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就喜欢回忆。最近我经常回忆起小时候，特别是小学时期的一些事情，突然有了把这些回忆记录下来的冲动。

我是个农村孩子。在我小的时候，我家住在江苏省海安县海北公社明道大队第五生产队。我是六周岁开始上学的。我们家乡风俗是用虚岁表达年龄的。所以，通俗的说法是孩子们七岁开始上学。那时我们那里没有幼儿园，孩子们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上学的。那是1966年9月，我背上小书包带着板凳，跟着姐姐高高兴兴地走到学校。听我妈妈说，我小时候一直希望早点上学，很小的时候就对上学有着热切的渴望和热情，只是苦于岁数太小，学校不收。所以，开学第一天我特别高兴。

我上的第一个学校叫高桥小学，位于当时的明道六队，距离我家约两公里。学校由两排排成“L”型的平瓦房组成。学生的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都放在这两排房子里。房子前有一大块地作为操场。学校装有一个喇叭，每天按时打开，以便广播新闻。班级不大，每个班级大约五十个学生。学校条件相对比较简陋。教室里有一个大黑板，有课桌，但是板凳是由学生自己带到学校的。学生在每个假期前的最后一天把板凳带回家，假期后开学第一天又带回学校。有一年放春假时我忘记了把板凳带回家，两周后上学时板凳不在学校。为这事我被妈妈打了一顿。因为我家只有一个大凳和一个小凳是祖上分家时分给我们家的，我把家里一半的“祖产”弄丢了，父母认为这预示着我可能是个败家子。那以后很多年我父母都经常提醒我不要“失头忘尾”。

那时学生上学放学不像现在的孩子由家长接送，他们都自己步行上学。由于中午都回家吃午饭，所以每天要走四个单程。有的住得远的同学每个单程需要走三，四公里路。六，七岁的孩子独自走这么远的路来上学，很多还要过河走小桥小路，不管刮风下雨，可见那时的孩子们的独立性和不怕苦的精神还是比较强的。当然，他们也没有选择，因为长辈们都很忙，没有时间接送孩子上学。另外，那个时候我们那里的农村很安全，从来没有涉及孩子的犯罪事件，也没有公路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很少，所以也不会有交通事故的可能。所以家长放心让孩子们自己走路上学。我比很多其他同学幸运，因为我的姐姐当时在同一个小学上四年级，所以我上学的第一年是由我的姐姐带我上学放学的。其实我小时候沾了我姐姐很多的光。姐姐从一年级到高中毕业一直上的跟我同样的学校，只是她比我早三年。她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不但学习成绩好，唱歌跳舞文体活动都很好，组织能力也强，我每次换学校都因为姐姐在老师和学生中的好名望而对我另眼相看。每到一个新学校，老师同学们在知道我的名字之前，总是先认识我是“树琴的弟弟”。我也很自豪自己有个优秀的姐姐。

我们学校每天上课前和放学前，全体同学都要在操场上集合，以班级为单位排队。早晨集合后排着队走入各自的教室。下午放学前也排着队走出学校回家。我们生产队只有一个跟我同岁的小朋友，那就是我的发小祥明。我从二年级开始就跟祥明结伴上学放学，一直到我们初中毕业。我的发小不多，同一生产队的就祥明一个人。他聪明好学，上课认真，是个好学生。我和他既是同学又是玩伴。祥明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务农了，后来学了一门漆匠的手艺。我走出家乡以后的多年里，每次放假或探亲回家，祥明一般都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人。现在他已经当上了外公，生活幸福。

学校的那两排房子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被拆掉了。所以我们的二年级是在六队的仓库里上的。二年级和三年级被安排在同一个仓库里上课。仓库的条件比原来的教室更差，但是老师们坚持教课，学生们坚持学习，教学倒是没有被耽误太多。由于跟三年级同学一起上课，多认识了高年级同学，多交了一些朋友，倒也是好事。

校长叫徐仁美，是一个严肃认真又不乏亲和力的好老师。学校大概有六，七个老师。那个年代教师分为三类，公办老师，民办老师和代课老师。他们都对学生很好，教学也认真负责。虽然有些老师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仍然能记得那时的部分老师的名字，譬如朱秉宜，邓必全，严世友，梅竺芳，等等。他们给我上了人生第一堂课，是我人生的第一批启蒙老师。记得朱老师年龄最大，脾气特别好。邓老师的毛笔字写得很好，他每年过年前都免费帮助邻居和朋友写很多对联。严世友老师幽默可亲，他被调离学校时，同学们都舍不得他走，有的抱住他的腿，有的扭住他的腰，很感人的情景，我到现在回忆起来还深受感动。

那时我们不需要交学费，但是要交书本费。一，二年级的课程很简单，只有算术，语文和体育。语文课的第一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和“共产党万岁”。算术的第一课则是从数数字开始的，要求学生从1数到100。之后才开始学习一位数加法。那时每星期上六天课，只有星期日不上学。每年除寒假和暑假外，还有春秋时节庄稼收种时的农忙假两次。

