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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水位
作者； 劉瑜 摘抄：自由鳥
在一個合理的制度中，“自私”不應該是問題，“損人利己”才是問題。
我不認為中國人具有某種胎記式的國民性——事實上我認為，認定自由、民主“只適合西方”的看法是一種變相的種族主義，而種族主義是一種過於懶惰的世界觀。
我不知道人性善性惡，只知道人人都追求快樂，而選擇的權利——自由——是快樂的前提；同時，權力制衡——民主作為其維度之一——又是自由的前提。
觀念又怎樣變化？除去經濟社會發展所塑造的土壤，知識的傳播與價值的澄清則依賴於人為的努力。
我當然不相信制度的改革可以一夜之間改變文化，但是制度的變革至少可以打開一個公共生活的空間，而公民素養的培養首先需要一個公共空間，就象學會跑步需要首先解開腳鐐。那些說“中國人素質低，所以中國不應該……”的人，也許可以考慮把這話改成“中國人素質低，所以中國更應該……”。
有一種民意叫偽民意。在一個多元意見、選擇自由不可能的環境裡，民意只能被認作是偽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無從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
鑑定民意的真偽，標準不在於民眾選擇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誠，而在於他們在形成意見時討論是否自由、觀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
一個強大到可以給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強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
歷史也許會以進兩步、退一步的方式前進，某代人可能會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過，但我相信，在所有的專制者中，時間是最專制的那一個。很多時候，人類一不小心誤會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過聰明，或者不夠聰明，而時間總是不徐不疾地將誤會澄清。
很多留學生出國之後關注國內“超女”選拔，遠勝於關注美國國會辯論，還有很多干
脆順着我們從小被灌輸的意識形態框架，看見的永遠只是“美帝”如何橫行霸道，而不是這個國家的政治運作機制。一個人“看到”一個事物並不等於他能“看見”它，人們往往需要穿過重重意識形態才能看見自己所看到的東西。中文裡有個更簡潔的詞，叫做“視而不見”。
我眼裡只有兩種思考者：一種是思考真問題的，一種是思考偽問題的。堅持思考真問題，並堅持問題的答案不在其標新立異、而在於其合情合理，這就是我眼裡的深刻。或者說，在必要的時候堅持簡單即深刻。
實證精神大約是中國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傳統之一。實證是什麼呢？實證無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問個“此話怎講”以及“何以見得”。用科學的語言來講，就是一講邏輯，二講論據。
在現代社會裡，只有決策透明、民主、科學，才合乎程序正義。
知識分為三種：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
對民主也許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僅僅是，一種權力平衡裝置。這種平衡性也許不能保證法治，但至少使它變得更可能。
“他也可以是我”，是普遍人權理念的倫理前提。
普遍人權保護的不僅是“我”的自由，還是作為“我”的他人的自由。在這種價值觀里，社會由無數個尊嚴對等的“我”組成，並非由一個身處頂點的“我”、數個身處中層的“你”與無數身處底層的“他”組成。只有將社會理解成無數個尊嚴對等的“我”，普遍人權才變得必要和珍貴。換言之，人權觀念的倫理基礎不是任性，而是博愛。
民主的觀念基礎無非是兩點：問責意識和權利意識
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民族的悲劇其實也可以是它的財富，而拒絕挖掘這個財富則往往導致一個民族在歷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遠的不說，拿現代史來說，肅反不反思，於是有整風。整風不反思，於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於是有大躍進。大躍進不反思，於是有文革。拒絕反思，“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導致的往往是苦難的死循環。
正如市場經濟體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資本，而是引導這些這些資本流向合理項目的中間人，一個正常社會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導這些善意流向弱勢群體的中間人。在經濟體系中，那個給資本穿針引線的主角是金融機構，而在社會生活中，給人們的善意做中介的則是各種公益慈善機構。
好的制度可能激勵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壞的制度則可能暴露其最醜陋的一面。俾斯麥說“政治是一種可能性的藝術”，那麼我們能敲開人性中哪種可能性，說到底還是取決於我們在締造什麼樣的政治。
民主的質量依賴於思想的自由，因為自由哺育多樣性。
在沒有政治自由時，真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是對民意的傾聽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發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輸甚至操控出來的，去代表它又有何意義？
