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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年5月10日，歌德在法学学习的结业阶段作为候补官员来到了韦茨拉尔的帝国最高法院。同年5月25日，他开始在帝国最高法院实习。他对帝国最高法院的情况很感兴趣，因为他希望能够从中获得一幅帝国现状的图景。他察觉到司法实践中的变化，并且可以把这些变化当成一个整体作出概观；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了在学习结束的时候他的专业知识的不足。歌德希望依照进步的、人本主义的裁决和实践，以及系统、严谨地建立的、顾及心理和社会因素的法规工作。

然而，他很少去帝国最高法院，也很少将其看成一个学习的场所。这是由于，一方面，他看到了德意志的糟糕的社会状况的一个表现：腐败，所以对司法实践产生了怀疑。歌德的父亲在歌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抨击过这种不良现象。另一方面，歌德不信任帝国最高法院和1767到1776年间的检查活动。歌德和他在旅店里认识的很多青年法律工作者一样，认为这种情形不可能好转。后来歌德在他的自传《我的生平:诗与真》里写道，他在童年时期就已经表示过，他想做法律工作者不是出于对法律的兴趣而是出于对旅行的热爱。

在使馆秘书耶路撒冷（Karl Wilhelm Jerusalem）于1772年10月底自杀后，歌德于1772年11月6日至10日短暂地重返韦茨拉尔。歌德认识耶路撒冷，后者的自杀是歌德创作《少年维特的烦恼》的起因。在这部小说中，歌德将自己与他倾慕的夏绿蒂·布夫的经历和耶路撒冷的命运—这是他通过与在耶路撒冷死前不久还与此人有联系的人的谈话而探究到的,融为一体。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引发了感伤主义和狂飙突进文学运动。

歌德以《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书享誉文坛，与但丁、莎士比亚并称世界三大诗哲，《浮士德》这部作品更是让他达到创作的巅峰。

作为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歌德是文化的普遍论者。这一普遍，首先指超越个体的客观规范。1786年9月到1788年6月的意大利之行，是歌德一生最重要的艺术转向。“我的最大愉快是我的眼睛在受固定形式的训练、习惯于形体与比例。”从此，歌德告别了青年期的浪漫和激情，把古典艺术伟大严谨的形式作为自己的标准。他认识到，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艺术的极致不是一泄无尽的情感表现，而是把强烈的情感结晶为完整的形式。在“对自然的简单模仿，虚拟，独特风格”一文中，歌德指出，“单纯模仿”是对自然进行力求准确的模仿，其作品必然可靠、有力而且丰富，但它只能处理虽然是舒坦的却是狭窄的对象，不足以把握重大主题；“作风”是艺术家自己臆造一种方式、一种语言，用以把自己用灵魂捕捉到的东西再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表达出来，他们把握世界的现象，或巨细必究，或粗枝大叶，他们在表现这些现象时，或一板一眼，或漫不经心。“风格”是写作的最高境界。“如果艺术通过模仿自然，通过努力为自己创造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语言，通过精确地、深刻地研究对象本身，终于达到这样的地步，它准确地、而且越来越准确的了解了事物的特性以及它们的生成的方式，它认识了许许多多的形态，它懂得把各种不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形式并列并加以模仿——如果艺术达到了这样的地步，独特风格就成了艺术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准”。“简单模仿”偏于客观模仿，“虚拟”偏于主观表现，“风格”是主客观的完美统一。

在歌德看来，文艺创造决非主观特殊性的表现和张扬，而是主客观的和谐统一。1829年4月6日，歌德比较英、法、德三个民族的文学，认为德意志的自以为是妨碍了文学上的提高：“个人自由的思想不是直到今天还在我们中间起作用吗？……我们文学界的杂乱情况也与此有关，诗人们都渴望显出独创性，每人都相信必要另辟蹊径，乃至我们的学者们分散孤立，人各一说，各执已见，都是出于同一个来源。法国人和英国人却不然，他们彼此聚会的机会多得很，可以互相观摩切磋。他们在仪表和服装方面都显出一致性。他们怕标新立异，怕惹人注目或讥笑。德国人却各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只求满足自己，不管旁人如何。”歌德始终认为，不爱限制的行动，不管是哪一种，最后必将一事无成。

歌德普遍论的第二个要点，是超越党派的公正立场。歌德支持自由与平等，但法国大革命时，他没有像黑格尔、荷尔德林、席勒等人那样站在革命一边；歌德认识到“政治即命运”，但他反对诗人参与政治。1790年的《托尔夸塔·塔索》(Torquato Tasso)一剧是以歌德在魏玛宫廷的生活为依据的，通过塔索的失望和悲叹，歌德生动地呈现了艺术与政治的深刻矛盾。他指出：“一个诗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动，他就必须加入一个政党；一旦加入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就必须同他的自由精神和公正见解告别，把偏狭和盲目仇恨这顶帽子拉下来蒙住耳朵了。”应当说，强烈的党派观念在歌德晚年才刚刚萌生，敏感的歌德当时即对此表示了严重的不安：“今后的岁月将会带来什么，我不能预言；但是我恐怕我们不会很快就看到安宁。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来就是不知足的；大人物们不能不滥用权力，广大群众不能满足于一种不太宽裕的生活状况而静待逐渐改进。……照现在这个样子看，总会是摇来摆去，永无休止；一部分人吃苦而另一部分人享乐；自私和妒忌这两个恶魔总会作怪，党派斗争也不会有止境。”

一方面是专制权力，一方面是革命要求，政党政治在此分裂的社会中崛起并加剧了社会的分裂。歌德之所以反对政治诗，强调宽容、客观，正是为了抵抗偏激狂热的党派政治，维护文化的基本品格。

歌德是幸运的。在他生活的时代，普遍的文化理想还没有被解放的个人、竞争的党派和对抗的国家所粉碎，真善美、人道、理性、科学等还没有被赋予特殊的民族形式或国家特色，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还可以作为独立的解释范畴和评价标准。在《浮士德》中，魔鬼靡菲斯特才对浮士德说：“你且蔑视理性和科学，人类最高的力量，你且在幻境和魔术中为谎精所鼓舞，这样你用不着签约就落入我的手掌。”

歌德像黑格尔一样把热情献给了横扫欧洲大陆的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法典》代表了现代启蒙、代表了宪政民主和平等自由，拿破仑的铁蹄破坏了德意志的封建主义、带来了先进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