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都的二手书店找寻二玄社出版的字贴画谱时，不经意间，就走进了一家有内藤题匾的小书店。内藤虎的名字，对于学习中国中古史的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他的唐宋变革说几乎可以视为中古史研究的里程碑，影响至深，中日两国的学者均从中获益，并不断拓展深化。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中古史方面的多种建树与内藤的学说密不可分。

陈氏在悼念王国维的挽联中有这么两句提到王氏游学日本的经历：“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这是王氏对当时日本汉学大师的排序称赞。据传这个排序是王国维在世时与陈氏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名家的月旦点评。其中的内藤虎，是当时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实际上，在中国史研究的学者看来，内藤的汉学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影响力都超过了藤田丰八（王国维的学生）和狩野直喜。在日本东洋史学界，只有他，可以与东大的白鸟库吉并驾齐驱，分别以文献学和实证学的领军人物而在中日两国学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1866年出身于日本秋田县儒学世家的内藤虎(号湖南)，早年并不是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而是一名新闻记者和时评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作为《朝日新闻》的政论记者，他不仅关注、报道和评论晚清时代的中国现状，也因从小养成的汉学修养而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史的研究和中国文物典籍的发现和整理，逐渐转型为汉学研究专家，并在其中形成了他自己对中国和日本的文化观和历史观。 在这一从新闻界时论“意见领袖”向学术界东洋史研究专家的身份转移中，他前后总计访问中国达十次之多，既有与晚清民初的中国一流文史学者（诸如罗振玉，王国维等）的交流切磋，互为影响，并收罗、拍摄、介绍中国文物典籍，包括新出的敦煌文书，也在文化学者的身份之外，负有政治功利性质的一些调查任务。

检索内藤的履历，除了长期担任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外，他还担任过发动侵华战争的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顾问，以及伪满洲国日满文化协会的学术顾问。而这一切的前提，并非仅仅因为他的学术成就与知名度，最重要的是，他为日本崛起后的领土扩张提供了“合理”的文化注脚，此即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中华文明外来输血说。关于前者，内藤的观点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时会越出汉民族、中原甚至中国本土的范围，形成“东洋文化圈”，而这个圈的中心就要移至日本，由日本来振兴中国就成了近代日本的文化天职。关于后者，他认为中华文明所以能延绵至今，在于外来民族新鲜血液的强行输入，将老大帝国原有毒素的陈血替换，从而获得新生。在他写给近卫的信中，也体现了这一日本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思想，即中国是日本发展的必需。精通中国文化的他认为：“中国崛起是迟早的事，只有在它尚且昏睡之际打倒它，才是日本的取胜之道。“

也就是说，作为记者与学者的内藤，他毕生引介和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在学术领域以其高深造诣而获得中日学术界认可与尊重的形象，与他为日本政军两界大陆政策提供理论支持的侵略帮凶形象，是合二为一，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而且，不限于理论与学术的助恶，内藤在考察访问中国时，还接受日本外务省的委托，从事地图搜集与实地调查的活动，他与大谷探险队一样，在晚清民初纷乱之际，收集贩买掠取了大量的文物典籍，在伪满沈阳故宫也偷拍了若干珍藏满蒙文献。 陈寅恪在1929年诗赠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群趋东邻学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这四句讲的是，堂堂中国士人，如今却要到日本去学习中国史，这是士夫之耻。这里面包含了对内藤等日本汉学家研究成就的无奈承认，但更多是对国人学问不实、学风不古的痛惜与批评。将此扩展到学术之外的国家与民族发展上，陈氏的痛惜在数年后变成了国破家亡的现实。

内藤所为，从日本人的立场来说，自然无罪而有功；但于国人而言，敬仰内藤学术成就的同时，不可不知他在那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侵华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记住前耻，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要知耻而奋进，不忘前辈的洗耻期待，无论是学术，还是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