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韓寒與方舟子之爭想到寫作小組
【（謝盛友／德國專欄作家】
納粹德國時期的寫作小組
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並非他一個人完成，除了魯道夫•赫斯（Rudolf Walter Richard Heß，1894－1987）主要執筆撰寫外，還有Claus von Pape、Theodor von der Pfordten、 und Max Erwin von Scheubner-Richter 和Dietrich Eckart 等人。
這本書影響着二戰前所有的德國年輕人，因為它是法西斯主義理論最集中的體現。希特勒1933年掌權後，這本書成為德國中小學的教材。1934 年上海黎明書局推出了該書的第一個中文版，董霖、佩萱合譯。 而白玫瑰（Die Weiße Rose）是反抗納粹極權最著名的寫作班子和組織之一，其成員包含了慕尼黑大學中的許多學生及教授，主要是由漢斯•朔爾（Hans Scholl）、索菲•朔爾（Sophie Scholl）、克里斯托夫•普羅布斯特（Christoph Probst）、亞歷山大•施莫雷爾（Alexander Schmorell）、庫爾特•胡貝爾教授（Kurt Huber）和維利•格拉夫（Willi Graf）所領導。而此團體之所以為人所知乃是因為其於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間陸續發送了6張未具名的傳單，而其主要內容在於呼籲人們參加反抗希特勒政權的運動。
中國大陸的寫作小組
中國大陸的寫作小組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1960年代初，起草《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時，就形成了寫作小組的雛形。1963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組長為康生，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該小組專門從事“批修”的文章起草工作。1964年7月，毛澤東提議成立了領導學術批判的小組，彭真為組長。後來便成立了學術批判辦公室，辦公室成員姚溱、許立群於1966年2月起草了二月提綱。 同一時期，上海市委根據毛澤東指示成立了一個寫作班，位於上海華山路丁香花園。寫作班包括文學組、歷史組、哲學組、自然辯證法組等，專門撰寫各領域的批判文章。
文革發動初期，毛澤東就組織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寫文章批判吳晗，1966年6月以這批人為主正式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其成員與之前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成員有一定的重合。 文革期間，原上海市委寫作班主要成員則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題寫作組，由吳瑞武任組長，負責市革委文件、《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社論等。1968年一度解散，姚文元主導下在上海成立了紅旗雜誌上海組稿小組，由朱永嘉負責。1971年，上海市委寫作組（化名羅思鼎等）重新成立，在《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等媒體上發表各種批判文章。
“梁效”
1973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化名“梁效”等）成立，由李家寬、宋伯年、王世敏等負責。此批判組與江青關係密切。 “梁效”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的諧音。另外還有柏青、高路、景華、安傑、秦懷文、郭平、施均、金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也是該寫作組的筆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頻率最高、名聲最大。如遇有特別重要、需要正式身分的文章，仍署全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名義。 該寫作班子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組”名義組建於1973年10月，1974年人員調整後定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其活動結束於1976年10月。由駐兩校的軍宣隊負責人遲群、謝靜宜主持，另有8341部隊一名軍人任書記，清華、北大各一人任副書記。以北京大學朗潤園湖畔一外國專家招待所的幽雅小樓為駐地，門禁森嚴，除老教授外都集中住宿，不得隨便請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內容。物資供應享受外賓標準。組織成員最多時有三、四十人；清華大學10人、北京大學20多人，還有個別從中國人民大學抽調。 該寫作班子除了有毛澤東直接向謝靜宜下達指示和要求，然後再由謝和遲向“梁效”頭頭轉達、貫徹外，主要根據江青等釣魚臺樓主的授意，或揣測他們的意圖進行寫作。前後共發表了181篇為他們政治需要服務的文章（撰寫219篇），其中三十多篇成為當時圈定的學習文件。其文章多數以顯赫位置，首發於《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北京大學學報》、《歷史研究》也在他們掌握之中。文章一經發表，全國各地大小報刊必先後轉載；被視為中央高層意圖的反映。時有“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說法，足見顯赫。其編寫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成為批林批孔運動的主導材料。而《孔丘其人》、《從〈鄉黨〉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擊右傾翻案風》、《黨內確實有資產階級──天安門事件剖析》、《評鄧小平的買辦資產階級經濟思想》、《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等文章，為梁效的代表作。 與“羅思鼎”（上海市委寫作組）、“池恆”（《紅旗》雜誌寫作組）、“初瀾”（文化部寫作組）相比，它權威更高，後台老板更硬，政治影響力更強，消息來源更廣，名氣更大，網羅的知名學者更多。參加該寫作組活動的，年輕一代有范達人（組長，著有《比較當代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何芳川、湯一介、葉朗、胡經之、馮天瑜等，1980年代以後也成為國內聲名卓著的歷史學家、文藝學家。 梁效不見於報端的活動，還有搜集、整理江青等訂購的材料（30多種），供他們作為攻擊政敵（包括國務院各部委和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官員）的“炮彈”。