰將會在政治、文化、經濟領域同時進行。如果西方文化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將會走向民主，如果本土化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將會走向仁政治理，終究是一種利益爭奪，是私有化與公有制之爭。任何西方民主國家無不是有序之自由，有限之民主，中西民主層面秩序不一、限制不同而已，而西方民主在中國，只能是一種亂象，中國人普遍不具備民主主義自治思想，民主化將葬送中國的未來，只有本土化主導最符合國家民族利益：一、國人對傳統文化更具認同性，文化認同決定執政合法性基礎。二、公有制符合人性，符合社會普遍利益。三、“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是秉承傳統“儒士共同體”、“聖賢集合體”的精英治國思想，在當前世界上、全民所有制社會裡、廣泛民主政治下，是最為科學、先進、合適之選擇。【確定方向】 【確立國家責任、國家良心】： 一個國家不要天天想着與他國鬥富，搞經濟競爭，把老百姓生活安頓好了，才是政府之首要職責；你愛護老百姓，老百姓才會愛你這個國家。一個不顧自家人的暴發戶，並不值得別人尊敬。國民黨馬英九：“國家之首要職責，不是發展經濟，不是強大軍事，而是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保障弱勢群體不被淘汰！此為國之根本！” 人民之於政府，在古代官僚尚有子民意識，而現在地方政府為了政績、為了所謂經濟發展，以賣地經濟拉動GDP增長，推動房價虛高，間接清洗民間財富，盤剝幾代人積蓄，使得億萬年輕人放棄夢想，成為房奴，弱化了國家未來競爭力，而僅僅只是成就少數人之暴富。看病越來越貴，教育質量越來越差；上下盤剝，國家良心何在？人民代表何在？誰管這個國家的未來？ 建國以來，一系列重大決策自當時看、從後來看，無不有其片面性、局限性、落後性，甚至重大失誤性，但在追究問責建制上很難有效制止災難發生。政府任何些微決策，無不攸關民生，這種舉國體制鞭及任何社會生活層面，決策者責任意識至關重要。但是責任不明確往往使得“人人有責之事，人人皆無責任”，責任不具體化，社會問責便無從追究。出現社會重大決策失誤或重大事故，最後還得由民眾承擔巨大財產損失，人民歸罪於政府，官員推責於體制，人人都知道現代社會道德潰敗源自於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而未能健全制度保障，這一責任追究不可能歸於中下層政府，只能是掌握決策權之頂層少數人，但是，國家事務浩重繁巨，不可能面面俱到、層層周全，這責任便無從追究。只有將文化交給知識分子，教育交給教育家，學術交給學者，政治交給政治家，人人各有擔當，各司其職。 社會責任在於各就其職，個體以自身道德維護社會公德責任，政府以其機器架構維護公平正義，各專業以其所事各按其責。而當前中國，勿論道德責任，甚至包括律法之內，很多事情，沒有人來管，都沒有人來承擔責任。國家體制設計缺陷，使得政出多頭，責任不明，需要改革之處實在太多，政府體制要改變、公檢法要改變、學校教育要改變、文聯作協要改變，社會是一個無時不在發展的綜合體，政府機構做為一個運轉服務於社會民生的公共機構，自當跟隨時代進步不斷改良自身機制，政府應通往是民意，而不是對抗，應當協作使這一機器更加完善。而實際上，“有人在往前推，有人在邊上站着看，也有人往一邊推，還有人坐在上面看你推，更有人在前面往後推，”所以，要在國家層面確立執政信託責任、文化信託責任、教育信託責任，權力、職業要對得起信任託付，要對得起內心良知；並從國家設計層面出發，制定製度，劃分職能，建立機制，使整個社會協作起來，確保這架機器平安前進。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似乎將統治正當性資源主要寄託於經濟高速增長，直到現在依然沒有慢下來的勢頭，為了經濟增長，匆忙了人心世俗了社會。通過高速經濟增長，可以增進民眾福利，固然不錯，但由於地方政府權力未受到有效限制，在實現高速增長採取的很多措施，又使政府從經濟增長中所獲得的正當性不斷流失。中央政府以及社會學者已經普遍認識到，中國現行經濟增長發展方式存在嚴重問題：經濟實現增長的代價是社會趨向緊張與衝突。 有學者問政於農民：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回答：——誰使我們過上好日子誰就好！經過上世紀世界兩大陣營對壘之後，我們已經無需拘囿於意識模式之名實，無論社會主義或者資本主義，任何意識形態都與人民無關，執政需要回歸原初之心，需要回到民生最基本層面，政治需要學術形態，善政需要技術治理。——人民只需要最基本之尊嚴！【重建執政合法性】 【執政道德】： 每個強大的民族，都有一個精神充實、人格獨立、底蘊深厚的精英集團，引領着社會發展方向。而我國現在秉持的就是精英政治，在這種精英執政背後，如果有一種好的國家思想來建制體制、人文精神來指導規範行止，國家會走向穩定壯大；反之，精英會流向權力自肥，國家走向治亂。 中國自開創官僚體制以來，已經成為歷史最久、最龐大的社會組織體系，而我們對於其制度架構、行動邏輯、思想狀態、存在方式以及官員心態，所形成的所謂官場文化，依然缺乏實質性研究和思考。