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

大学时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最富有朝气和最快乐无忧的时光， 也是进步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大学既是学校，又是社会。大学生活既是学习，也是实践，更是生活。我上大学的那段时间，正是中国发生最根本变革的一段历史时刻，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飞跃式发展的时期，一个思想大转变的时候，一个对我一生影响极大的特殊时段。时间飞逝，一转眼我已经大学毕业39年了，那个时期的很多点点滴滴还能回忆起来，但也有很多细节已经被遗忘了。我觉得应该把能够想起来的方方面面记录下来。

一．初入校园

我录取的大学是江苏农学院（简称苏农），校址在扬州。1978年10月18日，我从家乡海安县城乘长途汽车到学校报到，我的行李包括一个木头箱子和一个大网袋，带着一些生活用品和衣服等物品。我坐在汽车上，心情很激动，憧憬着去一个花园一样的大学读书。长途汽车到达扬州车站后，学校有专门的接待人员在车站提供帮助，他们查看一下录取通知书后，就把我带到车站边上的一辆军用卡车处，让我上了那辆绿色的卡车，我和很多其他同学一起站在卡车上被送到距离扬州一个多小时车程的苏农青山校区。就这样，初到大学报到，却被直接从汽车站拉到了远离主校园的一个农村校区，没有机会看一看自己大学的样子，虽然上了大学，心中的大学校园的样子仍然是个谜。

卡车一直将我们拉到宿舍楼下，我们下车后，立即在现场办理了报到手续，并被安排入住预先安排好的宿舍里。我被安排在312宿舍，是三楼靠楼梯的一个房间，宿舍里有四张双层床，住八个人，每个床位都已经贴好了学生的名字，我住下床。在我的宿舍里，我是第二个到达的，比我先到的是我们班的老三届同学孙启善（老孙），江苏丰县人。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但是他浓重的家乡口音我根本听不懂，他就在布满灰尘的桌面上用手指写出他要说的关键词，跟我交流。宿舍里很脏，我和老孙一起将宿舍打扫了一遍。后来本寝室的同学们都陆续到达。大家初次认识，相互介绍，热情打招呼，很是开心。

很多同学是由父母或哥哥姐姐全程送到学校的。我父亲本来也问过我要不要把我送到学校，我没有让他送。我觉得自己可以应付，虽然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十八岁的男儿，外出闯荡，哪有要父母陪同的道理？

除老孙外，跟我同宿舍的另外六位同学是胡金波，丁贵思，马国荣，张明生，仇家山和鲍兴才。兴才同学住在我的上铺，他是东台人，跟我口音一样，有家乡人的感觉，容易交流，使我感到很亲切。

宿舍里的陈设很简单，每两个人合用一张桌子，每人一个板凳，有一个小小的公用的地方，用于放一些简单的用品如脸盆，牙膏，牙刷，热水瓶等等。每个人自己的物品只能放在床底下。当时我有一点失望，觉得各方面的条件跟原来想象的相距甚远。后来才知道，全国各地所有大学里学生宿舍的条件都差不多。

大学报到第一天给了我三个惊讶。第一个惊讶是在填写学生登记表的时候发生的。 我们到达学校后，立即排队办理报到手续，首先需要填写一份学生登记表，我不加思索地将我的名字填上了“书华”， 负责报到的老师看到后，当着很多新同学的面，很大声地批评我说，“一个大学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使我极度尴尬，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进去。其实是有一点点冤枉。从小学到高中的那些年里，我从来没有填过表，自己平时写名字一直很随便，常常将自己的名字“树华”和“书华”混着写。因为“书”字笔划少，写起来简单，草书更漂亮，所以我更多时候写成“书”字。同学们也是这样写我的名字，这两个字的家乡话读音一样，一直没当一回事。没想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的第一件事，我就在这上面栽了一个小跟头。这个小惊讶给我上了一课，那就是“名字不能乱写，一切都应该认真起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随便便了”，从此，认真的科学态度从写名字开始。

第二个惊讶是大学教材的大小和厚度。在报到手续办完以后，我们拿到了本学期的课本，包括理论课和实验课的教材。我拿到那些教材后，立即惊讶地注意到，那些教材既大又厚。在这以前，我们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里用的教材都是32开本大小的书，而大学教材变成了16开本那么大，而且比中学课本厚很多。看到那些大学教材，我知道我将投入浩瀚的科学海洋。

第三个惊讶是有关口音。同学们来自全省各地，都带着很浓重的家乡口音，相互听不懂，很难交流。那时候我想，这还只是来自本省的同学，如果是全国招生，那会是怎样的呢？上大学前，我到过的地方很少，对于口音的差别没有太多的了解和体验。大学第一天，我对地方口音的多样性有了真切的体会。我们宿舍的同学来自丰县，灌南，淮安，江阴，建湖，滨海等地，全班同学分布就更广，这些地方的口音都比较难懂，尤其是苏南的口音，根本听不懂，幸好大多数来自苏南的同学普通话都说得比较好，交流起来反而没有困难。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互相适应，这种由于地方口音而造成的交流困难得到改进。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同学们听不懂，虽然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一直努力改进，但是，一直到现在，我的普通话还是不很标准。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从小就接受普通话教育，外出时交流就没有问题，真是个好办法。

二．仪征青山校区

文革中有一句话是“农学院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受这句话的号召和影响，苏农决定到农村办学，因此在仪征县青山公社境内的一片茶果园中间选定了一块地，建成了青山校区。这个校区的建立是文革极左思想的产物。如果说因为学习农业科学，学校就必须办在农村，那么，按照这个逻辑类推，林业大学就应该办在森林里，水利大学应该办到江河上，地质大学和古生物类专业应该办到大山里，煤炭学院应该办在煤矿，综合性大学都应该分拆开来，按照各系各专业学科类型办到相应的不同地方，比如考古专业就应该办在古墓和祖坟多的地方。试想一下，如果大学都这样办，我们的高等教育会是什么样子呢？事实上，不管是哪种学科的大学，所有办学条件都是差不多的。大学都需要教学，科研和生活三个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的硬件和软件都很相似，大学由教师，职工和学生组成，教师和职工有家庭，为了满足各方面的办学条件，大学肯定应该办在城市或城郊，跟大学种类没有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科研和教学质量，以及保障大学人员的生活，这也是国际上的惯例。

仪征青山校区坐落在一个丘陵地带，校区占地大约500亩，没有围墙，没有大门，只有一条窄窄的公路将校区和宁扬公路连接起来，距宁扬公路直线距离约一里远，但是从公路上走路约二里多路程。校区周围是果园和茶园，它距离仪征县城大约20公里，到青山镇需要乘十几分钟的公共汽车，基本上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记得有一次我需要买一个热水瓶，在农村田间小路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在一个村子的小商店里买到的。

校区分宿舍区和教学区。两区之间大约一里多的距离。宿舍区有两栋三层高的学生宿舍楼，男生占据一栋宿舍楼，女生宿舍楼的第一、二层是借给当地驻军部队家属住的，三楼是女生宿舍。这两栋红砖宿舍楼建在一个山丘之上，远远望去很显目。楼房是新建的，内部整齐干净，是标准的“筒子楼”设计，每层中间靠楼梯处有两个自来水间和公共卫生间，有电灯和自来水，但是没有其它公共设施，没有门卫或传达室，任何时间进出自由。

教学区有两排双层高的教学楼，内设一些教室和实验室，教室有座椅，没有课桌，而是每排座椅后面装有一个可放可收的木板，放下来可以摆放书本笔签，下课时将木板收起来折上去，以便人员通行。实验室也很简单，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观察实验。因为大学第一年主要上基础课，实验课不多，所以基本的上课和实验条件是具备的。教学区还有一个简单的操场，用于我们上体育课。

靠近教学区的还有一系列生活设施如食堂，热水供应点，收发室和医务室等等。食堂中有饭桌，但是板凳不多，所以在用餐高峰时间我们有时候需要站着吃饭。食堂的门窗密封性不好，经常有飞鸟光顾，饭桌上常常有鸟粪，没法讲究干净。食堂旁边有一排平房作为教职员工的临时宿舍，因为教师们家住扬州或南京，到青山上课只是暂时住宿，所以那些临时住处条件简陋。将学生宿舍和其它生活设施分隔开来的布局不合理，给我们带来很多不方便，例如，每次打热水我们需要走大约一公里来回的路程。

校区没有浴室，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方便，夏天还可以克服，大家在自来水房里冲洗，但是冬天就很困难，只能到青山镇的公共浴室去洗澡，很不方便，几个星期才洗一次澡。有一个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因为坐公共汽车去青山镇洗澡，遇车祸身亡，特别可惜。

我们入学那年青山校区刚刚被启用，我们是第一届也是唯一的一批在那里学习的学生。苏农一共有七个系，我们78级的农学，园艺，植保和土化四个系的一年级新生被安排到青山校区学习，其他三个系科是畜牧兽医，机电，农经，他们被安排在扬州主校区。

那时候学生单纯，学生工作相对容易而简单。各系有一个学生辅导员，负责学生工作，我们农学系的辅导员是郭礼和老师。青山校区各方面条件不很理想，我本来以为那些不理想的条件是因为校区办在农村的原因，后来从其他大学的同学了解到，这种艰苦条件在很多大学都或多或少存在。国家刚刚经过文革的十年动乱，国家处在恢复阶段，大学都处于恢复期，各方面的条件尤其是物质条件受到一些限制，教学和生活条件差，校园破旧的情况很普遍。我们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赶上了那个伟大的恢复发展的特殊时代，也是一种幸运。我们这批大学生，经历过文革，过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带着为国家建设而努力学习的雄心壮志来到大学，特别珍惜学习机会，学习动力强，外因条件对我们的影响相对较小。

三．学农

我在填写大学志愿时，第一志愿填的是一个医学院，第二志愿报的是苏农。小时候我一直有做医生的理想，这是因为我的外公和舅舅都是医生，觉得救死扶伤的职业很光荣神圣，广泛受到尊敬。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有过疑惑，不知道为什么被第二志愿录取了。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由于农学院不容易招生，一般都优先录取，只要填写了农学院志愿的考生，无论第几志愿，只要在分数线以上，就被优先录取。这样，我被苏农农学系录取。其实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农学院究竟学什么，甚至还想，种地还需要上大学学习吗？

刚被录取时，我心底里对学农有过一闪念的不满意情绪，社会上的世俗观念也是这样，凡是带“农”字都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记得有一年南京各大学文艺汇演，我们学校宣传队表演了一个自编自演的歌曲“学农的人儿更爱农”，当报幕员报告完这个歌名时，全场哄堂大笑。本来大学生深受社会尊重，有自豪感，他们外出都喜欢戴着校徽，但是，农学院的学生外出时往往都不戴校徽，有自卑感。

那个年代，大学分理、工、农、医和师范类，除理工类大学外，其他三类都不是很吃香，学文科的也被认为不如理科好。跟农科一样，其它一些专业如林业，地质，考古，海洋，煤炭，水利等等专业都不同程度地不被看好。由于当时教师待遇差，学师范也不受欢迎。文科中的好专业更不多。即使是工程专业，细分下来，有些科目也不是很受欢迎。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学到邻近的大学玩，听到那里有些同学读的炮弹专业和火药专业等等，感觉有点吓人。随着对大学专业的全面了解，我的认识也有所改变，感觉到学农真不算那么差。

农学是一个最贴近人民生活的专业，一个最具体，最有烟火气，最接地气的专业。民以食为天。学农最能直接为人民服务，为国民经济基础服务。国家每年最大的科技奖往往都有农业大奖，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中农口的人占有较大的比例，农业科技的发展是这几十年国家兴旺发展的最主要领域，为国家经济飞跃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基础作用，这些都是学农人的努力和贡献的结果。

农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当了农业干部或科技工作者。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农业方面的干部职位很多，给学农的人带来的机会也就特别多。改革开放初期，联合国和一些国家对中国进行援助，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为中国培养人才，提高科学和教育水平，而中国当时是农业大国，因此，在农业方面的援助项目最多，因此，学农的人被送出国深造的机会特别多。

记得我们在南京时，一位在南京大学生物系就读的老乡来我们学校玩，他总是自豪地标榜南大多么多么好，将来分配工作肯定在大城市里的好单位等等，让我们羡慕不已。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个省厅单位，但是，到单位报到后，却被这个省厅安排到所属的一个位于东海边的国营养殖场，那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并没有我们农学院毕业生分配得好。

上大学选专业固然重要，但不是今后前途的决定因素。几十年以后，看看人们的发展轨迹，不难证明这一点。我的很多同学毕业后都改行了，有些人改行的幅度还很大，出国的人中更是改行的更多。我的大学和研究生同学中，有的当了律师，医生，药学家，食品科学家，有的办企业，做生意，五花八门，并没有限制在“农门”里。我们学校有不少从中专和大专学校考进来的研究生。我们班还有好几个同学考入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的研究生。大学只是人生的一个开始，一个起跑线，以后的毕生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的一个当教授的朋友曾经这样说过：无论学什么专业，只要你在本领域内名列前百分之二十五，就一定不会错。我很赞同这种观点。我们班的同学中有的在全国一流大学担任高级教授，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国外洗碗、打黑工的也不乏其人。我们学农的人发展成其它领域的佼佼者的大有人在，其它专业的毕业生转行到农业上的人也不在少数。最近加拿大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个北京大学高材生在这里成功地经营农场实行科学种田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四．农学83班

