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第五次战役问题

早在1950年12月29日最高领袖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提到了第二年的春季攻势：“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1951年1月14日最高领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预测：“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份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 1月28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战役之后，敌人可能和我方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是有利的。”3月1日最高领袖在致斯大林的电文中说：“我们计划在我军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在这四封关于春季攻势的电报中前三个的心境和第四个是不同的，前三个电报表现出最高领袖的高度乐观，“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 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 在占领大田、安东之后，我军再进行两三个月的准备，然后再发动第五次战役”，而后来的事实是第三次战役没有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第四次战役不仅没有占领大田、安东，反而被对方压回了三八线，因此第四封电报对春季攻势的设想已经不是最后一战，而是扭转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被动局势。

在长达近3个月的第四次战役中，志愿军第一番部队中的6个军以艰难的阻击战、反击战为第二番赴朝部队争取时间，到4月中旬第3兵团、第19兵团全部到达集结位置，这两个新兵团已经换装苏式装备，无后坐力炮、120毫米迫击炮、高射机枪等支援武器配备到了团一级。此时志愿军的兵力空前雄厚，总共14个军，投入第一线的兵力有步兵11个军33个师，另有3个炮兵师、1个高炮师，约55万人，装备各种火炮6000余门，其中大中口径火炮1000余门。北朝鲜投入第一线有三个军团十几万人，中朝军前线兵力近70万，联合军在朝地面作战兵力总数为34万人，能投入第一线的还是第四次战役时的那二十几万人，中朝军和联合军的兵力对比约为3比1,在重点地段可以达到6比1以上的优势。4月17日志愿军政治部下达《第五次战役政治工作指示》明确指出：第五次战役的任务是大量的歼灭敌人几个整师，每个军歼敌一至两个团。战役目的是取得主动权，争取缩短朝鲜战争的时间。4月18日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达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部署，明确此役目的是“歼灭北汉江以西美军3个师(欠1个团)，英、土3个旅，伪1、6两师”， 战役指导为“掌握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各个歼灭敌人及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之原则，运用得力部队，渗透切断敌后路，以求干净、全部、各个包围歼灭敌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对美军有“士气不高，实战经验不多，战斗力弱。”的介绍，在此种误导下新的参战部队普遍存在轻敌心理，入朝后第 3兵团代司令曾满不在乎地说：就美军那点兵力，还不够一场淮海战役打的。战前他还向彭德怀表决心：“彭总，我们1个兵团消灭敌人1个师不成问题，我保证还要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4月22日，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拉开了序幕，第五次战役的经过几乎是第三次战役加第四次战役的翻版，亦像是一场混乱的彩排。

战役的第一阶段中朝军主动进攻，打了7天，西线由志愿军负责，东线由北朝鲜两个军团负责。在西线，左翼宋时轮集团5个军突破顺利, 插入联合军纵深30余公里, 对美第24师、南朝鲜第6师给予一定打击，但未能取得较大战果。中央方向的第3兵团突破后被美第3师、土耳其旅挡住，进展较慢，包围美3师35团后无法歼灭，该部美军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突围撤走。右翼第19兵团突破临津江后, 因64军未能迅速突破南朝鲜第1师阵地，致使两个军的5个师的兵力大部拥挤在临津江南岸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遭联合军炮兵、航空兵火力突击，损失很大。63军歼灭英军第29旅一个营，因全兵团没有实现战役迂回，歼灭英军第29旅的任务落空。第一阶段中朝军虽然打开了战役缺口，但由于联合军注重坚守要点，志愿军没能有效地穿插分割，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歼敌不多。由于在汉城以北大量歼敌的机会已失，携带的粮食弹药基本用光，中朝军遂停止进攻。

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整个战线从西南向东北呈斜线态势。美军集中在西线，东线由南朝鲜军的6个师驻守。中朝联军决定第3、第9兵团隐蔽东移，实施第二阶段作战，先集中兵力歼灭南朝鲜军第3、5、7、9师，而后视情况再歼首都师和第11师。这与第四次战役中的横城反击战如出一辙，打不下美军时向南朝鲜军下手，这个从第四次战役开始使用的策略贯穿至战争尾声。中朝军13个军(志愿军9个，北朝鲜4个)发起的第二阶段进攻历时五天，将南朝鲜第3、9师大部歼灭，将第5、7师击溃。联合军的东线出现了缺口，美3师和南朝鲜第8师以摩托化行军，十几个小时行进100多公里，迅速堵塞了缺口，建立了纵深防御，联合军又形成东西相连的完整防线。

第一、二阶段的作战历时一个月，中朝军相当疲劳，大部已断粮，遂向三八线附近北移以图休整。据中国官方的统计，第一、二阶段的作战歼敌4.6万,水分几何不得而知，反正未消灭团级建制美军。相对中朝军的疲弱之态，美军的战斗力和一个月以前没有多大差别，李奇微没有理由不抓住机会。中朝军北撤的第二天，联合军实施全线反击，由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的合成化团级特遣队为先锋，从多处楔入中朝军防线, 三天内向中朝军纵深推进了50～80公里。志愿军第27军、第12军两个师、第60军180师被阻隔在联合军后方，前两支部队成功脱险，180师被包围，绝大部分损失。

在历时约20天的第三阶段中, 中朝军被动地撤退防御，面对联合军的优势火力又大吃苦头。战役结束后,中方统计志愿军战斗减员8.5万人, 毙伤俘联合军8.2 万,北朝鲜损失不祥,即便是这种水分化统计, 中朝军的损失也超过了联合军。第五次战役志愿军的减员比率为15%，联合军的减员比率肯定比志愿军小，其中美军的减员比率更是小得多，结合中朝军歼灭的大编制单位只有第南朝鲜3、9师，估计联合军减员在3万左右，不会超过4万。第三阶段毙伤俘联合军3.6万是根本不可能的，防御战中杀伤敌军的数字统计最不可靠。

第五次战役是一场败仗，一次生搬硬套内战经验的战役，一次不该发动的战役，其实质是错误战略思想和战役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战役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歼灭美军几个整师”，目标就定错的战役结果可想而知。表现上看第五次战役是中朝联军“进攻的顶点”，实际上第五次战役只是中朝联军 “努力的顶点”，在战略上中朝联军“进攻的顶点”在第三次战役时就已经过去了，因此第五次战役是一次多余的战役，纯粹是一场军事赌博。

