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二十年前，美國《展望周報》(The Outlook)總編輯阿博特(Lyman Abbott)發表了一部自傳，其第一篇里記他的父親的談話，說：“自古以來，凡哲學上和神學上的爭論，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詞上的爭論。”阿博特在這句話的 後面加上一句評論，他說：“我父親的話是不錯的。但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他老人家的算術還有點小錯。其實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還只是名詞上的爭論。”
這幾個月裡，我讀了各地雜誌報章上討論“中國本位文化”，“全盤西化”的爭論，我常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議論。因此我又聯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 討論這個文化問題時，因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點批評。那一年(一九二九)《中國基督教年鑑》(Christian Year book)請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題目是“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我指出中國人對於這個問題，會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 化。我說，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裡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 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鑑出版後，潘光旦先生在《中國評論周報》裡寫了一篇英文書評，差不多全文是討論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兩個意義不全同 的字，一個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譯為“全盤西化”；一個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譯為“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潘先生說，他可以完全贊成後面那個字，而不能接受前 面那個字。這就是說，他可以贊成“全力現代化”，而不能贊成“全盤西化”。
陳序經、吳景超諸位先生大概不會注意到我們在五六年前的英文討論。“全盤西化”一個口號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評，引起了不少的辯論，恐怕還是因 為這個名詞的確不免有一點語病。這點語病是因為嚴格說來，“全盤”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義，而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其實陳序經先生的原意並不是這 樣，至少我可以說我自己的原意並不是這樣。我贊成“全盤西化”，原意只是因為這個口號最近於我十幾年來“充分”世界化的主張；我一時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幾年 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會特別聲明“全盤”的意義不過是“充分”而已，不應該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數量的解釋。
所以我現在很誠懇的向各位文化討論者提議：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量上即是“儘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議的理由是這樣的：
第一，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例如我此刻穿着長袍，踏着中國緞鞋子，用的是鋼筆，寫的是中國字，談的是“西化”，究 竟我有“全盤西化”的百分之幾，本來可以不生問題。這裡面本來沒有“折衷調和”的存心，只不過是為了應用上的便利而已。我自信我的長袍和緞鞋和中國字，並 沒有違反我主張“充分世界化”的原則。我看了近日各位朋友的討論，頗有太瑣碎的爭論，如“見女人脫帽子”，是否“見男人也應該脫帽子”；如我們“能吃番 萊”，是不是我們的飲食也應該全盤西化；這些事我看都不應該成問題。人與人交際，應該“充分”學點禮貌；飲食起居，應該“充分”注意衛生與滋養：這就夠 了。
第二，避免了“全盤”的字樣，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贊助。例如陳序經先生說：“吳景超先生既能承認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麼吳先生之所 異於全盤西化論者，恐怕是釐毫之間罷”。我卻以為，與其希望別人犧牲那“毫釐之間”來牽就我們的“全盤”，不如我們自己拋棄那文字上的“全盤”來包羅一切 在精神上或原則上贊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們。依我看來，在“充分世界化”的原則之下，吳景超、潘光旦、張佛泉、梁實秋、沈昌曄……諸先生當然 都是我們的同志，而不是論敵了。就是那發表“總答覆”的十教授，他們既然提出了“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的三個標準，而這三件 事又恰恰都是必須充分採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麼，我們在這三點上邊可以歡迎“總答覆”以後的十教授做我們的同志了。
第三，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 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你儘管相信“西菜較合衛生”，但事實上決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採取。你儘管說基督教比我們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實上基督教有一兩百個宗派，他們自己就互相詆毀，我們要 的是那一派?若說，“我們不妨採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盤”了。這些問題，說“全盤西化”則都成爭論的問題，說“充分世界化”則都可以不成問題 了。
鄙見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討論者以為如何？
1935年6月22日
註：原載1935年6月21日天津《大公報》
收入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卷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