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春末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宫苹夹在一帮女同学中兴高采烈地去华都照相馆照毕业像。升学考试在即，再过两三个月，同窗六年的同学们就要考入不同的中学，各奔东西了。

照相馆挤满来自各个学校的女生，以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迫使四五个男生受气包似的靠在一个旮旯里。和蔼的摄影师显然对女孩子成帮结伙叽叽喳喳司空见惯，不但耐心地教每个人摆姿势，有条不紊地给我们一一拍照，并且居然满足了我的好奇，让我钻进盖在照相机上的黑布帘里去看镜头里倒挂的人像。这东西太神奇了！我惊叹着，更加坚定了要当一个摄影家的理想。离开照相馆之前，我们每人加洗了二十张尚未看到效果的照片，准备告别时与同学交换留念。

过了不多久，我的照片还没发完，也尚未收齐班上所有女生的照片，一场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便震撼了中华大地，随即，“停课闹革命”的指令像一个无影无形然而没人能与之抗衡的冷面铁将军封锁了全市小学校的大门。一时间，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掌控了运动的主动权，“破四旧”之风席卷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成分不好的人纷纷面临抄家。

同学中，宫苹家第一个被红卫兵光顾。

抄家那天，院里的孩子争相去看热闹。我却躲在家里，像是做了错事。他们回来后在院子里兴奋地描述抄宫苹家的时候看到的情景时，我把收音机的声音拧得大大的，让广播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歌声和口号声盖过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为什么这样做？自己也说不清，就是不愿意听。

钱薇去北大荒以后，我只能把关于钱薇的一切，像一块心爱的纱巾一样，折叠得整整齐齐，保存在记忆的橱柜里，希望有朝一日取出来，这块纱巾会依然美丽适用。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宫苹替代了钱薇的位置。尽管，宫苹与钱薇在性格上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比如，曾经有同学说钱薇的名字跟宫苹的名字颠倒了：钱薇长得像个红苹果，应该叫苹，而洋气十足的混血儿宫苹应该叫薇。宫苹付之一笑，钱薇却不依不饶反诘道：“你长得像个金丝猴儿，应该叫什么？”

以前，我觉得漂亮的宫苹命真好：她爸爸是个有名望的医生，心血管方面的专家；她妈妈是个把中国话说得怪里怪气的高鼻子、蓝眼睛、褐色头发的国际友人，我叫她雪莉阿姨，她也是医生。宫苹说她妈妈是苏格兰人，出身于清贫的矿工家庭，全凭自己的天分和努力才走出了贫困的矿区。我这人，没事就喜欢看地图——中国的、外国的，逮着什么看什么，知道苏格兰是英国的领土，于是说：“苏格兰不是国家，应该说你妈妈是英国人。”她反驳道：“苏格兰人不喜欢称自己是英国人。因为，苏格兰曾经是独立的国家。英国多次发起战争，吞并了苏格兰，苏格兰人心里对英国积怨很深。”

宫苹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们三个长得却不像一家人。姐姐几乎完全是个中国人的模样——肤色微黄，头发又黑又直，眼睛既不圆又不大。要不是她那高鼻子的提醒，一般人不会萌发她是混血儿的猜测。弟弟则长了一张不折不扣的洋人的脸——高鼻子、蓝眼睛、褐色卷发和白得透明的皮肤。

姐姐和弟弟的长相各有千秋，而造物主对宫苹最是情有独钟，将她塑造得别有韵味：身材高挑，瘦而不弱；精致的双眉，深深的眼窝；又密又长的睫毛下，嵌着一对灵动深邃的秀目，挺直的鼻梁上跳跃着几颗可爱的雀斑。她的肤色是中国人喜欢的那种白，白得健康、白得干净、白得实在。宫苹的美是甜甜的，耐看的，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宫苹没有辜负造物主的青睐，她是那种特别聪明特别优雅，老师欣赏、同学钦佩的好学生。在班上，她是学习委员；在学校合唱团，她是领唱；在红领巾广播站，她是主要播音员。她还会弹钢琴、拉手风琴。宫苹家独住一栋三层小洋楼，她和姐姐、弟弟都有各自的卧室。全校的学生都算上，她的衣着总是最合身最好看。再丑再邋遢的同学走在她旁边，都能被她的洋气“照亮”。

可是现在，唉，阴阳头……狗崽子……我觉得宫苹实在是太倒霉了。

心里虽然惦记着宫苹，可我拿不准该不该去找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要是安慰她，自己是不是就跟反革命家庭的人同流合污了？要是不说安慰的话，那跟她说什么呢？