我被录取的专业是农学，主要是学习农作物的栽培和育种。这是农学院最主要的系科，每个农学院都有农学系。那年我们农学系招收了四个班，每个班37人，全系近150名新生中仅有10名女生。农学院女生少是一贯的现象，可能是因为女同学都不愿意学农的原因吧。我被分在第三班，因为我们是1978级，所以我们班被称为“农学83班”，简称三班。我们班的同学们来自江苏省各地，多数来自苏北。班上有四位“老三届”同学，他们入学时都已经30多岁了，已经结婚有了孩子。他们那么大岁数还来上大学，远离妻子儿女，很不容易。 他们既是幸运的，也是痛苦的。班上最小的同学当时才16岁，还不到年龄最大的同学岁数的一半。所以， 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将最小的同学开玩笑地认作干儿子。

三班同学大多数来自农村，童年生活中的苦难使我们磨练出了一些坚韧的性格和特有的乡土气质。同学们单纯，本分，朴实，循规蹈矩。他们拘谨，保守，不活泼。他们特别能吃苦，能忍耐，对物质条件要求不高。由于同学们有相似的背景和经历，大家很容易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班级集体。

我们班的班长叫成徳树，我们都叫他老成，滨海县人，是老三届同学，他上大学前已经做过多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因此，当然地被学校指定为首任班长。他领导能力，活动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老成持重，头脑聪明，处事缜密，周全，灵活，说起话来带有很重的滨海口音，有朴素的农村特有的幽默感。我们尊敬他这个班长，更把他当成大哥。当然，班上有一个能力强的班长，对我们班的同学来说，有利有弊。一方面，由于他的社会经验丰富，领导能力强，系里常常依靠他帮助处理很多学生事务，有时候能为本班同学提供一些额外的帮助。然而，由于他的优秀，学校和系里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往往会找他帮助，例如，学校需要搬家或其它一些体力劳动，系领导往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班，所以，我们班最容易被抓差做苦力的。除老成外，我们班的另外三位老三届同学也比较活跃，有威信，有影响。由于我年轻，喜欢跟他们相处，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老孙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文笔特别好，很能写文章，上大学前就是当地有名的笔杆子。他遇事想得开，是一个于世无争，心中坦荡的人。他有思想，有涵养，家庭观念重，爱护子女，是一个好父亲。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深刻的思考和理解，跟他聊天总能有很多收获，每当我有心事想找个人说说的时候，往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孙。他学习上理解能力很强，平时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学习，考试时总能考出好成绩。

老丁就是跟我同寝室的丁贵思，是一个直肠子，心直口快，极其热心，有热情似火的性格。他来自灌南县。说实话，我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江苏省有那个县。即使是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也很少看到有关于那里的报道。老丁高考时化学考了满分。他特别善于帮助同学，我也得到过他的不少帮助。老丁对我们年轻人该批评就批评，倒觉得容易相处。由于他的热情助人的性格，大家推选他担任了班里的生活委员。

老张叫张士斌，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学习刻苦，成绩优良。他是我们班高考分数最高的同学。他善良，率真，厚道，热情助人，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老大哥。由于没有跟他同寝室，也没有同在一个小组，我跟他接触相对少些。

三班同学中一个让我特别敬佩的同学是胡金波，他刚入校时跟我同住一个寝室，淮安人。记得入校报到那天，他在第一次介绍自己的时候说他来自周总理的家乡，并且他家距离总理故居只有十几分钟步行的距离。这让我很是羡慕了一番，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对周总理有无限的崇敬。金波是班上威信最高的同学，大二时开始担任班长，毕业后留校工作，他口才极好，文笔也好，政治素质高，个人作风过硬，还平易近人，重感情。凭着各方面超群的表现和能力，他毕业后一直进步很快，从学生辅导员一直做到副省级干部。虽然我从大二起就离开了三班，但是，我跟金波一直保持了很好的私人关系和同学情谊。他曾给予过我很大的帮助。十多年前，他到加拿大考察工作，还专程来渥太华看望我。几十年里，我每次回南京，只要在南京，他再忙都会抽时间跟我见见面，我们一起畅所欲言，特别开心。能有金波这样能力和人品俱佳的朋友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郭平林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比我大三岁，社会经验比我丰富。他有思想有主见有能力，真诚有亲和力。临毕业前的那一学期，他被安排在校内实习，我们曾几乎每天在一起，建立了亲密的深厚友谊。毕业后， 平林分配到农业部工作，我每次到北京都一定拜访他，每次都受到他的热情招待。

我的三班同学们都很好，我跟他们相处融洽。他们各有所长，给予过我很多帮助。我虽然只在三班待了三个学期时间，我喜欢三班同学的朴实，真诚和自律的班风。

五．课堂学习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像现在的大学采用学分制，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全部是必修课，没有选修课。我们全系四个班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课程表排得比较满，多数情况下是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晚上在寝室里自习做作业。每门课有期中和期末两次考试，有些科目平时有几次小测验。大学第一学期主要是学习基础课，如植物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高等数学和外语等等。外语语种由同学们自己在英语和日语中自由选定，我选的英语。有些科目有实验课，一个班在一起上实验课，如植物学和化学，每次实验课都要完成实验报告。有些科目只有理论课，如数学和英语。

在上大学之前，我对大学有一种神秘感，对大学老师有种莫名的崇拜心情，印象中大学老师都是教授，大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及。带着崇拜跨入教室，听老师们讲课，心中兴奋不已。

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植物学，由鲍世问老师讲授。鲍老师那时候50多岁，头发灰白，气质极好，就是我想象中的大学教授的样子，也是电影里教授的形象。后来才知道，鲍老师是植物学教研组的组长。当时有一个同学叫他鲍教授，他解释说他不是教授，而是讲师。从那一刻我才知道，不是所有大学老师都是教授，而是有不同的职称。由于文革动乱，十多年时间里没有评过职称，虽然很多老师的教学和科学水平已经达到了教授的标准，但是在那时候都还只是讲师甚至是助教。鲍老师口才极好，知识面广，待人和善，讲起课来热情洋溢，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植物学实验课是由两位年轻老师教导的，他们是江华山和严华海二位老师。我很幸运，上大学的第一个星期就认识了江华山老师，他后来成为我几十年里最亲密的良师益友。那次上完第一节实验课后，一个在农学82班的老乡同学告诉我说，江老师是我们海安人。我听到后很高兴，立即跟他一起去江老师的宿舍找他。江老师对我们很热情，后来我就经常找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江老师是一个聪明睿智，社会经验丰富，有思想，有水平，为人真诚，与人为善的人。几十年里，我只要遇到困难，肯定第一个想到的是请他帮助，他总是有求必应。我一旦有想不开的事情，也总是与他商量，往往经过他的分析和劝导，我的思想疙瘩就能解开。就连当年找对象也是请他和师母丁承英老师帮助参谋的，他们后来是我跟太太的媒人。我们这种师生朋友情谊极其深厚而长久，在国内时是如此，出国以后也是如此。每次回国到南京，我再忙都一定抽时间看望江老师，每次我们都开心地喝酒聊天，不亦乐乎。有这么好的老师和朋友是我的好运气。

由于时间久远，很多当年在青山时教过我们课的老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无机化学是一位姓邢的女老师讲授的，那个老师个头不高，穿着朴素，但是专业知识特别强，对上课有极高的热情，课讲得好，对学生很有耐心，考试也不专门刁难学生，大家都挺喜欢那个老师。

我担任班上的英语课代表，对当时的英语老师印象比较深，他叫倪权，英语水平很高，课也讲得好，我跟他接触比较多，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他曾经邀请我去扬州，到他家做客，但后来没有找到机会。我们搬到南京以后，倪老师留在扬州，我们还通过几封信。我很感激这位热情的英语老师对我的帮助和忘年友谊。

我从一开始就对英语很感兴趣。受文革影响，中学期间外语学得少，到大学后是重新从26个字母和48个英标开始学习的。学英语，一本好的英汉词典是必备的，可是，那时候好的英汉词典很难买到，我父亲在上海想了很多办法，帮我买了一本英华大词典。这本词典跟随我40多年，从国内到加拿大。后来由于太旧了，没法再用了， 但是我一直没舍得丢掉它，多次搬家，很多旧东西都丢掉了，但是这本词典我一直留着，作为纪念，一是纪念在青山学习的那段时光，二是纪念父亲为我提供的支持。

六．青山校园生活

入学不久，学校搞了助学金评定，先由同学们填写一份家庭经济状况表，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开会进行初评，再由班级和系里最终评定，决定助学金等级。助学金分五等，从一等至五等分别为每月21，14.7，11.4， 7.9 和0 元。也就是说，家庭经济条件特别差的同学，每月可以得到21元钱的经济补助。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国家不需要给助学金。其他家庭经济条件介于这之间的同学被评定拿到三种不同的助学金标准。助学金是国家给予学生的补助，跟学习成绩没有关系，完全根据家庭经济情况评定。由于我父亲在上海当工人，不是纯农民家庭，我被评到每月获得助学金11.4元那一等，这样，我每月获得学校发给这么多钱的菜票，用于三餐。由于当时的食品价格很便宜，我的这么多钱助学金基本上就足够了我的每日三餐。那时候一碗白菜肉丝汤只卖一角钱，早晨的一小碟咸菜只卖三分钱，一盘米粉蒸肉只卖两毛五分钱，那是当时我们最喜欢的菜品，每天开饭前去饭堂排队就是为了能买到一盘米粉肉，去晚了肯定买不到。

我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早晨吃一个二两重的馒头和二两稀饭加一小碟咸菜。午饭和晚饭都是四两饭加一盘荤素一起的菜。由于年轻，肚子特别容易饿，吃得多，觉得每天吃饭的时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我们那时最不喜欢上午有第三四节课，因为到12点钟下课后，再走到食堂，往往好吃的菜都被卖光了。同学们最后10几分钟无心听课，一段时间以后，很多老师都知道了同学们的这个心情，常常第四节课提前一刻钟下课，让我们早点去买饭。因为食堂食堂饭菜是分开卖的，每个同学准备两个饭盆，一个用来买饭，另一个买菜，用饭票菜票。为了节省排队买饭菜的时间，同学们都是每两个人合作一起买饭菜，一个买饭，一个买菜，各打两份，这样每人只需要排一次队。大一的时候我是跟鲍兴才合作买饭菜的。兴才同学是我们班除四个老三届同学以外年龄最大的，比我大六七岁，入校前是生产队的队长。他性格随和，心地善良，忍辱负重，做事稳妥，学习刻苦。很幸运我在大一期间跟他住上下铺，又一起吃饭，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是全班唯一一个在大学期间到我家访问过的同学。

刚上大学时，对于每天早晨用冷水洗脸很不习惯，尤其是在天气寒冷的时候。虽然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习惯了一些，但是，一旦有条件，或者假期回家时，我还是喜欢用热水洗脸，总是感觉能够用热水洗脸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另外，大学时期，我们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甚至简单地补衣服，养成了很强的生活独立性。

在青山校区最大的娱乐是看露天电影。校区没有礼堂，学校安排过从扬州总校区带来电影胶片，在食堂旁边的一大块空旷广场上放映。同学们从宿舍搬来自己的板凳，大家整整齐齐地坐在广场上看电影。这种露天电影很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时看电影的情景。在青山的近一年时间里，我们看过几次电影，次数不多，有时因为天气太冷太热刮风下雨都没法放映露天电影。同学们在学习之余，往往到周围的果园和茶园里散步。在青山的一年时间里，我到青山镇去过几次，一是冬天去那里的澡堂洗澡，二是到那里的供销社或集市上买生活用品。我们班级还集体到仪征县城参观过一趟。县城比较破旧，我们是穷学生，没钱买东西，只是看看街景。

学校经常在周末用汽车接一些学生到扬州，一方面参观学校主校园，另一方面游览扬州。一般都是在星期日，当天来回。由于汽车位子有限，能够去的人不多，名额分到各系，每次由学生提出申请，根据所提理由，由辅导员批准决定由谁去扬州。我有幸被批准到过扬州一次。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到扬州，所以记得很清楚，那次我们班只有我和胡金波两人被批准，我们一起去的扬州，也在一起参观校园和各个风景点，那天很兴奋，扬州的美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愧为享誉世界的旅游城市。本来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很多人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扬州美女很多很有名。那次到扬州，我专门留意了这个方面。在那个年代，人们都很朴素，女孩子显现出的是朴素自然的美丽。由于扬州的富庶和水质等优越条件，那里的人们更加美丽是肯定的。扬州人不但外表美，心灵更美，他们礼貌，好客，真诚。

那时的青山没有电视，没有电话，连收音机都很少。我们班的物理天才仇加山同学帮助我制做了一个简易收音机，他用一个小的雪花膏盒子，打上几个小孔，里面放一个吸铁石，再用细铁丝绕成一个小线圈，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收音机，不需要电池，放在耳边就可以收听到一个当地的电台。当时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加山的物理学得特别好，当年没有上物理系真是可惜。我们都感叹一个物理天才被埋没了。