最高领袖决定发起战役时周恩来曾建议等一段时间再打，最高领袖未予采纳;洪学智曾三次向彭德怀建议把美军往北放一段距离再打，也未被采纳。如按周、洪的建议的时间和空间发起战役，战术角度上好一些，不会败得那么惨，可能打成互有胜负的平手。但在战略上仍将是一个失误,因为当时对志愿军而言最好的选择恰恰是相持于三八线,而不是再打什么运动战、进攻战。在国内战争中有一条作战原则是多打运动战，少打阵地战，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解放军的火力处于弱势，而机动性处于优势。而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打运动战却显得吃力，原因就在于美军机动性强于志愿军，在第二、第三次战役里中国军队抓不住美军主力，多次证明了这一点。运动战不好打，阵地战就成了好一些的选择。在火力、机动力、后勤供给力作战三要素中，打运动战志愿军三个弱点全占了，而打阵地战机动力差的弱点就隐藏了，后勤供给差的弱点因为省去了无谓的进退消耗，也有所隐藏。人是有能动性的，能够想出办法在敌方优势火力下减少伤亡，反斜面战术和坑道战术就是有效的发明，坑道战术使志愿军在以后的上甘岭战役中挡住了美军最后一次较大的攻势。如果第四次战役后，以增加的兵力打阵地战，损失会小些，消耗美军的兵力会多些，还会在三八线附近多保有一些土地。

3兵团180师的折损是发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恶果，这是中共军队战史上少有的师级建制损失。按原计划180师应于5月23日北撤，日落后准备行动时，60军收到3兵团部一封催命电“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 据此命令180师继续在原地布防，掩护兵团主力撤退。就在23日白天，180师右翼63军部队未通知左翼友邻就撤出阵地，此处为3兵团和19兵团的结合部，两个兵团之间暴露出一个缺口。24日联合军从缺口处插入，控制了北汉江渡口，越过180师向北突进，整个北汉江南岸只有180师一个师级部队，并且三面受敌，处境险恶，下午60军电令180师撤过北汉江，“各部暂不撤收”电白白耽误了180师一天时间，180师滞留于北汉江南岸对战局未起任何作用，反而陷于不妙境地。25日，180师边打边撤，陆续有官兵被俘，联合军了解到有一支较大建制的志愿军部队被隔断在美军身后。下午180师接到军部转发兵团的第二道命令：师部带两个团占领驾德山，另一个团占领马坪里北侧山地。26日拂晓，180师部率两个团到达驾德山，发现联合军已经在他们的北面──马坪里。 180师的处境由原来的被隔断恶化为被包围，减员很大，剩下约3000人，180师的命运已定。下午军部指示其向鹰峰突围，部队分成两路行进，美军以炮火封锁道路，部队建制被打乱，美军飞机在上空盘旋播音，点明180师的番号劝降。27日拂晓，180师余部1500来人到达鹰峰，遇到的仍是美军，左突右冲了一天，180师只余400多人，无法再作有组织的战斗，遂分散突围。

损失180师的直接指挥责任在3兵团指挥部，兵团代司令不了解现代化战争，拿内战时的旧经验来指挥作战，对美军惯用的快速反击战术没有心理准备，“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是一封糊涂电，到驾德山阻击敌军的命令和“各部暂不撤收”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设定错了阻击敌军进攻的地点，3兵团指挥部两次为180师设定阻击地点，而事实上联合军两次跑到了设定点以北。60军指挥部同样对美军的快速反击战术缺乏心理准备，23日下命令时期望180师能阻击敌军3至5天，事实上一天都很勉强;25日60军部在半小时内接连收到3兵团部关于180师行动的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好一些，60军部未能加以权衡，两道命令原样转发180师，说明60军部在战术研判上和3兵团部同样不清醒。

对180师的损失开始上面还说“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但如果一层一层地追究，顺着“带决定性的一仗”、“最后一战”、“春季攻势”的藤摸瓜，就追到了最高领袖头上，所以后来从兵团一级开始层层推诿，把责任全推到师级以下基层，罪之以“右倾动摇”，以掩盖整个战役失败的战略责任和战役责任，直到今天，“抗美援朝正史”还说第五次战役是胜仗，只是不圆满而已。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对志愿军的士气影响很大，6月1日 彭德怀向最高领袖报告：“三兵团损失很大，四处溃逃，企图回国现象严重，现正派人分途拦挡归队”。部队后撤中有2万人失踪，3兵团因一时混乱失踪最多，达 16000人，边境的丹东市内甚至出现了三五成群流浪的志愿军离队士兵。

第二个后果是志愿军被俘1.7万人,占战争期间中方被俘人数的80%,让美军拣了个大便宜，为美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压中方一头提供了机会,说难听点, 第五次战役就是给美军送俘虏的战役。180师有5000余人被俘，照应了3兵团代司令战前说的“捉5000个美军俘虏兵”。

第三个后果是战线被美军北推，战役停止线在战役发起线北面10几公里处，既损失了部队，又丢了土地。

美军从第四次战役中获得了有益的作战经验，既看到了自己的长处，也了解了对方的短处，因而美军在第五次战役中知彼知己，先以稳健的防守及适当的后撤消耗中朝军的粮弹，再以快速有力的反攻杀伤中朝军。利用空间的伸缩削弱对方的有生力量, 这是中国军队在历次战争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自己忘记了,却让美军用上了。志愿军却未从第三、四次战役中汲取教训，没有充分认识美军的长处，也没有认真审视自己的短处，在相当程度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失败是必然的。孙子兵法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最高统帅发动第五次战役，既没有先创造出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也没有等待敌人可被已方战胜的条件出现，就一厢情愿地想“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注定是一个军事上的幻想。孙子兵法又云：“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第五次战役的失败就是违背这一古训的结果。在这场大战役中，有《孙子兵法》遗产的中国的军队败于没有《孙子兵法》的美国的军队，是很不应该的。

第五次战役上上下下都有责任,责任最大的还是最高领袖,“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如此结局的首要责任不得不由最高统帅来负。180师的折损惊动了统帅，在调查失败原因时统帅关注的竟然是兵团军事主官是否右倾，而第五次战役失败的本质恰恰是左倾军事冒险。第五次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时,斯大林就最高领袖设想的“零敲牛皮糖”战术坦率地来电：“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

