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場院的路泥濘不堪，我一步一滑，遠遠地看見錢薇坐在曬麥棚朝陽的一堆麻袋上，頭埋在一本書裡，她那穿着大棉襖帶着棉帽子的形體輪廓顯得又瘦又小。我走上水泥場院，使勁地跺了幾下腳，把腳上的泥跺掉些。聞聲，錢薇抬起頭笑了笑，然後，大聲地朗讀：

整個大自然似乎處在絕望與痛苦之中。地球像一個墮落的女人孤自坐在黑屋子裡，試圖不去回想過去。她憂鬱地思念春天和夏天，冷漠地等待必然來到的冬天。四下里，無論你向何處看，都像一個黑暗，無底，冰冷的洞穴……

白晃晃的藍天和暖洋洋的太陽跟錢薇念得這段內容太不協調了。我走到錢薇面前，脫下兵團服棉衣，坐在錢薇身邊的麻袋堆上，問：“什麼書，這麼慘澹？”

錢薇放下手裡的書，看着我，那表情仿佛對我的到來毫不意外，我又重溫到兒時知己知彼的默契。

“《契訶夫短篇小說選》。”她把書遞給我。

小時候，我們倆給自己制定了專門的讀書時間。通常是在我家，坐在飯桌邊，各守一方，各看各的書，看到精彩或是可笑的地方就讀給對方聽。有一次，我看書看得忘了去宮苹家的課外學習小組。偏巧那天老師查小組，找到家裡。本來是要批評我，可看見我和錢薇看書看得那麼認真，反而把我們倆給表揚了一通。我記得特別清楚，那天，我看的是《軍隊的女兒》，她看的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今天沙皇俄國的契柯夫跟昨天蘇維埃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相差得太遠了。

我翻看着《契訶夫短篇小說選》，問她：“哪兒來的？”

“我爸的。這些年，我就靠讀書度日了。海明威說得真對，‘書是人最忠實的朋友’。不過現在，我爸不讓我老看書，說對我的病不利。他把書櫃給鎖起來了，倆禮拜給我一本。完了，還跟我探討每一本書，其實就是考我，讓我給他講讀後感，為什麼喜歡或不喜歡書中的某些人物什麼的。我要是看落了什麼重要的部分，還得回去重看。其實我根本不愛花時間去琢磨一本書哪兒好哪兒不好。我只不過需要一本書把我帶到另一世界，讓我忘記現實生活。”錢薇近乎虔誠地說。

我體驗不到她的這種感覺，“什麼另一世界？現實生活有什麼不好？”

“看你怎麼看了。世界這麼大，世界上的人講好多好多不同的語言，過各種各樣不同的生活，想好多好多不同的問題。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思考，他們的探索，他們的期盼，他們的信仰，還有他們的愛情，我覺得都特有意思。現實生活對我來說，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的合理公式，我只能在書裡頭欣賞人生。”

我詫異地看着眼前這個弱不經風的女孩子，這話本不該是從她嘴裡說出來的。在我只會感嘆少數民族的歌曲最悠揚、少數民族的舞蹈最盡情、少數民族的服裝最好看、少數民族的文化最神秘的時候，她能一口氣說出連好多成年人也說不出來的話。

我還在驚嘆，她解釋說：“我的病是不治之症，能活到二十歲就不錯了。”

“別這麼悲觀，你的病會好的。”我安慰她，“宮苹剛才還在說呢，肺結核是可以治好的。白求恩就得過肺結核，而且他把自己給治好了。那是三十年代時候的事兒，咱們這都是七十年代了，你得有信心戰勝疾病。”

錢薇道：“這可不是喊幾聲‘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就能戰勝的事兒。再說像我們這樣的人背毛主席語錄，人家還嫌我們褻瀆他老人家呢。”

“別瞎說！”我制止她，然後緩和了語氣，“反正你不能放棄恢復健康的希望。好不容易又在一塊兒了，你一定得把身體養好。”