到外地上大学是我们大多数同学第一次远离父母而独立生活。刚上大学的第一学期，我们都特别想家，想得要命，每天都盼望家里的来信，班上的生活委员负责从收发室取信，同学们往往每天按时等待，热切地盼望家信。跟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几乎每天晚上都自言自语地发牢骚，口中自言自语说，“他妈的，还不来信”，还带着唉声叹气，我到现在都记得那种语气和那种失望和沮丧的表情。一旦收到家信，我们都是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读家信是最幸福的事情。那个时代，没有电话，跟家里只能通过书信联系，写信盼信看信是寄托对家人和家乡思念之情的唯一途径。我们这些单身的学生还好，对于那些老三届的同学，对家信的盼望更加热切，只是他们不放在口头上而已。他们思念妻子儿女，对家中事务不放心，又承担着妻子儿女对他们的思念，真不容易。学校特别批准他们每学期回家探亲一次，但是，他们有时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比如学习紧张或经济原因，而放弃回家探亲。我当时也特别想家，我姐姐大约每一个月给我写一封信，我则是每两个星期写一封信回家，另外也写信给我在上海工作的父亲。这种热切想家的情形从第二学期开始就好多了，事实上，后来的一些假期我甚至没有回家或只回家度过部分假期，而是更喜欢留在学校里度过假期。

在青山那一年的娱乐生活相对较少，这其实是有利有弊的。农村校区的生活安静而简单，没有校外活动，没有干扰，我们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对学习有好处。当然，它的弊端就是，那种乏味的生活使我们这些年轻人缺少了活泼多样，有紧有松，劳逸结合的更有趣味的大学一年级应有的生活体验。

在青山的那一年里，我们的学习生活虽然艰苦，但在我们的记忆中有很多值得留念的片段。春天里青山果园桃花、梨树花竞相开放，配上周围碧绿色的茶园和农田金黄色的油菜花，一派春意盎然。同学们在学习之余，漫步于春花烂漫的果园小道，别有一番意境。有时候在周围的小山坡上还能采摘到山里的特产，如有人在树林里采到很大的野生灵芝，这对于生活在平原的同学来说很是新奇。

七．离开青山

文革前江苏有两个农学院，一个是位于南京的南京农学院，另一个是位于扬州的苏北农学院。文革中，南京农学院（简称南农）跟苏北农学院合并，改名为江苏农学院。这个合并，实际上相当于撤销了南京农学院。虽然有一些原来南农的老师搬到了扬州，但是， 很多老师都没有搬去那里。

文革后，国家拨乱反正，积极纠正文革错误，审时度势的原南农教师和校友们，特别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们，联合起来，提出请愿，要求中央恢复南农，很快得到中央和江苏省政府的批准，于1978年2月下达正式文件，恢复南农。文件明确批准南农复校，搬回原校址，原来南农的老师们重新搬回南京，由于学校撤销而被迫转到其他单位工作的老师们，可以调回学校重新任教，文革中占用南农校舍校址的单位必须在限定时间內搬出。对于南农人来说，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消息。

所有苏农的在校学生被分到两个学校。当时有七个系，两届高考入校学生（1977 级和78级）。77级的农经和畜牧兽医被分到了南农，78级的农学，园艺，植保，土化，农经也被分到了南农。因此，我们在青山的四个系的全体同学都被分到南农。

青山校区的一切设备都于1979年6月被搬到南农，同时，南农校园内部也有很多搬运工作。那时候没有搬家公司，也没有太多搬运设备，学校就决定利用我们这些免费的劳动力，手工搬运。我们三班被选中，担任了这项“光荣”的任务。我们从青山将物品搬上卡车，到南京后，卸下物品搬入教室或实验室。在南农内部，文革中很多校舍被多个单位占用，所有楼房包括教学楼和实验楼，加上食堂和宿舍有很多物品都需要搬迁和内部整理，我们在那里搬家清理了近两个星期时间，终于将学校整理好，以便同学们九月初到南农上课。那段时间，我们睡的是地板，每天干很重的活，并冒着炎热天气，很辛苦。整个时间没有走出过学校大门。然而心中是快乐的，因为从青山搬到南京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

离开青山时，我们没有留下太多的不舍。我们在青山的大一生活是简单，朴素，安静，清苦，勤奋的。基本上是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课余时间基本上都用于看书学习，那也是一段充实的生活。青山的日日夜夜是一段值得回忆的时光，没有青山， 我们的故事就不完整。之后的很多年里，我每次坐汽车经过青山，总会特别注意看一眼那个我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看看我住过的那栋红砖宿舍楼。2018年10月，我们班的同学在纪念入校40周年聚会时，专门到青山校区故地重游，感慨万千，所有建筑都已经破旧不堪，只剩下砖墙土坯，整个校区长满了灌木杂草，满目疮痍，旧貌不再，原来的那条从宿舍到教室的通道都已经很难找到了，宿舍楼周围长起了大树，原来的那个水塔仍然完好地屹立在那里，成了青山的唯一可见的标志。我们访问当地的一些中老年人，他们都还记得40年前有一帮大学生在那里读过书。岁月改变了一切，但美好的记忆永远留在了脑海里。

扬州的苏农，没有恢复原来苏北农学院的名字，仍然沿用两校合并时的江苏农学院，并于上世纪90年代跟扬州的另外五个本科和大中专院校合并成立了扬州大学，所以，我经常自诩我也可以算得上是扬州大学的校友。

八．初到南京

1979年9月初，我们来到复校后的南京农学院读大二。那算是我第一次来南京，虽然暑假前我们来学校搬家近两个星期时间，但是，那时候我们只在学校里面，没有出过学校大门。初次来到南京，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南京这个曾经的六朝古都，我来了！开学后的一段时间，我跟其他同学一起游览了南京的一些名胜景点，如新街口，鼓楼，玄武湖，中山陵，莫愁湖，雨花台，长江大桥等等。看过南京，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城市。

在那以前，我在上海短期生活过，在南通也居住过一小段时间，还到扬州旅游过，所以南京是我所到过的第四个城市。我喜欢上海，那里现代化程度高，车水马龙，热热闹闹，商品丰富，是最发达的经济中心。我喜欢南通的方便，宁静，友好，以及城市的精致，它是我很喜欢的城市，我小时候曾经梦想过长大后在南通工作生活。扬州也是一个很美丽而朴素的地方，那里有好景，好人，好风光，有悠久的历史，有文化底蕴，有历史，有气质，古今结合，既安静又热闹，那里的人们朴实，真诚，友好。然而，来到南京以后，我立即认为南京是最好的，它有历史，又有现代感，整齐美丽，路道宽广，平静祥和，有极深的文化底蕴，又有科技功底，古都气质中带有现代气息。它是面向世界，在中外享有盛名的经济文化中心。 我很庆幸能够来到南京上大学。在南京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产生了家的归属感，为之深感自豪。

南农坐落在南京东郊，紫金山南麓。从中山陵顶上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主楼。紫金山是南京最美丽的风景区，也是一块风水宝地，怪不得朱元璋，孙权和孙中山都选了这个地方作为他的长眠之地，唐僧也选这里的灵谷寺进行他的经书翻译。山顶上有著名的紫金山天文台，山下有美丽的中山植物园。由于跟校园很近，我们有时候去那里爬山，既锻炼身体，又观赏风景。每次身在其中都倍感清新，舒坦。在这样的地方学习和生活，是一种幸运，一种享受，一种完美。

九．复校之初的南农

南农的前身是解放前的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农学院，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时候，这两个农学院被合并成立了南京农学院，并选定校址在南京东郊的卫岗。这里距离南京城里很近，从学校旁边乘坐公共汽车，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到达市中心新街口。由于南农是由解放前两个全国最强的农学院组成的，她的师资力量特别强，在农业院校中首屈一指，是当时的两个全国重点农业院校之一。另一个是北京农业大学，现在叫中国农业大学。南农也于1984年改名为南京农业大学，那时候我在本校读研究生，这是后话。

我们作为南农复校后的第一批学生是很幸运的。本来是被普通高校录取的，却能在重点的南农毕业，我们没有辜负南农的声望，我们这届学生是老师们公认的学习最认真，素质最好的一届学生。毕业后，我们都成为了佼佼者， 成为了母校的骄傲。

复校后的南农仍然为全国重点院校，由农业部和教育部双重领导。那时候，全国仍然只有北京农大和南农两所重点农业大学。几年以后，才有华南，西北，西南，华中和东北农学院被升格为重点农业大学。

南农校园內有好几条笔直的大道，大道两边是茂盛的法国梧桐树。校园的宽广和美丽在南京的诸多大学中绝对是有特点的。学校的标志性建筑是教学主楼，那是一座美丽，大气，设计精巧的建筑艺术品，很有特色，由著名建筑学家，原中央大学校长杨廷宝先生亲自设计，曾获得全国建筑设计大奖。校园內有行政楼，几栋教学实验楼，大礼堂，大操场等等。复校后不久，图书馆已经开始打桩建造。那时候学生宿舍共有四栋三层青砖楼房，第四舍被用作教师宿舍，我们学生住在第一，二，三舍中。食堂很大，一切条件虽然算不上完美，比青山时好得很多。食堂就在宿舍楼旁边，教室宽大，有正规的桌椅，干净，明亮，教室很多，不需要担心上晚自习时找不到位子。在校园里散步，轻松惬意。学校有操场，球场，标准跑道，有浴室、小卖部，校医院等等。学校行政部门都很方便办理一切手续，辅导员和班主任都随时提供帮助，有求必应。系里有专门负责学生工作的主任。  

刚复校的时候，学校建了很多简易的房子，是一些用红砖墙加盖油毛毡屋顶建起来的像棚子一样的房子，作为临时的教室，实验室，办公室和阅览室。我们的一些课程就是在那种简易房子里上课的，植物学教研组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微生物学实验室，化学实验室都临时放在简易房子里。学校没有足够的正规宿舍安排给老师，有些老师住筒子楼，还有很多教师被安排住在简易房子里。简易房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条件比较艰苦。我本来以为只有我们学校教师们的住宿条件差，后来发现，其它大学也一样。我经常到南京大学的堂兄家去玩，那时候南大很多老师也都住的筒子楼里，也是一住很多年，很多老师一家三四口挤在一间房间里，在走廊上做饭，用集体自来水间和公共厕所，跟电影里看到的筒子楼一样。

搬到南京后，我们三班对住宿作了调整，我被安排跟成德树，葛永福，刘赤诚，王晓翔，朱建生，仇加山，陈玉忠八人合住一个房间。葛永福住我的下铺。永福是我所认识的脾气最好的人，他温文儒雅，细声细语，心地善良，是一个最容易相处的同学。

十．初遇李扬汉教授

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们领取的植物学教材封面上赫然显示“李扬汉主编”，那时候我就深刻地记住了李先生的名字。到南京之后的开学第一天，我们全系召开大会，由系主任李扬汉教授给我们讲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后来对我产生极大影响并成为我的恩师的大教授。我被他的教授气质所折服，他的那种大知识分子风范，令我肃然起敬，心中立即生起了崇拜之心。那时候我根本想不到，三年后他成为我的研究生导师，成了我最重要的学术领路人。

李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在植物学特别是植物解剖学领域造诣很深，是学校的二级教授，是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植物学家。他写过很多著作，我们当时不光所用的教材是他编写的，其它参考书很多也是他编写或译著的。

李先生的演讲特别生动，他知识面广，学术造诣深厚，注重教书育人，多年被评为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多年后我的同学们还经常谈起李先生教书育人的两件事：有一次，我们全系同学一起上大课，有一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吐了一口痰，被李先生看到了，他立即停止讲课，对那种不讲卫生不讲公德的不良习惯进行了批评教育，为这事教育了我们一个多小时，直到下课。另一次类似的事情是，有一个学生上课时对着讲台，张开大口，打了一个哈欠，还发出了声音，李先生也是非常严肃认真地教育了一番，他不光是对那个当事同学进行了教育，而且把话题引伸出来，讲了很多道理，给全体同学上了一堂道德课，以便提高我们的修养，改进素质，这类教育无疑对我们都是很有好处的。

十一、转入植物学师资班

由于十年动乱，很多学科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植物学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全国几十所农业院校（农学院和农业大学）都严重缺乏植物学老师，后继无人的问题很严重。作为全国最知名的植物学教授和学科带头人，李扬汉教授向教育部，农业部和学校发出呼吁：希望创建一个植物学师资班，简称植师班，由他亲自培养，毕业后充实农业院校植物学师资队伍。这个呼吁得到各级领导的快速批准，有关部门于1979年秋下发文件，同意在南农成立植师班。除植师班以外，上级同时批准南农创办了另外两个师资班，一个是土化系的化学师资班，另一个是农经系的马列主义政治学师资班。

成立植师班的批示下达以后，李先生马不停蹄，立即行动起来，着手创立这个班级。学校决定从农学，植保和园艺三个系抽出30个学生成立植师班。采取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再集中挑选的方法选择学生。学校将公告发到了三个系的同学，并要求感兴趣的同学在指定时间內提出申请。由于是植物学师资班，当然地由植物学教研组负责具体事务，教研组组长鲍世问老师具体负责了学生挑选工作。

看到公告之后，我开始权衡利弊，有过一些思想斗争，跟家里商量，父母让我自己决定，我本人对做老师有一定的顾虑，觉得我的性格不是很适合当老师，所以，一直犹犹豫豫，等到最后截止日期那天才决定报名，提交了申请。两个星期后，被选中的植师班同学名单公布出来，30位同学立即从原来的学科和专业抽调出来，组成了新的植师班。农学83班一共有六个同学转到植师班。离开三班前，三班同学们为我们六人举行了欢送会。

我们班的男同学被临时安排住在宿舍楼中间的大会议室里，那个大通间被分隔成了两个房间，由于是临时隔开的房间，只用一层薄薄的板子做的隔墙，根本不隔音，因此，相当于我们所有男同学住在一个大的通铺间里。

