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一个月有余，有幸拜读了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感概良多。黄仁宇先生以短小精悍的传记形式，评述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前后几位极其重要人物的事迹，如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清官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使读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思想等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书中迸发出的独特新颖的历史观，发人深省，打破了传统历史评述所谓的“去粕取精”实质“为我所用”的方式，站在了一个更加公正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毕读此书，有种冲破浑噩，初见曙光的感觉，感叹这世间之大，很难出现所谓的“完人”。纵然有治世之能，功高盖世，也很难不在其生平发现丝毫的瑕疵。所谓“英雄”，实则为当世所需之人，加以推崇。时过境迁，受人唾弃者，不计其数。遥想当年袁成焕金戈铁马，独卧宁远城。宁远城保卫一战“一将功成万骨枯”，打得努尔哈赤闻风丧胆，数月后郁郁而终，成为了大明后期北方兴起的一颗将星，路人皆颂其将才，堪比“南戚北李”。谁知世事难料，在他再次被启用后，驻守辽东，在皇太极绕道围攻北京之时，中其离间之计，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北京城内百姓欢欣雀跃，争食其肉。直至大清年代，人们才从大清的史料中得知袁成焕是含冤而死的，又颂其为民族英雄，此所谓世事难料啊。

      黄先生的书中首先谈到的是万历皇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最长的一个皇帝，可是在后人的眼中只能称得上是一个碌碌无为的皇帝，既无建功立业之才，也无开创盛世之德，拒绝上朝的时间也是明朝最长的一位。实则谈起万历皇帝，黄先生更多的是叹息，纵然其有励精图治的抱负和治世的才德，在那样的一种文官制度之下，想要发挥也是难上加难。明朝自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国至万历皇帝朱翊钧，已经历经了200多年的历史。可是到了万历年，皇帝已经成为了文官制度下的一个摆设，早已失去了洪武皇帝当年指点江山，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洪武皇帝所设立的文官制度，意在于维系本朝的稳定，而非追求发展与飞越。明朝也是一个以道德治国而非法律治国的朝代，“四书”则成为其治国的范本。在处理任何事务时，都须站在儒家仁义道德的一面，即使是皇帝也不能违反这些教条。在这样一种制度下，皇帝所要做的仅仅是维系政府的一种权威，而真正治理国家的却是那帮文臣们。我们的小皇帝朱翊钧十岁就登基做了皇帝，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四书”与朱子理学。起初，他确实是按照儒家的仁义道德去做，也尝试过励精图治去开创一番盛世，可就在这尝试的过程中，他渐渐懂得自己在这个制度中仅仅是文臣面前的一个傀儡，而朝中的廷臣们也是各怀鬼胎，甚至是那些冒死直谏的文臣们也是抱着“沽名买直”的心态，或为流芳百世，或为文官集团的利益抗争。很多冒死直谏的人心里都明白，即使被被罢官，被杖刑，只要没死，文官集团中其他成员又会为其辩护，谓之忠义，事后多半是功成名就，而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遂成风气。当然，我们的万历皇帝起初是不能窥见其中的奥妙，可是时间长了也自然体会到其中暗藏的玄机。之后，又发生了万历皇帝“弃长立幼”的事件。万历皇帝想立皇妃郑氏的皇子常洵为皇太子，而弃皇后所生的长子常洛，遭到文官们的一致反对。最后，万历皇帝不甘于受这种文官制度的束缚，又没有大刀阔斧改革的气魄，只好选择了消极抗争，采用“无为”的方式，便产生了之后近三十年不上朝的局面，被后人称之为“昏庸”。很多人在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仅仅把万历皇帝看作一个制度象征，而常常忽略了他也是一个人的本质。在这样的一种文官制度下，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必将是一个“无为之人”，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治理这个国家，也不能肆意妄为，有损自己的名声，完完全全只能按照儒家思想所圈定的一种模式去行事，稍加不注意，就会受到群臣们的指责，并以辞职罢官相威胁。到后来，万历皇帝对于空缺的官位已不在委任新人，就让它空在那里，也好得个耳根清闲。

      实则，与其说看万历皇帝这个人，倒不如说看到的是一种腐朽的文官制度。在这样一种制度的带领下，帝国也必将一步步地走向灭亡。当然，之后的历史也确实见了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