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大荒好几年了，这是第二次来团部医院。上次来是给秀莲献血，时间紧、心里急，没好好看看这地方。现在才注意到，医院是一溜坐北朝南的平房，东头和西头各开一个门。过道地上铺着水泥，比二十一连场院的水泥平展。墙上的漆显然是很久以前刷的，下半部分一米半左右是天蓝色的，上半部和天花板一样是白色的。笔直的过道左边，也就是朝南方向是一溜诊室。门上挂着牌子，有外科、内科、小儿科、妇产科等等，妇产科在所有这些诊室的正中间。起初觉得过道里来往的人们都好像盯着我，可大着胆子观察了一下后，发现人们或是因病痛自顾不暇，或是因环境生疏一脸迷茫，亦或是因有事显得匆匆忙忙，根本没人关注我。

犹犹豫豫地推开妇产科的门，我把头伸进去。屋里靠南窗户下，面对面摆着两张书桌。东边和西边两个墙边各摆着一张比一般床高且窄的就诊床。右手边书桌旁坐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头埋在书里，听见开门声，她抬起头。

“我……是二十一连的。”声音小的像蚊子叫。

“姓江，是吧？来，进来，进来。你们连来电话了，我想着你早就该到了呢。”女医生颔首说。听口音，她是南方人，看上去，她大约有四十岁左右，胖胖的圆脸，一副挺随和的样子。

我进了屋，把门关在身后，站在门边，随时准备开门逃跑。

“别紧张。”女医生微笑着站起身，指着靠着西墙的床和蔼地命令说，“过来，坐这里，我叫一下小刘。”

女医生不慌不忙地走到我旁边，我只好往里迈了一步，让开身，她好开门。她探出身子，叫了一声：“小刘，刘芬，过来吧。”随即关上门，指着那张床，又对我说：“你过去，把下身的衣服全部脱下来。”

“脱衣服干吗？”我问，没动窝。

“不脱衣服怎么检查？”

尽管女医生没有嘲笑的意思，我还是窘得浑身发热。

我看了看窗户外面，看了看门，僵在门边，两只脚像是被钉在地上不能动。

女医生推着我的后背走到床边，一边安慰说：“没关系，妇科上午一般不忙，不会来人的。别紧张，这种检查很简单，一分钟都用不了。”

床上铺着原本是白色，但是已经洗得发灰发硬的床单，对着门的一端有两个跟这张床差不多高的脚蹬子。

一个年轻的女护士端着一个金属盘子进屋来，关上门。女医生向她使了个眼色，她回手把门给插上，然后走到脚蹬子旁边站住了。

我脱了裤子，坐到床上，瞥了一眼小刘手里的金属盘子，盘子上有一根四五寸长的金属针一样的器械和几个小小的棉花球。

我磨磨蹭蹭地把裤子叠好，放在身边。

女医生耐心地等着，问我：“你在连队干什么？”

“大地排。”

“怎么来团部的？”

“坐我们连的蹦蹦儿来的。”

“来，把内裤也脱下来。你们连的蹦蹦是五十五还是二十八？”

她显然是在用拉家常的方式让我放松。

“我们连有俩蹦蹦儿，一个是五十五，一个是二十八。我是坐五十五来的。”

内裤也脱下来了，叠好了，放在叠好的裤子上了。

女医生站在两个脚蹬子中间，摊开两个手臂，拍着两个脚蹬子说：“来，面向我，躺下，屁股挪过来点儿，脚放这里。”

我用胳膊肘支撑着身体，顺从地挪过去，把两条腿分开，两只脚分别放在两个脚蹬子上，感到自己完完全全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像噩梦中赤条条地站在团部大礼堂的舞台上示众那样。我埋下头、低着眼，听凭女医生的摆布。