一年后我们被安排入住正常的宿舍房间，每间寝室住八个人。我跟丁雨龙住上下铺，同寝室的还有蒋鸣，张余仁，徐前，梅传生，金银根和姚茂和。我们宿舍同学中，有的多才多艺，体育和文艺都很好，会打球会表演，能说会道，大脑灵活，气质一流。有的文学素养高，下笔成文，出口成章，古文造诣深，能演讲，能唱歌。有的社会经验丰富，做事稳妥，说话讲究，有思想有办法，有组织能力。有的思想老成，政治敏锐，对形势洞察力强，对同学关心有加，热心有凝聚力。有的大智若愚，心中有数，有城府，有抱负，待人宽厚，助人为乐，外柔内刚。还有的生活朴素，善于排除干扰，刻苦学习，目标明确，志气高，上进心强。

从植师班成立到毕业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是一个新的专业，新的班级，新的集体，我们班没有老三届同学，年龄相对年轻，这是一个聪明好学，勤奋上进，具有远大志向的班级。

鲍老师亲自担任了我们班的首任班主任。他解放前在学生时期是地下党员，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业务和政治水平都很高，领导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强，是李先生的得力助手。后来，他被调到学校任研究生部的部长，植物组由徐汉卿教授担任组长，杨慧琳老师担任副组长，我们植师班的事务由他们两人负责。鲍老师虽然离开了教研组，但对我们植师班仍然一直很关心。

在李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我们班教学计划迅速制定出来。李先生认为，作为大学老师，知识面一定要广，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我们被要求在两年半时间里学习35门课，包括很多看起来跟植物学没有太大关系的课程，例如，逻辑学，古汉语，古诗词，拉丁语，动物学，物理学，摄影技术，植物病理学，昆虫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实验设计与生物统计学，高分子化学，现代分析化学，土壤学，线性代数，模糊数学等等。

我们每学期比其它专业的同学多上很多课，作业和考试也多得多，学习任务很繁重，所以，本班同学都学习刻苦，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风气，也养成了比较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

成立植师班的初衷本来是为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培养植物学教师，然而，最终我们班在农业院校做老师的只有五个人。班上近三分之二的同学出国进修或读研，有些学成后回国了， 还有11人留在国外。同学中有的在综合性大学或其它非农口大学做教授，有的自主创业，有的做科研，有的当了公务员，改行的人很多，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得风生水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想，这样一个班是成功的，当年李先生决定成立这个班的初衷被超额实现了。李先生和所有为这个班辛勤耕耘过的各位老师是成功的，我们向那些老师致敬并表示感谢。

十二。学习

学校的教学活动比在青山时更加正规。每一课程都有教研组，由讲授讲师上课，助教负责作业，辅导，解题，有一整套的系统安排。我一贯把学习看得很重，认为“分数才是硬道理”，特别佩服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榜样。

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到中午12点，下午两点到四点钟是学习时间，主要是上课。没有课的时候，大家也基本上把这段时间用于做作业或看书自习或完成实验报告。我每天午饭后睡一个午觉，大学时养成的午睡的习惯，一直保持到出国后才停止的。晚饭后一般是上晚自习的时间。多数同学是在寝室里上晚自习的，因为那样更方便，而我总是习惯到教室里去上晚自习，那样才能集中精力，在寝室里学习往往会受到干扰，一会儿干这干那，一会儿喝茶倒水，一会儿又跟其它同学聊天，学习效果不理想。

晚自习一般上到九点半左右回宿舍休息。有时候晚饭后会在校园内散散步，晚自习中间会休息几次。我最喜欢的休息方式是在主楼和北大门之间的那段笔直的马路上散步，几年里我可能踏遍了那段路的每一块地方。一段时间学校对学生宿舍实行统一管理，每天晚上11点钟强行关灯，极少数同学还到走廊里利用那里的灯光继续学习，或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习，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其实，学习中最重要的是学习效率，而不是学习时间的长短。

四年大学期间，我没有旷过一次课，也没有迟到或早退过。每次上课我都认真地听讲，认真做课堂笔记。我有一个特点，凡是自己用笔写过一次的内容，记忆和理解就会被强化。我背英语单词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在纸上反复写，写到记住为止，是所谓“操作型”记忆。

我将所有学习科目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需要完全靠死记硬背的科目，如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等等，在农学院里，这类科目比较多。第二类是分析理解型的科目，如高等数学，生物统计学等等。对这类科目的学习，我的方法是学习时一定弄懂弄透，完全理解，然后多做练习题。第三类是既需要记忆又需要分析理解的学科，如化学，物理等等。对于这类科目的学习，需要把第一和第二类的学习方法结合起来，即多做练习加上适当记忆。这些学习方法是有效的，当然，不管采用那种方法，努力学习，花精力在学习上是肯定必须的，在学习的路途上没有捷径可走。

我的记忆力属于“短期性记忆”类型，我能够快速准确地记忆很多信息，但是，对细节内容的记忆持续时间较短，只能保留几天时间， 因此，我总是在考试前几天才开始复习，认真将课文内容背诵下来，记到脑子里。复习时，我总是看一段学习内容，然后闭上眼睛默背几遍，用这种方法一段一段地记忆全部内容。那时候年轻，正是记忆力最强的时候，可以在考试前记下厚厚的一本书，准确而细致。一个内容，不光可以背下来，而且可以清楚地记得任何一个内容是在书中的哪个部位，有什么插图，表格等等。

外语学习一直占去我最多的时间，我大致估计了一下，四年大学期间，我所花在英语学习的时间占总学习时间的一半还多，其它所有课程也只花了不足一半的时间。在上大三的时候，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考研究生，而研究生考试科目中，英语是最难的。那个时候老师同学中已经开始流传着有关出国留学的消息，我已经知道我们将来可能有机会出国。因此，我下定了决心要学好英语。英语学习主要是阅读，听说，记单词，和掌握语法，需要多听多读多写多练习，口语靠读，而且一定读出声，语法靠多做题目，写作靠多练习。平时没有考试的时候，大多数自修时间都用在学习英语上。记得上大四时学校来过一个从芬兰来的大学生代表团，我被选中参加了作为学生代表跟那个代表团座谈，并陪同他们一起参观校园，虽然结结巴巴，但是我的英语基本上能够应付一些简单的场合。那是我第一次跟外国人直接对话，是我的第一次实际上的外语练习，给了我较大的鼓励和信心。

第一本英语教材用的是“农业英语”，要应付研究生考试，那本教材根本不够，我就买了许国璋英语全套书，并从图书馆借了一些英语参考书。南农自古以来就特别重视外语教育，作为重点农业院校，要培养面向世界的顶尖科学人才，外语学习很重要。为了鼓励和帮助学生学好英语，学校组织过很多帮助英语学习的活动，包括设立英语兴趣课，对全体学生开放，学校还请南大的英语教授做过多次英文演讲，对所有学生开放，凡是愿意参加的都可以听讲。大三大四的时候，学校为了帮助学生备考研究生或出国研究生，在暑假和寒假期间办了英语培训班，由本校英语教研组里水平最高的几个老师讲授。那几个假期我留在学校里参加了那几个培训课。

我不怕考试，平时遇到考试也不紧张。每次考完试之后，我往往能够比较准确地知道自己做错的题目，会懊恼一番，有时甚至耿耿于怀一段时间。我知道，从理性方面来讲，既然已经考完了，懊恼没有任何好处，也没有意义，是自寻烦恼，但是，仍然不由自主地懊恼，很难改正。

低年级的时候，所有考试都是采用闭卷答题的形式。到了高年级，有些课程就开始以理论考试和科学实践相结合的测试方法来衡量学习成绩。例如，我们学习的高级植物形态解剖学的期终考试，任课老师要求我们查阅文献写出综述报告或进行真实的实验，取得数据，写出报告。我当时是这门课的课代表。记得我做的课题是对一种植物的气孔的数量，大小和形态观察。后来，杨老师在给大家的报告打分数的时候，凡是进行真实实验的给了优秀成绩，写文献综述的给了良好成绩，这是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做科学实验，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无疑是正确的，那是我做的第一份科研性质的考试。

作为植物学老师，石蜡切片技术是一门最基础的技术课程，经过多次学习和亲手实践，我们都熟练掌握了这种技术，为将来当一名合格的植物学老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学习的科目中有一门课是摄影技术课，那是因为植物学老师在观察植物形态解剖的时候，常常需要用照相的方式记录下来，这往往需要自己拍照，自己冲底片，自己洗出相片。那是一门特别有意思的课，我们每两个同学发一个相机，拍很多照片，然后自己在暗室里冲出底片和洗出照片。凡是技术性的课程都是我最喜欢的。

每次回忆起大学时期的考试，就会想起每年夏季期终考试时的那种辛苦。不是因为对学习和考试的压力，而是因为炎热的天气。南京是中国四大火炉城市之一，夏天的极度炎热让我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可怕。期终考试总是在最炎热的七月上旬，那时候教室和宿舍里没有空调，气温达到40度以上，连续高温十几天，白天烈日当空，晚上气温也一样热，我们坐在教室里复习备考，全身大汗淋漓，坐在木椅子上，一会儿椅子上就被汗水浸湿，我们一边看书一边擦汗，衣服完全湿透。夜里因为炎热而无法入睡，又影响学习效果。所以，每年六月底七月初总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十三。实习

一般来说，大学最后一年到生产第一线去进行实习，把在课堂上学习的知识用于生产实践，为毕业后的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我们师资班没有像其他专业那样到单位实习。一方面师资班专业没有办法安排实习，另一方面，为了完成既定的课程，我们的课堂学习被安排到最后一学期。不过，为了理论联系实际，使我们的学习更加扎实，我们班有过不少学科实习。例如，植物分类学作为植物学教师的最基础的一门学科，不但理论知识要学得好，更需要实践知识的全面掌握。因此，这门课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我们的第一次植物分类学实习是到黄山进行的，目的是认识植物，了解植物的生态，分布，多样性以及植物学的其它知识。黄山地区植物种类丰富多样，很有亚热带植物种类的代表性，是很好的实习地，加上带领我们的是一个当地中专学校的吴学良老师，对当地植物种类的熟悉和了解，使我们的实习效果达到最好。当然，我们也借此机会游览了黄山美丽的自然风光。在实习时，我们不光学习认识植物种类，还采集植物标本，每天早上每人带上两个馒头和一些榨菜出发，晚上才返回旅馆，到山里，到森林里，跟着老师识别植物，我们白天采集标本，用标本夹压制好，晚上换纸，保证标本不会变色腐烂，并将每份标本的鉴定过程和结果记录下来。上山和下山也正好学习了植物种类分布随着不同海拔高度的变化。那是我至今唯一一次游览黄山。黄山的险、峻、云海和奇松令我不能忘怀，不愧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我们在光明顶住了一晚，早晨一大早起来看日出，登上了天都峰，饱揽了黄山美丽的风光。那是一次很有收获的实习，也是一次极好的观光游览。

第二次实习是到宜兴，那是代表了暖温带至亚热带植物种类，我们同样是在山林灌木林中识别植物，采集标本，老师在实习地现场讲解指导。当时我们住在当地的一个小学的教室里，将课桌拼在一起，当作临时睡床。记得来回的长途汽车上，全班同学齐声歌唱，甚是开心。那种欢乐气氛至今难忘。记得在宜兴的一些生活细节，在那里的竹林里，深夜有野猪嚎叫，当地村民就敲盆子赶走野猪。另外，我们一帮男同学在一个池塘里洗澡，洗过后，浑身奇痒，只好又到不远处的一个较大的水库中冲洗一番才止痒的，后来才知道那个水塘是当地农民给耕牛洗澡的水塘，水中有很多牛虱子和其它虫类，咬人而且对皮肤产生伤害。在宜兴我们受到了当地农民的照顾，同学们也都喜欢那种原生态的环境，晚上还跟当地人看露天电影。在宜兴实习期间，我们正好游览了那里最闻名的旅游景点张公洞，善卷洞和当时还在建设中的灵谷洞。

其它还到过几个短途的实习地，包括宝华山，栖霞山，紫金山和南京中山植物园和药用植物园。给我们上植物分类课的是颜玉树老师，带我们实习的除颜老师和顾德兴老师外，还邀请了南大的王正平老师。王老师的分类知识特别强，我们都很敬佩他。

其实在植物生物学的各类学科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植物分类学，因为知识点太零碎，特别难记。分类学是科学，更是经验，靠死记硬背，但又不是完全靠死记硬背，课堂上学习的植物分类知识，需要不断练习识别，才能巩固，否则，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忘记掉。这是一门不容易掌握的经验学科，需要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才能学好，而我一直没有能够培养起这种兴趣，所以，在所有科目中，植物分类学是我学得最辛苦的一门。现在让我到外面去认识植物，已经认不出太多了，早已把分类知识还给了老师。

