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就听说邓力群重病在床，甚至无法正常写作和表达。他生前最后的公开报道，是2014年8月27日致信新疆自治区党委，表达对1949年因飞机失事死亡的新疆“三区革命”领袖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怀念（2014年8月28日《新疆日报》）。我不确定信作者是否系邓力群本人，字里行间难觅他往昔的文采。

“三区革命”的背景，是在前苏联操纵下于1944年9月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地区爆发的大规模民族冲突，一度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华民国独立（后因斯大林与蒋介石达成妥协而取消）。这一事件被视为当今“疆独”和“东突”的先声，仅仅因为中共舍不得否定斯大林和苏共，故官方史学对其仍保持正面评价。

或许邓力群希望借此机会，令世人记住他的历史功业。1949年8月，他以中共中央联络员身份从苏联入疆，先后与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等及国民政府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鲍尔汉等接洽，一路折冲樽俎，应酬权变，不费一兵一卒，令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全境（约为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和平归顺中共新政权。

邓力群不辱使命的新疆之行，是以中共军事实力为背景进行的一场豪赌。令人想起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纵横家，这是一群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猎取权位的谋士。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利用当时七国间的矛盾，游说诸侯，为主公及其自身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最励志的故事，是纵横家苏秦成功联合六国抗秦，同时佩带六国相印。后人分析纵横家言行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

这段成功经历对邓力群人生的影响，可与其日后的行为模式相互印证。回顾其政治生涯，他惯弄权谋智术，在高层各派力量之间借力使力，纵横捭阖，最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身为高层谋士，邓力群先后伺候过王震、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多位主公，在王震、刘少奇、邓小平遭遇政治挫折之际，他拒绝反戈一击，挺身保护主公，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气势，在党内颇有口碑。尤其在是“文革”后期，他为邓小平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公认为最早的改革理论家。邓力群的政治担当和理论创新的勇气，使他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再获重用，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等要职，与胡乔木并列为意识形态掌门人。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共，正处于邓小平、陈云两位大佬的“双峰政治”期间，总书记胡耀邦同时侍奉着两位“婆婆”。曾是北京大学高材生的邓力群，颇有“舍我其谁”的野心，欲与“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一争高下。他与胡乔木奔走于邓小平、陈云之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号下搬弄是非（赵紫阳、李锐、胡绩伟、刘崇文等乃至邓力群本人的回忆录中均有记述）。邓力群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高层“生活会”上摇唇鼓舌，深文周纳，发言长达三个半小时，其表演令体制内外人人侧目。

邓力群弄权太过，一时得逞反成失败之始。此前邓小平对邓力群纵横捭阖的权术亦有所觉察，曾警告“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会后不久，他被邓小平取消了主管宣传的权力。继任总书记赵紫阳釜底抽薪，撤销了邓力群主管的书记处研究室；在中共十三大的差额选举中，他先后落选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仅保住中顾委委员一席。邓小平表示：承认选举，不作变动。邓力群不甘落败，曾于1987年到湖南长沙探望胡耀邦，提议两人联手推倒赵紫阳，被胡严词拒绝（详见胡耀邦秘书李汉平、刘崇文的回忆录）。

邓力群被驱除出权力中心，自称“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转而成为改革开放的反对派。在保守派大佬的支持下，挟其理论专长，不断挑战邓小平的权威。1991年6月1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长文，重提“阶级斗争”，掀起了“姓社姓资”的大争论。邓小平为捍卫其改革功业，随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迅速平息了反改革回潮。这一论断写进了中共十四大报告，也使邓力群永远失去了重返中央的机会，他铁心担当起左翼反对派领袖的角色。

检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谱系，自陈伯达、胡乔木、张春桥、姚文元到邓力群，从火热革命年代一路走来的官方理论家们，个个学养深厚，文采飞扬，即便是立论偏颇，行文逻辑上皆能自圆其说。其中的差异，或可以在于前四位靠揣摩圣意论证发挥，唯邓力群特立独行，从改革派理论家到反改革领袖，论改革有理论创新，论反主流也有理论底气。他支持农村改革却不肯放弃计划经济，至死坚守左派立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变而有所不变。

邓小平素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哲学，对付“姓社姓资”挑战的策略是“不争论”。他深知只有通过政治改革调节利益分配，中共的执政地位才有可持续性。“六四”事件后的20多年间，经济的增长令腐败加速，形成了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公众未能公平分享改革红利。以理论、道路、制度“三个自信”自命的执政党，未以理论创新重启政治改革，不仅邓式改革的“共同富裕”无从实现，毛式革命的“均贫富”也难以重返。所谓“前后两个30年互不否定”，折射出执政理论无力自圆其说的困境，“不争论”的尴尬日益凸显。在理论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背景下，争论越来越难于避免。

2001年7月，邓力群率17位体制内左派联名发表公开信，批判江泽民“七一”讲话，指责后者允许资本家入党，将导致中共变质、分裂，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他在信中毫不掩饰对理论界晚辈们的轻蔑，直指“找几个笔杆子捉刀代笔，夸夸其谈，讲话中充满着大话、套话、空话”。2004年6月，邓力群再下战书，要求就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性质等三个问题，与当时的领导层公开辩论，却未见有人接招。2006年，邓力群发表回忆录《十二个春秋》，很快成为重点禁书。此后他长期处于噤声状态。

与邓力群这位老辣生猛的革命前辈相比，坊间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官方理论界显得一代不如一代。几年前，官方“理论家”陈奎元、李慎明、梅宁华等掀起了反普世价值、反宪政、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战，自由派随即翻出中共建政前提倡普世价值、力争民主宪政的老底，“理论家”掉进了自挖的历史虚无主义泥坑。去年王伟光效法邓力群，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又不幸落入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在权贵巨贪暴富、社会严重分裂之际，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成了对现行体制的反讽。今春高调张扬的“反西方价值观”运动，也因被指“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陷入矛盾自伐的窘境，至今了犹未了……

再以主体理论的三座“里程碑”为例：“三个代表”尚有本体论的高度，“科学发展观”已降等为方法论，“中国梦”则犹如雾霾中的风景，触摸不到理论框架。邓力群的左派血脉同样后继无人：不少学者认为，前述官方“理论家”陈奎元、王伟光、李慎明、梅宁华等，本是一群缺乏学术底蕴的政客，除了扣帽子、打棍子，应对正常学术论争的能力相对不足。在很多人看来，官媒扶植的新生代写手朱继东、周小平之流，更是些应试教育生产线的标准化产品，其文字缺乏基本的学理和逻辑，既无独立思考也无独立人格；朱继东被爆论文剽窃而声名狼藉，周小平则因常识错误而沦为大众笑柄。

面对左右两翼气势汹汹的理论叫板，心劳日拙的官方理论界龟缩避战，从来不敢进行公开辩论，通常是凭借权势将对手禁言封号了事。悲哀在于，历经65年洗脑教育的自我退化，暮气沉沉的党国体制，似乎已无法孕育出有创造力的理论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