第五次战役是朝鲜战争中继仁川战役后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从此攻守之势完全易位,中国志愿军彻底失掉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在第五次战役中，中国对人力资源和物力的使用达到了极限，战役的失败使中国的决策层放弃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目标,改之以维持三八线,并且正式开始和谈,但和谈的内容已经不涉及中国的政治利益了。1951年下半年的战况基本上是南攻北守,志愿军拼死作战的目标就是保住最高领袖曾经不屑一顾的三八线。

七、对自身短处和敌方长处认识缓慢

第二次战役是在对志愿军非常有利的战役态势下进行的，联合军以22万余人(其中美军7个师)在弄不清中国军队大规模进驻朝鲜的情况下贸然北进，中国军队以38万兵力(30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虚位以待。

在西线中国军队先以少部分兵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再以主力打开战役缺口，各部深入穿插，迂回包围，38军113师进至三所里、龙源里，截断了以两个多师美军为主的一路联合军的退路，但由于其它方向的部队受阻迟误，未能达成战术合围，这路联合军经安州、肃川成功撤退。38军在阻击战斗中打掉了联合军的很多辎重装备，部队以前没见过这么多洋捞，在发往志司的电报中对战斗作了过于乐观的汇报，彭德怀以为很有可能歼灭这一路美军主力，在鼓励38军“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后加了“38军万岁!”，事实证明“万岁军”的赞誉给得过早了。“万岁军”在后来的作战中没有什么过人表现，1952年 10月38军在白马山战斗中打得一塌糊涂，给南朝鲜军当了回陪练，陪着对手打出一个白马师。

在东线联合军以5个师向北冒进，志愿军第 9兵团集中两个军的兵力将美军陆战第1师主力及第7师1个加强团分别包围于下碣隅里、柳潭里和新兴里地区, 虽然达成战术合围,但因中国军队火力薄弱，气候严寒，补给困难，部队因冻饿非战斗减员很多，除集中5个团将新兴里之一部美军 (约二个营)歼灭外,未能歼灭陆战第1师主力, 其在美第3师接应下撤走。

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是收复平壤，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上的颓势。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如此有利的战役态势下，没能成建制地大量消灭美军。如果第二次战役的作战对象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肯定是场大歼灭战，打美军却打不成歼灭战，说明美军是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作战对象。

在中方的第二次战役记录中，毙伤俘敌3.6万余(其中美军2.4万余)，志愿军伤亡3万余。美军的损失统计是值得推敲的，美军总共7个师，十几万人，如果第二次战役减员2.4万，减员比率约为17-18%的样子，属于中度减员，肯定会有部分建制部队几个月内无法再战，而事实是在一个多月后的第四次战役中，美军7个师一个不落地参加了进攻，而且表现得精神抖擞，向北推进了约百公里。反观中国军队，第9兵团的20军、27军因减员严重，无力参加第四次战役，只有26军能继续参战。志愿军伤亡3万余的统计排除了冻死冻伤等数字，这个数字高达4万，加上这个数字，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减员总数不下7万，占投入兵力的18%，为中度减员，可见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的损失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比例上都远高于联合军。1950年12月29日最高领袖致电彭德怀：“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明年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 第二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已经有不小的损失，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各种客观条件均比第二次战役差，怎么可能取得超过第二次战役的战果?最高领袖在电文中不切实际的乐观表明他对敌方长处缺乏认识，对志愿军的短处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第四次战役时最高领袖承认志愿军在军事上有很大困难，但又说“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乐观到了主观盲目的程度。

军级建制在一次战役后失掉再战的能力,这一现象在第四次战役同样出现。在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长达62天的防御作战中, 志愿军第38、50、42、66四个军在美军的优势火力下苦熬,伤亡程度可想而知,在第五次战役的作战序列中这四个军全部缺席。第四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同样不实，在中国官方的记录中志愿军歼敌5.3万余，自身伤亡4.2万余，第二次战役联合军陷于被动志愿军的损失尚且高于联合军，第四次战役联合军处于主动，志愿军的损失怎么可能少于联合军?相对志愿军38、50、42、66军全部缺席第五次战役，美军的7个师又是一个不落地上了阵，这说明了什么?

可以说中方关于朝鲜战争每次战役的伤亡对比统计都是不真实的,不实统计的累计结果就是战后中国官方宣布歼灭美军39万,而事实上美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总共14.9万(包括北朝鲜军队的杀伤),因为无从得知北朝鲜军队杀伤美军的数字,即便把14.9万全部算作志愿军的战果,中国的官方记录也把它夸大为 2.6倍。中国对志愿军战斗伤亡加被俘失踪的统计是39万，正好也是美军实际伤亡的2.6倍，如此中方每次战役后的伤亡对比统计水分有多大就一目了然了。志愿军各类人员损失到底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洪学智在回忆录中说“牺牲了几十万”，朝鲜战争对中方人员来说没有前后方的划分，只有作战区域的不同，是否在后方从事运输、施工的人员也有较大数量的伤亡，是一个值得战史界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无法大量歼灭美军，并且出现从未有过的伤亡呢?这就要深入探讨志愿军的短处和美军的长处。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中国军队的弱点主要表现为三：打击能力弱、机动能力慢、后勤补给不足。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对美军基本达成战役合围，却不能大建制地吃掉美军，原因就在于已经围住的不能尽快吃掉，相距不远的无法追上咬住，前两项弱点尽显。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距后方基地已远，后勤补给薄弱的短处也显现出来，部队只能打7天，7天后则呈强弩之末。而对手后勤补给上的弱点被李奇微查觉到，志愿军被动地投入到事实上由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作战，志愿军打击能力不足更加凸显，8个团围攻6000多人的美法联军，付出不小的伤亡仍不能吃掉对手。砥平里作战表明志愿军不可能大建制地消灭美军，而这一点最高领袖和战区统帅在第五次战役后才认识到。

美军的长处则正好相反：打击能力强、机动能力强、后勤补给充足。第五次战役中美军反攻，志愿军有的军打阻击几天就撑不住撤下来，能撑下来的军战后要补两万新兵，伤亡之大令人咋舌;美军一旦形势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志愿军追不上，一部美军如果被困，临近美军救援迅速，志愿军无法致敌于死地;面对经常缺乏粮弹的志愿军，美军却可以使用5倍于作战规定的弹药量。

