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乐勒脱修女在中国 1923年-1952年

任何关注中西方文明交流的人都可以从这本书中受益匪浅。此外，此书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生状况提供了鲜活的一瞥。

乐勒脱修女是一群勇气非凡的女性。在20世纪上半叶的30年中，她们在长江下游地区扶贫，奉献精神从未动摇。这是她们坚定的信仰所致，也是她们隶属宗教社区的主旨。虽然最终，她们的使命（随同旧中国）被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此书讲的并不是一个前功尽弃的故事，而是为彰显她们的决心和信仰提供了生动的见证。

作者帕特里夏·吉恩·马尼恩本人就是乐勒脱的修女。为了了解从1923年初到中国至1952年被逐近30年传教生活的真相，她一丝不苟地认真阅读、研究、重建了传教工作中幸存下来的大量档案。

她们勇敢而坚强，将旺盛精力献给了普通中国民众。从最初负责绣花堂，到在汉阳和上海建立能与美国乐勒脱学校比肩的女子学校，她们不忘初心，忠于教育职责。中国女孩在绣花堂学到了技能，出口的天主教服饰成品也为传教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收入。在整个传教过程中，修女会得以依靠爱尔兰籍高尔文主教的指导。

修女的工作曾经受到长江沿岸特有条件的威胁。她们遭到过严重洪灾。日军侵华期间，上海的修女和神父被关进集中营。

最终，共产党采取的对付宗教团体的措施是对在华宗教团体最具灾难性的打击。在汉阳，修女学校被政府接收，当局指使学生骚扰修女会和修女。修女们申请离境，不但久久不得获准，还被起诉。在上海，肯塔基总会电报指示，“全部离开”。但修女们坚持认为，美国人一如既往地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并不像美媒报道的那样混乱、危险。然而，由于共产党对她们控制的加压，上海学校被迫关闭，修女被逐。

修女回美后的50年来，试图理解中国仍是困难重重。本书通过引用修女的信件、日记和报告，为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记载显示，中国民众朴实善良。偶有匪徒或绑架（神父，而不是修女），但民众通常是诚实、忠诚的。他们生活在灾难重重之中，对修女们能够提供的任何帮助心怀感恩。

她们的学生，例如依撒伯·黄，自愿成为乐勒脱修女。她们到美国肯塔基总会接受培训后，返回中国。当共产党将要驱逐外国修女时，修女问依撒伯是否愿意回美国，她选择了留在中国。以后，虽然她与其他本土修女一样解除了誓约，不复再有履行宗教职责的义务，她始终守护了自己的宗教誓约。

从历史上看，在华基督教传教人员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中国文明的基本取向未能轻易适应西方文明的核心——基督教信仰。例如，中国传统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包括对生活的形而上趋向。中国人没有西方哲学或神学思想的特别需求，不认为宇宙是“被创造的”。他们认为宇宙是自发存在的。中文的“自然”一词直译成英文就是“自我产生”。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可以比作西方宗教意识中“罪孽”、“人类堕落”或“救赎”这类的本土概念。中国传统上的永生不朽是指一个家庭无休止地、一代又一代地延续。

自19世纪以来，随着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增多，中国的天主教事业有起有落。受到西方在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帝国主义牵连，尤其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法英军队的入侵。侵略军烧毁了北京慈禧太后的宫殿，引起国民的同仇敌忾。另有，西方国家坚持通过域外条约建立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条约港。起初，修女对这些历史一无所知，但从街上被人辱骂可见一斑。

19世纪后期，基督教传教活动，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中国广为人知。建造新教堂的同时，许多之前被摧毁的教堂也得到重建。但是，传教工作整体的成功受到某些因素的限制。最主要的一点是，本土主义者对一系列西方信念的敌视。西方信念不仅被视为是舶来意识，而且被视为与中国人认为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政策息息相关。

总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陆基督徒受到迫害。但是，现在大陆基督教的情形如何呢？目前，很难有可靠的统计数据，因此缺乏自认是基督徒人数的统计。还有一些地下教堂在官方体制之外活动。政府严格禁止公开的宗教活动。所有宗教活动均由政府资助。政府，以一种不鼓励传播宗教活动的方式，声称支持“良心自由”。官方天主教从未认同教皇的权威，主教皆由政府任命。根据合理猜测，中国可能有大约三千万公认的基督徒，其中大约1/3是天主教徒。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中国人口为13亿。因此约有2％是基督徒。

尽管如此，基督徒的人数有望增加。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奉行促进民族主义和经济繁荣的政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向往精神信仰，以取代日渐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空虚的物质主义所留下的空白。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正在求助于基督教。政府宣布了一项在北京建造两座新教堂的计划。尽管无法直接追溯到乐勒脱修女会对之后事态发展的影响，但事实表明了，民众能在最难的困境中保持信仰的活力。

即便修女当年所为早已了无痕迹，但她们的影响渗透在民众生活之中，尤其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内。一位现年90岁的女性曾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之后，她成为山东省一所大学的英语教师。虽然官方意识形态谴责所有西方文化为颓废或反革命，她组织学生上演了莎士比亚戏剧。她的女儿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师，并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持开放态度。这样的人虽则是少数，但倘若没有乐勒脱和那些传教团体之前的努力，连这少数的人也是无法想像的。随着世代相传的涟漪不断，它们成为中国乐勒脱修女和其他勇敢女性的隐形标志。

约翰·布莱尔，客座教授

中西方文明比较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06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