“来，再过来点。”女医生还是那么耐心，那么和蔼。

我破罐破摔地倒在脱下来的裤子上。

小刘端着金属盘子站在旁边，小声问女医生：“她是要跟军人结婚吗？”这种小声并不是那种真不想让人听见的小声，这是一种装模作样的小声，那种怀着羡慕，甚至不无嫉妒的小声。

女医生不置可否地说：“你问她呀。”

说着，从小刘端着的金属盘子上拿起那根长长的金属针。

小刘没问我。

我感觉到女医生的手指触到我。

女医生说：“来，放松点，再放松点，放松，放松。好，就这样。”

突然一下刺痛使我不由自主地“哎哟”了一声。

“老厚了。”女医生用东北话说，“到时候可够你疼的。好了，起来吧。”她把金属针放回小刘端着的金属盘子里。

我问：“什么厚？”我是接受检查的，觉得有权利问。

小刘在一边偷笑。

女医生笑道：“什么厚？处女膜呗，你没上过生理卫生课？”

“没有。”然后我大胆地问了一句，“我怀孕了吗？”

女医生和小刘俩人都笑起来。笑得我脸上火烧火燎，笑得我无地自容。我知道这下傻气儿冒大发了。可我是为这个来的呀，怎么能不问问清楚呢。

小刘笑得直擦眼泪。

女医生捂着肚子，强忍住笑，说：“你处女膜还没破呢，怎么怀孕呀？”

那意思是说我没怀孕，我放心了，可这有什么好笑的？

突然，女医生想起什么似的严肃起来，皱起眉头问：“你已经结过婚啦？”

“没有。”我讪讪地摇摇头。

“我说得呢，看你像个知青，年纪也不大，那你怎么问你怀孕没怀孕？”

“叫我来检查不就是查这个吗？”

“不是，是检查你的处女膜。”

见我傻头傻脑地不开窍，小刘说：“上个月来了一对儿，检查怎么结婚一年多了还没怀上孩子，结果女方处女膜完好无损……”

女医生接着小刘的话说：“现在好多年轻人一点生理知识也没有，真是个麻烦事。”

处女膜跟结过婚的人才有关，我窘得自己都能觉出来脸变形了，支部到底为什么叫我来检查呀？

从医院出来，我没回连队，从团部步行了两个小时，走到江边，找了个背人的地方坐下，呆呆地望着东流的江水不知何去何从。

我害怕回二十一连，我害怕面对二十一连的人，我害怕面对任何人。我无处可去。对于生活在一个近乎是与世隔绝、像死水泡子一样的小范围里的人们来说，谎言与真话、猜测与事实、臆想与存在没有区别，人们的兴趣永远只停留在丑闻的传播与渲染上。我能想象出来连里的人们怎样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我能感觉到一些人的轻蔑和另一些人的敌意。我将被他们说成处女膜破了，是个恬不知耻的女人，这个伪事实将在二十一连广泛传播。我没法跟任何人解释我的清白，我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摸不清头脑。

不知坐了多久，我开始端详眼前这条青黑色的大江。宽阔的江面，平缓的流速，清澈的江水和远岸葱郁茂密的树林是那么美丽，那么沉稳。是的，这是一川静谧的流水，水中鲜有过往的船只，水边偶有人行的足迹。我走到水的边缘，跪下，将手放进水中。江水从手指缝中间汩汩流过，清凉爽快。我一遍一遍地捧起江水、浸在脸上，全然不顾江水打湿了脚上的鞋子，腿上的裤子和身上的衣服。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另一条大河，小时候，有一次，妈妈带我坐火车回她老家探亲。经过长江大桥时，江面上各种各样的木船和机动船川流不息。妈妈指点着告诉我，哪种是渔船，哪种是货船，哪个是小火轮、哪个是大客船。我自作聪明地对妈妈说：“我知道长江为什么叫长江了，因为江上有那么多船常来常往。”妈妈却说：“傻丫头，‘常来常往’是经常的‘常’，不是长江的‘长’。”记得当时我好沮丧——妈妈连个笑话也听不出来。后来，老师在地理课上讲过长江是亚洲第一大河，讲过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还讲过长江泛滥成灾的历史，而眼前的黑龙江与记忆中的长江大相径庭。