回顾国内战争，那种“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大炮”、“铁脚板赛过汽车轮子”之类的话非常不妥，这种唯心主义口号起了强化盲目自大心理的坏作用。事实上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的每次歼灭战中，中共军队的大炮数量都超过了蒋军，战争的胜利既是意志的胜利，也是物质的胜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面对新的对手，老的经验不灵是很自然的，只有尽快认识新对手的特点，才能在新的战争中少损失，多受益。

在短期内志愿军的弱点无法克服的情况下，中国的决策层发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轮番作战”，“轮番作战”在战后关于抗美援朝的各种文字中常被津津乐道地提及。轮番作战是对伤亡过大的因应，原有部队因伤亡无法继续作战，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需要投入比原有更多的兵力，于是不得不持续派兵。国内战争时期不可能轮番作战，条件不允许，也没打过消耗那么大的仗。朝鲜战争中伤亡过大说明战争消耗超出了本国对高强度局部战争的负担能力，轮番作战的实质是国家以全面战争的投入来参与一场局部战争。轮番作战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队不熟悉敌军的特点，不熟悉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在作战中导致无谓的损失，在第五次战役中第3、19兵团的损失明显大于第9兵团。第五次战役后彭德怀在致各军的电报中说“有些部队不讲战术，队形密集，伤亡特别惊人”，“各级指挥员不善于组织指挥，这是血的教训”。

八、政治是有情绪的—─后两年的战争

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中，“美国武装力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确定必须得到保证”是中方理直气壮的两条，而第五次战役后开始的谈判中，这两条不见了踪影。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争执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二是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中朝方持上述主张，联合军一方则主张中朝军后撤38～68公里，停战谈判不涉及撤退外国军队问题。谈判桌上谈不拢，于是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联合军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空中绞杀战”。“秋季攻势”以志愿军阵地为目标，历时24天，中方统计歼敌7.9万人，中朝军伤亡9.1万人，以单位时间的伤亡计中朝军的损失强度超过了第五次战役。历时一个多月的“夏季攻势”以北朝鲜军阵地为目标，打完后中朝军宣布歼灭联合军7.8万余，未公布已方损失，夏季洪水成灾，中朝军供应困难，伤亡情况读者可以想见。

中朝军以在“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空中绞杀战”中的大量伤亡换取了联合军放弃1.2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联合军的两次地面攻势只占领了6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与推进到朝鲜半岛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线)的期望相差甚远，这是其兵力有限所致，美国又不可能为一场局部性热战调拨其它战略方向上的兵力。交战双方逐渐认同以实际控制线作为停战的分界线，但总体上看联合军在战略上是有优势的，因此联合军寻找其它议题刁难中朝军，冒出了战俘自愿遣返议题。中朝方主张全部遣返，联合方主张自愿遣返。为战俘遣返问题双方打起了政治仗、意识形态仗、面子仗。

1952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必须遣返全部战俘》，声言：我方被俘人员必须全部遣返，如达不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斗争决不休止。5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美国扣留战俘》：“美国……扣留战俘，是完全违反世界人类正义，破坏国际基本公约的非人道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谈判桌上的分歧照例演变成大炮和机关枪的辩论，为了迫使联合军接受全部遣返原则，1952年4、5月，志愿军各部开展了以“挤占”为目的的小规模战术反击，中朝军宣布进行了大小战斗1800余次，歼敌11.79万余人，未宣布已方伤亡情况。“挤占”没有挤掉自愿遣返原则，没有达到政治目的。

1952年7月13日，联合军代表提出8.3万人的遣返数字，其中遣返朝鲜人民军7.68万人，占应被遣返人数的近80%，中国人民志愿军6400人，占其应被遣返人数的32%。愚蠢的第五次战役导致志愿军战俘的数量大大超过美军战俘，为美国搞政治操作提供了机会。

两年前意气风发地越过三八线的金日成对这场战争已经绝望了，他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文中说：“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自身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敌方利用这种形势提出了谈判中我方无法接受的要求。”自愿遣返对朝方来说是件无所谓的事，金日成急切地想按美军的条件停战。和金日成相比,中国的最高领袖更看重政治上的尊严，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能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为了战俘遣返这个政治问题，志愿军官兵将继续付出血的代价。

1952年10月, 美军发动“金化攻势”,即上甘岭战役,战役历时43天,在前23天中15军45师伤亡8700多人, 15军军长说“45师打得差不多了”，一个师近乎打光这种情况以前已经出现过几次了。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伤亡1.4万多人，其中阵亡7000多人，亡伤比例为1比1,而非正常的1比3，联合军伤亡9000多人，其中阵亡2000多人，志愿军以人命和联合军的钢铁作了交换。志愿军在上甘岭挡住了联合军的进攻，表明中国凭借人力资源的优势可以和美国继续博弈，宣传者感到非常振奋，把上甘岭战役升华成一次政治上的胜利，一种精神上的胜利，15军从此声誉雀起，盖过了38军。

10月24日最高领袖在贺电《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中说：“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保卫和平，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奋斗到底!》。1952年11月28日 周恩来发表声明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必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 1952年12月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责联合国“通过了一个支持美国政府违反国际公约、强迫扣留战俘的立场以利其继续和扩大朝鲜现行战争的决议案(印度方案)，这一行动显然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周恩来与北朝鲜外相分别于1953年1月14日和1月17日发出通告，拒绝接受印度方案。1953年2月7日，最高领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上声明：“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上甘岭战役为中方赢得了军事上的尊严，却没能转化为战俘遣返问题的胜利。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继任者很快改变了对战俘遣返问题的态度，3月 21日苏联领导人给毛泽东和金日成去信：“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只补充一条“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在朝鲜战争的所有重要节点上，中国都是唯苏联马首是瞻，最后这一次也不例外。3月30日周恩来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声明》，表示：“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中方的声明表示放弃了2个多月前曾经坚持的立场。

战俘自愿遣返对中国而言是很没面子的，除去提前交换的病伤战俘,战后有1.4万多志愿军战俘去了台湾，回国的只有不到六千人,而同期没有回北朝鲜的人民军战俘只有不到一成。自1952年1月至1953年4月,交战双方围绕战俘遣返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残酷的战役战斗,志愿军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这都是无谓的牺牲, 志愿军的血白流了。彭德怀后来回忆中方接受自愿遣返原则时曾有过遗憾而痛苦的记述，最高领袖后来也说：朝鲜停战协定就是妥协。