十四。老师们

南农复校后的首任校长是樊庆笙教授，他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是我们学院为数极少的几个一级教授之一，是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他还是最初从美国将青霉素菌种带回祖国的人，因此，他为社会和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农学系是学院里最大的系，学科最全，著名教授最多。当时学校评定的最著名的享受终身不退休待遇的七位大教授中，我们系就占有三位。很多学科都是全国最强的。当时听到的最多的教授名字是马育华，美国博士，一级教授，是著名的生物统计和大豆育种学家，他在美国时编写的生物统计学教科书，被美国一些大学和中国各大学指定为主要参考书。马先生没有教过我的课，但是，我多次见到过他，是一个平易近人，和善慈祥的老先生。本系的其他一些著名教授有李扬汉和吴兆苏两位二级教授，以及朱立宏，朱健仁，潘家驹，钱维朴等教授。他们都是学术造诣极深的优秀科学家和农业教育家。除教授外，本系各专业学科的很多其他老师都是业务很强的。由于文革中取缔了学术职称制度，当时有很多老师，如刘大钧，朱培仁，章熙谷，徐汉卿，陆作楣等等学术地位很高的老师都还是副教授或甚至是讲师。当然，后来恢复职称后，他们都很快被评为教授。其中刘大钧有俄国副博士学位，他后来接替樊庆笙教授担任南农的校长，并被评为工程院院士。

教我们植物生理学的老师是朱培仁和明图林，遗传学老师刘大钧，王耀南和杨世湖，生物化学老师周培根，作物栽培学老师黄丕生和陆士龙，生物统计学老师陆作楣和马泽仁，微生物学老师王天光和沈爱光，线性代数和模糊数学老师杨崇瑞，拉丁语老师王耀庭和蓝之中，英语老师朱伟民和于宝丽，同位素物理学老师陈祖义。还有很多老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

由于我们班是植物学师资班，自然而然地跟植物学教研组有着密切的关系。除担任我们班主任同时也是植物教研组组长的鲍世问老师以外，植物教研组包括徐汉卿，章毓英，杨惠琳，颜玉树，黄清渊，宋乃仁，舒迎澜，廖廑麐，陈懋琳，朱兰君，顾徳兴，徐玉玲，金存玲。他们大多数都教过我们，即使少数老师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或带过我们实习，也在多方面帮助过我们。

那时候全系有很多优秀的中年骨干教师。跟我们专业联系紧密的植物生理学教研组有“四大金刚”之称的优秀教师是指周燮，张荣铣，俞炳皋，刘友良这几位优秀中年教师。其它专业也都有一批专业强，人品好，尽职敬业的中年老师，由于他们没有教过我，所以不完全记得他们的名字。

我们班安排的很多学科是李扬汉先生从其他高校或科研单位邀请的老师或科学家给我们讲授的，比如说，邀请了学部委员，著名植物学家王伏雄先生给我们讲授的高级植物胚胎学，山东大学的周光裕教授给我们讲的高级植物生态学，福建农学院的梁天干教授为我们讲授的普通植物胚胎学，南京大学的王正平教授给我们讲授的植物分类学，河南农大的向定蜀老师教的细胞生物学，逻辑学则是邀请的南京教育学院的一个老师给我们讲授的，李先生本人则亲自为我们上的高级植物形态解剖学。

我们从多位老师那里不但学习到了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了他们的敬业精神，科学态度，对教学的一丝不苟，诲人不倦和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天地君亲师，前三者只是虛设，唯有亲人和老师与自己有着直接的关系。尊师是中华传统的精髓。远离家人的学子，视老师为亲人，同学如兄弟。

十五。课外活动

搬到南农以后的大学生活比青山的时候丰富多彩了很多。学校组织各种学生活动，由于进城方便，同学们可以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各系有学生辅导员和专门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主任和副书记，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上和思想上的问题。各系和学校有两级学生会，班级，系和学校都经常组织一些文体活动。每年学校召开运动会，各类运动项目有集中训练队，有武术，太极拳等体育兴趣组。学校鼓励学生早起做广播体操，下午大操场上很多同学锻炼身体，各种球类和田径类项目应有尽有。学校有文艺宣传队，排练和演出娱乐节目， 学生会组织文艺演出。学校还开设了如书画鉴赏，五线谱识读，摄影，音乐知识等等兴趣课，对全体同学开放。学校有大礼堂，用于开大会，看表演，看电影。同学们还到城里的电影院和前线歌舞团的礼堂去看电影。学校曾多次请校外的知名人士或演讲者做各种报告。

我们植师班大多数同学对参加课外活动不太感兴趣，可能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学习压力相对比较重，班级从大二第二学期才成立，要求在两年半时间里学完四年的课程。另一个原因是班风，我们是一个特殊的学习班级，书呆子气息浓厚，有比较典型的知识分子特点。我们班参加运动会比赛的人极少，体育运动不积极，参加文艺活动，加入学生会组织的各类俱乐部和兴趣小组的人也很少。那时学校提倡学生早晨起床到操场做广播体操，然而我们植师班参加广播体操的人不多，“夜猫子”多，大家学习刻苦，每天晚上很晚才休息，早上也就习惯了睡懒觉。

我在大学期间没有当过主要班干部，也没有当过学生会或其他组织的领导。我极少参加文体活动。虽然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很多，我也有很多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我喜欢看电影，校內放映的电影，我从不缺席，有时还到城里的电影院去看。我也曾多次到南京前线歌舞团看表演。我还到五台山体育馆学习溜冰，到城里听音乐会。平时我喜欢到图书馆阅览室看杂志，喜欢人民文学，大众电影，收获，当代，十月，读者文摘等等期刊杂志。大学期间没有看过长篇小说。有时寝室里搞聚餐，大家喝点酒，娱乐生活。

我喜欢走亲访友，有机会时，我到南京的亲戚家拜访，口馋的我正好打牙祭，因为亲戚们每次都热情招待，让我享受美味佳肴。另一个主要活动就是接待来客。我的一些家人，亲戚和朋友来南京旅游，每次我都花时间热情接待，并做好安排和向导工作。由于学校在紫金山下，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个同学经常一起到那里爬山。大学生活是美好多彩的。

我们大学距离中山陵很近，我一度很喜欢去那里玩。在那里总能遇到很多外国游客，那些外国人一般都很健谈，我就跟他们聊天，练习英语口语。由于关闭国门几十年，人们极少见到过外国人，所以，在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人们对异族人感到好奇，总是围观外国游客，盯着外国人看，像看怪物一样，还评头论足，弄得那些外国人很不好意思。这种现象后来慢慢就见怪不怪了，几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围观外国人的现象就彻底没有了，现在人们已经对外国人习以为常了。

大三那年，刘兰芳的岳飞传和杨家将评书以及小仲马的茶花女朗读小说在收音机里播出，我们全寝室同学都听得入了迷，我们每天吃过午饭后就躺在床上听半小时评书，然后睡午觉，下午再起床上课或自修，就这样差不多听了一年时间。那段日子，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我们听评书，每天中午一定听， 雷打不动。

我很佩服那些不但学习好，而且注意全面发展，生活又丰富多彩，兴趣多样，快活人生的人。对那些因为担任学生干部而荒废学习的同学，我认为那是得不偿失的，毕竟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由于这种看法，我在后来毕业留校担任班主任的时候，我总是常常提醒班上的学生干部，一定要在做好学生干部工作的同时，把学习搞好，如果学生干部工作做得好，学习上又能名列前茅才是真正的好学生。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个只顾学习，不重视全面发展的学生也是有缺陷的。学生全面发展很重要，各种能力的培养比单纯学习更重要。毕业后，往往那些全面发展的同学更吃得开，进步更快，毕竟社会是个全面的舞台，单纯学习好的同学其情商不一定高，容易碰壁，有多种能力的人才最受欢迎。

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可能会更多地参加各种学习以外的活动，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我曾经对我的学生强调五种能力，那就是组织能力，活动能力，魄力，文笔和口才。具备这些能力对于毕业后的社会服务极为重要，有时候甚至比学习成绩更重要。另一方面，我又不后悔。我的小学到高中正是文革时期，被耽误了，大学期间努力学习，努力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在科学知识的学习上，是补课，为国家科技现代化做好准备，这应该是我们这代大学生的责任。我对生活要求不高，不虚荣，不讲究，但是，我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大学里的努力学习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起点。

十六。同学情

刚入大学的时候，我跟农学84班的李海进和仲银相处得很好。他们两个是我的海安老乡，在青山的一年时间里，我们三人经常在学校附近的果园里一起散步。仲银年龄最大，其次是海进，我的年龄最小。我们三人交流很多，遇事一起交流商量，每逢节日时，我们还在一起喝酒聚餐。搬到南京以后，特别是我转入植师班以后，虽然我们没有像在青山时那么经常聚在一起，但还是保持很紧密的联系。

仲银性格冷静，有思想，有观点，善于分析问题，遇事考虑周全，待人真诚，学习刻苦，是一个可信赖的朋友。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国营南通农场，是当时南通最大的农场，几年后他被任命为场长兼党委书记。我曾好几次去他的农场拜访，每次都受到他的热情招待。这些年回国探亲。每当到南通，我都会跟他见见面，特别开心。

李海进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性格爽朗，幽默风趣，是一个真诚重情义的好朋友。他毕业后被分配到我的老家海安县农业局，由于他的工作能力和出色的智商情商，很快就被提拔为县农业局常务副局长。几十年以来，我每次回家探亲，海进总要请我和其他几个在海安工作的南农校友们一起聚一聚，让我受到很热情的招待。

我有一个好“学友”，他是四班的赵竹友，大家叫他老赵。我在三班的时候，我们一起上晚自习，课间一起散步聊天，一起讨论学习问题，交换课堂笔记，对照作业等等。老赵是老三届，30多岁，兴化人，上大学前是中学老师，他长相英俊，性格温和，思想高尚。由于他特别聪明，学习上没有困难，考试总能考高分，我跟他一起讨论学习问题，往往能从他那里学习很多东西。他特别想念他的爱人和孩子，所以，我们在一起时，他总是跟我讲很多他的事情，他的童年，家乡，家庭，他的恋爱史。人在思念时，总希望找个人说说，而我总能当一个耐心的听众，也就间接地帮助了他。通过跟老赵的相处，我特别理解老三届同学们的不容易，他们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开家，离开妻子儿女，到遥远的地方上大学，本来他们是可以在10多年前就上大学的，年轻时上大学就没有那种家庭离别的苦痛。这是文革给他们那批人的负面和惨痛影响。

在大三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妈来南京游玩，因为听说过有些男同学的母亲或姐妹来校时是请女同学帮忙借宿的，所以，我请了我们班的马国英和章崇玲二位女同学帮忙，请她们在女生宿舍里借一张床，给我妈妈住一个晚上。没想到，她们二人那晚挤在一个上铺，腾出下铺给我妈妈住。我第二天知道此事以后，感动之余，又有点后怕。两个人挤住在只有80公分宽的上铺，如果睡觉时不小心掉下来，后果很严重。二位女同学原来入校时就跟我同班，后来又一起转到植师班，所以，我才开口请她们帮忙的。如果我预先知道这需要她们二人挤睡在那么高的上铺，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开口请她们帮这个忙，让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章崇玲同学是一个有主见，有思想，有才华，性格开朗，热情守信，成熟稳重，思路清晰，有大姐风范的人。她助人为乐，心地善良，说话做事妥当得体，是一个秀外惠中的好同学。马国英也是一个心地特别善良又才貌双全的同学，同学们都认为她有贤妻良母的性格，她的善良和能力在全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被同学们推选为班级团支部书记，是一个深受广泛信任而又热心赤忱的同学。

大学三四年级时，我跟杜建明和吴颂如相处得很好。他们俩学习成绩好，对所学专业有极大的热情。我们三人一起学习，一起交流学习体会，尤其是在复习备考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一起学习，相互交流参考书，一起找老师帮助辅导问题。后来我们都顺利考取研究生，他们两人都考取了朱培仁先生的植物生理学专业研究生。本来那年朱先生只计划招收一名研究生，但由于他们二人都考得特别好，朱先生后来决定增加一个名额，将他们两人都招收录取。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们三人一直住同一个寝室，研究生毕业后，我们又都被留校工作，建明分到食品科学系，颂如留在植物生理学教研组，我则被分配留在植物学教研组。从同学到同事，我们一直是很好的知心朋友。建明后来到日本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有机蔬菜生产方面取得极大的成就。

我跟刘永平住过上下床，一度形影不离。班上只有我们两人姓刘，永平比我小，大家叫他小刘子，叫我大刘子，戏称我们二人为“二刘子”，我俩走得近，像亲兄弟，经常一起散步，很谈得来。永平很聪明，虽然比我小，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之一，但他很多方面比我更成熟，个人经历和社会经验比我丰富。他长相英俊，有人曾评价他是我们班最英俊的男生，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班草”。

丁雨龙是一个真诚义气性情开朗的人。他也曾跟我住过上下铺，比我大两岁，常州人，既聪明又勤奋，具有高情商和高智商，他才艺俱佳，处事周全得体，受到广泛尊敬。有一次学校文艺演出，他表演的相声获得成功，成了全校的名人。雨龙在毕业前考上了中山大学著名教授张宏达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南京林业大学工作，成为全国闻名的竹类专家。几十年里，每逢同学到南京，都一定受到他的最热情的接待。 他是一个素质全面，能力强，威望高的好同学。