在法制體系內，政治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三大系統之中，社會系統法制建設最不完備。而在道德體系內，政治系統連一門“政治學”都無從建立，更無從談起執政道德了；社會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利益占有為目的，自然衝擊社會道德以致潰敗。 在一個公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民生好壞完全出自少數人之良知與責任心，明代呂坤《呻吟語·治道》：“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而中國社會也從來沒有建立一種周全社會個體之公平制度，文化也是建立在血緣宗族而非理性公正的社會基礎之上，形成自上而下皆盡謀求親屬宗族之福祉而漠視他人之苦難。歷史已經證明，社會氣象清正喪亂，完全來自於上層建築，一個全民腐敗的社會必然來自於一個高度腐敗的中央層，中國最大的問題在官場；因此，必須建立執政規範、執政道德、執政良心，建立一種關於官員的品行制度，以身作則，上行下效，社會風氣自然慢慢回歸良善。 首先，官場需要擺脫一種貌合神離、口是心非之政治虛偽性，取得一種人格獨立、言行如一之執政良知，話語匹配於真實實際，思想落實於現實具體。黨政內部民主化保障官員人格獨立性。敢說話，說真話，說實話。集體主義，“講政治”更要“講良知”，一個違背執政合法性的政治命令是違法的。 第二，面對困苦，不管即是罪惡。——執政良知、執政責任缺失，貧幼孤寡、老弱病殘，食不果腹，流離失所相對於名車豪宅、億萬身價，甚至富可敵國，生於同一片國土，任由甚至助長貧富拉大，“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標誌着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對待工人農民的態度則可考驗這個民族的良心。” 第三、無論大小官員皆要遵行國家學術對於執政品行之要求，並依此自我治理，養成敬畏自然、仁愛生命、清正廉潔、智慧勤奮、信譽天下之品德，在總體上改觀官場不良習俗，官場清、社會淨。儒家德義敦化依然有用。 【重構國家命運】： 從全球視角來看，社會管理有三種模式：一是大同世界，社會分工細化，事務全部交給社會治理組織，國家、政府退出，由社會統一管理進入到國家逐漸消亡。二是國家總攬包辦，前蘇聯模式，各種社會力量控制在國家之下；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基本也照搬這個模式。第三種模式就是國家與社會共治。第一種是治理模式，第二種是統治，第三種是統治與治理相結合，社會發展總歸要走向大同世界，公民自治才是最低成本之社會。 當前世界上，以國家社會共治居多，其有三種不同類型：一、社會為主體，國家協助，國家給予財政支持，主要管理依靠社會力量。歐美國家前期比較接近於這一種模式，但是其後，在西方社會開放化和工業化過程中，所產生諸多問題，社會自身解決不了，於是國家出面調控，逐步走向了資本主義福利化道路，越來越趨向社會主義，並形成第二種類型。二、國家為主體，政府主導，社會協助，亦即“官民合力”，是當前中國正在發展進步之方向。三、最接近於大同社會，是在社會經濟、制度、公民素質達到一定高度之後，國家與社會各自妥協，實現了互相平衡與制衡，並促成公權力與社會締結契約，以責任分化權力，各自完成任務而又相互配合，以行政低成本化運行社會。【國家模式】 國家治理必須尊重人權、尊重普世價值，依據亞里士多德“政體六分法”，可以概括為三種合法、正統政體：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以及三種非法、變態政體：獨裁制、寡頭制和極端民主制（即民粹民主制）。現代社會，世界正在普遍走向民主自由。民主，即是政治利益合理化分配，自由，是體現民主的形式，不過是一種治理方式，是人類文明史上所出現過諸多政治治理形式之一種，任何民主國家無不是有序之自由、有限之民主。現代的自由民主，亦即亞里士多德所言共和制。世界上有兩種民主形式，——“廣泛民主”和“集中民主”，並因此形成中西兩種不同之政體、社會。 在國家治理上，中國古代儒家主張仁政，由“儒士共同體”來執掌政權。現代政治主張善政，由社會精英主導治理。儒家從來認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承認“主權”屬於全體人民，又在“人皆可以為聖賢”上體現眾生平等，待自我進化為社會精英之後，便代表天下人，治國行仁政。其認為天道高於民意，而只有儒士才能體認天道，並主張“賢人治國”，反對“全民普選”、“多黨制”， 堅持“治權”只能屬於儒士共同體，亦即當下所謂“精英治理”。這是世界上理想化與現實化結合最好的治理建制，也無怪乎能夠維繫幾千年不倒。但仁政總歸是人治，百姓疾苦或幸福完全出自執政者之良知，“人民主權”不能對“治權”提出制約和監督。