第一年的朝鲜战争是为争夺势力范围而打的战争，双方打了个平手;后两年的朝鲜战争是为谈判而打的战争，东方阵营实际上落败了，因为中朝方最初坚持的“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和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后来都放弃了，对中途冒出来的战俘遣返问题也放弃了，最后的停战协定基本上代表了美国的态度，谈判桌上的落败是苏联的总体实力弱于美国的表现。有识之士这样评价朝鲜战争的胜负──“朝鲜战争的胜负不是在战场上决定的，也不是由停战协议确定的，而是由冷战的最后结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作一下裁决，在朝鲜战争中东方阵营失败了。

九、战争的哲学

1、战争的两大根本因素

决定战争的两大根本因素是与战争有关的物质和精神。国土面积、资源、人口数量、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军队规模及质量等属于物质，人民的文化程度、军人的军事素质、军事思想、民心士气、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属于精神。

《战争论》首次在哲学层面提出战争中的物质和精神，在《战争论》的各个章节中对物质和精神作了详细的阐述：“胜利不仅是指占领地区，而且也指破坏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因为在纯概念中，只有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不超过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程度时，才能发生战争。”、“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进攻中取得的胜利是已存在的优势的结果，正确地说是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优势的结果。”、“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进行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1938年初最高领袖在延安写过《战争论》的读书日记，后来他还专门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不知是因为没有读完《战争论》，还是读完了却没有领会到，最高领袖未能悟出《战争论》的哲学精髓，导致后来他对战争哲学层面的把握不够深刻。最高领袖关于战争的基本哲学观是：“武器是决定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此表述囿于东方民族特有的狭隘性形象思维，失之于理性分析。最高领袖的表述把物质和精神分别形象化为武器和人，狭隘而不科学，武器只是物质中的一部分，人的概念又重叠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概念。此项表述的最大漏洞是借武器因素的作用有限来压低物质因素的地位，借人的概念的宽泛来抬高精神因素的地位，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精神至上倾向、唯意志论倾向。在战争中人有物质、精神两重属性，把战争的决定因素定为人，就对人有了过高的期望，当人的精神属性又无法满足这种过高期望时，就不得不转而透支人的物质属性，导致出现过大的、无谓的伤亡。“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就是典型的透支人的物质属性的表现。

就朝鲜战争而言，不仅在物质方面，在精神方面中国也存在很大不足，首先是军事思想不成熟，中共七大期间出炉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即便有解放战争的实践作补充，仍然有有很大的局限性，从第二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决策层和指挥层都是拿内战时期的军事经验往朝鲜战争上套，事实上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其次是军人的军事素质，尤其是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偏低，有的兵团级指挥员，在内战时期未经历过大战锻炼，其职务随形势的发展越提越高，而真实的指挥水平还停留在师级，一遇高难度的大战就接连出错、穷于应付。第五次战役期间彭德怀致电军委：“作战指挥却存在严重的缺点。对公路未控制足够兵力和火力，而高级指挥机关过早离开部队，使建制也紊乱”。不仅中高级指挥员，基层指挥员的指挥能力也有缺陷，有的师团在机动作战中，半数以上的连长把连队带错了方位。

在“法宝”思想的笼罩下，精神至上倾向、唯意志论倾向在军队中根深蒂固，导致文革结束后，甚至海湾战争后，军队里有一些人抱着再落后也不怕的思维不放。海湾战争开始前有人预测T-72与 M1A1的交换比为4比3，而战争实践的结果是没有一辆M1A1被T-72击毁。后来有人发现了一张T-72被击毁的照片，技术细节显示这辆T-72可能是被遗弃后击毁的，于是军队里有人不服气了──“换上我们的战士试试!” 在海湾战争中M1A1通常在2000米外向伊拉克坦克开火，基本上是首发命中，在这样的交战距离，T-72很难命中机动中的M1A1，即使命中击穿 M1A1的可能性也很小。换句话说，这辆T-72里无论有没有人都会被M1A1命中，而即便这辆T-72里有人，它击毁M1A1的机率也近乎于零。有效的装备加合格的操作者产生战斗力，当装备处于无效对抗状态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操作者身上，是典型的唯意志论思维。就在一两年前，军事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还在电视上津津乐道地说起那辆被遗弃的T-72。

现在领导层正在酝酿裁军和军事体制改革，一些老左派坐不住了，跳到网上“忧国忧民”来了，说什么一裁军就上了美国和印度的当，一裁军就裁掉了“法宝”，裁军就是国家自杀，军队还是落后点好，可以保证工人农民的子弟当上兵，各种怪论，不一而足。军队落后利于工农子弟当兵这一条最值得推敲，凭什么工人农民的子弟就该文化程度偏低呀?难道工人农民的子弟就应该上不起大学吗?老左派表面上是为工人农民说话，实质上是抱着愚民政策不放，人民愚昧了就利于他们重温形左实右的旧梦了。

2、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强与弱是互相转化的，辩证统一的

“进攻的顶点”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上都有印证，在苏德战场上，德军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就已经达到了“进攻的顶点”，但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胜利后，为了取得东线战场的优势，德军发动库尔斯克战役，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形成“努力的顶点”， 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使德军彻底失掉了东线战场的主动权，由强变弱，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在太平洋战场上，初期节节胜利的日军在中途岛战役大败而归，损失了3 艘宝贵的航空母舰，中途岛战役对缺乏战争持久力的日本而言已经达到了“进攻的顶点”，但日本的军事高层为了掌握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继续向所罗门群岛扩张，在瓜达尔卡纳尔群岛与美军鏊战了6个月，以惨败告终，完全丧失了太平洋上的战略主动权，从此日军不得不处处设防，步步被动。进攻一方经常在达到“进攻的顶点”后，为了迈向胜利再作一次无谓的努力，结果非但达不到目的，反而更快地失掉战争的主动权。中国军队还没来得及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和教训就匆匆走上了朝鲜战场，结果犯了一系列二战中常见的战略、战役上的错误。