“說真格兒的，你不該來找我。你這人天真實在，這樣好，少好多煩惱。可是也得留神，別不分階級陣線。一腳跨過線，你可得吃不了兜着爬了。凡是跟我和我爸接觸的人，我都得警告他們。”她的語氣認真但冷漠。

我一時竟不知該說什麼好了，抬眼望去，遠處的地平線把藍色的天空和新翻過的土地切成兩半。不知怎的，一團混濁霧氣在心中升騰，面前的天空忽然變得陰鬱，大地變得蒼涼，身邊的好朋友也變得生疏。錢薇不再是我記憶中的那個神采奕奕、精力充沛的小姑娘，我們之間隔着一道無形的屏障。

我轉過頭來問錢薇：“給我講講你這些年的生活好嗎？”

“有什麼好講的？”她的目光避開我。

“我想知道蔣阿姨是怎麼去世的。”

我明白，按常理，不該提那些過去了的傷心事，可直覺告訴我，不管這些年我們的經歷如何不同，錢薇心裡有話，願意向我傾訴。我固執地相信，我倆之間有一種莫名的比朋友還親密的情愫，除了我，錢薇的心裡話能跟誰說呢？

錢薇沉默着。

“是文革以前嗎？”我仍不罷休。

終於，錢薇說：“那會兒，我們家住場部，我爸是學校的教師。他這個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博士在北大荒農場的中學只能教點子初中地理、數學之類的小兒科課程，農場沒高中。”錢薇有些語無倫次，“我媽來了以後也在中學當老師，學生都特喜歡她。咱們連長對我爸還算客氣，就是因為我爸和我媽都教過他孩子。我媽生小弟弟的時候，雖然不是第一胎，可好像只要年紀有點兒大了難產就挺難免的，其實也沒多大，才三十多歲。那會兒‘文革’的暴風驟雨剛剛刮到這兒，雨點子還沒多大呢。人有時候特不可思議，一說‘與人斗其樂無窮’，人人摩拳擦掌，個個熱血沸騰，連以治病救人為宗旨的醫生護士也不例外。在這種時候，右派的媳婦，加農場的醫療水平，再加農場的醫療條件和醫生護士的冷漠，真有點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有點兒像《家》裡面兒瑞珏慘死那勁兒。”

“不過你媽要還在，看你爸挨斗，不急死也得氣死。”我試圖從百分之百的悲劇中生拉硬扯地找出點兒值得慶幸的元素。

錢薇否定，“不會的。我媽既然敢來，就有足夠的勇氣面對一切。”她無奈地搖了搖頭，“那時候我爸滿可以留在美國，當教授，做學問。不介，人老先生非得一門心思想把自己的學問貢獻給祖國。他回國後在金陵女大任教，我媽就是他的學生。”

“那還幸好回來了，不然，他們碰不上，也就不會有你了。”我還在打圓場。

“與其這樣生活，我寧願沒有出生過！”

“別瞎說。後來呢？”

“五十年代初，南京大學院校調整，北京又需要外語人員，他就被調到北京了。用不上他的專業也罷了，又給打成右派。我媽去世後，很快就開始大批鬥了。白天我爸在農場挨斗，我在學校挨斗，同學斗完了，給黑幫老師們陪斗。”

我氣憤地問：“憑什麼斗你？”

錢薇說：“我是從北京來的，穿着跟這兒的孩子不一樣，因此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我學習好，北京六年級的課程比這兒六年級的課程深得多，於是乎就成了‘學而優則仕’、‘走白專道路’的典型；還有‘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孝子賢孫’什麼什麼的。還不是那一套。這農場是五十年代百萬官兵進入北大荒建立的。雖然後來來了好些關內移民，可是成分相對來說比較單一。正好有個右派，可不就逮着我們一家子可勁兒斗唄。

