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至香港逃离香港 逃港: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逃港（即逃亡至香港），在中国大陆称为“大逃港”，在香港本地又称为偷渡潮，是指在1950年代至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大量中国大陆民众为逃避中国共产党统治，尝试偷渡至英属香港之现象。三年大饥荒后之1962年为一高峰。逃港潮促使并强化了香港的反共意识形态。 逃港名人: 吴锡豪 季炳雄 林行止 李鹏飞 关惠群 李摩西 锺锦 倪匡 周庆峻 罗文 黎智英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后发动“上山下乡”，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孙仲勋来说，“上山下乡”反而带来让他偷渡到香港的机会。孙仲勋辞去广州汽车厂的工作，申请下乡，被派到惠州市博罗。孙仲勋说：“我要部署去香港。我将户口转到农村，就算偷渡失败要回来，也不会影响家人。” 孙仲勋申请下乡意味着他要放弃城市户口。孙仲勋说：“我认为我一定能够去到香港，户口对我又有何用？我对自己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句说话是毛泽东说的。” “一次不行，我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甚么叫危险？我不知道。甚么叫死？我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怕。” 1968年，孙仲勋时年23岁，首次尝试偷渡。他与两名同伴选择坐火车到东莞，再循陆路到香港。 经过几天逃亡后，三人来到深圳福田。孙仲勋说：“下山后，我们见到有些房子很漂亮，以为到了香港……我们没有任何防备，大摇大摆，甚至抽烟。” 三人经过田间，突然有几只大狼狗突然扑出，其中一只抓着孙仲勋的胸口不放。“解放军在叫不许动。我们一听到他们说普通话，就知道我们失败。” 孙仲勋在深圳收容所被扣留一个星期，辗转回到博罗公社。在博罗待了十多天，孙仲勋回到广州。 翌年，孙仲勋坐火车到樟木头，但民兵上车检查，发现他有意偷渡，又再被遣回。 第三次，孙仲勋终于学乖，知道必须经水路才有望到香港。这次，他与一个朋友结伴出发。他们先坐车到惠阳，然后上山。他们只敢在晚上赶路，走了四五天，终于抵达深圳大鹏湾。 孙仲勋和伙伴晚上10时多下水，一直奋力游，七小时后终于进入香港境内。 三天后，孙仲勋已在香港找到工作。 孙仲勋藉文革的“上山下乡”偷渡到香港，但对当时大部份“知青”来说，“上山下乡”令他们感到绝望，促使他们决心逃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去──其中包括陈克治与太太李洁馨。 陈克治1947年在广州出生。文革席卷中国的时候，陈克治刚好读完高中，准备高考上大学。陈克治说：“1966年开始文革，高考暂停。当时以为高考只停一年……到1968年，我们这些人全部去了农村，失去我们的城市户口。” 当时，上山下乡最响亮的其中一个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甚至有说知青一生要扎根农村。陈克治不甘心终身在农村渡过，母亲亦鼓励他偷渡到香港。 不过，“上山下乡”令陈克治有意外的收获。陈克治与太太同被下放至博罗，并被挑选成为民办教师时，两人才相识。陈克治说：“去到农村，唯一短暂、最开心的时间就是和她拍拖。” 逃港者之间有不少术语，其中一个叫“埋堆”。偷渡客要找到一个靠近边境、可以接收物资──包括干粮、指南针、用简单物资制成的救生圈等等──的地点。之后，他们就可以上山再走到深圳。陈克治夫妇当时选的“埋堆”地点就是龙岗。 从亲戚手中接到物资后，两人本来预计只需两天就可走到海边，所以只准备了两天的“炒米粉”。李洁馨说：“把米粒炒热后，之后磨成粉，沟些糖、沟些油。”由于“炒米粉”便于携带，加上感觉饱足，是偷渡客常见的干粮之一。不过，两人足足走了四五天才抵达海边。 陈克治与李洁馨深谙水性，所以对游跨大海很有信心。两人下水后，风浪极为猛烈，奋力尝试游离岸边也无功而还。李洁馨说，当时的浪花有一层楼这么高，一直迎面而来。“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再去，我要回头……他对我说，你不用害怕，有我在就一定有你，我不会离开你。有他这样的鼓励，我就跟着他去。” 由于受惊，李洁馨当时手脚也不听使唤，好像忘了如何游泳一样。他们仅余的物资有一条粗绳及一个救生圈，陈克治决定把绳绑在自己的身上，另一端绑在救生圈，让李洁馨拉着救生圈，由他拉她冲出大海去。 翌日凌晨五、六点的时候，两人终于抵达香港吉澳。岛上有一个老婆婆将他们救起，并招待他们。李洁馨说：“那位婆婆告诉我们原来昨晚九号风球。”他们在老婆婆家住了三晚，之后成功抵达陈克治姨妈的住处。 文革十年造成巨大灾难，一直研究文革逃港者历史的金虹对BBC中文网说，广东省的知青偷渡到香港是当时全国独有的现象。“其他地方的知青没有这个地利，香港与广东这样近，容易嘛。第二，（其他地方的知青）语言不通，其他人一眼就可看穿他们的身份。他们也难以接触（香港的）风土人情。”
