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在溫哥華相識，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直到她去世前，我們從未斷過聯繫。細想起來，這份聯繫能夠維持這麼久，一半是緣分，一半大概是因為我們相似的飲食偏好。

那時，我比她早來溫哥華幾年，雖然尚未真正站穩腳跟，卻已經比她更熟悉這裡的氣候、街道，以及移民生活中的一些細節。我們認識的場合很普通，無非是中文圈裡那些繞不開的社交節點：大學校園、華人交誼群、同學派對、同學的同學、朋友的朋友。

她說話一向直接，很少繞彎，也不在意氣氛，更不擅長那些必要卻空洞的客套。她是會計，上海人，國內一所財經類院校畢業。來溫哥華之前，她在西雅圖讀過研究生，但具體專業，我從未聽她提過。她會計事務所的牆上掛着兩張裱好的執業證書：一張來自美國華盛頓州，一張來自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我們那一代出國的人，多半目標明確而現實：學位，或身份。她也走在這條路上，卻很少談起留學經歷，從未提自己是否完成研究生。若真學成了，為何一直保持沉默，我無從得知。

她在美國住了幾年，後來北上到了溫哥華。理由很簡單，也很明智：加拿大移民相對容易，溫哥華華人多，市場大。像許多第一代華人一樣，她的職業生涯始終圍繞華人圈展開，語言技能自然而然派上用場。她曾在一家華人公司做會計，也被短期派駐過香港和上海。最終，她又回到溫哥華，自己開了會計事務所。

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剛剛離婚。後來她提起過，前夫是加籍華人。她的婚姻收場乾淨利落，沒有爭吵，也沒有司法訴訟。她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不合適。”至於哪裡不合適，她不再多言。

她沒有孩子。

幾位與我們相識的人曾私下議論她，說她過於理性，顯得冷漠，不夠柔軟。起初我也這樣想過，可慢慢地，我才理解她的理性與冷靜，並不是缺少溫度，而是一種深深的自我保護，也是一種獨立而成熟的生活方式。她會笑，會關心，也會在細微之處流露溫暖，只是表達方式不同，不需要別人的認同，也不去刻意迎合世界的期待。

離婚之後，她交往過幾個男友，有做生意的，有從事技術的，也有那些看似擁有一切卻總顯得空空蕩蕩的人。他們來來去去，沒有一個能真正停留在她身邊。不是她被拋棄，就是她主動劃清界限。她談這些關係的時候，毫不掩飾，甚至相當直白：誰不可靠，誰情緒不穩定，誰對未來沒有規劃，誰的生活習慣難以忍受。

她談感情的方式，總像是在做一場風險評估。

我曾半開玩笑地問她，會不會有一天，哪怕只是為了老了有人作伴，也想找一個伴。她沉默片刻，淡淡地說：“那得看回報率。”她說這句話時，並沒有一絲冷酷，只是那種自然而然的口吻，讓人措手不及。那一刻我才明白，她並非不懂感情，只是習慣把所有事情都放進同一套計算系統裡。至於她口中的“回報率”，我永遠不會知道，也不想追問。我知道，我可以和她親密，卻無法從中得到任何結果。

她幾乎沒有真正休息過。

從她口中得知，她的客戶不多，都是老面孔，幾乎全是華人，根本不需要打廣告。但她自己就像個停不下的陀螺，從早忙到晚，周末也常守在電腦前。我們偶爾通電話，總能聽到她那頭敲鍵盤的聲音，清脆而急促。我總覺得，她的事務所從未真正做到最大，但也從未停下運轉。

她曾經置辦過幾處房產，最終留下的，只是一棟小型獨立屋和一處商鋪。談起買房，她從不談喜好，也不談風格，只計算回報率、現金流和風險。談起賣房，她同樣果斷，從不遲疑，也不戀戰。在她眼裡，房子不是家，更像是一種可以衡量的資產。

早年，她一直在家辦公。後來貸款買下那間商鋪，中間隔了一道活動牆：一邊是自己的事務所，一邊租給別人。事務所名義上有營業時間，但她從不遵守，經常在家工作。自那以後，直到她離開，這間辦公間再也沒有擴大過，也似乎從未真正需要擴大過。

