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駕，即彼得-帕克（ Peter Parker，1804-1888），19世紀來華醫療傳教士，外交官。舊史中文本通譯其名為伯駕。伯駕在中國前後只住了二十年，比一般同期來華傳教士在中國生活的時長要短，但經歷卻相當豐富。

畢業於耶魯醫學院的伯駕，不同於只學了一點點醫學常識的普通傳教士（那時來華傳教，醫療與教育是傳教的切入點；略懂醫術，亦可以自治，能更好在中國生存）。他是受過訓練的專業醫生，臨畢業前半年，因為可以搭乘免費商船馬禮遜號（Morrison）來中國傳教而提前畢業，未拿到在美國行醫和布道的資格。

出生於麻省弗萊明漢農民家庭的伯駕，其家庭本身就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在他修讀醫學課程時，他也同時學習了宗教學，並很早就在為遠派國外傳教做了準備。1834年6月1日，伯駕正式成為基督教長老會派往中國的醫療傳教士。長老會告誡，伯駕的工作重心應該是傳教布道，而不是醫治病患。治病救人與傳播科學藝術，只是為了引導人們最終信教，成為上帝的僕人，他的身份與角色也應該首先是傳教士而不是醫生。

當時的伯駕，幾乎沒有意識到一身二任給他帶來的困惑與糾結，他不知道，正是因為這種身份衝突及與教會的矛盾，導致他走上與傳教初衷完全不一樣的道路。既身不由已又因緣際會，伯駕最終由傳教士轉型成為維護世俗政治、代表美國利益的外交官，一個在史書中頗有爭議的駐華公使。

這一身份矛盾可以簡括如下：治病救人的善舉，是否可視為基督使命的一部分，還是僅僅把它看成一種傳教手段（目的是吸引並教化異教徒從此信教）？當二者衝突時，誰應該優先？對於略通醫術的傳教士來說，這一點沒有構成太大麻煩。無數事實證明：在中國不同地區的傳教士，既治了病，辦了學，也吸納發展了不少中國教徒。而身為專業醫生的伯駕，從他一踏上中國領土，他的身份或角色定位，幾乎全以從醫為主，或者說，他的醫生光譜遠遠大於他的布道色彩。

伯駕是第一個派往中國的新教醫療傳教士。在三十歲那年，1834年10月26日，他在廣東十三行地界登陸，然後於12月去了新加坡。他在哪裡學習中文並建立了第一個診所，至1835年8月，共治癒了一千多中國病人。這大半年的經歷，既是學習中文並與中國人接觸了解的過程，也是伯駕行醫實踐的開端。實際上，此時的伯駕已因行醫繁重而感到傳教時間不足的煩惱。

這種糾結與不安，伯駕很長時間都未能真正解脫。同年9月，他回到廣州，並在美國行商的幫助下，於11月開了診所。至1837年，他有了四個年輕助手，這是伯駕培訓的第一批中國西醫。伯駕的診所以眼科為主，兼及其他外科手術，其精湛醫術很快在廣州及周邊地區名聲大振。他還僱傭了十三行的外銷畫家林官（Lam Qua）為腫瘤病人術前畫像，並加以病歷注錄，這批最早的醫學檔案至今保留在耶魯醫學院圖書館。為募集資金擴建診所，伯駕還與支持者於1837年2月21日成立“中國醫療傳教協會”，先後出任副主席和主席。1840年7月，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伯駕關閉醫院，回到美國。這標誌着他在中國前六年的行醫生涯暫告結束。

伯駕的診所和病人，Lam Qua所繪。

在美國期間，伯駕除了應邀到教堂演講，回家鄉探親，還去華盛頓特區見了總統Martin Van Buren。伯駕建議美國政府與中國建交，派駐全權大使，在中國代表美國利益發言表態。正是在華盛頓，伯駕認識了他未來的妻子Harriet Webster ，並於1841年3月29日結婚。婚後，伯駕曾到英國和法國演講募款。在費城等候戰爭結束時，他進修醫學課程，更新和提高醫術。同時，他再向總統John Tyler 和國務卿Daniel Webster 建言在中國派駐大使的必要性。從上述伯駕的公眾演講、募款與遊說經歷看，他後來轉型從政實際已初見雛形。或者說，我們已可看出他在公共事務上的興趣、抱負與潛力。