一天上午，听说商店来了卫生纸。每次买卫生纸，我都不好意思自己去，总是叫上宫苹和庆庆，一个人不好意思做的事有了伴儿便有点儿底气和胆量了。卫生纸缺货一个多月，家里的库存快用光了。我赶紧去找庆庆，不料，庆庆不在家。我怕等庆庆回来卫生纸也卖完了，只好去找宫苹。

以前，放学回家路过宫苹家，总喜欢在她家院子逗留一阵子。

前院左手边有两间平房里住着同校的柳云琴一家八口，我和宫苹习惯叫柳云琴的小名：琴子。

琴子长得貌不惊人，长脸、细眼，直鼻、阔嘴，倒也不乏干净整齐。可她左边脸靠嘴角处，有一块颇为显眼的两厘米长的疤痕，学校里调皮的男生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疤瘌脸”。琴子原本比我们高一级，可六年级时她蹲了一班，留到我们年级。品学兼优的宫苹和蹲班生的她关系甚好，我跟琴子同在学校舞蹈组关系也不错。琴子在家是老大，下面有好几个弟弟，家务事比谁都多，我和宫苹时常去帮她一把。人多力量大，做完家务事，要么一块儿去玩跳皮筋什么的；要么上宫苹的练琴室，我们俩练舞，宫苹给我们伴奏。

我和琴子都属于那种没有舞蹈天赋、乐感不过一般般的孩子，只不过爱跳、认真，又有宫苹给我们提供的随着音乐练舞的机会，所以才能在校舞蹈组确保我们的位置。

一条铺着灰色方砖、搭着葡萄架的走道通向宫苹家住的里院，开阔的庭院里满是弯曲的松树、繁茂的杨树和舒展的丁香。宫苹的爸爸喜欢栽花养鱼，花坛前面摆着两个大金鱼缸。宫伯伯特别喜欢养一种通身苍白、只在头上戴着一顶红帽子的鹤顶红，鱼缸里面游着大大小小这样的红帽子金鱼。在我看来，已经略微歇顶的宫伯伯挺显老的。他话不多（在这一点上，宫苹随她爸爸），很和善。不管孩子们玩儿起来怎么咋呼，他从来不嫌闹得慌，总是聚精会神地或是给他的金鱼换水喂食儿，或是给他的花儿浇水拔草。要是孩子们聚拢过来看他摆弄爱物，他会笑眯眯地说：“花儿和鱼儿是一样的，想要它们漂漂亮亮的是要下功夫的。”

才几天没来，这个我熟得不能再熟的院子已面目全非了。原本整齐幽雅的庭院，如今一片狼藉。花草和灌木被挖出来扔在一边，已经枯萎发黄，花盆、鱼缸之类器皿的碎片随处可见。那些红帽子金鱼哪儿去了？浅黄色的三层小洋楼坐落在青天白日大太阳下，却似乎是被笼罩在阴霾之中。白纸黑字的封条交叉着锁住了小楼正面两扇镶着花玻璃的门，楼里寂然无声。

怎么办？

此番景象使得我想看见宫苹的心情更加迫切。我绕到小洋楼背后的后门，敲了两下，小声紧张地叫了一声“宫苹”。

宫苹好像是在等待我的呼唤，立刻就开门出来了。门一开我就看见宫苹身后的屋里，宫伯伯躺在地铺上，本来不多的头发被剃得乱七八糟。

我乱了方寸，语无伦次：“商店来卫生纸了，你们家卫生纸还有吗？”

宫苹面色苍白、神色黯淡，生硬地说了句：“我们家还有。”就把门关上了。

我自己去买了卫生纸，慌里慌张跑回家，脑子里一片空白。

下午，我在家看书。一本旧得发黄的竖版《镜花缘》摊开在面前，目光徒然地在字里行间移动，脑子里却连个标点符号也装不进。宫苹家院子里的情景、宫伯伯躺在地铺上的模样、宫苹失神的眼色和冷漠的态度在脑子里汇成一池迷茫的水。水渐渐漫过池沿，溢出眼眶。我呆呆地坐着，泪眼迷离，一时间竟像是被一团浓雾笼罩，无所思、无所想，不知身在何处。

忽然，院子里一阵纷乱，钱薇和蒋阿姨搬走以后住进她们那间屋子的阿春拍着我家窗户，兴奋地喊：“小丽，去不去瞧瞧？抄臧海凝他们家呢！”说完，跟着众人跑了。

我没理会阿春说的是什么，但孤寂的心总算是被她从迷雾中拽了出来，掏出手绢抹去脸上的泪。书页上有一小片洇湿，我用手绢在上面轻轻摁了摁，找到刚才在恍惚中读过的地方，接着往下看。过了一会儿，不知什么缘故，臧海凝的名字突然蹦进脑袋里，一股火烧火燎的冲动一把将我从桌子边扽起来、推出门去。

