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荻：胡錫進為什麼被罵——也談“複雜中國”（RFA）
2014-08-18

“複雜中國”一詞和《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先生一起，伴隨着巨大的爭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在我看來，“複雜中國”這一說法本來無錯。胡錫進先生在一次訪談中說：“現在社會科學很發達，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流行的社會科學基本上是對西方，因為這些社會科學全是西方發明的，他們做下來，然後傳入中國。這些社會科學的理論基本上是對西方人群的集體行為和集體心理的一種描述和總結。當套到中國身上的時候，會發現這些社會科學其實有點緊巴，中國這個國家太大了，這個社會太大了，也確實很複雜，這些社會科學對中國一講的時候會發覺有些東西包不住，Hold不住，這是中國的第一種複雜性。”

其實不光中國，西方社會也同樣“複雜”。社會科學在研究人類社會時總是捉襟見肘的——社會科學在解釋過去發生的事情時頭頭是道，然而一旦企圖預測未來，就總是錯誤百出，與物理學這樣“真正的”科學不可同日而語。英國哲學家哈耶克說，這是因為物理學研究的都是簡單的東西。人類社會是目前我們所知的最高層次的自組織系統，社會科學要想研究如此複雜的對象，其難度自然不是研究簡單粒子的物理學可比的

那麼，胡錫進為什麼會因此而被罵呢？在我看來，這主要是因為胡先生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胡先生沒有清晰地認識到自己也是複雜社會的一部分，而不是超然於社會之外或者高於社會之上的什麼東東；胡先生和複雜社會中的所有人一樣，只能根據局部的信息採取行動，對整個系統的行為是無知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複雜社會中自然既有左派也有右派，既有進步也有保守，既有和諧也有對抗……然而胡錫進先生自己也是局中人而不是局外人，胡先生動輒代表“中國”、“社會”和“歷史潮流”說話，其實只不過是企圖把自己的局部認知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全部複雜性之上而已，這難免會招人反感

有論者認為，“複雜中國論”是“國情特殊論”的翻版，是拒絕“普世價值”的老掉牙論調。然而在我看來，恰恰因為中國是複雜的，所以我們才需要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

正是因為中國是複雜的，即使是政府也只是複雜中國的一小部分，也只能掌握很少的一部分關於社會的信息，而不可能掌握整個社會的全部複雜性，所以政府不可能代替整個社會做出決策和採取行動。因此，政府必須允許每位公民擁有自由行動的空間，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每位公民的積極性和聰明才智，充分利用他們所掌握的分散的知識為社會服務；同時，政府還必須遵守社會中自然演進出來的抽象規則，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整個社會之上。因此我們可以說，“複雜中國”與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並不矛盾

胡錫進先生還喜歡站在“歷史潮流”的高度，把那些曾經挑戰過現有秩序但未能成功的人稱為失敗者。胡先生說：“中國的改革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個違規的過程，原來有一套規矩，原來有一套辦法，逐漸人家把它打破了，你第一次打破它的時候感覺是一種違規，這在任何領域都有，在新聞領域也有。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在你違規的時候，你心中想的是什麼，你如果心中想的就是炒作，就是給社會製造麻煩，為了你報紙的一己之私，如果目的就是這樣，你很有可能闖不過去，很有可能你會出問題。如果你心中想的確實是社會的利益，確實是這個國家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你確實是想推動問題的解決，確實想在推動問題解決的過程也推動中國的進步，維護這個社會的總的根本的利益，那麼你的這個違規就有可能成功，就有可能你在違規了之後，你能夠走得過去。”

胡錫進先生的一個錯誤是認為自己可以掌握歷史潮流，另一個錯誤就是不了解複雜社會的一些特點。

其實政治抗爭就像創業、發明和科研一樣，可能90%、99%甚至99.9%的嘗試都會失敗，然而成功的那一次卻可能改變整個世界的面貌。而且哪些嘗試會取得成功也是難以預測的——越是小概率事件就越是不可能事先預測到。（用當事人的主觀願望來推斷未來成功的可能性更是不靠譜：首先，當事人的心理狀態別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其次，有心栽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事情在歷史上不勝枚舉。）然而，越小概率的事件，其影響往往越大（這是符合冪次定律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歷史就是小概率事件積累的產物。

從胡錫進先生喜歡談論的“主流”和“邊緣”的角度來說，宇宙的“主流”是沒有生命存在的，人類也曾經是一小撮極端邊緣化瀕臨滅絕的猴子。我們就生存在“邊緣”之中，是“邊緣”創造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