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四人帮”是毛泽东的生前部署吗？

章立凡 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8月25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825/cc25zhanglifan/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剧中“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于1976年10月6日被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所开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说：“抓捕‘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下的”。

这句台词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抓捕“四人帮”发生于毛泽东去世之后，由华国锋主导，剧中说法被指有违史实。该剧总编剧、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邓小平研究专家龙平平在新华网回应称，剧本之所以写出“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是有“红头文件”依据的，“1975年5月，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因而龙平平认为华国锋在当时场合下说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

据龙平平介绍，之所以把这个编剧任务交给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因为第三编研部职能就是“编辑邓小平同志著作，撰写其年谱传记，研究其思想生平”的，他本人已研究邓小平同志30多年。第三编研部过去就叫“邓小平研究组”，现在有不到20人，都是“拿工资专门研究邓小平”的职业研究者。邓小平文选、著作等都出自该部门，过去反映邓小平的影视作品也大多由该部门参与创作。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被当作“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打倒。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后，邓复出并被毛泽东委以重任，执掌党政军大权，成了“四人帮”的主要政治对手。1976年春，他再度被毛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倒。“四人帮”垮台后，邓再度复出推动改革开放，开创了新的历史时代。逮捕“四人帮”事件，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捩点。历史不容戏说，毛泽东生前究竟有没有布置这场“捉妻大戏”？不可不详加辨正。

“反经验主义”的两桩党史公案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台词所依据的“红头文件”，是《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16号）。查阅原件，内容为通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下发时间为1976年10月18日，距逮捕四人帮仅12天。文件罗列了1974年以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其中龙平平所引用的“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句话，出自1975年5月3日毛在政治局会议的谈话，但这句话的前面，还有毛泽东在同一场合的不少谈话内容：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主席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毛主席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上述谈话内容，后来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其中提及的“反经验主义”源于中共党史上的一桩历史公案，是这次谈话的重要背景。

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追述：“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是写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又称“九篇文章”）。”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高层受到严厉批判斗争。据胡乔木记述：“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少奇同志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博览》杂志的《“四人帮”批“经验主义”始末》一文，1975年3月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反“经验主义”的必要性。同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后，高层权力斗争热点转移。从批外交部“投降主义”到“批林批孔”夹带“批周公”、“批走后门”，周恩来压力逐渐增大，工作中一再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文革派”的攻击。邓小平1973年复出后，开始分担周的工作。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在各个领域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江青等“文革派”摩擦不断。

江青、张春桥等在毛的支持下批判“经验主义”，斗争矛头直指周恩来，也与邓小平主持下的全面整顿工作发生了冲突。

毛泽东谈话的主旨是平衡高层矛盾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后，向毛反映江青等大批 “经验主义”的情况，邓明确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为了平衡矛盾，表示同意他的意见。4月23日，毛在姚文元转呈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数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为盼。

根据毛泽东这一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周恩来抱病出席。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反“经验主义”言论，并对1973年11月21日至12月初，江青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其他宗派活动，提出了尖锐质问，江青被迫检讨。会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致信毛泽东：“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江青也打电话向毛告状，接电话的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张玉凤，据她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姚文元控制的《红旗》杂志5月1日发表文章，改称要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1975年5月3日深夜，政治局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开会。会议记录全文至今尚未公开，关于毛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披露了比1976年“红头文件”更多的内容：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下写出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没有说教条主义。”

“其他的事情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另据上述《党史博览》杂志文章，毛还有如下说法：“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一篇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文章，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纵观毛泽东上述发言，首先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承认自己失察，分担了反“经验主义”的责任；其次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各打五十大板——“都是修正马列主义”；三是提出解决办法：“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四是定性： “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最点穴一句话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毛泽东举重若轻，将江青“个人自作主张”引发的各种事端，圈定在“我看问题不大”的党内违纪范畴；至于“不要小题大做”，当然是在讽示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不看僧面看佛面，适可而止；所谓“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其实就是问题“讲明白”之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看毛泽东晚年与江青的关系

毛泽东一生善于利用矛盾，在党内始终居于最高精神领袖和仲裁者的地位。晚年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打击后，渐感力不从心，却不得不将这种角色扮演下去。他被迫品尝自制的苦果：在两套接班人体制上作艰难的选择。一派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派领导层，致力于现代化经济建设，但不大理会毛的乌托邦思想；另一派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坚持毛式乌托邦主义，但无助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检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自1973年11月至1976年3月，有关江青的信件、批语和谈话共计20处（另有3处对文艺工作的非点名批评未计在内）。其中收入《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的八处，收入《给江青的信和批语》的八处，收入其他篇目的四处。这20处评语中，以书信和批语私下劝诫、抚慰的11处（其中四处有阻止江青探望自己的内容），用谈话、文件批示等方式的批评九处。该书的“出版说明”称：“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而上述内容中，至少有三处毛与表侄孙女王海容、时任英文翻译的唐闻生的谈话片断，出自毛逝世后王、唐二人的揭发材料；这些文字被正式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显然不当，仅可作为史料参考。

自江青被毛泽东推上政治舞台，上升为权势逼人的“文化革命旗手”，两人逐渐由革命伴侣演化为“政治夫妻”，一位宅居中南海，一个长住钓鱼台，平时难得见面。林彪事件后，江青的势力和野心膨胀，常常以毛的名义发号施令，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臣争夺权力，不时给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添乱，令毛不胜其烦，每每予以训诫。

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不同场合有不同语境。在政治局会议场合，持论冠冕堂皇：“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在与王海容、唐闻生两位晚辈女孩背后议论时，毛一语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揭发说：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而在尔汝私语的夫妻书信中，毛心情复杂，既怨且忧：“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不胜聒噪，屡屡拒见江青，虽是万般无奈，犹存夫妻恩义。他深知江青在政治上远非他人对手，担心身后有变，为老妻苦心谋画保全之道。在来信批语中指点迷津，苦口婆心谆谆告诫：“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务请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圣心难测，天心难测，毛泽东最担心的事，就是身后被人“鞭尸”，否定平生帝业。他虚与委蛇地放话“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之后，形势发生一连串戏剧性变化。

1975年下半年，毛先后发动了“批《水浒》”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1976年，上半年周恩来逝世，天安门爆发“四五运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被打倒，华国锋接掌权力；下半年唐山地震，毛泽东撒手人寰，江青及其盟友成为阶下囚。造化弄人，十年“文革”以宫廷政变始，以宫廷政变终，恐怕也是体制的历史宿命。

38年过去，真实的历史依然朦胧破碎。当年“红头文件”节录的毛泽东发言，将“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演绎成毛将整体解决“四人帮”，或许是危情之下的“矫诏”。如今坐拥查阅大内秘档之便的专家总编剧，又将这句话进一步放大，“创作”出毛泽东“生前部署”捉拿妻党的台词，就太没有逻辑了。

我十分同情总编剧关于历史题材电视剧须“符合人物、历史环境和当时的场景”的主张。主创人员的困境在于：主旋律脚本创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而切割“文革”发动者与“四人帮”的关系，恐怕也是“政治任务”的一部分。这样匪夷所思的“历史穿越”手艺，果真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学术水准？

传说中“历史虚无主义”，终于被我发现了……

本文部分史料参考了《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章立凡是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