臧海凝家院门口围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我踮着脚从人们的肩膀上往院子里张望，什么也看不见。爱看热闹的人多是极有耐心的主儿，也是些心存侥幸、幸灾乐祸、爱唠嗑、爱传话、擅长意会故事的人——万一能看见什么稀奇的事呢，不是又有新的聊资和话题了？我爱看热闹却没耐心。加上心里还惦着《镜花缘》里多九公一行三人和那只人头猪牙的大鸟。正想着反正什么也看不见，还是回家看书去算了，忽然，人群向两边闪开，几个神色严峻的红卫兵从院子走出来。

接着，院子里传出一个男孩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清晰洪亮的声音：“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我想了想，不明白，这段语录在这儿指的是什么呢？谁代表群众？谁代表党？红卫兵好像既代表群众也代表党呀。

抄家的越来越多了。从天明到天黑，街上的宣传车和游行队伍，伴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口号声以及撼人心魄的最高指示朗读声，一批接着一批；胡同里抄家的红卫兵吵吵嚷嚷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大人小孩奔前跑后地看热闹，嘴里都下意识地哼着同一个旋律：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胡同里和院子里的孩子们精力充沛得像浑身通了电，奔走相告胡同里哪家被抄了，哪家的资本家老婆自杀了，哪家的“破鞋”被群众专政、游街，脖子上挂了一串鞋子，“砸个稀巴烂”成了每个人的口头语。目睹一场“大革命”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那无以伦比的壮观场面，那排山倒海的雄浑，一下子就把孩子们的心带野了。连大人都没工夫揣摩这场运动的收尾处会是光彩夺目的彩虹还是遍地瓦砾的废墟，何况一帮心浮气躁的孩子！

我问妈妈，不是说文学艺术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吗？为什么红卫兵把历史上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东西都给砸了？妈妈非但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说这样的问题很危险，千万不要去问任何人。

进入秋季，抄家活动似乎进入尾声，可我家却突然来了十多个戴着红袖章却不乏文质彬彬的大人。

“我们不会把你家搞乱，只是要看一看。”为首的叔叔严肃地对我说。

同院的孩子围在门外看热闹，还好外院的孩子没有闻风而至。

李大娘过来探了一下头，对孩子们说：“有什么好看的？去去去，都回家去。”

孩子们怏怏地走开了。

我的心紧缩成了个拳头，咚咚地敲着没有节奏的鼓点：谢天谢地，爸爸妈妈不在家，要是撞上了给他们剃了阴阳头更丢人。胡同里那些被抄家的都跟宫苹家一样，非常富有。我家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除了碗柜、饭桌和凳子，大件的立柜、书架、木板床都是公家的，有什么可抄的？我能觉出来脸上的皮紧绷得发疼，嘴唇也干得难受。那些大人打开、关上每一个抽屉和柜门，他们跪下身去，打着手电向床底下搜寻。他们还用带来的木头棒子，仔细地敲打天花板、墙壁和地板。

真是没什么可翻的，不到两个小时，那些人就撤了。

这算抄家吗？我有些不解：这些人不像外面那些红卫兵那么耀武扬威，家里没有被砸得一塌糊涂，也没人出我的洋相。可是，这不是抄家是什么！哎呀糟了，爸爸妈妈出问题了。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要是反革命，我怎么办呀？

看样子，抄家没抄出可疑的东西，当天晚上，爸爸就从学习班出来了。

晚饭后，爸爸要求开家庭会议。爸爸、妈妈和我一起背诵了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之后，爸爸解释说，部里的红卫兵抄我们家是由于他有一个从未谋面、长他二十多岁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个人，是个国民党。

爸爸叮嘱我：你知道就行了，别跟任何人提这件事。我当然不会，我不是个嘴严的孩子，但这件事非同小可，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院子里的孩子们议论过，说“文革”以来，好多过去自己家人都不知道的秘密被揭发出来了，这显然是听他们的家长们说的。也许，他们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当时我还蒙在鼓里呢。

以往，爸爸很少提起老家的人和事，从他流露出的一星半点话头里，我知道爷爷和奶奶前些年去世了，但爸爸家里还有什么人？爸爸的这个哥哥是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还是被抓起来关在中国的监狱里？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为什么爸爸会一辈子没见过自己的哥哥？

