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習近平“四個全面”

紐約時報中文網編輯 曹莉 2015年03月05日

2015年新春伊始，官媒《人民日報》以讚歌式的文風定義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年底提出的“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文章將“四個全面”稱為“引領民族復興的戰略布局”，在為每一個全面定下範疇的同時，引經據典為其賦予歷史重要性。然而，“中國夢”提出兩年後，這篇試圖為“四個全面”下定義的文章，其描繪出的藍圖依然模糊。人們從字裡行間推敲“四個全面”確切含義的同時，也在揣摩發布時機蘊含的深意。就此問題，《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寫道，歷來對中國重大政治人物講話的解讀，“不能僅靠探尋詞句的確切含義或目的，而是要將此類口號看作一種手段——可以幫助中國領導人在應對不斷變換的當務之急的同時維持一種不可戰勝的光輝形象。”

紐約時報中文網邀請國內知名學者胡鞍鋼、章立凡、張鳴、童之偉來解讀“四個全面”，請他們分析“四個全面”推出的時機、其背後的執政思路以及創新之處。以下為採訪節選，經過編輯。

胡鞍鋼，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

“四個全面”的新意

不僅是順延提升，是集大成。關鍵詞是“全面”，非常符合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順應中國現在的大勢所趨，領導人就是要能夠識別大勢，然後能夠順應其大勢，包括對外開放。領導人是一個學習連續的過程，這種連續的過程不是翻燒餅。這“四個全面”不只是習個人提出的理論，而是代表了共產黨的治國綱領。

這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的直接結果，過去中國領導人不是沒有在世界上講過話，但是從來沒有變成世界語言。習近平上來就講中國夢，才有了亞洲夢、世界夢，也包括到美國去談美國夢，這就是第一次有了話語權。

這一次“四個全面”，就從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到今天，表明過去所有的人包括我們自己都把西方視為model（榜樣），最後發現老師也不怎麼樣。反過頭來，中國在金融危機中表現最好，有了自覺性，也有了自信心。我們是2011年就提出了“道路自信”、“體制自信”、“文化自信”。（2012年11月，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

“四個全面”出台的時機

提出“四個全面”絕非偶然，中國是第二，實際上已經是第一了（註：IMF按照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的最新GDP數據顯示，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我們就是要有天下觀，不僅要有中國治理觀，還要有全球治理觀。那這個全面是針對國內，但是可以推廣到全球。

每一代領導人都有自己的歷史認識，胡錦濤的任務是把中國從世界第六變成第二，習的任務就是把世界第二變成第一。最主要的是，我們要實現兩個100年的夢，這是他的任期內必須要做也是如期要做的，這就是為什麼他跑了這麼多貧困地區，因為貧困地區是我們的短板。第二個要為下一個100年奠定基礎。

章立凡，中國近代史學家，獨立學者

“四個全面”的新意

因為中國夢太不具體了，他又提出四個全面來進行詮釋。但是沒有什麼新意。因為這四個是以前的領導人都提過的，這四個概念沒有一個是新的。我個人感覺就是炒冷飯。

“四個全面”提出的時機                                                                                                    

2015年年初面臨開人大，他想推出一個比較能夠鼓舞人心的話題。總體上來講，他關注民生、關注經濟發展，希望強化一些。

我在十八大前預測，本屆新領導人執政思路是民生換民主。我想大體上四個全面也是這麼一個思路。經濟上搞好，有合法性，自己黨內也管好，按邏輯上就是這樣。

“四個全面”反映的執政思路

我覺得沒有理論創新。我們看中國和西方不同，西方起碼是兩黨制，競選時需要有一套話出來爭取選票，我們這個不同，是隔代指定或者內部選出人來，但永遠是一黨專政。但他上來以後，他必須得有一套說法，才能領着大家往前走，否則誰聽你的呢。所以這是一種變相的承諾，就像西方政客在爭取選票時提出承諾。這個呢不同，我拿到了權力，然後我會提出一個承諾，將要做哪些事。基本性質區別在此，但都屬於承諾性質的。