当时广东知青逃港风气之盛，不少人公然在珠江练习游泳，作逃港的准备。金虹说：“毛泽东不是跑到长江游泳吗？这就成为理由，（让知青在）大江大河去锻炼身体。”假如知青能够游过珠江──距离逾10公里──他们就取得逃港的基本资格，可以一试碰运气。 至于文革期间有多少人偷渡来港，一直没人能确切掌握这个数字。香港大学人文学院的讲座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对BBC中文网说，1968年香港约有2500名从中国大陆来的非法入境者，而这个数字在1970年下降至1700。不过1971年后，数字回升至3500；而1973年香港录得逾6000名非法入境者。 冯客在电邮说：“确实的非法入境者数字远比（记录）高。”他解释，与向（香港入境处）人事登记办事处申请身分证的数字相比，上述的数字大概只代表三成进入香港的非法移民。他估计，单在1973年，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有约两万人。 另外，他指在四名逃港者中，只有一名能够成功到达香港。其余的人可能被捕，甚至在逃亡中死亡。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教授中国近代史、着有《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的潘鸣啸（Michel
Bonnin）则对BBC中文网说：“这样的‘基本事实’很不容易确定……知青偷渡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是20万。其中在海里死亡的更难确定。” 潘鸣啸说，他的其中一个朋友在广州培英中学几个班进行调查，其中发现试图偷渡者有八成人成功，至少8.6%的人在中途死亡。假如按这些数字推算，大概有25万广东知青尝试偷渡，当中20万人成功。 根据逃港者黄东汉的采访及记录，有逃港者溺水、甚至被鲨鱼咬死而葬身大海。也有知青从山上摔下，或被士兵开枪打死。 文革期间的逃港者，有一些循难民计划被安排到其他国家定居，其中不少逃港者到美国去。亦有一些人在香港安定后，再申请移民。 大部份逃港者仍在香港居住，其中一些逃港者每星期都会举行聚会见面。2014年，这些幸存的逃港者在吉澳岛东南角立了一块纪念碑，悼念当年逝世的逃港者。从2014年开始，每年五月一日，当年的知青都会一起前往拜祭亡灵。 文革过去，偷渡到香港亦成前尘往事；今天的中国大陆，亦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截然不同。孙仲勋自改革开放后，一直都有回去广州。他说：“广州有很大转变，大建设、大改造，已经面目全非，也可以说是貌然一新……多了高楼大厦，以前广州楼房，只有四五层楼高……广州与香港的距离拉近了。” 孙仲勋认为香港有被边缘化之忧。“风水轮流转。以前我们叫大陆人阿灿，现在大陆人叫我们做港灿。”不过，孙仲勋说他从来没有后悔当年偷渡来港的决定。“我没有后悔。塞翁失马，焉之非福？” 陈克治亦说他从没后悔偷渡来港。“香港相对比大陆有自由。” 21%香港人逃离香港 北京在港强推《国安法》一年，21%香港人表示计划永久离开香港，意味着离港人数将超过150万。各国纷纷推出“救生艇”计划协助港人移民，哪些国家的政策最宽松？ 《国安法》下，香港多名民主派人士及抗争者被迫踏上流亡路，而担心政局的港人家庭也纷纷移民。从近日很多影片及图片可见，香港国际机场离境大堂在疫情下仍然人潮汹涌，往英国航班的登记柜位更是大排长龙。 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民调报告，有21%的受访者表示计划永久离开香港，即每五名香港人就有一人想移民。若按香港总人口750万计算，可能移民的人数将超过150万。 英国：520万人可申BNO签证 英国针对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持有人推出“5+1”签证计划，今年1月31日起生效。BNO港人可携带家眷前往英国生活丶读书或工作5年，之后可申请永久居留权，再住一年后可入籍英国。 英国政府今年5月表示，至今收到来自香港的居留签证申请数量已达3.4万份，远超过来自欧盟的申请件数；这些案件当中，有2万宗为主申请人个案，1.4万宗为受养人个案。 当局早前估计符合资格的港人达290万，加上直系亲属人数达520万人，料未来5年将有25至32万BNO港人移民英国。美国银行预计，港人移居英国会在2021年引发36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 面对大规模移民潮，英国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部（Ministry
of Housing, Communities & Local Government,