“进攻的顶点”理论之所以科学准确，就在于它植根于进攻与防御的辩证统一上。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防御带有消极目的，但却是强而有力的作战形式，进攻带有积极目的，但却是比较弱的作战形式”、“ 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 大多数统帅宁愿在远离目标的地方停下来，而不愿离目标太近;而有些具有出色的勇敢和高度的进取精神的统帅往往又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克劳塞维茨点明了进攻具有弱属性，防御具有强属性，二者在战争中动态地转化，转化的临界点就是“进攻的顶点”。在克劳塞维茨身后“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的统帅屡见不鲜，中国的最高领袖就是其中的一个。

朝鲜战争的第一梯队北朝鲜军队向南方发动进攻，推进到美韩军构建的釜山防御圈(36线) 时就达到了“进攻的顶点”，进攻一方的力量逐渐衰竭，防御一方的力量开始强大，仁川登陆标志着强与弱的角色发生互换，原来的防御一方转入进攻，原来的攻方转入防御，战争的主动权转到了联合军一方，战局发生逆转。中国军队作为第二梯队加入朝鲜战争后，力量的天平再次倾斜，第一次战役中国志愿军与联合军发生小规模交火，标志着防御一方的力量开始强大，第二次战役中国志愿军发动反攻，其实质是东方阵营用第二梯队再次转入战略进攻。由于西方阵营已经发挥出在远东的军事优势，第二梯队的进攻在接近37线时(第三次战役)就达到了“进攻的顶点”，第四次战役又发生强与弱、进攻与防御的转化。战略上的错误是从战役、战术层面逐渐累积而成的，进攻一方在抵达“进攻的顶点”前后，在战役、战术层面上就有诸多征兆，如战役目的没有实现，出现较大的伤亡。第二次战役时中国志愿军的减员幅度比较大，在第四次战役中明显被动，出现了砥平里战斗的挫败，没有实现战役目的，第四次战役事实上是打败了，这些明显的征兆说明东方阵营的第二梯队已经过了“进攻的顶点”，此后发动第五次战役就是一种多余的努力，是一种战略上的盲动。

众多微观汇聚为宏观，只有充分注意战争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细节，才能了解战争运行的状态和规律，摸清动态变化着的敌我双方的强与弱，处理好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3、战争与政治

最高领袖对《战争论》中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非常欣赏，“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与最高领袖早年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异曲同工之处，最高领袖在《论持久战》里以“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压缩句式作了引用。

既然最高领袖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早就无师自通，为什么在处理朝鲜战争上却磕磕绊绊呢?原因就是最高领袖的政治眼光、政治选择出了问题。二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期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1950年12月，13国提案以51票对5票(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反对该提案的只有苏联和几个东欧卫星国，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美国所提的谴责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议案，反对的主要还是苏联和几个东欧卫星国。从这两次提案的表决情况看，大多数国家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希望尽早结束战争，而最高领袖却认为“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拒绝五步方案;速胜不能实现后决意“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站在了大多数国家的反面，陷入了失道寡助的不利国际环境。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被动局面证明所谓“一边倒”外交战略是错误的，错误的战略抉择导致错误的战争决策，错误的战争决策导致错误的战役思想，具体的军事上的种种错误就应运而生了。朝鲜战争时的最高领袖不像一个政治家，倒像一个意识形态专家，这位意识形态专家依赖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偏偏他在军事上的造诣又不高，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上的遗憾。

反思过去不是为了盯住后面看，而是为了向前看。当前中国的东、南、西三个战略方向上均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在未来20年中能否解决(或初步解决)这三个方向上的主权与领土问题，直接决定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战略生态。只有把握好内外政治的大方向，才能正确地伐谋、伐交、用兵，当然中国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用兵。

十、从8个角度回味朝鲜战争

1、从东亚政治秩序角度

在东亚，朝鲜战争的第一个受益者是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可称作原中华民国遗留政权)，据说得知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大喜过望，堪比珍珠港事件爆发那天，因为朝鲜战争一爆发，东亚就进入小冷战格局，美国必定拉意识形态相同的蒋介石政权入伙，台湾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第二个受益者是日本，仅拉蒋介石政权入伙还很不够，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可利用对象，于是日本从待罪之身摇身一变为美国的战略盟友，美国从各方面加紧对日本的扶持。1947年开始施行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不保有军队，但朝鲜战争扩大化后，美国开始逐渐武装日本，1951年9月美日缔结《日美安全条约》，1952年日本内阁设置保安厅，改警察预备队为保安队，增设海上警备队。朝鲜战争结束后，为适应美国的远东战略，1954年6月日本把保安队改组为陆上自卫队，海上警备队改组为海上自卫队，新建航空自卫队，日本的国家武装力量初步成型，宪法中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一条名存实亡。日本的右翼势力对朝鲜战争可以说是感激涕零。

扩大化的朝鲜战争造成了东亚苏中朝对美日韩台的小冷战格局，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就不会形成这一小冷战格局，如果中国在第二次战役后止兵，小冷战格局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

2、从苏朝中三国联盟角度

在苏朝中三国联盟中，从朝鲜战争扩大化(即中国出兵朝鲜)中受益的是苏联和北朝鲜。中国出兵朝鲜使苏联避免了在冷战的第一回合中败北，朝鲜战争对苏联而言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自身除了提供二战的剩余军火和牺牲少量飞行员外，没有什么损失，本小利大，相当地实惠。在朝鲜战争的全过程中，苏联始终扮演的是调停人角色，调停中朝军和联合军的战事，身段相当高，下了水而不湿鞋，又很高明。北朝鲜作为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拿自己的领土供各大国开枪放炮，自取其祸，其祸本当亡国，中国出兵朝鲜使北朝鲜政权从濒临灭亡中恢复了生机，亦为不幸中的万幸。中国以把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为准则，打了一场朝鲜战争，吃力而不讨好，不但亚洲革命运动的领头羊没当成，反而失掉了在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中获得主动权的良机。

3、从中朝韩三国角度

分久必合是历史的规律，朝鲜半岛、海峡两岸因朝鲜战争而延长了分的时间，加大了合的难度。1988年中韩建交，这是在外交上对朝鲜战争的彻底否定。中韩建交距朝鲜半岛停战仅35年，35年对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对一个国家来说却是十分短暂的，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转了180度，印证了参与发动朝鲜战争是多么的不理性。