在文革末期的1976年，梁效的寫作、活動達到高潮。 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多次與梁效班子工作人員接談、合影、宴會，送文冠果、點心等。該寫作班子有四人選為第四屆人大代表，一人參加中共十大，兩人列名毛澤東治喪委員會，享受很高政治待遇。哲學史家馮友蘭、歷史學家周一良、文學史家林庚、語言學家魏建功等曾任顧問。 1976年10月後，該寫作班子因被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點名，其成員都受到範圍不同、程度不一、長短各異的批判、審查，要求說清楚其與四人幫的關係；部分人員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恢復了正常的教學、研究著述、出席各種會議、旅行出訪。 1976年10月以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和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都作為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加以審查。北京大學在首都體育場，於1977年12月29日，如開了萬人批判大會，范達人還一度入獄。在1983年開始的整黨中，“梁效”成員受到如下處分： 第一，李家寬、宋伯年、王世敏屬“三種人”，開除黨籍； 第二，范達人、鍾哲民犯有嚴重錯誤，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第三，葉朗、楊克明犯一般錯誤，記錄在案； 第四，湯一介、胡經之等組長一級成員犯一般性錯誤； 第五，一般成員不予追究。 據范達人介紹，當時北大黨委對這樣的處理與上級有爭論。他們強調，“梁效”中有許多成員，在“文革”初期是受打擊迫害的，他們後來成為“梁效”成員是當時的組織派去的。但上級沒有採納北大黨委的意見。 後來，一些曾經是“梁效”成員的學者，在北京大學還是獲得了重新發展的空間，有的成為著名的學術帶頭人，有的擔任了系主任乃至副校長等領導職務。 據周一良的兒子周啟博在《訪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小記》一文中談到“梁效”成員不同命運的原因時說：華國鋒以御林軍翦除“四人幫”後，要務之一就是將毛描寫成與“四人幫”對立。為此當局需要“梁效”人員指認“梁效”是奉“四人幫”之命反毛反中共。“欽犯們”願意按黨的需要說謊，替毛背黑鍋的有賞，堅持按事實說話的則重罰。歷史系范達人教授如實陳述“梁效”不過是執行毛通過“四人幫”傳下的旨意，被認為“抗拒從嚴”，系獄逾年。歷史系教授何某按中共的需要給自己羅織罪名，因而被認為“坦白從寬”，後來甚至獲賜北大副校長職位。哲學系教授葉某，毛澤東在世時向“四人幫”上條陳效忠，毛死後則按當局所定調子檢查認罪，居然也官至全國政協常委。此文遣詞雖不無情緒，但還是觸及了某些歷史真實。
文革時的化名寫作小組還有：
羅思鼎：上海市委寫作組，諧音“螺絲釘”，其他化名還有丁學雷（“丁香花園學習雷鋒”）、宮效聞、石侖等
石一歌：《魯迅傳》編寫小組，隸屬於上海市委寫作組，諧音“十一個”，指小組十一個成員 初瀾：文化部寫作組，諧音“出藍”（“青出於藍”），其他化名還有江天、洪途、小巒等 唐曉文：中央黨校寫作組，諧音“黨校文” 洪廣思：北京市委寫作組，諧音“弘光寺”，寫作組所在地 池恆：《紅旗》雜誌寫作組，諧音“持之以恆”中的“持恆” 辛文彤：北京市文化局寫作組 安學江、皖敬青：安徽省大批判寫作組，取自“安徽學習、敬仰江青”之意 文革之後的一些寫作小組仍沿用了化名方式，一些化名如下： 皇甫平：上海支持改革開放的寫作組織，諧音“黃浦江評論”，同時取“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之意 仲祖文：諧音“中組部文章” 任仲平：諧音“人民日報重要評論” 鍾軒理：諧音“中宣部理論局”
當今的化名寫作小組最著名的有：
“鄭青原”意為“正本清源” 鄭青原是誰？鄭青原是什麼人？ 鄭青原，正本清源的意思，是一個寫作小組，類似於任忠平（人民日報重要評論的諧音），是《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明社會政治制度根本問題認識時的署名。 2010年10月27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發表鄭青原署名《沿着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一文： 文章指出，改革開放30年來，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始終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深化，始終隨着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的提高不斷深化，始終隨着時代不斷變化的主題不斷溶化。我們國家面貌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充分證明，我們實行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國國情，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人民日報分別刊登署名鄭青原的文章： 1、《在大有作為的時代更加奮發有為——一論牢牢抓住歷史機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2、《靠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贏得未來——二論牢牢抓住歷史機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3、《沿着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三論牢牢抓住歷史機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4、《以更大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四論牢牢抓住歷史機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 5、《切實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五論牢牢抓住歷史機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為什麼出現寫作小組呢？
是《我的奮鬥》版的“集體智慧”？還是白玫瑰的無奈？
是越龐大，越握有真理？還是膽小怕事，需要人多勢眾？
是小組一起寫，一起承擔責任？還是大家都不用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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