每一個領導人必須要忽悠他任期內的十年，而且作為中國夢來講，我們從毛澤東時代算起，這樣的夢已經是第三回了。毛澤東承諾了一個新中國，鄧小平承諾了一個小康社會，或者是叫做共同富裕。這套東西最有效的極限也就是30年，30年如果拿不出新說法，大家就不聽你的了。所以他必須要有一個說法。那麼微觀一點，每隔十年，我們要立一個里程碑，從所謂“毛鄧三科”（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都是里程碑，“毛鄧三科夢”。其實也是起這麼個作用。每個領導人都要有一套說辭來忽悠大家跟着他走，那麼現在也到了這個時候。

這幾個裡程碑一個比一個低。這第一個說辭我估計他們自己也意識到了，沒有理論框架，所以現在在着手豐滿這個理論框架，往上面貼膘。中國夢從政治理論上來說是一個非常不明確的概念。如果你是國父，可以來這套東西。但一般來講這套理論不太容易讓人信服。我這個年齡的人經過毛時代、經過鄧時代，忽悠我不太容易，所以他對年輕的同志比較有誘惑力，跟着黨咱們就有出路，人生有出彩的機會，這是忽悠年輕人的。

相較前幾代領導人有何不同之處

整個執政的思想體系已經資源枯竭了，所以我覺得提不出新東西了，才會有這樣的現象，最後拿出一個很不明確的概念，當然這裡頭多少有一些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元素，講偉大復興。實際上是沒有別的可說了，那就會利用民族主義，然後再包括一些個人價值。但是他的承諾不明確，這個是最大的問題，你帶着大家做夢，從政治理論上來說是一個模糊概念。那現在就把夢境描述的具體一些，如同弗洛伊德寫了《夢的解析》。

“四個全面”的內容

這四個比較容易爭取人心。小康社會是鄧小平最先提出來的，改革這個概念也是80年代就有的，不是新東西，只不過是加入了一個深化、加入了一個全面建設，加了一些修飾。依法治國，實際上是江澤民提出的。從嚴治黨其實是毛時代就會說的話，也不是新鮮語言。毛時代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毛就整那些幹部，整特權階級，其實這一套從毛時代就開始。現在這麼多貪官跳樓，這些現象其實是五十年代“三反”、“五反”運動整幹部、整資本家的辦法。這四個只是屬於宣傳範疇，不屬於理論創新，只是在擴大宣傳。

為何提法上缺乏創新

反映的是他理論班子不行，整個理論界衰落，他的智囊提不出什麼新東西來。他所受的教育和他成長的年代也決定了他的思想就是這樣。他是一個毛時代出生的人，在應該接受知識最有效的階段趕上文革了，所以他的知識結構就決定了這樣一個狀況。

張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四個全面”出台的時機

一般不都是要搞自己的口號、自己的理論嗎？這個相對來說要比中國夢更好一點。

“四個全面”的可操作性

第一個要加強黨的領導，從嚴治黨，把黨變得有用一些。第二個，他想建造一個他心目中的法治社會，黨領導下的法治社會。深化改革也是他任期內的目標，三中全會提到了進一步推進市場經濟建設。

我不懷疑他推進改革和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心，但是我覺得他會把一些奇怪的因素攪在一起。他又想搞法制建設，又想實行專政，又想市場經濟，又想階級鬥爭。在我來看，這幾個因素是不能協調的。

童之偉，華東政法大學憲法學教授

“四個全面”推出的時機

我個人認為，過去提了中國夢。中國夢的說法太抽象，到底什麼內容大家摸不着頭腦，在官方和民間都不好把握，招致一些嘲諷和批評。“四個全面”實際上從內容來看是中央的工作目標，但並不是一個新理論。事實上就是提出了幾個領域的工作要求，是對中國夢的充實。但我從官方文件里還沒有看到有人將這兩者聯繫起來。

“四個全面”的地位和價值

在地位上，它和“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是差不多的，但是內容和形式還是有差別。“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比較多的還是指導思想。但是在官方的理論體系、意識形態的體系中，它都是要起到領銜、統帥的作用，這個是一致的。

“四個全面”的創新和不同

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針對了不同的問題。但也還有些不足的地方，關於法制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沒有什麼具體措施，我個人感覺有改進的空間。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305/cc05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