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汉之士风有久丧，让爵，推财等，而今物欲横流，世人对名利钱财趋之若鹜，气节尽丧，令人悲痛。以物质来填补精神之空虚是内心世界不强大的一种表现。

2) “举孝廉”制度如无有效的监督管理方法，最终会造成变相的贵族制度。一个良性的社会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举才制度。多数制度无法抑制人心中嫉贤妒能的弊病，需要与合理的考察制度，任用制度相配合，才能完善现今的举才制度。

3) 五胡十六国乱华之时，没有完善礼教所维系的帝制，其弊端暴露无遗。郡守制的采用更使中央的权利旁落；二重的忠君思想的产生为夺权篡位提供了便利。民间又迫切地需要政治改革，而宗室已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在东汉末年使无数豪杰投身到权利斗争的战火中去。在诸多少数民族利用乱华之际学习汉族文化形成民族大融合之时，南朝政权在弑君中不停地更替着，在昏淫无道中放纵着它最原始的欲望；而此时的北方则沿袭了暴力的更迭，诠释了弱肉强食的定义。

4) 王徽之乘着酒兴，行舟百里，访戴安道——“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排门看竹，何须访主？

5) 两汉农民的土地承认私有，向政府纳租，如今土地所有权回归政府，必将加重农民租税负担，且丧失了自耕地的积极性。（汉代十五税一，乃至三十税一。）

6) 隋朝虽仅有三十九年，但人口与社会富足程度很高，即使是鼎盛时期的唐朝，也只有唐玄宗时期可以与暴戾的隋文帝时期相媲美。隋文帝时因大旱而有饥民，其不怜百姓而惜仓实，遂使人心。

7) 唐制中相权抑制君权，更好地调节上下之矛盾。分户以消弱地方之权利，使之无法形成与中央抗衡之势力，加大了中央集权。租庸调制大大减轻农民负担，以“为民制产”为本。府兵制大大减轻了军费的开销。可见中国古代的制度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

8) 宋代国力虚弱乃由“冗兵冗吏”而生，仁宗时兵数达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英宗时则为一百十六万两千，军费为岁入的六分之五。然对外则以和为贵，无军事收复失地。以和平为先，则无需冗兵自扰，消耗自身的国力，坐等外患强大。“冗吏”则重文轻武，轻赐金钱，待遇优厚，荫子荫孙，难怪崖山之败，万人随主投海，宋真乃文人之天堂。

9) 钱穆公评价宋代政治道：“那时的政治，最高不过养尊持重，无动为大，敷衍场面捱日子。”而今之政治不亦是如此？

10) 仁宗之范仲淹变法与神宗之王安石变法皆以失败告终：前者先清吏治，后正法治，触犯士族利益；后者重法治，不问吏治，致使法无人行，反成扰民。

11) 王鏊语：“使天下尽出於空疏不学，不知经史为何物，是科举为败破人才之具也。”然今之高考与科举同出一辙，仅以“除了高考没有再公平的考试制度适合现今的中国”一说，是不负责任的。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千古留名的大师，然今之中国，大师遂已绝迹，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制度与举才制度吗？

12) 王安石尊道，认为君相官吏应为社会民众尽其责任，而非为保持门第与地位。这样的理念不应该被打上封建和腐朽的标签。

13) “至清代始对士人言论、结社、出版三大自由，皆切实严禁。”有人说清朝在现今的中国，也不说全错。

14) “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一种文化应该有她的包容性，如果失去了文化，我们岂不是被夷狄之了？

15) “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朝。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柳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所过州、县，先毁廟宇。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讨粤匪檄》曾国藩。

细读此文，似曾相识，与十年之文化浩劫如出一辙。太平天国起义与中共革命有诸多相似之处：天国拜上帝，中共拜马列；天国以天朝田亩制度诱民起义，中共以土地改革驱民革命；天国定都南京，开始权利斗争，功臣屠戮殆尽，中共定都北京，铲除异己，诸多元帅皆难幸免；只是，一个成功了被歌功颂德，一个失败了被后世所遗忘，这就是历史，仅此而已。

16) “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郭嵩焘

17) 今天我们说这个时代是进步的，但我们做的却是古人所唾弃的，那我们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呢？

18) “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梁启超。

有些人看到的，是百年后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