天安舰事件后，中国在东海、黄海举行了两次演习，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错觉，即中国是挺朝鲜的，为朝鲜半岛的对抗造势。而实际上朝鲜半岛无核化对中国有益，朝韩关系的良性发展对海峡两岸关系的的良性发展有益。韩国、日本因天安舰事件在战略上加大了对美国的倾斜，这是暂时的，是政治天平、战略天平的一次晃动，长远来看天安舰事件只是一次小风波，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天安舰事件后，美国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举行了一系列演习，一时间诸多国家似乎唯美国马首是瞻，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亚洲版北约”的说法。这也是一种错觉，在未来几十年里，和平、稳定、发展是东亚局势的主流，是这一区域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所谓亚洲版北约与之格格不入。

近日朝鲜的新生代高层领导已经有“粮食比子弹更重要”的积极表态，如果朝鲜逐渐把核研究转移到民用领域，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其前景是光明的，朝鲜民族走向统一国家的前景也是光明的。如果历史的步伐比较稳健，不出现大的干扰，朝鲜半岛、海峡两岸在2050年左右很可能双双实现统一。

4、从大三角战略格局的角度

美苏在冷战期间一共进行了5轮较量，第一回合是朝鲜战争，第二回合是古巴导弹危机，第三回合是越南战争，第四回合是中东代理人战争，第五回合是阿富汗战争。5轮较量苏联一平一胜三负，苏联能取得一平一胜是因为中国的协助，如果没有中国帮忙，朝鲜战争马上就输，越南战争非平即负。由此可见，中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偏向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战略天平的晃动，如果中国在冷战期间走中立外交路线，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或依据自身的利益稍作偏倚、随时调整，那么40余年的冷战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段美好时光。从大三角战略格局的角度看，对中国而言，朝鲜战争是根据一个错误的目标，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手进行的一场不加节制的错误的战争。

5、从两岸局势的角度

1949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的文件对台湾的评判是“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是“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此时的台湾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呈风雨飘摇之态，蒋介石政权迁台后，军费开支庞大，而台湾的财政收入又大减，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以至一度靠出卖库存黄金来维持生计。在供给严重不足和巨额财政赤字的作用下，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台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1949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惊人的四位数字，台湾经济一片混乱，濒于崩溃的边缘。在军事上没有人怀疑大陆将解放台湾，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金日成在38线上一放枪，美国军舰就开进了台湾海峡。从1951开始，大量资金随着美国的“共同安全法案”流进台湾，鉴于穷困潦倒的蒋介石政权不具备偿还能力，包括“防卫支援”、“军协援助”、“技术合作”三项内容的“一般经济援助”基本上属于赠与性质。一位当时台湾的经济决策人士如此评论：“美援的适时到达，正如对垂危病人注射强心剂。”在美援实施后，台湾的通货膨胀率随即直线下降，1951年降为66%，1952年又降至23%，1953年再降为8.8%。当大陆背着朝鲜战争的沉重包袱时，台湾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了。从1951年开始援助到1965年美援结束为止，15年中美国共向台湾提供各种类型的经济援助14.82亿美元，其中“一般经济援助” 类型数额最多，共计10.29亿美元，占美援总额的70%，其余为贷款性援助(部分贷款利率低、偿还期长)。美援对台湾的影响既深且巨，涵盖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层面，涉及资本积累、产业升级、技术引进、人力开发，以及战略规划、政策导向。美援贯穿台湾经济起飞全过程，台湾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个别发达国家(如意大利)更早地完成了经济恢复过程。

1950年6月前，美国在台北仅派驻一名领事级代表，1951年将驻台北“总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1954年12月，蒋介石政权和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签定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水准与北约成员国待遇相同。军事上受到扶持的台湾不但安全无忧，而且发挥出牵制大陆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两岸不断发生空战、海战、岛屿炮战，直到60年代中期才逐渐平息，台湾进入东亚小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国防战略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如果中国不曾出现“一边倒”，就不会参与朝鲜战争，50至60年代的两岸局势就完全是另一种走势，很有可能在60年代中期实现两岸统一。

6、从中印关系的角度

印度在朝鲜战争中有两点突出表现，一是呼吁和平，二是对中国友好。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1950年7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分别致电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希望从中斡旋。10月3日周恩来邀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向美国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印方不但及时转达了这一信息，而且自己也表达了劝阻意见。1950年12月5日，在联合国第五届大会上，印度代表领衔的亚洲十三国代表团发表声明，呼吁朝中部队停止追击美韩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被称作“尼赫鲁领导的和平攻势”。 12月12日，十三国代表团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经表决通过，今天看来这一方案是公道的，是对中国有利的。1951年1月20日，在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向联大政委会提出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并对中国施行制裁的提案。22日，印度代表宣读了中国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的备忘录，并认为把中国的态度说成是“拒绝谈判”是没有根据的，要求搁置美国提案，联大政委会以27票对23票通过了印度代表的建议。1951年1月30日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表决通过了美国所提的中国为对朝鲜侵略者的提案，在反对的7票中有印度的一票，22、30日印度的立场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表明了印度对中国的友好政策。1951年5月 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苏联、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五国拒绝参加投票，印度弃权。

1952年交战双方为战俘遣返问题打得不可开交，1952年11月17日印度和阿拉伯国家提出了战俘遣返折衷方案。其内容是： (1)以瑞士、瑞典和捷克、波兰四个国家组成战俘遣返委员会;(2)禁止一切旨在促使或妨碍遣返的强迫措施;(3)不愿遣返的战俘在停战后90天内得不到处理时，由遣返委员会移交给高一级政治谈判去解决。12月3日，联大全体会议以54比5的压倒多数通过印度提案，对印度提案中国予以拒绝。1953年6月 8日交战双方达成了朝鲜停战谈判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对于未予直接遣返的战俘统交由波、捷、瑞典、瑞士、印度的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之日起90天内，双方派代表向一切依附于该所属国家的战俘解释他们的权利。90天期满后，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交政治会议在30天内设法解决。30天后如尚留有战俘，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然后根据个人的申请分别处理。战俘遣返的最终协议与印度方案大同小异，可见印度方案是务实的，毕竟旁观者清。

