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爱德华·高尔文曾到美国,与乐勒脱会会长普拉谢德斯·卡蒂修女取得联系。1922年5月的一天,他原本是按时坐车从路易斯维尔出发去往乐勒脱的。可是列车长在到达乐勒脱站前未及时通报站名,令他多坐了一站。下车后,一位当地农民自告奋勇开车送他到了乐勒脱小镇。 他从山坡下徒步向上,去往乐勒脱修女会总会。走在农田之间,他感觉周边景色与他在爱尔兰的家乡不无相似之处。行至坡顶,但见一座颇具气势的3层教学楼、一座教堂和其他零散建筑。哪个是会长办公室呢?迟疑之间,一个在院里散步的修女问他是不是迷路了。是的,他说。听出他的口音,修女知道这位就是迟到了的爱尔兰神父。她说会长办公室很容易找,便领他去了。 他向普拉谢德斯会长和理事会成员说明,此行意在邀请乐勒脱修女会志愿者到中国湖北省的天主教宣教教区做妇女传教工作。他们迫切需要修女加入,因为中国人不看好男性神职人员在妇女中传教。然而,宗教在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妇女以及她们的后代的信仰。高尔文认为,如果有修女加入传教活动,便可解决这个难题。为此,他曾专程返回爱尔兰。但是由于他隶属的圣高隆庞外方传教会才刚刚起步,圣高隆庞修女至少得用3年时间学习和准备,才可具备到中国去传教的素质。通过他的朋友兼同事,圣高隆庞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总部的主任,E·J·麦卡锡神父,他得知了普拉谢德斯修女和乐勒脱修女会。1921年12月28日,麦克(高尔文对麦卡锡的称呼)在信中向他推荐了乐勒脱修女,认为她们具备到中国传教所需的素质与精神。他写道: 75年前[1],一位神圣的比利时神父内瑞克斯在肯塔基州乐勒脱镇成立了一个教派,叫做十字架下的乐勒脱会,通常被称为乐勒脱修女会。她们在美国的发展极为出色,是中西部名声享誉的女教育家。…… 乐勒脱修女会对我们非常友好,不但完成了指定筹款额,还额外为学校和教堂筹集了一千美元。她们是具有传教精神的。 高尔文专程来到肯塔基乡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要将汉阳地区的现实状况和物质生活条件坦诚相告:“汉阳的街道狭窄肮脏、房屋矮小、造价低廉。夏天,小男孩基本上是赤身裸体(高尔文著重说明了这一点),小女孩则只穿裤子。半裸的男人穿棉布裤子,女人倒是衣裤俱全。但是,他说:那儿的民众朴实、随和。在汉阳,修女们会像在美国任何城市一样安全。” 他坦白地说,汉阳是个人口不详的城市,可能有200万人处于极度贫困之中。1920年到达汉阳后,在圣高隆庞的赞助下,美努特中国传教会建造了一座简朴的小教堂,这是汉阳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教堂。他们还负责早先由意大利方济各会建立的几个乡村宣教所。 相比之下,武汉的另外两个城市汉口和武昌更现代化,教堂、学校和医院俱全。汉口是国际商务中心,武昌则被视为政治中心。而汉阳城依然保持原始状态,唯一的风头是一座小有名气的佛教寺院,从根本上讲是个儒家据点。 普拉谢德斯会長对高尔文的描述没有表示错愕。她答应,在定于当年7月举行的会员代表大会上,将他召集志愿者的要求列入提案。这次会员代表大会将结束她长达26年的会长生涯。依照最新制定的《教会法规》,会长任期为6年,可连任一届。她表示,在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此项提案,有助于将乐勒脱修女会的传教工作扩展到新的领域。 代表大会投票结果是43票赞成,18票反对。爱尔兰的圣高隆庞总部和届已回到汉阳的高尔文神父都收到了通知。很快,甚至在邀请志愿者到中国服务的号召尚未正式发出之前,新理事会就开始收到修女们要求去中国服务的申请。新当选的会长克拉拉西娜·沃尔什修女和理事会在90多名志愿者中选出6名,并定于1923年秋季前往中国。 1922年10月,高尔文在信中明确表示,希望志愿者具有语言天分,在“25岁到35岁”之间,能够尽快掌握中文。高尔文的意愿虽然在克拉拉西娜·沃尔什会长和理事会考虑之中,但她们认为年龄不应该是主要因素。因此,在第一批志愿者中,只有29岁的莫琳·奥康奈尔修女不到35岁。她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当时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教区的一所小学任教。最年长的志愿者帕特里夏·修斯修女已经49岁。她20岁时从爱尔兰戈尔韦的乡下来到美国。