三年级时，我们被搬到了明道小学。那是一个新建的小学，设五个年级（那时小学五年制）。这个新学校距离我家比原来的学校远了一些，单程大约为3.5公里。学校由三排平瓦房组成，排列成U字型，中间是操场。操场上有一个篮球架。学校位于明道大队的中心位置。旁边有大队的医务室，理发室和仓库。学校操场常常被用作全大队社员开大会的地方。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是用学校的地方排练节目的。

学校条件比原来的高桥小学好很多，可以用窗明几净来形容。每个教室都有黑板，课桌，板凳和好几个明亮的玻璃窗。教室里黑板上方有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室的边墙上用红色喷的一些毛主席语录，比如当时流行的“五七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向雷锋同志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等。那时的教室是由学生负责打扫。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轮流负责擦黑板，擦窗子，擦桌子和扫地等等。

我们每天上午四节课，每节课四十五分钟。下午上两节课。在上午的第三和第四节课之间，全校师生集中做广播体操（课间操）。那时的课间操不用广播喇叭领操，而是由几个学生干部轮流领操的。我本人也曾是领操者之一，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领操的口令。

明道小学的校长是戎支桐老师，他是从部队转业回家乡被安排到我们学校当校长的。戎校长在部队当过干部，带过兵，有领导能力，又平易近人，不摆架子，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尊敬他。我上三年级时的班主任是殷友德老师。他是一个朴素真诚勤劳能干又很有魄力的年轻老师。三，四年级的学生最不好管，那时候殷老师就把我们班管得很好。

我的四年级班主任是韩世林老师。他家住海安镇，长得白，带一副眼镜，同学们背后都叫他“四只眼”。他幽默风趣，但是严肃的时候又让人有点生畏。我们班那时候的几个比较调皮的同学都被他管教得服服帖帖的。韩老师记忆力很好，我1995年从国外回家乡探亲，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他，那是二十六年未见的一个学生，他竟然还记得我，我们都很兴奋。他不光记得我，还记得我们班另外几个同学。

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是马耘伯老师。他当时是学校里岁数最大教学经验最丰富的语文老师。他总是善良和蔼又不失老师尊严。他穿着讲究而干净，工作严肃认真，一双眼睛总是那么炯炯有神。他的黑板板书很漂亮，能写一手好字。我在五年级期间的语文和写作方面的明显进步就是因为马老师教导的结果。

那些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全国很多地方的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了，但是我们学校一直坚持上课。有一段时期，学校响应上级号召，搞批判“读书无用论”和“读书做官论”的运动，但是我们是一边批判一边读书的，这使我们没有完全荒废掉文化课的学习。这要感谢当时的老师和我们家乡重视文化的传统，因为那时有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规定，家长们极力要求学校坚持上文化课，学校顺应了家长们的要求。

虽然有些老师记不得了，但是还是能记得部分老师的名字，他们有朱文山，刘永余，吉年怀，陆培基，邓伯衡，等等。朱文山老师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树荣的舅舅，所以我也叫他舅舅。他教过我们的算术课。他二胡拉得很好，是大队文艺宣传队和民兵连的骨干。

刘永余老师家住我们生产队，是我的一个远房叔叔。他是一个头脑很聪明又多才多艺的人。对我儿时的思想和表现影响很大。他思想先进，眼光敏锐，独立思考能力强。虽然他在我们学校做老师的时间不长，但他发起或创立了很多新事物。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利用一个暑假的两个月时间，组织一些学生学习乐器，并成立了明道小学文艺宣传队和乐队。乐队的同学主要是学习拉二胡和吹笛子，还学习识读歌曲简谱。我有幸被他选中成为乐队成员，刚开始时我被分派学吹笛子，一个月后，我要求改学了二胡。那时一起学乐器的有十几个同学。那段经历让我培养了一个保持至今的爱好。学校乐队是宣传队的成员。我在宣传队里不但拉二胡，还参加表演。宣传队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排练节目，并且还到各个生产队和其他地方演出。刘老师有胆识敢开创。他是第一个带学生一起下河学习游泳的老师。我就是那时候学会游泳的。在我上初中和高中的那些年里，我仍然常常到他家玩，特别喜欢听他讲故事和生活哲理。永余叔叔后来自己创业很成功，一直是当地有名的成功企业家。他的三个孩子也都很有出息，事业家庭都很成功。

在四，五年级的时候，除语文数学体育以外，又增加了音乐课。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还设立过美术课。语文课着重学习了写日记，写简单的记叙文和政论文（多数是大批判文章）。我有一段时期坚持写日记，有几篇日记还在县教育局组织的评比中得过奖。记叙文大多记述一些学校组织的活动，比如清明节给革命烈士扫墓，回来后要求写一篇记叙文。大批判文章是因为当时的政治运动，为了紧跟形势而练习写的作文。记得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在我们上五年级的那一年，那一段时间批判文章练习得不少。后来批林批孔运动也是这样，一直延续到初中时期。