“晚上，我爸被關在農場不讓回家。黑燈瞎火兒的，我得自己管自己，胡亂吃點兒東西，天天的炕也不燒，臉都不帶洗的。一是水太涼，二是用光了還得上井邊兒去挑。那時候我特害怕出門，害怕碰上人，尤其怕碰上學校那幫紅衛兵。天冷了，我就把前一年的棉襖翻出來穿上。扣子倒還能扣上，雖然我長個兒了可是比前一年瘦了好多，可是袖子才到這兒。”錢薇在自己手腕上面比畫了一下，“有一天，給老師們陪斗的時候，梁老師，她是挨斗的老師之一，看我凍得特可憐，悄悄地跟我說，你把你媽的棉襖套在你的衣服外面，這才提醒我應該自己想點兒辦法穿暖和點兒，也才想起來把我爸的棉衣服翻出來給他送去。

“最難忍的是第一次來例假。我倒是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兒，因為到北大荒以後，上茅房看見過大人換例假紙，回家問我媽來着。可是我什麼也沒有，又害怕上供銷社去買。不光是怕碰上誰，買這東西，怎麼張口呀？就翻我媽的東西，還好真把她過去用的例假帶和剩下的紙給翻出來了，那時候真的是又孤獨又害怕。”

我想起自己第一次來例假，雖然同班有了例假的同學已經給還沒來過例假的同學“傳授過經驗”，可是頭一次看見自己身體裡流出那麼多鮮紅鮮紅的血，心裡是慌慌的，手是發抖的。媽媽給我準備好例假帶和例假紙，教給我怎麼用，是媽媽的沉着使我很快鎮靜下來。

我眼圈有點兒發澀了，低聲說：“真想象不出來你是怎麼熬過來的。”

“有時候回頭想想，我也覺得不可思議。可見，一個人實際上能夠承受意想不到的肉體上的和精神上的艱難困苦，求生的本能賦予了一個人非同尋常的極有彈性的忍耐力。不過那時候，我還是特恨我爸。要不是他是右派，我們哪兒至於上這鬼地方來。要在北京或是南京，我媽根本不可能出事兒，我也不會挨斗、挨打。我覺得我媽倒霉，我小弟倒霉，我也倒霉。還是到後來才想明白，不該怪我爸，右派又不是他想當的，誰想得到‘百花齊放’能把他給‘放’到這兒來。在這旮，對轉業兵兒來說是創業，開發北大荒；對關內來的盲流來說是掙碗飯吃，繁衍生息；對你們知青來說是保衛祖國，建設邊疆。他跟你們這些自願來的人都不一樣，他是被流放來的，是來勞改的，他這輩子整個給糟蹋了。要說倒霉，我們家人數他最倒霉。之後，我這破身體，還叫他沒日沒宿地操心費神。甭看他一天到晚心平氣和的好像什麼事兒都能對付，其實他老為這個支離破碎的家埋怨他自己。”錢薇一口氣說了這麼多，居然少見的沒咳也沒喘。

“那小弟弟呢？”

“別提了。你想啊，我和我爸哪兒會養那麼小的孩子，都沒來得及給他起個名字就讓人抱走了，也不知道是被咱們農場的人抱走了還是被別的農場的人抱走了。我爸說還是不打聽的好，怕人知道小弟弟是個右派的兒子。”

我愕然地看着錢薇。都說十六歲是少女的花季之年，可錢薇的命運之船卻過早地被時代的颶風推向一片苦澀的大海。所有的語言都不知逃遁何處，我心中的水壩決堤了。

“別傷心，別傷心。”錢薇紅着眼圈反過來安慰我，“至少他能落個好點兒的家庭出身，比跟着我爸強。領他的人家兒會好好養他的，這兒的人喜歡要男孩兒，因為，將來人老了里里外外的挑水，打柴火，種自留地沒個兒子不行。真的，他肯定會比我和我爸活得好。”

錢薇的聲音顫抖了，眼淚終於奪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