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闭门读书也快半年多了，始终觉得没有人指导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读书也是囫囵吞枣，没有完全消化。为了能系统地去学习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这学期旁听了中文系的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古典文化，主要是讲解中国古代的典籍，并进行中英双译的练习；一门则是中国古典政治历史的研究，主要是阅读M. Lewis的《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再结合老师在中国考古时的研究和发现，来加深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历史的理解。两门课的老师都是同一位德国教授。这位教授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人，不由得让我想到了高中教授语文的老师，于是便选了这两门课。

由于中西方有很多观念上的不同，使得我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确实让我受益颇多。在中国古典政治历史研究课上，我和老师探讨为什么Lewis没有从商朝以前的历史开始写起，而脱离了之前中国的历史，直接从甲骨文入手去研究商朝利用对鬼神崇拜，以神权建立政权的权威。我认为应该考虑到商汤灭夏桀时，利用天命来维持自己新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在夏朝开始，摒弃了禅让制度而实行“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也是值得今人去关注的。可谁知老师直接否认了夏朝的存在，认为在商朝出现甲骨文之前的历史都是不可考证的。我以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作为反驳依据，然而更让我感到惊讶地是，老师的回答是，你有权力去相信司马迁的记载，但是仅凭一家之言是无法成为有力的证据的，你要知道司马迁在写《史记·夏本纪》的时候，可能已经离夏朝有两千多年了。

我带着怀疑的态度去查阅了有关的资料：对于夏朝的存在史学界确实是存在争议的，因为迄今为止，考古学界并没有发现夏朝遗留的文字，只是有疑似夏朝遗址，但这些证据并不能有力地证明司马迁的记载。同时，中国的一些学者认定夏朝存在的依据多数都源自于《史记》。由此看来，我们是无法去否认这样的争议的，司马迁本人也许并没有杜撰什么，但是他之前的记载或者当时民间的说法是可能出现讹传的。而之所以国内外学者对于商朝的历史没有任何的争议，是因为考古学中甲骨文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古籍中记载商王朝的历史。

通过这件事，我不禁去思考：为什么我们如此坚定地相信那些所被告知的历史，而没有产生过丝毫的怀疑呢？这得从我们自小接受的教育方式谈起——从小学，初中，高中，甚至是到了大学，中国的学生一直接受着一种被告知甚至是强记似的压迫教育，而这种教育方式并不鼓励你去怀疑和去思考，而仅仅要求你去相信所被告知的一切，并且考察的方式也只在乎能否适当运用这些知识。但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些被告知的事物是否是正确的，真实的呢？如果在我们学习历史的时候，能将这些有争议的史料罗列出来，鼓励学生自己去探究思考，那么我们还会这么想当然地去相信一切被告知的事物吗？而这种理所当然的想法已经在我们的思维力深深扎根，直到有一天，另一个声音所传达出的东西和我们所接受的知识相矛盾，此时我们中大多数所表现出的是抵触与不信任，而其所持有的依据仅仅是那些所被告知的知识。

其实，经过一些深入的思考，我们不难发现，世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善恶对错之分，我们应该要能够敞开心怀去接受不同的声音，引起我们的思考，再经过自己的探究，去找寻答案。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最美好的东西就是包容。对于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本国的历史的研究，我们应该怀有一种敬意，但却不能摒弃怀疑的态度。再进一步想来，我们国家出现的诸多问题，以及民众思维和心理出现诸多的扭曲，很大一部分是教育存在了问题。而教育出现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政治渗透了教育，所引发教育走向畸形的问题。所以教育的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前提，然而就现在的态势来看，实在是遥遥无期，于是我们只有寄希望于民间自身的力量去冲破政治的束缚，以恢复教育本来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