印象深的是在四年级的时候，我们重点学习了珠算，也就是用传统的算盘做数学计算。我们学习了珠算的整数和小数的加减法。因为珠算的乘除法很难，所以没有教。那时打算盘被认为是一门有用的技术，因为那时计算器或计算机还没有发明出来，会计们都是用算盘作为计算工具的。算术课到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学习了小数和分数加减乘除法与混合运算，应用题也学习了不少。

为了响应上级关于“学工学农”的号召，我们四年级的时候还有过一些学习手工制作的活动。有两件事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一是同学们学习制作红樱枪，二是学习了制作墨块（在砚台上用水可以磨出墨汁）。那段时间教室里就像小作坊一样。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小学的时候平常没有太多考试，一般只有期末考试。年终发成绩单，成绩单上有学生各科考试成绩，但是没有排名次。学生基本上也没有留级的。平时作业不多，基本上都在学校里完成，不需要把作业带回家。老师每次上课都点名。每学期迟到或旷课的次数会被写入成绩单。课堂上不可以体罚学生，当学生犯错误时，最大的惩罚就是被要求站到教室后面上课。印象中学校从来没开过家长会。

说起考试，小学时我有一个秘密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每次考试，不管是语文还是算术，每次做完试题之后，就将我的答卷摊开放在桌子上，监考老师会走过来看我的答卷，这时候我就总是紧盯着老师两眼之间上方的川字纹。如果老师的川字纹眉头邹一下，哪怕很轻微地邹一下，我就知道我有题目做错了，一般从他的眼光角度甚至可以判断哪条题做错了，所以我会把题目改过来。有时候本来就只有一两个答案没把握，通过这个方法我就可以证实对错。如果老师的川字纹不邹，或者只是微笑一下，我就可以确定答题正确，可以交卷。这个办法屡试不爽，帮助我拿过很多满分。后来到初中以后这种办法就行不通了，也不需要了。

我上小学时学校已经没有了少先队，都改成了红小兵。我是二年级加入红小兵的，并担任排长，实际上就是班上的班长。每个红小兵排被分为四个班并选出班长。当时我们红小兵的口号是“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长大以后保卫毛主席”。那时候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玩的项目也挺多，都是土法上马不花钱的玩法和玩具。例如，男同学喜欢玩铁环，陀螺，跳格子，拔河，打玻璃球，等等。女同学则喜欢玩踢毽子，跳绳，折纸，红线结，等等，不一而足。农村有农村的快乐，我们的少年乐趣不见得比城市孩子少。

那时候同学们家里经济条件都比较差，穿着很朴素，颜色也单调，多是黑灰蓝色的衣服。记得有一个女同学曾经戴过一个红方巾上学，同学们就觉得她很好看，每天都喜欢多看她几眼。可见爱美之心从小时候就有。那时候学生的衣服往往有很多补丁。很多同学赤脚，或穿草鞋上学。雨天没有伞，有些同学甚至没有书包。有极少数同学开始上学时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是由老师帮助起的名字。但是，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戴眼镜，也很少生病。儿时的生活尽管贫穷，但是我们学习压力很小，有童真童趣，欢乐是由衷的。我们都充满活力，身体健康，快快乐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虽然小学五年制，但是我的小学上了五年半，这是因为五年级时教育体制改革，从秋季入学改为春季入学使我们多上了半年学。后来这个体制又在几年后被改回到秋季入学了。那时候没有九年义务教育制，我们1972年冬季小学毕业后，有的同学就没有继续上学，有的上了初中，更少数的同学上到了高中毕业。

我儿时的最好的朋友是树荣。听他妈妈说过，他本来也叫树华，跟我的名字一样，后来改的名字。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生产队。两家住得不远，所以一起上学一起玩耍很方便。我们是真正的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同学，朋友和兄弟。我在小学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和他一起做的，一起学二胡，学游泳，表演节目，练钢笔字，下河摸鱼，掏蜜蜂，躲猫猫，等等，等等。我们俩一起上的小学和高中。树荣一直很优秀，不但学习成绩好，体育文艺等等都很突出，是高中学校篮球队的队长。我们兄弟缘分特别深，高中毕业后，我到南京上大学，他也到南京工作。后来他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长期担任厂长和党委书记。我们一直保持着很紧密的联系。去年他还跟夫人一起来加拿大看望了我。我们一起回忆起学生时代的生活，感慨万千。

一晃近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学同学现在大多数已经当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大多数小学同学从离开学校后就没再见过面，也没有联系，现在见了面也不一定认识。老师们也是极少见过的。但是，同学一场，师生一场，有过那五，六年的缘分，也是值得珍惜的。我心中时常祝愿我的所有小学老师们健康长寿！祝我的所有小学同学们快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