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一個月有餘，有幸拜讀了黃仁宇先生《萬曆十五年》，感概良多。黃仁宇先生以短小精悍的傳記形式，評述了萬曆十五年（1587年）前後幾位極其重要人物的事跡，如萬曆皇帝，首輔張居正，申時行，清官海瑞，抗倭名將戚繼光，哲學家李贄，使讀者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哲學思想等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書中迸發出的獨特新穎的歷史觀，發人深省，打破了傳統歷史評述所謂的“去粕取精”實質“為我所用”的方式，站在了一個更加公正的角度去看待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畢讀此書，有種衝破渾噩，初見曙光的感覺，感嘆這世間之大，很難出現所謂的“完人”。縱然有治世之能，功高蓋世，也很難不在其生平發現絲毫的瑕疵。所謂“英雄”，實則為當世所需之人，加以推崇。時過境遷，受人唾棄者，不計其數。遙想當年袁成煥金戈鐵馬，獨臥寧遠城。寧遠城保衛一戰“一將功成萬骨枯”，打得努爾哈赤聞風喪膽，數月後鬱鬱而終，成為了大明後期北方興起的一顆將星，路人皆頌其將才，堪比“南戚北李”。誰知世事難料，在他再次被啟用後，駐守遼東，在皇太極繞道圍攻北京之時，中其離間之計，被崇禎皇帝凌遲處死，北京城內百姓歡欣雀躍，爭食其肉。直至大清年代，人們才從大清的史料中得知袁成煥是含冤而死的，又頌其為民族英雄，此所謂世事難料啊。

      黃先生的書中首先談到的是萬曆皇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最長的一個皇帝，可是在後人的眼中只能稱得上是一個碌碌無為的皇帝，既無建功立業之才，也無開創盛世之德，拒絕上朝的時間也是明朝最長的一位。實則談起萬曆皇帝，黃先生更多的是嘆息，縱然其有勵精圖治的抱負和治世的才德，在那樣的一種文官制度之下，想要發揮也是難上加難。明朝自洪武皇帝朱元璋開國至萬曆皇帝朱翊鈞，已經歷經了200多年的歷史。可是到了萬曆年，皇帝已經成為了文官制度下的一個擺設，早已失去了洪武皇帝當年指點江山，氣吞萬里如虎的氣勢。洪武皇帝所設立的文官制度，意在於維繫本朝的穩定，而非追求發展與飛越。明朝也是一個以道德治國而非法律治國的朝代，“四書”則成為其治國的範本。在處理任何事務時，都須站在儒家仁義道德的一面，即使是皇帝也不能違反這些教條。在這樣一種制度下，皇帝所要做的僅僅是維繫政府的一種權威，而真正治理國家的卻是那幫文臣們。我們的小皇帝朱翊鈞十歲就登基做了皇帝，接受的是傳統的儒家教育“四書”與朱子理學。起初，他確實是按照儒家的仁義道德去做，也嘗試過勵精圖治去開創一番盛世，可就在這嘗試的過程中，他漸漸懂得自己在這個制度中僅僅是文臣面前的一個傀儡，而朝中的廷臣們也是各懷鬼胎，甚至是那些冒死直諫的文臣們也是抱着“沽名買直”的心態，或為流芳百世，或為文官集團的利益抗爭。很多冒死直諫的人心裡都明白，即使被被罷官，被杖刑，只要沒死，文官集團中其他成員又會為其辯護，謂之忠義，事後多半是功成名就，而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遂成風氣。當然，我們的萬曆皇帝起初是不能窺見其中的奧妙，可是時間長了也自然體會到其中暗藏的玄機。之後，又發生了萬曆皇帝“棄長立幼”的事件。萬曆皇帝想立皇妃鄭氏的皇子常洵為皇太子，而棄皇后所生的長子常洛，遭到文官們的一致反對。最後，萬曆皇帝不甘於受這種文官制度的束縛，又沒有大刀闊斧改革的氣魄，只好選擇了消極抗爭，採用“無為”的方式，便產生了之後近三十年不上朝的局面，被後人稱之為“昏庸”。很多人在理解這段歷史的時候，僅僅把萬曆皇帝看作一個制度象徵，而常常忽略了他也是一個人的本質。在這樣的一種文官制度下，他已經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必將是一個“無為之人”，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治理這個國家，也不能肆意妄為，有損自己的名聲，完完全全只能按照儒家思想所圈定的一種模式去行事，稍加不注意，就會受到群臣們的指責，並以辭職罷官相威脅。到後來，萬曆皇帝對於空缺的官位已不在委任新人，就讓它空在那裡，也好得個耳根清閒。

      實則，與其說看萬曆皇帝這個人，倒不如說看到的是一種腐朽的文官制度。在這樣一種制度的帶領下，帝國也必將一步步地走向滅亡。當然，之後的歷史也確實見了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