我还没来及想好怎么问爸爸这些问题，妈妈先开口了：“现在学校不开课了，你不能一天到晚地疯玩。虽然你是个小学生，也应该参加运动。实际上，参加运动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看，公共汽车上有你这样的小学生读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很好嘛，你也可以去啊。”

我见过小学生在公共汽车上念语录、唱歌，总觉得那是些爱出风头的孩子热衷的事。

我闷着头没表态。

见我不作声，妈妈说：“你去找你那几个同学，宫苹、宗庆庆和那个叫琴什么的，一起去嘛。”

粗心的妈妈天天在胡同里出来进去，竟然没有注意到宫苹家早就被抄了。不过，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浮现在我眼前。那天，我正跟院里的孩子闲聊，隔壁院儿传来一阵喧哗，我们都跑过去看热闹。出乎意料，这次不是抄家，而是柳云琴穿着一身自染绿军装，手里攥着一条带铜头的解放军腰带，厉声喝问七岁的小双为什么用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擦屁股。瘦弱的小双低着头，缩着肩膀不吭声，一脸不知所云的惶恐。小双家前段时间被红卫兵抄过，抄家的走时交代过要胡同里的邻居们严密监视反革命家庭的一举一动。

停课以来，有些人变得跟原来不一样了。比如，我们院的向红红。她爸爸在我们院是干部家长中级别最高的，她从小功课平平，考了个特次的中学。以前她不因她爸爸级别高而傲慢自负目中无人，在院里人缘挺不错的。可现在，她当上个红卫兵头头，不但不跟院子里这帮孩子一块儿玩儿，见了面，连个招呼也不打。每天，一拨又一拨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来找向红红，她带着他们不是抄家，就是上大街破“四旧”，出来进去一路小跑，可忙活了。

前几天，我在东单大街看见一家理发馆门口围了好多人，便从人缝里挤进去看热闹。结果，看见向红红和一帮红卫兵围着一个倒在地上的三十多岁的男人，又是叫又是骂，又是踢又是踹。那个人捂着磕破的脑袋，满脸是血，蓝制服也被撕豁了，我吓得赶紧又从人缝里往外钻。第二天，我听见向红红得意洋洋地跟几个来找她的红卫兵炫耀她如何带领一帮人消灭了一个反革命，听得我毛骨悚然。

柳云琴也变得跟向红红一样了。有可能，她还在严密监视宫苹家人的一举一动呢。算了，躲着她，只找宗庆庆和宫苹吧。

庆庆的爸爸是正师级，她家就住我们院对门的军部大院里。钱薇消失以前就跟庆庆一个班。从一年级开始，上学放学总是钱薇、宫苹、庆庆和我，四人同来同往。后来钱薇走了，我们仨老习惯不变，仍旧同往同来。

庆庆一口答应跟我一起到公共汽车上念语录，还说，这些日子在家里待着特没劲，到公共汽车上念毛主席语录总比在家憋着强。庆庆一点儿也没有因为我家被抄而不愿跟我一块儿玩的意思，也许她都不知道我家发生的事，要么就是大大咧咧的庆庆没把抄家当回事——这年头不把抄家当回事的人不多！

我故意磨蹭到天快黑了才去找宫苹。按照如今的新说法：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我琢磨着，老鼠打洞都是在夜晚进行的嘛。

宫苹家蓝灰色的院墙上赫然贴着“坚决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宫易闵”（宫易闵那三个字是颠倒写的，还画了大叉子）。门上贴着的“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大标语还像前几天那么醒目。这些日子，来来回回从宫苹家门口走过不少次，这会儿我才第一次注意到，不知道写大标语的人过于匆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标语的感叹号的那个点写得像个不倾斜顿号，像从那一竖上掉下来的一滴眼泪或是一滴血。

我慢吞吞地跨进左边那扇大门上开着的小门，院子笼罩在灰色的迟暮里，静静的。前院大门口柳云琴家的人都不在，我暗自庆幸。

我探头探脑地进了后院，然后蹑手蹑脚地向后门走去。拐过房角，眼前的一幕令我惊恐地把手捂在嘴上“啊”了一声：后门开着，屋里没有灯光，门口摆着一辆手拉的平板车。车上躺着一个人，从头到脚捂着一床棉被。雪莉阿姨正从屋里出来，头上戴着一顶蓝帽子。尽管天色将黑，仍然可以看见她蓝帽子下面两个月前剃掉了一半还没长齐的头发，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雪莉阿姨后面跟着面色忧郁的宫苹和奶奶，奶奶脸上写满了悲怆，手里牵着抽泣的小弟弟，看见我，她们都露出吃惊的表情。