金银根是一个具有满腔热忱的人。他是我原来在农学三班时的同学，后来又一起转来植师班，他比我大几岁，入大学前已经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作为普通家庭出身，没有任何背景和后台，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和不懈努力，被组织看中，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成为年轻的大队书记，是不简单的。恢复高考后，他顺利考取大学，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励志人才。他是植师班唯一的党员，也是首任班长。他口才特别好，组织能力强，重视学习，刻苦努力。我跟他从三班的时候就关系较近，到植师班后，我们仍然保持亲密的关系，一度无话不谈。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福建农学院，后来考回南农植物学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到扬州大学。他事业心强，热心教学，深受学生爱戴。同时，科研工作也做得好，取得过多个科技成果奖。他主编的高校植物学教材，荣获很多教材大奖。我曾多次到扬州旅游访问，每次都受到他的热情招待，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蒯本科是一个沉稳而有感召力的人。他聪明，极具智慧，长相英俊，善思考，有主见，气质佳，待人诚恳。他在班级里树立了崇高的威信，被同学们选举为班长。读研究生的时候又被推选为研究生班长。大学毕业时考取潘家驹教授的研究生，后来又留学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到复旦大学做教授，是学科带头人，在教学和科研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蒋鸣是我很敬佩的好朋友。他气质好，成熟又不失活泼性格，幽默风趣，容易接近，好相处，善解人意，有很好的文体天赋，篮球打得好，既会学习也会玩，交际广，生活丰富多彩。记得他当年在学校文艺汇演时表演的剧目“炮兵司令的儿子”，特别成功，受到全校同学的喜欢。毕业后，他留校工作，后来换了几次工作，最后在美国纽约定居。我们是联系多走得近的朋友。

张余仁是一个情商高素质全面的同学。 他比我大，社会经验丰富，知识面广，为人真诚，热情好客。我们俩的家庭环境差不多，都是在苏北农村长大，父亲都在上海工作。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海关工作，位于上海外滩，是特别好的单位，是我们班分配得最好的。后来的多年时间里，我只要有事在上海需要帮助，都是向他开口，他总是尽力帮忙。余仁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官至处级，独当一面，编写了多部学术专著，是一个又红又专的领导型人才。

王庆亚是一个善良笃实的人。他原来也是我在三班时的同学，心思细腻，任劳任怨，朴素本分，办事能力强，是一个对同学像春天般温暖的人。我跟庆亚关系一直很好，特别是毕业后，他被分配在本校植物教研组当老师，我正好在同一教研组读研究生，我们接触很多，他是一个可信赖的同事朋友加同学。由于他是我们班唯一留在母校工作的同学，大家到南京到母校都一定找他，很多事也是请他帮助办理，他一定是满腔热忱，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热情接待，不厌其烦，把所托之事做得最好。他对同学们服务最多，贡献最大。他对我更加热情，除了我俩一直是同班，毕业后又是同事的原因外，我还是他跟他的夫人喜结连理的牵线人。

钱勇是一个聪明而坚韧不拔的人。他不但是我的同学，还是我的海安老乡，他家跟我家相距不到10公里。他智商特别高，学习努力，勤奋刻苦，具有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的坚定性格。他有攀登科学高峰的决心和开拓精神，敢想敢干的作风，以及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农科院工作，后来到美国深造，取得博士学位。在北京的时候，我曾好几次到过他家拜访，到美国后，我也曾到圣地亚哥他家里做客，受到他和夫人的热情招待。他在医学研究和医疗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是造福人类，影响深远的事业。在家乡，他是成功人士，是名人。他是我们海安的骄傲，海安为有他这样的杰出人才而自豪。

史建慧是一个热心真诚有亲和力的人。由于我们班男同学人数与宿舍床位数不一致，原来农学四班的几个同学没有搬到植师班的宿舍，而是跟原来四班同学住在一起的。 尽管如此，我跟建慧还是接触较多。他是一个让人第一次接触就会信任和喜欢的人，希望成为朋友。他性格温和，心地善良，给人极大的亲切感。大三那年的暑假，他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在南京等待亲戚朋友来南京游玩，我正好也推迟回家，我们那几天在一起相处，无话不谈，很愉快，也使我们俩的友谊特别加深。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西南农大工作，后来调回江苏，再搬到济南，自主创业，取得很大的成功。十多年前，他的女儿来渥太华留学，使我跟他的联系又频繁起来。他的文学和书法修养很深，创立了“天下文学网”，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发表交流作品的平台。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同学。

朱作为是一个寡言内热，学习认真，有主见有目标的人。担任过班长。在上大三时，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跟他一起上晚自习，成为亲密学友。他是唯一一个我拜访过他老家的同学。那年暑假，我先跟他一起到无锡旅游，他带我参观了无锡的所有景点，晚上住在他家里，我受到他父母和弟弟的热情招待。之后我们又一起到上海旅游，并由我父亲安排了住宿。我们那么多天在一起，增加了了解，加深了友谊。十多年前他被单位派来渥太华进修半年，我们俩联系紧密。

何金铃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他活泼友善，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是班上的文艺委员。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教我们全班同学学唱“兰花草”那首歌的情景。金铃毕业后分配到安徽农大，他凭自己的努力，将事业做得很好。2018年我们全班同学聚会，在金寨的活动就是由他领导和安排的，他把一切安排得最好，体现了他的领导才能。几年前，他带领金寨县政府代表团访问加拿大，由于在渥太华逗留时间太短，我们只在旅馆里匆匆见面，没有能够到我家里看一看，成为遗憾。希望他今后有机会再来专门访问。

我们班的同学都是杰出的，成功的，重情义的。由于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叙述。整个大学期间，我跟每一个同学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没有发生过任何形式的不愉快，矛盾和冲突。我本人比较重视朋友和同学感情，善于求同存异。在后来的研究生学习期间，工作期间，出国以后，同学朋友都不断有所变化，老朋友保持友谊，新朋友建立起新的友谊。同学是“六亲”之一，同学情谊是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植师班是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明显的班级，但是，我是一个例外，我是一个具有工农性格的人，偏偏这一生都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讨生活，本身是矛盾的，妥善处理这种矛盾是我一生中的课题，只有处理好了，才会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愿望。我最喜欢的是像电视剧“金婚”中佟志和大庄的那种相处模式，这在生活中可遇不可求，能够遇到那样的亲密朋友，是特别幸福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我们植师班的同学关系比在校期间更紧密，同学们联系多，拜访多，交流多，友谊更深。无论是在国内的时候还是在出国以后，每逢我出差，只要有同学在的地方，我每一次都安排时间拜访同学。近年来就有六位同学来过渥太华我家做客。2018年秋，我们班同学从世界各地集中到一起，庆祝我们大学入学40周年，我们到扬州参观了原来的苏农校址，到青山重游了当年的校区，到南农参观了母校校园新面貌，访问了植物学教研组，瞻仰了李先生塑像，并跟当年的植物教研组老师们相聚一堂。最后我们一起到安徽金寨旅游参观。大家在一起达一个星期时间，我们回忆当年的大学生活，把酒言欢，高声歌唱，快乐万分。我们为时光的流逝而感慨万千。我们重叙同学情，互祝安康。那是极其珍贵而真挚的同学感情。

十七。恋爱观

我曾经问过自己，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是否有过遗憾？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用现在的观点，那就是，我应该在大学期间谈一场恋爱，可惜我在这方面交的是白卷。大学是最佳的恋爱时节。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肯定会这么做，不一定在本校谈，可以跟校外的女生谈。其实，不光我没有谈过恋爱，我们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没有在毕业前谈恋爱，一方面是因为遵守规定，二方面是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年龄都偏小，还有就是我们的学习很紧张，很难抽出时间用于谈恋爱。

当今的大学生谈恋爱很普遍，有些男女大学生甚至在校外租房子同居。在国外，大学生恋爱同居比中国更普遍。说“大学是恋爱的季节”是比较准确的。在国外有一个说法，大多数女生上大学的第一目的是去那里找男朋友找丈夫的。然而，在我们上大学的那个年代，国家教育部和学校都明确规定，在校大学生禁止谈恋爱。

后来的种种事实证明，那种规定是没有必要的。说恋爱影响学习，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倒认为，很多情况下，可能正相反。我们那届大学生中，很多同学年龄比较大，很多人已经二十七八岁或更大，这种禁止谈恋爱的规定更是不人道。

由于这种极左和不人道的规定，有些女生在收到男同学的求爱信之后，将信交给了辅导员或系领导，系里又不注意处理方式，对男同学进行公开批评教育，使当事男同学特别痛苦，尴尬，丢人，在人格和精神上受到打击和摧残。我曾亲眼看到过因为这个原因而痛苦万分的男同学的悲惨情景。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悲剧。

虽然有规定，还是有一些大学生偷偷地谈恋爱。一旦被发现，往往受到处分。为了惩罚不遵守规定的学生，有些大学在学生毕业分配时，故意将恋爱的双方分配到不同的地方，给很多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拆散了很多有情人。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警告那些正在谈和将要谈恋爱的在校生。我认为那是一种特别不尽人情或非人性的做法。幸运的是，我们学校没有这么做过。 事实上，到我们上大四的时候，也就是毕业前，学校这方面的政策有所松动，有一些岁数大的同学在毕业前或明或暗地谈了恋爱，学校并没有过分追究，甚至还照顾了公开恋爱关系的一些情侣同学分配到同一个地方。这是人性化的做法。国家政策有一个渐渐开明的过程，跟国家政治大形势的逐步开明同步。

对于上大学前在家乡有对象的同学，学校不允许他们跟对象结束恋爱关系，不允许他们变成“陈世美”。那时有一个顺口溜，说的是有些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要村姑娘”，批判他们为“资产阶级大学生”。系里曾用“革命的两手”处理此类事情。第一手是特别批准农学82班的一个同学在毕业前跟农村对象结婚，以此作为先进典型，鼓励表扬那个同学“从一而终”的优秀品德。要知道，那时候大学生是绝对不允许结婚的，为了树立这个典型，系里需要做很多特殊努力，需要得到很多级别的通融才能够被破例批准结婚。革命的第二手则是对几个妄图抛弃原来对象的大龄同学提出严厉警告，给他们提出“要么处理好，要么被开除”的严厉要求，迫使他们只能认命。这种“杀鸡儆猴”的方法很快使其他想“不要村姑娘“的同学望而却步，不敢造次。

我真庆幸比那些同学晚出生了几年，高中毕业不久就上了大学，入校前没有对象，但是我亲眼看到过几个年龄大的同学为这事痛苦烦恼的样子。对于当年的“不允许当陈世美”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应该同情那些被抛弃的姑娘，那是一件痛苦和不公平的的事情。另一方面，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不幸福的，甚至是悲惨的。由于身份发生了变化，两人没有了共同语言，爱情改变了，外因力量强迫将他们捆绑在一起，也是不道德的。那些“陈世美”们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时代的改变不是任何人的错，每个人都应该有追求真正爱情的权利。恋爱本来应该只是感情生活，跟道德品德政治思想关系不大，一味地上纲上线是没有道理的。把大学生恋爱问题上升到政治道德和思想品德问题是一种夸大说辞。当今的年轻人，真应该庆幸他们生在如今的开明而合符情理的年代。

我们从电视电影小说里，从自传文章和我们周围的真人真事的故事里知道，当年刚刚解放的时候，很多革命干部都抛弃了他们在参加革命前相处的未婚妻，而选择了跟年轻漂亮有文化的城市姑娘结婚，有的甚至抛弃已经结了婚的妻子和孩子。我认识一个同学的父亲是高级干部，刚解放时就是抛弃了以前的妻子和儿子。而这样做的人，并没有因为这种“陈世美”表现而影响他们的仕途。那么，为什么对大学生的这种类似的做法就严加禁止呢？真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嫌。

十八。政治转折和思想解放

我从小对政治和历史感兴趣，每天喜欢听中央新闻广播，尤其是政治新闻，中央领导人的名字和职务记得滚瓜烂熟，能将五个副主席，全体政治局委员，17个副总理按顺序一口气背诵出来，绝对不会错。当然，由于年龄小，对政治只是喜欢了解，没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那种对政治的兴趣也保持到了大学时期。

从1978年至1982年的四年大学期间，中国在政治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大转折，是国家承上启下，破旧立新的时代，是文革结束，新的政治路线发展起来的年代。那几年发生的多个政治事情，意义重大而深远。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大学生，无疑是受那个伟大变革影响最大的年轻人。身处那个历史时期，见证那个伟大转折是我们这代大学生的幸运。印象最深的政治事件包括1978年底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1979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对越自卫反击战，1980年农村改革，结束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公开审判四人帮，给大量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右派分子进行平反，包括为刘少奇平反，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的特区讨论和姓资姓社讨论，计划生育政策被定为基本国策，新宪法颁布，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等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那之后中国的政治方向和发展进程。对我们年轻人来说，那些都是颠覆性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冲击，是一次又一次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被永远载入史册的重要会议，它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是一个方向性改变。中国就此结束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正是由于这个改变，中国开始走向富强，人民生活开始逐渐改善，国家从此进入一个盛世时代。

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成为了当时的一个政治风向标。通过讨论，统一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地否定了过去的政治盲从，实事求是地面对错误，走向成熟，走向合符人性合符自然的政治路线。这些思想认识的统一和改变，让我们从原来的极左政治中解放出来，有种清新的感觉。虽然大的理论我不懂，但是，我认同一种观点，那就是，权威或领袖讲的话不一定就是真理，这一点应该已经被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权威，哪怕再聪明，他也是人，是人就有缺陷，就有可能犯错误，不可能都对，因此，以实践为检验标准是对的，标志着国家人民的觉醒和理性，它可以避免由于盲从而造成大的发展弯路。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1979年发生的一件大事。战争动员使我们年轻人的爱国热情达到了顶峰，大家都群情激愤。作为热血青年，决不允许国家领土受到侵犯，人民受到欺负，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自卫战争充满豪情，极其关心。那时候我们每天听收音机，看报纸，关心战争进展，对英雄充满尊敬。一首十五的月亮歌唱，一部高山下的花环电影，让很多人流泪，年轻人的爱国热情被那场血与火的战争充分调动起来。战争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好的爱国教育课。对于那次战争的另一个思想冲击是，越南本来一直是我们的友好国家，一直有着兄弟般的友谊，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在它跟美国战争时，我国给予了它极大的援助，两国后来发展到兵戎相见的程度，是可惜可悲的。