黑龙江不如长江渊源流长，也不像长江底蕴厚重，可它不乏气魄雄浑。它比长江安详自信，它比长江令人亲近。它虽没有连天波涌，也没有急流险滩，更没有撒野的习性，可它一往无前势不可当。它的安静、它的冷静、它的镇静和它的沉静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如果说长江使人感到沉重，那么黑龙江则使人放松。我从水中捡起一块水灵灵的、蓝绿色的椭圆形鹅卵石，攥在手心里，它阴凉而坚实。

从黑龙江边走开时，我的心已平静下来。

返回连队以后，我没直接回宿舍，而是走到钱薇家。明知道这种时候不该不要命地往这儿跑，可此时管不了那么多了，趁还来得及，我得在还没被打成反革命，被押走劳动改造之前跟钱薇再见一次面。

夕阳已经快出溜到地平线的另一边了，老钱出车还没回来，钱薇坐在灶间地锅前烧火做饭。我便蹲在她旁边，默默地、一小把一小把地给她递麦秸，不时地转过头看看她。她看上去精神比前几个月好一些，能起来走动走动，做些简单的事情。不过，连里并没给她安排工作。我想告诉她昨天和今天发生的事，可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关键的是，昨天的事牵扯到她和老钱，我不应该给他们增加思想负担。

潘姐也上钱薇家来了，见了我，如释重负，责问我跑哪儿去了，一天不在连队。

钱薇不知道我一天不在连队的事，惊讶地转过起头，问：“你上哪儿啦？”

我告诉她们我上江边儿了。

她俩异口同声地质问我上江边儿干什么。

“心里难受，上那儿坐坐。”

“小丽，怎么啦？出什么事儿啦？”钱薇手撑在腿上，吃力地站起身，“来，进屋里说。”

我把早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不顾我语气里带着十万分的屈辱，潘姐笑得直不起腰来，好不容易笑劲过去了，她说：“你没听说过一男一女去一块儿？”

“听秀莲说过一次，可她没说去一块儿干什么。”我回答。

“哎呀妈呀，你可真傻！一男一女去一块儿处女膜就破了，破了才能怀孕呗。”

钱薇沉吟着一直没说话，这会儿问：“问题是，支部为什么叫小丽去做检查？”

“就是啊，我又没跟哪个男的‘去一块儿过’，真是莫名其妙。”压抑了一整天的愤懑终于找到出口。

潘姐说：“你没听说呀？臧海凝扬言过，说他已经尝过人生禁果了。”

“他尝什么果儿，与我何干？”这时，团部广播室发生的事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

钱薇皱起眉头，说：“他们有什么根据说小丽是他的‘禁果’？”

潘姐指着我对钱薇说：“根据就是，他俩是同学，一向关系密切。有人向支部汇报说小江晚上老自个儿偷偷地上什么不可告人的去处，叫她去检查就是要证明他们的猜测是正确的。”

钱薇替我气愤，“出入自由都没有，这也太过分了！”

“他们的猜测是百分之百错误的！”我狠狠地说。

永远乐观的潘姐说：“这就好了，他们没抓到把柄。”

钱薇抱不平说：“根本没把柄，抓也白抓。只不过更证明了小丽的清白。”

正说着，老钱回来了。

潘姐忽然想起来了，说：“赶紧回宿舍告诉彩云你回来了。下工以后，她上我家，问你回来没。她说要去连部报告你失踪了，我告诉她先别急，再等等。天全黑下来你要还不回来，再去报警。我先走啦。”

钱薇催促，“你也快去吧。完后，回这儿吃饭来。”

我推辞了她的好意，“这次不行，等以后有机会吧。”