我們知道，民主制度是一個複雜的政治機體，除了公正選舉，還需要強大的公民社會、公正的司法機構、發達的政黨體系、尊重規則的法治文化、有效的水平制衡、一定的經濟基礎等等，只有這一系列的要素同時運轉，民主的齒輪才可能真正運轉，民主才能成為一個連續過程而不是幾年一次的“趕集”，而選舉革命對選舉這個要素的痴迷雖然必要，卻是不夠的。有了相對公正的選舉就指望民主制度變得完美無缺，就像一個人有正常血脂就指望自己無比健康一樣——除了正常血脂，身體健康還需要正常血壓、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等等等。
能確保一個政治家為民服務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政治制度——一個具有法治、制衡和協商精神的制度。
很多拉美國家的民主都有一個特徵：它注重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垂直呼應，但忽視政府和立法、司法機構之間的水平制衡。
一個健康政治制度的真諦在於制衡，而不是民粹。一個好的民主制度不僅僅在於選舉的“那
一剎那”政治家是否贏得了高選票，而且還在於兩個“剎那”之間的歲月里，能夠有制度性制衡來推動不同機構和利益集團之間的協商互動。一個只注重垂直呼應民意而忽視水平制衡的政府，也許合法性很高，但是合理性很低。
美國憲法所追求的基本價值觀是什麼？個體自由和權利、地方自治、限制政府濫用權力、限制民粹主義——以及後來，在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之後，對“法律的平等保護”的承諾。
所謂“法治”文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來自於權力機構的價值自覺與實踐。民眾的“素質”，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機構本身的“素質”。
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裡（高華著），我們讀到了這種思想改造的“配方”：資源的壟斷式供給＋全面改寫歷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閉＋觀念的強制灌輸＋在群體中孤立個體＋暴力威脅；以及這種“思想改造”外科手術般的“程序”：封閉的學習文件 -> 組織群體對個體進行批評與攻擊 -> 自我羞辱式的檢查與“交心” -> 必要時的懲罰甚至暴力懲罰 -> 糾偏階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這一套“配方”與“程序”，在以後歷次整風運動中屢試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斷積累，最終形成了“億萬顆頭腦中只有一顆可以自由運轉”的悲劇。
如果我很關心“資產階級民主是不是虛偽的”這個問題，以前我可能會去讀馬克思、讀盧梭、讀施密特，現在我則會去讀有關議員投票記錄和民意測驗對比的研究、政治競選捐款的來源比例研究、投票率和社會階層關係的研究、議題媒體曝光度和總統的態度韌性等等書、文章或甚至新聞報道。這些研究也許討論的都是“小”問題，但是它們往往用一種有理有據、嚴格論證的方式來抵達那些“小”結論，這種雖微觀但嚴密的論證方式，在我看來，比那些雖宏大但浮空的判斷要有力
量的多。
當一個人追求快樂的權利被剝奪時，別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樂。
一切專制者都試圖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無法進駐人的大腦，於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達。語言因此必須被消毒、被馴化。一些詞被妖魔化，另一些詞被紮上蝴蝶結，一些詞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詞則被噴上了香水。多年的教育之後，一提起“農民起義”，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說到“國民黨”，就想起“三座大山”……成年以後我知道歷史並非如此非黑即白，但這些被“加工”過的詞彙在意識深處留下的情緒反射卻經久不去。以條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個詞語在展開其內容之前散發出某種“氣味”，正是此類教育的成功之處。
仔細想來，這樣的較真精神，真的必須以經濟發展為條件嗎？一個學校的老師認真地對待學生，需要花費多少GDP呢？還是只需要一種“認真對待權利”的精神？每次看到有人用經濟不發達來為很多中國人不排隊、隨地吐痰、不遵守交通規則來辯護時，我就想，人均GDP到底和隨地吐痰有什麼關係呢？到底有什麼關係呢？到底有他媽的什麼關係呢？
話說也是劍橋校友的李約瑟同學曾經提問：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呢？
我想這事難道很費解嗎？劍橋大學成立於1209年，與北京的國子監成立時間大致相當。問題是各自都在教什麼呢？中世紀劍橋大學的課程包括：邏輯學，幾何，數學，法律，醫學，修辭，音樂，當然也少不了神學。國子監呢？四書五經，四書五經，四書五經。你說，當全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在那搖頭晃腦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關於這個浩瀚世界的知識縮減為“人際關係學”時，人家從邏輯、從幾何、從對客觀世界的好奇心出發，抵達現代物理、天文、生物知識，有什麼奇怪嗎？如果牛頓出生在中國，20歲的他，冥思苦想為什麼蘋果往地上掉而不是往空中飛並把這個困惑告訴他人時，他爸爸會不會一巴掌扇過去，說：你吃飽了撐的是吧，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還不趕緊討個老婆去！
教三年書下來，我發現最好的學生都有一個特點：充滿好奇心。他們不是被動地接受知識，而是不斷地追問和反問你，更重要的是，不斷地追問和反問自己。他們最開始跟你討論問題，也許會從某個作者在某本書裡說過什麼開始，但最後總是慢慢地轉向經驗世界中的問題本身，以此來反思理論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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