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中國人的“素質”有問題，它更多的是源於制度，雖然也惡化制度。我當然不相信制度的變革可以一夜之間改變文化，但是制度的變革至少可以打開一個公共生活的空間，而公民素養的培養首先需要一個公共空間，就像學會跑步需要首先解開腳鐐。那些說“中國人素質低，所以中國不應該如何如何”的人，也許可以考慮把這話改成“中國人素質低，所以中國更應該如何如何”。
在我眼裡只有兩種思考者：一種是思考真問題的，一種是思考偽問題的。堅持思考真問題，並堅持問題的答案不在其標新立異、而在於其合情合理，這就是我眼裡的深刻。或者說，在必要的時候堅持簡單即深刻。
某些意識形態告訴民眾“政府僅僅是民眾的雇員”，而另一些意識形態則教導我們，“你都有褲子穿了，還不趕緊感謝政府”。
政治學裡有一個詞叫“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根據這個理論，隨着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民眾權利和尊嚴意識提高，他們會變得越來越具有批判性。這些饒舌民眾的基本特點是：大驚小怪、小題大做、不依不饒，一哭二鬧三上吊。
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覺，在推動政府完善公共服務。正是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在把這個政府改造得越來越值得信任。這也是為什麼在民主國家，民眾對政治機構的不信任雖然日漸加深，但這些國家民主制度的質量——無論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來衡量，還是清廉腐敗指數，甚至經濟績效來衡量——都穩居前列。換句話說，民眾對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現。
在一個信息傳播受限的社會裡，坐井觀天幾乎是認識的必然趨勢
人權這個概念被長期污名化，原因之一大約是很多人將權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詞。但這恰恰將普遍人權的倫理基礎理解反了：普遍人權保護的不僅僅是“我”的自由，而且是作為“我”的他人的自由——在這種價值觀里，社會由無數個尊嚴對等的“我”組成，而不是由一個身處頂點的“我”、數個身處中層的“你”、以及無數身處底層的“他”組成，也只有將社會理解成無數個尊嚴對等的“我”，普遍人權才變得必要和珍貴。換言之，人權觀念的倫理基礎不是任性，而是博愛。
博愛的起點是自愛。自愛加上同理心，才成為博愛。
民主的觀念基礎無非是兩點：問責意識和權利意識，
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
正如市場經濟體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資本，而是引導這些資本流向合理項目的中間人，一個正常社會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導這些善意流向弱勢群體的中間人。在經濟體系中，那個給資本穿針引線的主角是金融機構，而在社會生活中，給人們的善意做中介的則是各種公益慈善機構。
好的制度可能激勵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壞的制度則可能暴露其最醜陋的一面
能確保一個政治家為民服務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政治制度——一個具有法治、制衡和協商精神的制度。
這正是很多國家對中國怨聲載道之處：通過貿易中國輸出的不僅僅商品，同時也是一種缺乏倫理的生產模式
在中國資本湧向世界時，它也將中國低工資、低環保、低人權的企業治理模式帶到了世界很多角落。在那些本來就低工資低環保的國家，中國的投資則可能造成了雪上加霜。
在高華的文字裡，我們讀到了這種思想改造的“配方”：資源的壟斷式供給＋全面改寫歷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閉與觀念灌輸＋在群體中孤立個體＋強力威脅；以及這種“思想改造”外科手術般的“程序”：封閉的學習文件組織群體對個體進行批評與攻擊自我羞辱式的檢查與“交心”必要時的懲罰甚至暴力懲罰糾偏階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這一套“配方”與“程序”，在以後歷次整風運動中屢試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斷積累，最終形成了“文革”的悲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