在加入乐勒脱修女会之前,帕特里夏曾做过女佣。志愿去中国时,她在总会负责昵称为“黑衣橱柜”的缝纫室。修女们所穿的黑哔叽布套装都是在这里量身制作的。 报名做志愿者时,斯特拉·汤普金斯在新墨西哥州圣塔菲的圣母光学院任教。她出生于新墨西哥,是西班牙后裔。她出生时,新墨西哥尚未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她在申请书中写道:“我很健康强壮(5马力)。我渴望去中国。雖然說不出为什么,但我知道,我一个人可以承担35岁以下的3个人的工作。如果因年纪太大而学习语言有障碍,那么我很情愿为大家做家务、打杂。斯特拉那年40岁。 高尔文还需要经验丰富、能够管理绣花堂的教师。绣花堂的学生都是从农村来的目不识丁的女孩,她们在这里学做宗教祭衣,并接受天主教训导。36岁的茱斯塔·贾斯廷修女和42岁的玛丽·简·麦克唐纳都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乐勒脱学院的教师。玛丽·简出生在加拿大,曾立志当医生。她接受过护士培训,但加入修女会后,她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教师。在担任校长的同时,她还教法语和英语。教历史的茱斯塔从波西米亚来到美国內布拉斯加州。她住在一位亲戚的农场时曾跟一位乐勒脱修女学英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西米亚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 尼古拉斯·艾金1903年从荷兰来到美国。那时,19岁的她还只会讲荷兰语。她是最后报名的人之一。乐勒脱高原学院位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可将落基山脉一览无余。她在这里如鱼得水。在汉阳找到她的“家”之前,那里一直是她的“归属”地。6个修女中,尼古拉斯和茱斯塔的中文讲得最好,她们甚至学会了书写中文。 实际上,这是个由6名修女组成的微型国际团队,莫琳是其中唯一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理事会的人选在乐勒脱修女中得到一致认同。许多人表示,如果需要更多的修女,她们将乐于加入这个团队。 玛丽·简如此描写1923年10月抵达汉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圣高隆庞中国传教会的创始人爱德华·高尔文神父。他和皮戈特神父以及几个美国朋友一道来迎接我们,带我们上了美孚石油的交通艇。我们向汉阳顺流而下时,景致颇有变化——江中皮肤黝黑的船夫在奇怪的小船上劳作,两岸满目污垢与贫穷。” 对在新墨西哥沙漠里长大的斯特拉来说,大江滚滚令她恐惧万分。在穿越太平洋艰难的日子里,她说真希望这艘船能返回美国,她哪里也不想去了。看到眼前江上密集的各式船只,修女姐妹们警告斯特拉必须适应那些舢板和笨拙的帆船。 由于岸边水浅,交通艇无法停靠在环绕汉阳的古城墙东门外那宽阔的石阶旁。修女们必须从交通艇转移到舢板上才能上岸。在船夫和神父的帮助下,修女们从相对平稳的交通艇下到舢板,不啻一项莫大的挑战。斯特拉甚至宣布今后绝不再乘舢板。 玛丽·简继续写道:“我们很快就到达了登陆地点。之前我读过一些关于传教士生活的书籍,读到过他们如何跪倒在地,亲吻即将传教的土地。激情所致,到达之前我曾决心效仿前辈。但当我看到面前15级之多肮脏泥泞的台阶时,之前的勇气一扫而光。可我的天使并未有所怜悯,没待爬到最高一级,脚下一滑扑倒在地。嘴唇虽没磕到石阶,但鼻尖和长头盖着着实实是碰到了。我在心里说:“感谢你,我的守护天使,我承认我是个胆小鬼。” 玛丽·简没提到是否有人注意到她跌倒,抑或爬台阶的挑战使人无暇旁顾。一行人走进宽大的石制城门,进入汉阳小城。高尔文为6位修女每人租了一辆人力车。他和皮戈特则共乘一部。 每个修女独自一人坐在人力车上,矫健的人力车夫拉着车跑在狭窄的小巷里,两边露天摊贩与行人熙熙攘攘。玛丽·简仰靠在人力车里,嘴和鼻子上捂着手帕。人的排泄物加上垃圾的恶臭令她难以忍受。尽管下着雨,还是有人扛着大捆物品,在堆满农产品的手推车之间穿行。她们很快得知这条街是汉阳的主要街道,而她们的住所就在这条街上。 那时,不为修女们所知,中国领导人新近决定启动一场运动,终将改变数百万中国人的命运。
[1] 其实上,"十字架下的乐勒脱修女会"1812年成立,比爱尔兰的圣高隆庞教派和在中国建立教区早了10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