她購物時，總會掏出計算器。即便是日常的食品或簡單的日用品，她也下意識地敲着數字，算折扣、算稅、算總價。不是因為手頭緊，也不是出於小氣，而是一種習慣。她喜歡把每一筆開銷都化作可以掌握的數字，讓生活的零散和不確定，變得井然有序。

她幾乎不度假。我曾幾次邀她同行，不是那種說走就走的旅行，而是提前安排好的，時間、路線、預算都算得明明白白。我以為這樣會更適合她，可她總是抽不出時間。不是客戶臨時有事，就是報稅季提前，她的日程里根本沒有閒暇可以擠出來。

她倒是嘗試過通過網絡找旅伴。一次去墨西哥的度假村，全包，包括機票、食宿和酒水。回來後，她告訴我，她並不喜歡那裡，食物不合口味，同屋的人又不熟悉，她吃得少，全包對她來說反而不划算。另一次是網上約伴的歐洲多國行，回來後依舊搖頭，旅途太累，餐食還得AA制，她飯量小，不划算。

從此我記住了“飯量小，不划算”，也再沒有向她提出一起旅行的邀請。可與我相處，她不小氣。過年過節，我們總會一起外出吃飯，從不AA制，她搶着買單，而我買得少。

每次見面，我都鼓勵她出去走走，少掉進錢眼裡。她每次拒絕時都會補一句：“等我65歲退休，一定去週遊世界。”那語氣很篤定，像是在給自己設定一個最終目標。65歲，對她來說不是年齡，而是一個結算點。

我和她幾乎無話不談，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我什麼都敢說，說話時很少顧忌分寸，也不在意男女之間的界限，常常口無遮攔，帶着幾分調侃和調情。但她總能理解我，從不因此動怒。這是一種只有在極少數關係裡才能存在的坦率。有一次，我隨口對她說：“照你這種活法，也許活不到65歲就死了，要麼哪天出門被車撞死。到時候你一定會後悔的。”

現在回頭聽，這話近乎殘忍，甚至有些不堪。但當時，我們誰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她聽完後，沒有反駁，也沒有露出不悅，反而認真思考了片刻，然後平靜地說：“這種事發生的概率很低。”

那是一個典型風險投資式的回答。

我糾正她：“你算錯了。概率遠比你想象的高，至少比買彩票高出幾十倍。你的概率只和金錢有關，與生命無關。”

她沒有馬上回應，沉默了一下，靜靜地看着我，然後緩緩吐出一句話：“那只能認命了。”語氣平淡，沒有嘆息。

她依舊每天忙碌，而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偶爾聽到她的消息，大多還是誰又找她報稅，誰又請她處理某個財務。她總是活在別人的賬本里，為別人算清每一筆得失，卻很少替自己結算人生。

不久前，我在海外旅行時得知她去世的消息。來得很突然，具體原因無人知曉。她終年六十三歲，離她曾經設想的退休後環遊世界的生活，只差兩年。

消息傳來的那一刻，我心裡並沒有掀起驚濤駭浪。更多的是一種奇異的確認感，好像早已知道這樣的結局，只是從未真正去面對。

她的一生，總是自立而堅定：經濟獨立，資產穩健，從不依賴他人，幾乎沒有明顯的失敗。然而，當她突然離去，留給我的卻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空白，一種連時間也無法填補的靜默。

她的父母早早離世。她沒有孩子，也沒有伴侶，在中國有一個哥哥和一個侄子。她的財產大概會由侄子繼承。那還是我們交往的時候，她曾輕描淡寫地提過一句。

有時我會忍不住想，她是否真的滿意自己走過的這一生。或者，她是否像算賬那樣，認真衡量過活着本身的成本與收益。

她活得極其自律，也極其孤獨。這種孤獨不是悲情，而是一種選擇，一種不依賴、不糾纏、不向任何人索取多餘情緒的生活方式。她認命，卻不是向生活低頭，而是以清醒和平靜接受世界的運轉，也接受自己的生命軌跡。她的一生都活在賬里，把風險、回報、得失算得清清楚楚，卻唯獨沒有給自己留下一段可以遲疑、可以浪費，也可以放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