1842年6月，伯駕啟航返回中國。同年8月中英《南京條約》簽定，戰爭結束。年底，伯駕在廣東重開醫院，他用在美國期間學到的新醫術，引入麻醉為中國病人切除腫瘤和結石。雖然在他的醫院裡也開設了禮拜堂，但他的傳教工作頗令教會失望：直到1847年，他的病人無一例轉為教徒；又過了兩年，好不容易有了兩例；再往後很多年，又仍然無果。

伯駕行醫的聲名遠播、廣受讚譽與其傳教事業的進展甚微形成鮮明對比。伯駕認為，他緩解病人疾苦，就是在為上帝服務。由於時間有限且分身無術，他難以捨棄醫療工作而花費更多時間在布道方面，所以傳教工作確實不理想。然而，派他到中國的教會卻不這麼看。他們認為，傳教工作才是最主要最優先考慮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服務都只能居於次要地位。

1845年3月，教會明確告知伯駕，如果他不能擺正行醫與傳教的主次關係，傳教工作仍然沒有起色的話，他應當另找資金出路來支持他的醫療工作，而不能再從教會拿錢。這對伯駕是沉重打擊，直接關繫到他本人和醫院在中國的生存。他回復教會說，為生存計，他接受了美國公使館的一個半職工作, 擔任公使秘書兼翻譯。他表示即使得不到任何財政支持，也希望仍保持和教會的聯繫。

這樣的通信反覆了幾個來回。1847年8月，伯駕接到通知，教會決定中止他的傳教士身份，理由是他另兼世俗職務，有悖教規。從前後經過看，伯駕從事世俗工作而獲中止教職，只是教會的藉口而已，根本原因是教會不認可他的行醫是真正的傳教工作。

自此，作為傳教士的伯駕，其官方身份宣告中止。而作為外交官的伯駕，則要早於這個時間點的3年前。1844年2月27日，首任駐華公使Caleb Cushing任命伯駕為公使團中國秘書兼公使私人顧問，年薪1500美元。他隨即參與了《中美望廈條約》的談判與簽訂。

此約於1844年7月3日由中國道光帝簽署，1845年1月美國參議院批准。伯駕於其中雖僅為翻譯一職，但實際卻扮演了重要的顧問角色。該約體現了美國利益均沾的理念，即《南京條約》中給予英國的五口通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及租界的種種特權，中國也要給予美國；作為回報，美國可以支持中國禁煙。

此後，由於幾任公使因多種原因而迅速輪轉，每當空檔時，伯駕就擔任了臨時公使。公務的繁忙使伯駕越來越不能兼顧廣州的醫院常務，1854年，在大火損毀了醫院一些設施後，伯駕一手創辦並經營多年的醫院終於宣告關閉。

1855年5月10日，伯駕辭去公職，從澳門返回美國。然而，在抵達美國後，幾乎未得休整，他就被國務卿William March推薦，總統Franklin Pierce任命，重又返回中國，正式出任駐華公使。

這次伯駕的主要任務是談判《望廈條約》的修訂。目的是在北京設美國大使館，並擴大通商至全國範圍。當遭到咸豐帝時，伯駕向英法提議，組成三國聯軍，以武力壓迫修約。但此案未得英法贊同。伯駕再提出更為大膽的方案：如果北京方面仍拒絕修約，法國應占領高麗，英國占領舟山，美國占領台灣。只有當修約滿足西方要求後，這些地方才會歸還中國。幾個月後，他又提出更進一步的想法：美國應永久占有台灣，該島應是美國在遠東的一筆重要資產。

支持伯駕產生上述野心的起因不得而知，但他卻因上述提案而留下了聲名狼藉的強權即真理名言：“bend or break” （不屈服，即毀滅），這將他永久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伯駕的台灣方案終被美國國務院拒絕，他本人亦在1857年被新執政的Buchanan政府召回。伯駕離開中國的時間是1857年8月27日，此後他再未回到中國。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十年，他一直住在華盛頓特區。

退休後的伯駕，擔任過美國福音會教會聯盟副主席。1871年，他和曾中斷他財務支持的教會取得和解，重為長老會成員。他亦曾獲得多項榮譽，包括耶魯榮譽碩士學位等等。因他住得離白宮很近，林肯總統有時會造訪他的住所。1888年1月10日，伯駕以83歲高齡辭世。

蓋棺論定，美國史學家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認為：與伯駕不名譽的外交成就相比，他在中國的行醫經歷（救助病患，培訓中國西醫等等）才是他一生值得驕傲的業績，其治病救人體現了真正的基督情懷。“在中國病人的眼中，他的行為跡近於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