回宿舍的路上，迎头碰见司马。

“小江，你怎么样？”他严肃的语调里含着关切。

“我……”不知说什么好。

“该揭发的就配合支部，没有可揭发的也不要编造，关键是要实事求是。”

老刁显然跟他说了贾参谋长和指导员找我谈话的内容。

“他们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吗？”我焦急地在他脸上寻找否定的回答。

“你先别紧张，党的一贯政策是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说着，他像兄长一样在我肩上抚摸了一下。

唉，连司马心里都没数。我虽感激他的慰藉，心情却更差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人再找我谈话，可脑子里翻过来掉过去都是大会小会做检查、班里排里挨批评、全连大会挨批斗的场面，我惧怕被打成反革命的羞辱和被革命群众孤立起来的绝望。我感觉同宿舍的人对我的态度已经是麻木不仁了，真的是大家变了，还是自己疑人偷斧？我不知道。干活的时候，老孙问我咋不唱歌嘞？我说嗓子不舒服。潘姐见我心事重重，劝我别太把指导员的话往心里去，她说支部不是他贺长江的，他一个人说了不算，可我觉得潘姐口气也不像过去那么自信了。像烈日炎炎下的一棵向日葵，我抬不起头、挺不起腰、睁不开眼、出不来气，我太渴望一场能叫我扬眉吐气的及时雨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贾参谋长带着工作组撤回团部，宿舍里的姐妹们又跟我有说有笑了。

我暗自庆幸躲过了一颗直奔我来的流弹，却不敢跟任何人打听内幕。原来总以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距离差之千里，现在才知道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稍不留意就会过线。看来，潘姐因为跟那个写反动日记的本地青年有来往由文书贬成农工是便宜她了。怀着满心的余悸，我决定，为了保全自己，暂时不去找钱薇。牺牲眼前不去找她是为了希望将来能去找她，钱薇会理解的，我这样说服自己。

抓革命促生产、“批林批孔”、铲地、割麦、砍大草、割大豆，一切按部就班。人，即使再有好记性，通常也只是把自己和与自己有关的事记得牢牢的，对别人和别人的事是健忘的。几年前臧海凝曾发誓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时，只听见他指责我“小孩子气”，忽略了询问他准备做出什么样的惊天动地之举。看来，命运有眼有珠，小孩子气的是他。那时候，臧海凝断不会料到，他不过是条势单力薄的小鱼，力所能及的不过是在二十一连这潭止水里掀动“死水微澜”。

臧海凝很快就被人们淡忘，没人再提起他的名字，像春来秋去雁过声消，也像风卷残云一去不回。只有我，没吃到鱼却沾了一身腥，心里还留着他桀骜不驯、自命不凡的影子。我想过颐和园那一幕，那能算是我们俩的初恋吗？那时候，我和臧海凝之间有的只有一种少男少女朦胧的好奇，一个至多只能算是精神相吸的初恋。如果那天我和他真的确定了朋友关系，两个十六岁孩子的恋情在后来这几年的生活轨道上会有如何走向？不再是十六岁的我明白这已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几年以来，我们不仅失之交臂，还以自己的方式在命运的海洋中搏击得离对方越来越远了。不错，我欣赏他的聪明他的才华，却始终不能理解他。我断定他也根本不理解我，并且没想过要来理解我。

那么，他和宫苹之间有没有相互理解呢？难以想象。宫苹不是我，我不是宫苹。也许他们根本不在乎彼此理解与否。咳，他们之间有无相互理解与我何干？与我有关而又最不能饶恕的是：臧海凝破坏了我和宫苹的友谊，夺走了我的好朋友，使我蒙受人生最大的耻辱，他是一个我应该忘记，却难以忘记的人——像白衬衫前襟上一块洗不掉的油渍。

幸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管是他的身影、他的面孔、他的声音、还是他的无情无义在我的记忆中也渐行渐远了。他伤害了我，却又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使我得到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