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閉門讀書也快半年多了，始終覺得沒有人指導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讀書也是囫圇吞棗，沒有完全消化。為了能系統地去學習中國古代的歷史文化，這學期旁聽了中文系的兩門課：一門是中國古典文化，主要是講解中國古代的典籍，並進行中英雙譯的練習；一門則是中國古典政治歷史的研究，主要是閱讀M. Lewis的《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再結合老師在中國考古時的研究和發現，來加深對於中國古代的政治與歷史的理解。兩門課的老師都是同一位德國教授。這位教授是一位溫文爾雅的人，不由得讓我想到了高中教授語文的老師，於是便選了這兩門課。

由於中西方有很多觀念上的不同，使得我可以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思考自己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確實讓我受益頗多。在中國古典政治歷史研究課上，我和老師探討為什麼Lewis沒有從商朝以前的歷史開始寫起，而脫離了之前中國的歷史，直接從甲骨文入手去研究商朝利用對鬼神崇拜，以神權建立政權的權威。我認為應該考慮到商湯滅夏桀時，利用天命來維持自己新建立政權的合法性，同時在夏朝開始，摒棄了禪讓制度而實行“兄終弟及”的繼承制度也是值得今人去關注的。可誰知老師直接否認了夏朝的存在，認為在商朝出現甲骨文之前的歷史都是不可考證的。我以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的記載作為反駁依據，然而更讓我感到驚訝地是，老師的回答是，你有權力去相信司馬遷的記載，但是僅憑一家之言是無法成為有力的證據的，你要知道司馬遷在寫《史記·夏本紀》的時候，可能已經離夏朝有兩千多年了。

我帶着懷疑的態度去查閱了有關的資料：對於夏朝的存在史學界確實是存在爭議的，因為迄今為止，考古學界並沒有發現夏朝遺留的文字，只是有疑似夏朝遺址，但這些證據並不能有力地證明司馬遷的記載。同時，中國的一些學者認定夏朝存在的依據多數都源自於《史記》。由此看來，我們是無法去否認這樣的爭議的，司馬遷本人也許並沒有杜撰什麼，但是他之前的記載或者當時民間的說法是可能出現訛傳的。而之所以國內外學者對於商朝的歷史沒有任何的爭議，是因為考古學中甲骨文的發現，有力地證明了古籍中記載商王朝的歷史。

通過這件事，我不禁去思考：為什麼我們如此堅定地相信那些所被告知的歷史，而沒有產生過絲毫的懷疑呢？這得從我們自小接受的教育方式談起——從小學，初中，高中，甚至是到了大學，中國的學生一直接受着一種被告知甚至是強記似的壓迫教育，而這種教育方式並不鼓勵你去懷疑和去思考，而僅僅要求你去相信所被告知的一切，並且考察的方式也只在乎能否適當運用這些知識。但是我們卻往往忽略了一個事實——這些被告知的事物是否是正確的，真實的呢？如果在我們學習歷史的時候，能將這些有爭議的史料羅列出來，鼓勵學生自己去探究思考，那麼我們還會這麼想當然地去相信一切被告知的事物嗎？而這種理所當然的想法已經在我們的思維力深深紮根，直到有一天，另一個聲音所傳達出的東西和我們所接受的知識相矛盾，此時我們中大多數所表現出的是牴觸與不信任，而其所持有的依據僅僅是那些所被告知的知識。

其實，經過一些深入的思考，我們不難發現，世間其實沒有絕對的善惡對錯之分，我們應該要能夠敞開心懷去接受不同的聲音，引起我們的思考，再經過自己的探究，去找尋答案。一個人，一個民族，一種文化，最美好的東西就是包容。對於歷史的研究，特別是對於本國的歷史的研究，我們應該懷有一種敬意，但卻不能摒棄懷疑的態度。再進一步想來，我們國家出現的諸多問題，以及民眾思維和心理出現諸多的扭曲，很大一部分是教育存在了問題。而教育出現的問題，很大一部分是由於政治滲透了教育，所引發教育走向畸形的問題。所以教育的改革必須以政治改革為前提，然而就現在的態勢來看，實在是遙遙無期，於是我們只有寄希望於民間自身的力量去衝破政治的束縛，以恢復教育本來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