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說最早源自薩滿的天賦秉性，因為薩滿的通靈本領非人人可有，所以被認為源自神靈的授權，這就是中國最早的巫，而最早負責安排薩滿通靈儀式和記錄通靈結果的人為史，中國上古的巫史文化由此得以產生和延續。

宗教儀式的原始目的在於觀念教化，以達到建構社會制度的作用。 從人的心靈結構知情意角度來說，巫以情感為主，史以知性為主，知情意中知和情共同決定人的行為意志。

商王自信有天命，說明商王已經變成最大的薩滿，王權與神權合一，這是上古絕地天通的結果。周滅商破除了商代的天命信仰，轉而強調天命唯德和事在人為，而史官主要負責記載帝王的行為，即所謂歷史。

撇開薩滿的特殊通靈天賦不談，對於普通人的靈魂稟賦的開發自古就是培養青少年的主要手段。西方文化自柏拉圖開始就有將靈魂功能按照知情意進行三分的傳統，其中知代表理性能力，情代表非理性能力，意代表執行能力。古今中外的教育無外乎就是培訓人的心靈具備有競爭力的知情意功能。這樣的教育在中國古代孔子以前稱為六藝，在孔子以後稱為六經，西方則自柏拉圖之後即有所謂七藝說，大抵源自柏拉圖學園的課程分類。

從古希臘傳下來的七藝教育，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包括語法學、修辭學和邏輯學，又稱為三藝（trivium）；第二類包括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學，又稱為四藝（quadrivium），合起來稱為“七門自由藝術”（septem artes liberales），簡稱“七藝”。

西方文化的七藝教育濫觴於古希臘發揚光大於古羅馬一直到中世紀歐洲，也是一脈相貫，不曾完全中斷。早期有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學園為其發軔，其後有各種思想學派開其枝葉，希臘化時期有亞歷山大圖書館，伊斯蘭統治時期有阿拉伯大翻譯運動承其統緒，都是圍繞者七藝這個學科中心進行發展。

歐洲自西羅馬滅亡之後，雖有短暫的文化衰落，但很快就有教會學校教育的繁榮和大學的興起，歐洲最早的文藝復興是在查理曼帝國時期，被稱為加洛林文藝復興，自此之後七藝便成為歐洲中世紀教會學校中的主要傳授內容。

相比之下，孔子所編定的六經，主要目的在於傳道授業，究其源頭可以追溯到上古巫和史兩門學問，其中巫主傳道，史主授業。

孔子所編六經， 以《春秋》和《易經》為綱領，皆為巫史合一的垂範之作。以《春秋》為例，孟子就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實因孔子作《春秋》的主要目的在於微言大義，而非獨重於史，換句話說名為著史，實是為其改制張目。易經原為占卜書，後成為理學書，也是融巫史以及象數理術為一體。

司馬遷自認為自己所著《史記》繼承了孔子《春秋》之法，二十四史又大都承自司馬遷的傳統。近代史家常常只把二十四史僅當史料，以為中國歷史最可信，其實是很大誤解，這是一定程度受西方歷史學傳統影響的結果。

六經皆史之說最初出自王陽明而為清儒章學誠等所發揚光大，章學誠強調易道為史，也就是歷史哲學，其目的在於經史合一。清末自梁啓超開始所談六經皆史，更多是主張所謂六經皆史料，並為深受唯物史觀影響的郭沫若等所繼承，如郭沫若研究易經，就廢經義而僅存史料，研究所謂奴隸制度。 

李澤厚從巫史而開出所謂情本體論，即歷史本體論或人文本體論，與西方存在主義有相通的地方，主張生存的活動即本體。從巫史開出禮樂，由禮樂導向人文本體，即所謂情本體，其實禮樂皆出自宗教儀式，樂出於巫而禮出乎史。

胡適寫作《原儒》，主張孔子是對殷商巫史的改制，這是今文儒家的傳統，與古文儒家不同，古文學更側重六經皆史的傳統，認為儒家源自周公和西周制度，孔子只是周代制度的復興者和人文教師。

上古絕地天通，是將巫道神權置於王權之下，類似於古羅馬將基督教定為國教，只是在時間上更早，絕地天通之後，王成為最大的薩滿，集中體現在商朝制度之中。神界秩序出現以上帝為主的天神系統，也就是將具有普遍性的神權收歸國有，歸於王權專屬。上古巫史中史的觀象授時天文曆法也收歸國有，一般士人和百姓家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

到了周代，商朝巫史之世襲王官漸漸失去其職守，而流落民間，孔子所言“禮失而求諸野”，即是此種現象的反映。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思想即從中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