“怎么啦？”我心中一阵慌乱，不禁后悔自己的冒失。

宫苹红着眼圈带着哭腔说：“我爸……”她说不下去了。

我明白了八九，竭力抑制住心头的战栗。

雪莉阿姨说：“小丽，你先回家吧，有什么事，过两天再来找苹苹。”

我镇定下来，固执地说：“雪莉阿姨，我能帮忙吗？”

雪莉阿姨说：“你还是回去吧。这儿的事儿得我们自己处理。”

我没动窝，宫苹瞪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雪莉阿姨没再说什么，走到平板车前不易察觉地抹了一下眼睛。她把车帮子上的一条挎带套在右肩，两手攥住拉杠，看她夸张笨拙的动作就知道从来没拉过平板车。宫苹站在平板车后面准备好推车。雪莉阿姨弯下腰使劲拉了一下，宫苹没有准备好同时使劲儿，平板车纹丝没动。

我连忙挤到宫苹旁边，“来，一、二、三。”

三人一起使劲，平板车的轱辘开始吃力地向前滚动。这平板车刚起步比我想象的要沉重得多，走了几步后，借助惯性，感觉力量均匀省力些了。

雪莉阿姨也说：“走起来就好了。”

奶奶拉着小弟弟跟在我们身后嘱咐说：“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哎。”宫苹乖乖地答应了一声。

雪莉阿姨又催促说：“小丽，你回家吧。有苹苹帮我推着就行了。”

我说：“没关系的，反正我回家也没事儿。”

“不是的，让别人看见你跟我们在一起不好，你懂不懂？”雪莉阿姨的中国话说得怪腔怪调的，可意思表达却很准确。

“咳，”我说，“我们家也被抄了。”语音里带着同病相怜的忧怨。

雪莉阿姨“哦”了一声。

宫苹愕然地看着我。

奶奶低声说：“作孽喔。”

走到通向前院的过道，雪莉阿姨的脚步放慢了，有些迟疑。

我会意，“我来的时候她们家没人。”

雪莉阿姨说：“苹苹，去把大门打开。”

宫苹急走几步，赶在雪莉阿姨前面，打开了大门。

奶奶在后面说：“你们走吧，我来关大门。”

走在胡同里，我和宫苹都默默无语。我低着头推着平板车，紧盯着向后退去的地面，不敢往平板车上看，不敢想被子底下是已经停止了呼吸的宫伯伯，更不敢想宫伯伯是反动学术权威。我害怕碰上熟人，害怕有人看见雪莉阿姨会喊打倒她的口号，害怕有人管宫苹叫狗崽子，弄不好还把我也给捎带上。天马上就全黑下来了，我安慰自己：出了胡同就好了，出了胡同就没人认识我们了。心里这么想着，手上使劲推着，两条腿紧捯。

胡同口聚着一帮男生，还离得老远，其中一个故意大声说：“哟，那不是咱们学校的高鼻子起重机吗？”

另一个孩子应声说：“没错儿，就是她。”

“高鼻子起重机”是学校里讨厌的男生给宫苹起的外号。

其他男生也跟着起哄架秧子：

“牛鬼蛇神小爬虫出笼喽。”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洋鬼子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美国佬滚出中国去！”

我的心虽然怦怦地跳，居然还顾得上暗暗嘲笑：真无知！外国人不都是美国人。

雪莉阿姨加快了脚步。我不敢看宫苹，可是能感觉到宫苹的头埋得很低。

当我们从这帮孩子身边走过时，又一个孩子用阴阳怪气的声调模仿宫苹：“新竹胡同小学红领巾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

其他男生哄地笑起来。

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股劲，我猛地抬起头来给了他们一句：“笑死一群牛！”

“你妈逼，瞅你丫那操性。”一个声音回骂。

另一个声音骂道：“傻逼，找抽。”

宫苹抓住我的胳膊摇了一下，低声说：“别理他们。”

雪莉阿姨也转过头来，安慰地说：“算了，小丽，别理他们。”

我余怒未消，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一眼那帮还在一口一个“傻逼”、“狗崽子”地谩骂我们的男生。

雪莉阿姨工作的医院离我们的胡同不远。我们把平板车拉到医院太平间门口，雪莉阿姨对管太平间的王师傅说她爱人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

王师傅说：“就放在这儿吧。您先去处理其他的事儿，回头我帮您安排后事。”看得出，他们相互之间很熟悉。

雪莉阿姨客气地向我道了谢，叫我和宫苹先回家，还说她要留在医院里办死亡手续。

我们俩默默地绕远道，从另一个胡同口走回家，我没跟宫苹提上公共汽车上念毛主席语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