MHCLG）在4月宣布拨款4,300万英镑助BNO港人融入社会，包括在全国设立12个“迎新中心”，协助港人解决房屋丶教育及就业问题；另拨款地方议会和民间组织，为新移居人士提供额外支援如申请房屋津贴丶学习英文等；也会向学校提供资源及教材，教育英国和香港的历史渊源等。 “5+1”计划原本规定BNO签证持有人不能获得公共财政资助，但当局近期放宽政策，若BNO港人赤贫或面对赤贫威胁，可申请社会房屋及无家者支援服务，政府估计会有2,400至1.5万名BNO申请人受惠。 除了BNO计划，英国亦向流亡港人提供政治庇护，包括在反送中运动期间遭中方拘押的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以及因《国安法》被香港警方通缉的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 加拿大：读书或工作满一年送永居 加拿大去年11月因应国安法宣布“救生艇”计划，只要持有BNO或特区护照，并在过去5年内在加拿大的大专院校或海外同级院校毕业，便可申请，不设年龄限制。 今年6月，当局进一步放宽措施，首类申请者须于过去3年，在加拿大认可的大学或大专院校，考获学位丶文凭或研究生证书，并在修读课程时不少于一半时间身处加拿大。第二类申请者则需要于过去3年，在加拿大全职工作至少一年，或拥有最少1,560小时兼职工作经验。 这被指是加拿大给予港人史上最简单的移民方案，甚至比英国的“5+1”BNO计划更宽松。加拿大政府表明，加拿大与香港关系深厚，希望“在现时这个艰难时刻继续与香港人站在一起”。 两类申请人均须持有BNO或特区护照，以及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并要符合当地特定语言丶教育丶工作和资格要求。新措施将于6月1日生效，至2026年8月31日为止，但当局强调有可能随时取消安排。 庇护方面，2019年至2020年6月，加拿大难民公署至少接获49名港人申请难民资格。加拿大新香港文化协会今年1月表示，前后已有14名港人获得加国的政治庇护，正在申请永久居留权。 澳洲：延长港人签证 庇护批出率100% 澳洲政府去年7月公布多项惠及港人的签证政策，包括延长香港毕业生或临时技术签证5年，以及透过优才和商业创新及投资移民项目吸引香港人才等。 澳洲政府指，接近1万名身在澳洲持有临时技术丶毕业或学生签证的人，将合资格获得延长签证。澳洲广播公司（ABC）2021年2月11日报道，至今有2500名在澳洲的香港人已获延长签证。 澳洲SBS广东话组今年3月报道，在2019年6月的反送中运动爆发后，有270名香港人向澳洲申请政治庇护。 根据澳洲内政部报告，当局在去年12月向不多于5名香港人批出了难民庇护签证，批出率为100%，是超过10年内首次向港人批出庇护签证。 美国：重推法案助港人申庇护 2020年国安法实施前后，美国国会议员相继提出《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Hong
Kong People's Freedom and Choice Act）和《香港避风港法案》（Hong Kong Safe Harbor
Act），但前者遭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以担心中国间谍渗透为由反对，后者也因参院议程满档而未及通过。 到了今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和民主党人梅嫩德斯（Bob Menendez）牵头重推《香港避风港法案》，如获通过，将为参加过和平示威并有充分理由担心被迫害的香港人，提供申请“第二类优先难民”的权利，且不受难民人数限制。 法案又明定，如因向美国政府提出难民申请，导致公民身分丶国籍或居留权遭撤销者，将被视为因为政治立场受迫害，获得难民身分。 香港本土派成员丶前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去年12月宣布流亡美国并向当地政府寻求庇护。 德国：至少三港人获庇护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德国并未推出任何救生艇计划，但当地难民政策较完善，数名港人已循此途径移居德国。 开创先例的是香港本土派人士黄台仰和李东升，两人因参与2016年“旺角冲突”被控，2017年赴德国申请政治庇护，隔年获批，是九七后德国首次向香港人发出政治庇护许可。 2020年10月，一名因参加反送中运动被控暴动罪的香港中文大学女生，在德国申请庇护获准，取得为期3年的难民身分。她在德国的难民营等待11个月，当局提供了大部分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如衣食住行及基本医疗服务，但她透露自己曾因情绪问题而需入院，甚至曾被难民营职员性侵，事后已报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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