从朝鲜战争中印度的一系列表现看，中国多多少少欠印度的人情，印度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普罗大国，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朋友中国也想搞好关系。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注重在国际政治中走群众路线，参加了万隆会议。1960年中国和缅甸联邦政府签定了中缅边界条约，其中边界北段一部分是按“麦克马洪线”划定的。中印边界争议表面化后，中国有两国东段、西段互相体谅的愿望，熟料印度并不响应。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后，中方摆出高姿态，不仅退出作战前出区域，而且从战前的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再后撤20公里，群众路线走得走了样，成了讨好群众。值得反思的是，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站在了印度一边，印度在朝鲜战争中只是尽了调停之力，苏联对印度的回报却并不比对中国少。

7、从国内政治的角度

最高领袖本人就是“胜利”论的营造者之一，战争结束后，1953年9月最高领袖在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作“抗美援朝”总结。最高领袖讲：“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而事实是早在1951年夏末，中朝军筹备第六次战役时联合军的战线就很难攻破了。最高领袖还讲：“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金城战役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 志愿军伤亡3.3万余人,这是在进攻南朝鲜军阵地的情况下。依照这种收复单位面积的伤亡率,即便不考虑美军的战斗力远强于南朝鲜军,要收复三八线上亏损的 2900平方公里土地,攻打筑垒地带设防坚固的阵地, 志愿军需要付出50多万人次的伤亡,等于把抗美援朝重新再打一次,这现实吗?再说在联合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中朝军慢慢积蓄下来的弹药能经得起几次金城战役的消耗? 1952年12月最高领袖曾致电斯大林：“虽然在今年我们得到了各式苏联型号炮弹112万发，但在朝鲜前线的消耗巨大，多种苏联型号的炮弹在仓库内早已告罄。不久前，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还下令从正面第一线撤下一些由苏式大炮装备的榴弹炮兵师。采取这一决定的前提是：敌方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假如一旦敌方获知我方的真实情况并提前开始自己的攻势，就会使我方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最高领袖又讲“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既然美国都能听全世界人民的话，1951年1月最高领袖为何拒绝五步方案?五步方案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的愿望。

对 “抗美援朝胜利”的营造进一步加剧了个人崇拜，既然最高领袖决定的“抗美援朝”胜利了，那最高领袖的任何决定都会胜利，于是生产1070万吨钢会胜利， “大跃进”会胜利，“文化大革命”会胜利，中国走进了一条永远“胜利”的死胡同。对“抗美援朝胜利”的营造进一步加剧了个人专权，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朝鲜战争中对最高领袖几乎是绝对服从的彭德怀被最高领袖批判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指鹿为马。

在今天，“抗美援朝”因为某种民族主义色彩而成为染上个人崇拜烟瘾的人群服用的重要精神致幻剂，亦为老左派的一大精神支撑。在这个话题上讲真话还是讲谎言，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问题。

8、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角度。

伐谋：有人著长文论述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受益最大，锻炼了军队，改善了装备，赢得了苏联的援助，提高了国际声望。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

中国是兵法的故乡，军队已经锻炼了20多年，美军对八路军的战术也高看一眼，斯大林对中国的将领也佩服之至，这样的军队少参与一次战争就不能担负国防了?如果中国接纳金日成的流亡政府，苏联在退后一步的情况下能不倚重中国?156个工业项目能少一个?一批批的军事装备苏联会不舍得?事实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展现出来的能力反而让苏联有所顾忌，在海军装备的出售上颇显吝啬，肖劲光去苏联商议海军军购，给周恩来发电“他们给我们的是破烂”，周恩来复电“破烂也要”。如果中国像印度学习中立外交政策，不但苏联的援助少不了，西方国家也会来示好，国际声望想不提高都难。朝鲜战争中印度在东西方阵营之间奔走调停，颇受器重，也为日后印度两头吃打下伏笔，这个好角色中国更适合担任，只是由于中国积极参战而让印度拣了便宜。现在很多人看不起印度，说印度30年搞不出 “阿琼”坦克，20年搞不出LCA战机，印度的军事工业的确不如中国，这缘于中印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中国人有四大发明，建造了长城，擅长做事;印度发明了宗教和瑜珈，擅长修养身心。不擅长做事的印度在冷战期间做成了两件大事，一是从巴基斯坦分割出了孟加拉国，二是占住了麦克马洪线。分割东巴的难度不亚于中国的台湾问题，印度能做成是因为伐谋、伐交得当;印度得到麦克马洪线是因为印度运气太好了，碰上了中国这个冤大头。中国本来有擅长做事的长处，却因为在冷战期间忽东忽西，五行不定，结果在大战略上一事无成。

宣扬出兵观点的人常说两个具体理由，一是如不出兵东北的重工业受影响,这种具体问题和国家的长期外交战略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把156个工业项目全建在关内, 东北的重工业受不受影响又算什么?二是金日成在东北搞流亡政府对东北边境不利,不利是有的,但这种小不利无碍国家在大战略上的长远利益。

伐交：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非常重要，如果伐交成功，中国就能在政治上达到利益最大化。如果在第二次战役后以阵地战、以小打促和谈，中国就会以军事上的小代价赢得政治上的大收获。可惜中国的决策层，尤其是最高领袖犯了左倾幼稚病，错失了这一伐交良机。

伐兵：如果在第四次战役后遵循局部战争原则，放弃运动战，选择阵地战，在军事上将多得而少失。

攻城：第三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是典型的攻城。事实上指挥层还策划了第六次战役，由于对手的防御日益坚固，再发动进攻会导致更大的伤亡，才未付诸实施。是无法承受的伤亡让决策层改变了参加朝鲜战争的既定目标，作出了现实的选择。

总结：

对朝鲜战争“胜利”的宣扬已经持续了50多年，而目标定错的战争是不能奢谈胜利的。最高领袖在内部曾说过一句实在话：朝鲜战争和美国打了个平手。胜利的唯一标准就是实现既定的战争目标,解放全朝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相应的超额代价一点也没少付，胜利也就无从谈起了。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帮了苏联大忙，付出了很大牺牲，自身却没取得什么政治利益，中国的决策层不能不深刻反思。周恩来于1953年底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与印度、缅甸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久，毛泽东又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发出和苏联不一样的外交声音，这是总结朝鲜战争的教训，不想再搭乘苏联争霸的战车。中国在争霸问题上不与苏联一条心了，是后来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

在50多年后的今天，还因朝鲜战争的“胜利”而沉迷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应该多想想那些无谓牺牲的中国士兵，他们是战争最基本的承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