战争是残酷的，在对战争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的同时，我们开始冷静地认识到它的另一面，它的牺牲和残忍。战争开始后，我不断听说一些上前线的人，有些是认识的人的朋友，同学，或亲戚家人。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在南京长江北边的一个营房当兵，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他的父亲在他出身后不久就病故了，他的母亲一人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自从战争动员开始，同学的部队不断有人被调往前线参加战斗，他的母亲担心儿子被派往前线打仗，整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经常以泪洗面，所幸的是，同学没有上战场，得以安全退伍。那段时间，我也为同学担心，更是为他的母亲担心，可怜天下父母心，一点不假。旦愿我们的世界永远和平，再没有战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庞大的改革事业需要从农村改革开始。分田到户的政策在文革前曾经实行过，但是在文革中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否定。我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在农村长大，亲身经历过那种由于大集体体制下人们的懒散，消极和贫穷。其实只要稍微有思想的人都能看得到，那种极左政策是违背人的本性和自然规律的，是绝对行不通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农村改革是正确的，它给农业，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富裕，活力和快速发展。包产到户是农村政策改革的开始，而农村的改革吹响了各行各业的改革号角。所以，那是国家后来经济腾飞的开始，我们当时都特别支持这种改革，以前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制度行不通，这种打击积极性而不是调动积极性的政策是那些异想天开的人才会想得出来的。没有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何谈经济发展？何谈现代化？解放生产力就是从这个农村改革政策开始的。

1980年是平反冤假错案最多的一年。记得在中央刚刚开始为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的时候，我们同学中经常议论这件事，很多人认为平反肯定会有一个度，很多特别大的案子如刘少奇不大可能被平反，因为他是毛主席打倒的人。据说毛主席在临终前给自己总结一生成就时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一生所做的就是打倒了两个人，一是蒋介石，二是刘少奇。因此，大多数人都认为刘少奇的平反是不可能的。后来当他真的被平反的时候，大家还是感觉到有一点吃惊的。这是当时的中央坚定不移地坚持实事求是，大胆坚持真理，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的表现，在老百姓中是树立了威望的。这个运动对我们的具体影响就是很多原来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师陆续回到学校给我们上课，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杰出的优秀教师，教学经验丰富有热情，知识面广，深受学生喜欢。

记得当年学校组织我们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大家都感到那个决议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心里很佩服。这个决议的发表，在政治上为一些过去的政治事件做了正确的结论，从那以后，人们再不需要争论不休，可以放下包袱，一心一意向前看，让全国人民统一思想，集中精力搞四化建设，是正确而智慧的做法，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决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四人帮被公开审判的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学校把电教室的所有电视机放到多个教室里，供同学们收看审判的实况，同学们挤到电视机前看电视，看审判过程。当年粉碎四人帮以及后来的对他们的审判是得人心的，人们由衷地痛恨那些政治野心家，他们只会耍阴谋，玩弄权术，不但不关心经济，不关心人民生活疾苦，反而破坏经济，他们整天搞斗争，斗来斗去，没完没了，把国家搞垮，这样的领导人不应该得到人民的拥护。

我亲身经历的“四人帮”错误路线是在1975和1976年那两个夏季，当时生产队的麦子已经成熟，本来应该尽快地抢收，因为随时有可能下雨，只要下雨，经过农民辛辛苦苦种成的麦子就会被雨水浸泡霉烂，完全损失掉，所以，那时候本来是争分夺秒抢收麦子最关键的时候。可是，为了响应“不能用生产冲击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号召，上级要求社员们停下手中的农活，集中到生产队仓库门前开批判会，批判两个富农分子。那两个富农分子是兄弟俩，本来就是我们生产队里最老实的两个人，他们家之所以在解放初被划定为富农，是因为他们的祖辈比较勤劳能干，创造了富裕的家庭。自从被划定为富农分子以后，两人就经常被批斗，文革中的批斗更是家常便饭，没有人能说出他们本人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批判他们。他们两家在解放初期已经被没收了所有田地和大部分房屋家产，文革开始时又被抄了家，早已经是生产队最穷的贫困户了。那时候社会主义已经搞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可是，这两个人还是被当成资产阶级，遭到无休止的批判。那种疯狂的阶级斗争理论真的是不可理喻，罔顾事实，睁眼说瞎话。那个批判会的场面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两个年近六十的富农分子被要求站在烈日之下，而我们这些贫下中农则坐在荫凉处，几个斗争积极分子胡扯一通地对两个老人进行语言斗争和人身攻击，然后就是读报纸，报纸上也都是批评文章，多数人在打瞌睡。我对那种斗争路线深恶痛绝。一个政府，一个政治家，或者一条政治路线好不好，要看它对人民的福祉有没有好处。“四人帮”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对国家不利，对人民不利，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肯定不得人心。那是一个被邪魔当道的非理性疯狂年代，但愿那种疯狂永远不要再发生。

在电视上看了审判“四人帮”，不禁让我从另一个方面有所感慨，那几个被审判的人，本来是国家领导人，在台上时，他们盛气凌人，道貌岸然，不可一世，但是在成为罪犯被押上被告席的时候，他们跟一般罪犯没有什么不同，以前的身份地位都烟消云散，过去的风光不再，成为阶下囚，人民的公敌。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不能代替本身的自然人格属性，人生来平等，大家都一样。

1982年国家决定把计划生育政策列为国家基本国策，当时对我们在校大学生来说没有什么直接影响，然而，那是一件国家大事。为了国家快速发展和富强，适当控制人口，提倡晚婚晚育，计划生育，当时被广泛认为大有必要。后来又进了一步，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说是提倡，在实际执行的时候都是强迫性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国家曾经号召人民多生孩子，口号是“人多力量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生孩子多的母亲被评为英雄母亲。而30年以后，国家又强制少生孩子。这样反复地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干涉自然规律的做法，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办法。人类繁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历史上和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强迫老百姓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只生一个的政策在当时可能有必要，但是，这一政策一实行就是36年，对人口的自然结构干扰极大。

大约10多年前我曾认识一个加拿大人口学专家，跟他闲聊时说起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人一个劲地摇头，认为做过头了。 他说，用他们的人口结构计算模型推测，中国的计划生育不应该再那样实行了。我当时认为，那个老外之所以那么说，一是不了解中国，二是仇视中国，不希望中国好。现在看来，可能当时他说的不无道理。跟其他政策不一样，人口政策一旦矫枉过正，对国家的未来很可能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

历史和实践证明，以领袖的权威治国，以最高指示，政治运动，正面宣传，思想工作，政治学习等等手段治国，都不一定能够持久。虽然这些手段有时对社会公平公正和稳定健康发展有帮助，但绝不能代替宪法和法律。发生于1982年的新宪法的讨论，制定和发布是当时的另一件大事。作为政治学习的内容，大学里组织我们认真学习了新宪法。这件事的政治意义非凡，影响深远。文革前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宪法，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无法无天，完全实行人治，个人崇拜得到狂热程度，宪法形同虚设。文革后，有智慧的人们认识到，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使人民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否则，即使经济再发达，如果没有公平公正，人民仍然没有幸福可言。宪法的制定是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开始，以宪法为基础，制定各种法律，这样，执法者有法可依，人民有法可循，社会才公平和谐。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是国家正常和健康发展的保证。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在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方面所做的工作巨大，为后来30年的飞跃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一个好的根本大法，不但约束人民，更重要的是约束政府，约束领导，这才是最重要的保证。

短短的几年里，国家在政治上的变化和改革使我们这些年轻人对国家前途充满了信心，精神风貌也就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大学生活，由于那些政治思想解放的运动而变得轰轰烈烈，热血沸腾。我们年轻人政治热情高，关心政治是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的特点，人们把国家的发展和前途跟自己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文革极左路线过渡到开明的适合人性，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路线上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我们大学生思想活跃，善于思考，更是走在这种拨乱反正的最前端。

十九。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变化

在社会思潮和文化生活层面上，1978年秋开始的邓丽君热，1980年发生的潘晓人生大讨论，1981年开始的不允许喇叭裤，烫头发，奇装异服潮流，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以及国家女排第一次取得世界冠军，1981年至1982年间的学习当代保尔张海迪运动，1982年电影“少林寺”放映以及琼瑶热的兴起。这些在当时都对年轻人的思想有过较大的影响。

我从记事起所唱的歌曲都是革命歌曲，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它类型的歌曲。当邓丽君的歌曲第一次传到我们大学校园的时候，我们一下子被迷惑了，原来歌词还可以这样写呀？歌曲还可以这样唱的呀？完全是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那时候从上到下的主流媒体批评声浪不断，批判那种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所以，我们也只好跟着批判，主动抵制这类歌曲，并停止收听，防止来自港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几年以后，国家文化政策慢慢开明起来，在百花齐放的口号下，邓丽君歌曲和类似的音乐不再被批判，很快深受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喜爱。从那时候起，我们才被允许大胆地尝试除革命歌曲以外的其他文化内容和形式。

喇叭裤和奇装异服也是一样，起初受到很大的抵制，被认为是不正派。那时候，有些工厂里，厂长书记每天早晨拿着剪刀在厂门口强行给留长发的男职工剪头发，并规定喇叭裤不可以进入工厂，衣服的主色调只能是黑灰白，其他颜色不被认可。女同志烫头发也不行。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思想传统保守，刚开始时看不惯这些东西，认为应该禁止，后来，慢慢发现留长头发的男青年和烫发的女同志也挺好看的。记得我第一次到中山陵，看到外国游客，有些老太太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涂着口红，觉得很新颖，显得美丽，年轻，精神。心里开始矛盾起来，慢慢觉得不应该把穿着和发型跟道德品德画等号。再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本系的同学，他喜欢穿深红色的喇叭裤，留着长发，刚开始时我以为他是一个油腔滑调的调皮同学，后来相处下来，发现这个同学真的是一个学习好，作风正派，待人热情礼貌，随和可亲的好同学。眼界高思想才能宽，见多才能识广，一点没错。通过这些社会思潮的改变，真正的思想解放，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当然，后来所欣起的五讲四美活动是正面的，跟取消对人民穿着打扮的极端限制没有矛盾。

由潘晓的一篇文章引起的人生大讨论是另一个直接的思想认识改变过程。那时，学校组织了政治学习，由系书记，辅导员和班主任全体出动，组织我们学习文件，批判潘晓文章里“人都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理论，报纸上每天发表很多文章，用很多英雄人物和政治家的例子作为论据，对这种观点进行驳斥。我当时为了不犯政治错误，也是紧跟形势，参加学习，其实内心里有一点点想不通，我认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基本上总结了人的基本行为动力，没有错，报纸上的那些例子，说教的成分多，极大地脱离现实。当然，从主流政治教育方面来看，可能那样做也是对的，毕竟应该鼓励无私奉献的精神。

跟潘晓人生讨论相适应的是关于工厂应不应该给工人发奖金的讨论。记得我们寝室里同学之间对这个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思想较左倾的人认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不应该搞物质刺激那一套，要以思想工作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用表扬，奖状，口头鼓励，榜样力量和树立典型等等方法鼓励先进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方法。后来中央冲破重重阻力，决定实行奖金制度，对先进的工人，按生产量的多少，发奖金，鼓励多劳多得，物质刺激的方法，这从一个侧面承认了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事实。对于这一点，我是同意的，我认为那种理想中的完全无私是极少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1981年中国女排取得世界冠军是一件让人热血沸腾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升了一大步，大家都从收音机和广播里听比赛实况，为女排的每一个得分欢呼跳跃。当最后决赛宣布中国胜利取得冠军的那天晚上，我们全校沸腾了，南京的高校沸腾了，全国的高校都沸腾了。那种高兴和激动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它就像给全国人民打了一剂强心针，我们为女排健儿们欢呼，为国家为民族欢呼。

1981年至1982年间，团中央发出号召，开展学习张海迪的活动。我们学校还计划请张海迪本人来学校给我们演讲，后来没有请成，那个时候她到全国各地发表演讲，特别忙，我们学校没能排得上。这位“当代保尔”的身残志坚的顽强毅力和刻苦精神当时使我们受到教育和鼓舞。那场运动在全国达到了目的，是又一次成功的英雄教育活动。另一方面，我跟几个谈得来的同学时常在私下讨论，文革中，我们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在一个又一个的英雄典型的事迹中长大的，要列出我们被号召学习的那些英雄的名字，可以说出一大串，活着的或已经牺牲了的都有。然而，我们慢慢地产生了一点点“榜样疲劳”。这种树立典型的方法是不是唯一的青年教育方法呢？是不是完全事实求是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眼界拓宽，改一改德育教育的模式，用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实事求是的方法来进行这类教育可能效果更好，即使是说教也应该与时俱进。当然，我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不敢公开说出来的，只是私底下聊一聊，或在脑海中思考一下而已。