當今政治結構與古代儒家建制，異曲同工，如果當下能夠打通“人民主權”與“治權”之互通渠道，即民意——人大代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會，將會成為世界上最先進之政體結構。而中國憲法也是這樣寫定的。【回歸憲法】 “民主集中制”是當前世界上最符合中國國情、最能體現社會公平化、行政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之理論建制。對比於西方民主，如美國民主黨或共和黨，無不都有其各自利益集團來支撐，所謂全民選舉實質上是利益集團博弈之結果。在社會中下層實現全民福利保障，故而社會矛盾微弱，權力更迭只在利益政黨之間，而得以政治結構穩定，下層向左，上層向右。中國未來政治分配，如果按資改派設計也會走向這種“泛民主”社會。但是，現行中國已經由“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演變成為“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無產階級”三分天下之格局，西化同時放棄社會福利保障，引入叢林法則，其結果必然是利益衝突不斷、維權運動不止，維穩成本增高，危及社會結構。上層越發民主集中，下層越發資本主義化；未來中國政治分配，必然要在這三大政治力量之間平衡、博弈，不可能會有純正社會主義政治框架，但經濟必須重新回歸社會主義原則立場，全民所有制之下弱私有化建制，是當下不得不選擇之權益策略，前提是全民社會保障。因此，必須重建中國獨立自主的國家學術體系，回歸仁政善治，回歸儒家（真正儒家）治國，回歸社會主義（人民主權）。【中國模式】 【執政新方向】： 當下中國這種舉國體制就是馬列主義異化了的儒家體制，在建國初期看來具有體制優勢，以其強大組織動員能力，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並確保政治穩定和政策延續，為經濟發展起步提供了穩定有序的政治環境；但進入發展中期，各大階層基本形成，利益訴求明顯化，這種舉國體制、集體主義必然遭遇思想阻力、利益阻力。必須以各種建制回歸人大民主，回歸憲法。 在法律保障上，天賦人權，自然法要取代社會法成為最高法，公眾立法取代精英立法成為基本程序，讓法律成為道德良知駕馭的從善工具；道德是法律的最高體現，而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線，而當前少數精英隨意操縱社會法把自然法踩在腳下，宣揚“法律不講道德”，肆意踐踏社會平等正義，法律完全成為作惡工具，成為某些集團、既得利益者，甚至直接成為某些人的作惡工具。【法治建設】 在財產制度上，資本社會化已成為世界大潮，社會公眾不再僅僅是生產主體，而是越來越成為投資主體和財富占有主體，世界正在從私有化——國有化——社會化演變，資本主義越來越像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中國，演變順序卻顛倒為：國有化——私有化——官有化，在改革開放“摸論”主導下，國有實際上是黨有權有而變成官有，無論是公有制之左派還是私有制之右派，皆被官權壓制，而成為政治平衡之工具；這種頂層設計缺失正在使得中國走向權貴資本主義。【財產制度】 在分配製度上，整個世界都在向扶弱制強、劫富濟貧的人性法則回歸，財富分配越來越向勞動者傾斜，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超過50%，發達國家超過70%，而在中國，近年來全國工資占GDP的比重居然下降到10%左右，即便如此，掌握決策權的官人還是通過政策、通過財稅體系進行反向轉移支付，把窮人的錢集中起來送給富人；在負利率情況下，仍然對窮人徵收利息稅，而對洋人實行免稅、富人實行退稅，徹底把中國經濟變成了洋人經濟和官人經濟。【分配製度】 在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上，公費醫療、免費教育、福利住房和社會養老四大福利制度，已經成為文明社會之基本底線，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整個世界都在做為民主權利來推廣；而在中國，四大福利卻被列為極左路線的一大歷史罪行給改革掉了，於是醫療、教育、住房商業化成為新型三座大山壓住了中國騰飛啟航，成為盤剝人民、稀釋民間財富之工具，也成為所有社會矛盾的根源，使得人們互相欺詐爭利、走向叢林社會。而養老尚有建國後期留下的多子女照顧，人們還很難體悟到窮愁潦倒、晚年淒涼。【福利制度】 回歸社會主義所有制，明確劃分財產私有和公有界限；將土地和礦產資源等收入收歸國有，用於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由全體國民共同分享。中國基本社會保障體系之所以難以建立，表面原因是缺錢，實質是全民土地、資源財富被權力決策濫用，往往被地方政府官僚體系和少數特權者享用，催生暴富階層，引發全民公務員熱。而所謂“國有”實質上是“黨有”、“權力所有”，必須建立獨立財產制度，才能制止國有資產流失，才能建立福利社會。【原初之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