1982年当电影少林寺刚刚在电影院里放映时，社会上欣起一个武打热。我和同寝室的几个同学一起到南京新街口的电影院看了这个电影，回来以后，疑惑了好几天。那是我看过的第一部没有现实政治意义的国产电影。本来我一直是一个特别喜欢看电影的人，从小时候开始就是这样，但看的全部是革命电影，都是歌颂党，歌颂解放军，鼓吹阶级斗争，赞扬社会主义等等的具有真正政治意义的电影。看了少林寺之后，第一次认识到，原来电影是可以没有政治意义的。其实电影只是一种文化形式，有教育属性，更应该有娱乐性。教予于乐，是更有意义的。所以说，这部电影又一次开阔了我的眼界。

那几年的社会文化发展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无疑对全国的思想解放，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在校大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十。大学期间的诸多“第一次”

人的一生都经历千千万万个“第一次”，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方方面面，形形色色。但是，几十年之后还能记得，甚至还常常想起的“第一次”不会太多。难忘的“第一次”不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甚至只是一些琐碎的小事情。对我来说，在大学期间经历了不少至今记忆犹新的“第一次”。

第一次被作为主宾请吃饭。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回家过年，年后，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请我到他家吃饭，我去了之后才知道，他是专门为我请的客，他请了一桌都是我的父辈和爷爷辈的人，我却是主客，那些年长者们都是叔叔请来陪我的。一整桌人，只有我一个孩子。我被安排在上座的位子，他准备了在当时来讲算得上极其丰盛的美食。我那时才18周岁，哪里经历过这种礼遇呀？心中忐忑，又有点受宠若惊，还有点不自在。一个年轻人，被叔叔这样专门招待，真是过意不去。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在我考大学之前，有一次我父亲跟那个叔叔一起聚会时，提起我将考大学的事，叔叔当时就宣布，如果我考上大学的话，他将专门请我吃饭，以表示隆重庆祝。我父亲没当真，也就没有告诉我。本来可以当成一句玩笑话，但是，那位叔叔是一个一口唾沫一根钉的人，竟然为了我这个孩子和一句玩笑话真的请了一次客。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作为主客请吃饭。

第一次受挫折。第一个让我终身难忘且又受益匪浅的挫折是在大一的时候发生的，那时候学校评选三好学生，采取了由各班同学以无记名投票形式选举的办法。当时我的学习成绩是全系平均考分最高的，我自己暗暗地认为我应该能够被评上三好生，觉得把握特别大。谁知道，结果我的得票数很少，没有被评上，当时很意外，对我打击很大，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认真真地反思，试图找出原因。我认识到，一个人的威信和群众基础跟学习成绩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在于很多方面的表现，包括跟同学们的相处，提高自我修养，以及谦虚低调的行事作风。情商和智商两个方面，情商更重要。通过那次的教训，我下定决心，克服自己的不足，努力学习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基本上能够跟各种各样的人正常相处，决不跟别人发生冲突，遇事首先考虑别人的感受，诚恳待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在农学83班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最大收获可能就是这一点，那是三班同学给我上的一堂社会学知识课，让我一辈子收益，在这一点上，我永远感谢三班的同学们。

第一次自己的名字被登上了报纸。 从青山搬到南农后的第一学期，也就是我们大二的第一学期，学校宣传部写了一篇报道文章，发表在省报新华日报上，介绍南农复校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情况。文章中将我作为学习成绩优良的实例作了介绍。文章的发表，我本人预先并不知道，后来还是因为我姐姐从报纸上看到了那篇文章，写信给我，提起此事，我才得知的。父母亲知道后，也特别高兴，把那份报纸永远保留了下来，他们原来总是担心我在学校有没有好好学习，看到文章后就不再担心了。那是我的名字第一次被登上报纸，我把它当成一种鞭策，一种压力。由于年龄小，思想单纯，又不会玩，很少参加课外活动，将自己的绝大部分课外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另外，我的记忆力比较好，学习上占一点点优势，特别是应付考试相对容易一些。

第一次坐火车。在上大二时的那个暑假，我坐火车到上海看望父亲，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小时候由于家乡没有通火车，我一直没有机会坐火车，只在书本里或影视上看到过火车，听一些邻居谈起过他们坐火车的感受，很是羡慕和向往。然而，我的第一次坐火车的经历并没有留下特别好的印象，由于对火车不了解，加上为了省钱，买的慢车票，那趟火车沿途每一个站都停车，从南京到上海竟然行车近七个小时，太慢。从那以后，我每次坐火车，都是买特快，起码是直快火车，再也没有坐过慢车。不过，虽然速度慢，那次我体验了火车的准时，平稳，座位空间大，上下车方便等等优点。

第一次到正规饭店吃饭。现在的人们下馆子是家常便饭的事，很多人甚至每天都到餐馆里吃饭，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们到饭店吃饭是一件奢侈的事，一方面因为大家都穷，二是饭店本来不多，尤其是上档次的饭店更少，即使是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是如此。南京当时有一家比较有名的饭店叫大三元，位于大行宫附近。我的一个同学去过一次以后，就常常说起那里多么多么好，食品味道多么地道，说得我心里痒痒的，后来，一个机会，我专门跟几个同学一起到那个饭店吃了一顿。以当时的标准，那个饭店装修得挺豪华，饭菜味道也很好，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很是开心。

第一次喝醉酒。我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上大三时的一次寝室聚餐时发生的。那一次，我们买了几瓶白酒，从食堂买了好多菜，大家很快乐地喝酒吃菜，谈笑风生。本来我是有一点酒量的，大约能喝四两酒，然而，由于平时很少喝酒，没有经验，不经意间没有控制好，就喝醉了，弄得很狼狈。那天，还有另一个同学也喝醉了，比我醉得早，我们跟他开玩笑，问他喜欢班上的哪个女同学，他都直言相告，弄得我们都笑得流出了眼泪。以前我听说过人笑到最厉害的时候会流眼泪，一直不太相信，直到那一次，发生到我自己身上，才知道那是真的。

第一次坐轿车。那是在一个下午，我和四班的赵竹友一起在主楼里自习做作业，中间一起出来休息，我们散步走到北大门，正好进来一辆小轿车，开到我们面前停下来，问我们到学校行政楼怎么走，那时候学校行政楼在西大门旁边，从校园內过去大约三里路距离，我们给他指引了路途，但是，由于转弯较多，比较复杂，他记不得，因此，那个驾驶员就干脆让我们两人上了车，由我们指路送他们去行政楼。我们两人以前都没有坐过小轿车。在那个年代，小轿车很少，全部国有，没有私家车，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配有轿车。那天我们把那人送到目的地，在走回主楼的时候，都欣喜得很，我们两人嘻嘻哈哈，蹦蹦跳跳地高兴了好长时间，老赵比我还兴奋，觉得那小轿车坐得太舒服了，轿车內很豪华，软软的座位，干干净净，平稳的行车，外面人们一个个让行，注目，使我俩心里甜滋滋的，很是兴奋了一阵子，觉得坐小汽车的感觉太好了。其实，几年以后，我们就都有条件经常坐小汽车了，十年后自己就拥有了轿车。

二十一。报考研究生

1978年国家教育部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和学位制度，并在当年就开始了研究生招生。其实，“研究生”一词，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直到大学二年级才听说，并有所了解。南农是在1980年开始招研究生的，那时规定大学生在毕业前就可以报考。

因为我们植师班是为全国农业院校培养植物学老师的，我想，既然要做大学老师，就应该努力拿到比大学更高的学历，以便更好地胜任将来的工作。从长远看，只有大学文凭的人做大学生的老师，将来肯定不合格。另一方面，那个年代，我的家乡观念比较重，希望毕业后能够留在本省或附近的地方工作，不愿意到远方外省去。然而，我知道，我们班30个同学，不可能都分配在江苏或华东地区。所以，我决心在毕业前报考研究生，以便摆脱被分配到边远去的可能。当时决定考研究生就是基于这两个原因，并没有什么大道理或大目标。

选研究生专业和导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1982年南农有几十个专业招收研究生。跟我们植物学最对口的专业有植物学和植物生理学，导师们都在我们系里。另外本校还有几个系有比较近的专业招研，也可以选。除本校外，我们还可以选择报考其它大学和相关研究单位的研究生。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考取了如中山大学，山东大学， 中国农科院和江苏农科院的研究生。对我来说，由于本来考研究生的目的之一是想留在江苏，所以，我决定报考本校本专业李扬汉先生的研究生。当时这个决定风险有点大，因为我们班本来就是李先生创办的，我估计本班报考他的研究生的同学不会少，加上李先生是全国著名的教授，很多其它大学的学生也会慕名而来考他的研究生。那年李先生计划只招三名研究生，可以想象其竞争的激烈程度。

1981年下半年，也就是我的大四第一学期，我开始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当中。复习备考研究生是艰苦的，那段时间，我们有正常的计划内课程需要学习，复习只能在正常上课以外的时间进行。我抓紧一切时间，放下所有其它课外和社交活动，专心致志地复习。我们班有20个同学报考了不同专业的研究生，专业不同，开始科目也不同。我的考试科目包括政治，英语，植物学和植物生理学。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任何事情，要么不做，如果决定做，就一定全力以赴，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努力做到最好，那样，即使不成功，也不会后悔。当时我给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有一定要考取的决心。为了避免同寝室同学的相互干扰，并保证夜里休息好，以便复习时的效率更高，我和吴颂如一起借用了我们原来农学班级同学的一个寝室，因为他们在大四的那一年都到生产第一线去实习了，寝室是空着的。经过几个月日日夜夜的艰苦复习，我顺利参加考试，并取得了理想的成绩，被导师录取。

李先生那年本来计划招三名研究生，但是他最后只招了我一个人。李先生在文革前虽然已经是二级教授，但是他没有带过研究生。文革后，他在1980年曾经招过一个来自苏州农校的研究生，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李先生让他退学了，没有能够毕业。在我之前的1981年，有77级的同学报考了李先生的研究生，并有两人考取，一个是我校园艺系的肖师兄，另一个是从南京大学考来的孙师姐。但是他们两人都考的李先生的出国代培研究生，所以他们并没有跟李先生学习，而是在录取后不久就被送往北京学习英语，然后就出国了。因此，我就成为了李先生的第一个由他自己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后来李先生每年都招了很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还招过两届研究生班，那些以后的研究生都称呼我为“大师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记得那年考研的植物生理学试题比较难，考题比较特别。朱培仁先生将他的一贯主张放到研究生试卷里了。朱先生特别重视学生的科学分析能力，而不是一味地接受和死记硬背书本知识，因此，那年植物生理学试题多数是研究方法和结果分析方面的题目，没有完全考记忆型的内容，让我们措手不及，部分同学因为这个原因没能考及格，影响了总分成绩。

二十二。毕业分配

上世纪80年代，国家给大学毕业生包分配，要求必须服从分配。国家包分配工作，不需要担心毕业就失业，有绝对保障，是很好的事情。由于那时候的大学生基本上是由国家负担的，不需要交学费，住宿免费，国家还给适当的生活补助，因此，毕业后听从分配，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为国家建设服务是应该的。然而，对个人来说，有时候又是揪心的，因为是全国分配，而我们都来自江苏省各地，有可能被分配到外省或被分配到自己不喜欢的地方，甚至是到艰苦的边疆去工作，往往一去就是一辈子。因为这个原因，毕业分配可以说是每个大学毕业生人生中的一大关。

在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候，同学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找关系，托人情，送礼说好话，走后门，试图能够分配到理想的地方和单位去工作，最起码不被分配到边疆或最艰苦落后的地方去。他们有的人走的是上层路线，通过家里的社会关系，找到省级，市级甚至部里的关系，给学校打招呼，找出各种理由，要求照顾分配在家乡或条件好的城市和地区。有的则是走下层路线，也就是直接找负责分配的老师或校人事处的人员，或者找其他老师间接地打招呼，拜托说情。有的情况下，由于有关领导或人事部门不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会依靠学生干部帮助参与安排分配，因此，有些同学就找这些同学干部帮忙。通过我的观察，好像走下层路线的效果比上层路线更好。

在毕业分配前，同学们有所担心。学校召开了分配动员大会，做思想工作，要求同学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服从国家分配。会上有先进同学表决心，要求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后来，分配方案公布后，绝大多数同学都比较满意。由于那时候国家人才紧缺，需要大学生的职位很多，因此，经过学校的努力，帮助同学们分配到好地方好单位不是很难的事。

多少年以后，回过头来看毕业分配这件事，我认为，工作分配虽然重要，但完全没有必要像有些同学那样紧张。分配好坏并不能决定以后的个人前途。人生的路很多，机会很多，只要努力，总会有转机有办法。我认识的好多当时分配不理想，在分配方案公布后哭得很伤心的同学，后来到了工作单位以后，要么喜欢上了那里，反而不愿意调回江苏了，要么考研究生又回来了，也有的通过工作调动又回到了江苏。我们同班同学中，到现在仍然还在当初分配的工作单位的同学只有四位，其他同学全部都换了地方。

由于我在毕业前已经拿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不需要参加毕业分配。看到同学们欢欢喜喜地拿到工作单位接受函，我也为他们高兴。

毕业前，学校在大饭厅给我们举办了欢送晚宴，全校78级毕业生一起参加，庆祝我们的毕业。我们寝室也举行了毕业聚餐，同学们干杯畅饮，举杯祝福，互致珍重，带着很多不舍，毕竟在一起学习生活这么长的时间，有感情。至此，我们的大学生活圆满结束，大家怀揣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顺利毕业，走向工作岗位或继续深造，进入我们人生的下一个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