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想最初學英語的經歷，我總會想到那台收音機。

它靜靜地躺在我少年時代家中的角落。那是一台短波收音機。我攢了很久的零用錢，從買來的處理半導體零件中挑選出還能使用的部件，請一位懂行的大哥幫我組裝。外殼是用粗糙的三合板粘合而成的，旋轉調台旋鈕時必須格外小心，否則電台信號很容易被雜音淹沒。

那是1973年的北京。前一年，我剛上初一。“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訪華、中國重返聯合國，以及尼克松訪華的新聞熱度尚未消退。這些信息悄然滲入我們的英語課堂，也進入了我的課外英語學習。

我常常獨自待在家裡，拿出自製的短波收音機，收聽“敵台”，具體來說，是搜尋美國之音特別英語節目的信號。美國之音經常受到人為噪音的干擾，我只能在斷斷續續的雜音中捕捉到零星片段。很多時候，我根本收不到它的信號。運氣好時，能聽到莫斯科廣播電台的怪腔怪調的中文節目，或是台灣的“自由中國之聲”。起初，收聽這些“敵台”讓我心生恐懼，但時間久了，卻也漸漸習以為常。

那個年代，除了收聽美國之音的特別英語節目，市面上幾乎沒有課外英語讀物或音頻。有些人家裡還能找到文革前留下的英語學習資料，比如唱片，而我家則沒有。於是，真正的英語學習只能靠自我探索。

中學英語課本里的語言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剛學字母和國際音標時，課本中就出現了諸如“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共產黨萬歲）”這樣帶有時代特色的句子。隨後，我們才開始學習簡單的問候語、家庭成員稱謂，同時夾雜一些初級語法。初級英語課文多以對話形式呈現，老師強調朗讀。然而，英語課堂上的政治色彩依然濃厚：美帝國主義、蘇修、反動、無產階級專政、第三世界、貧下中農、剝削階級、共產主義、革命群眾……這些詞彙滲入了英語課文之中。中學英語不僅教授語言，也承擔了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教育功能。

我們的英語老師姓徐，出身於民國時期。她從我初一開始教我們，一直教到高中畢業。多年後，我才從她口中得知，那時教英語的老師幾乎都得夾着尾巴做人，明明知道教材荒誕，卻無人敢出聲。他們對我們這些學生的期望也並不高。中學時，我們班有五十多名學生，而我的英語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從初一到高中畢業，我一直擔任英語課代表，屢次在英語比賽中奪得第一名。至今，我仍珍藏着第一次獲獎時得到的那本小小英漢袖珍詞典。然而，我這個課代表其實並不算稱職。英語課對我來說太容易，內容也過於枯燥，於是我常常在課堂上偷看課外書。徐老師對此心知肚明。我們之間漸漸形成了一種默契：上課時，她儘量不點我回答問題，因為我不願出風頭，怕引起同學的反感。

對我而言，真正的英語學習不在課堂，而在課外。離家不遠，在王府井大街與東華門大街的交匯處，有三處我常去的地方：北京市外文書店、八面槽外文書店，以及一家外文報刊服務部。這三處相距不過百十米，是我少年時期課外英語知識積累的地方。

我最常去的是北京市外文書店。那時，它是北京唯一一家書架完全開放的外文書店，也是我那時見過規模最大的。書店是一幢單層、略顯陳舊的建築，分內外兩間，總面積幾百平方米。書架沿牆排列，上面堆滿書籍，但種類並不多，整排書架常被同名書填滿。書架上的書大多是1949年以後出版的，帶着那個時代鮮明的印記，包括政治宣傳冊、樣板戲譯本，以及各種對外發行的書籍。我去那裡只有一個目的：蹭書看，因為買不起。每次去，我都會拿起早已“認定”的那一本，只讀一兩頁；下次再去，再接着往下讀。就這樣，一點一點把整本書啃完。

八面槽外文書店也是我常去的地方。那是一座兩層小樓，通向樓上的樓梯又窄又陡。樓下主要賣外文專業書籍，以科技類為主；樓上的情況我記不清了，只記得那裡不對外國人開放。我去這家書店，多半也是為了蹭書。許多書根本看不懂，但翻一翻仍覺得有趣。有一件事我至今記得很清楚：書店二樓曾出售影印版外文書籍。我至今還留着的一本《英語九百句》，就是當年在那裡買的影印本，即盜版。國營書店居然賣盜版外國書籍，本身就頗為有趣。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樓上才不對外國人開放。

外文報刊服務部是我常去的另一個小角落。它不到一百平方米，陳列着外文報紙、雜誌和期刊。在那個外文資料受嚴格管控的年代，這裡是普通人唯一能合法接觸外國刊物的窗口。那些刊物顯然經過篩選，但對我來說，它們仍像通向新世界的窗戶。在那裡，我大多只是翻閱、蹭讀；有時會花一毛錢買一本過期的英文版《北京周報》（Peking Review）、《中國建設》（China Reconstructs）或《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雖說這些刊物帶有對外宣傳的意味，但句法規範、文字精緻，對我而言，每一頁都格外珍貴。

除了偷聽敵台和逛書店蹭書，我還有一個練習英語聽力的地方：街頭。

七十年代的中國仍然相當閉塞。畢竟北京是首都，街上還是能看到一些外國人，多數是外交官及其家屬，也有零星來訪的遊客。他們常出現在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門廣場附近。對我來說，這些外國人成了我的聽力教材。我到那些地方，聽他們交談，或聽他們與譯員之間的對話，有時主動上前搭訕。然而，與外國人搭訕並非總是安全。記得有一天下午，我在天安門前遇到兩名年輕的丹麥遊客，用簡單的英語和他們聊了一會兒。回家的路上，一個人攔住了我。他看起來像便衣警察，穿着當時流行的普通中山裝，問道：“你剛才為什麼和外國人說話？”

我愣住了，心裡一陣緊張，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解釋道自己是中學生，正在學英語，只是想試試能否與外國人交流。他盯着我看了幾秒鐘，隨後掏出一個小本子，記下我的姓名、學校和住址。記完後，他示意我可以離開了。

接下來的幾天，我如履薄冰，心裡總揣着不安，生怕這件事傳到學校，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所幸，最終一切風平浪靜，什麼後果也沒有出現。

日子在謹慎與求知慾之間一天天過去。

1976年來了。

那一年，重大事件接連發生。年初，周恩來去世；緊隨其後，朱德也離世。盛夏，唐山大地震將二十多萬人埋葬在廢墟之中，也重創臨近的北京的建築。入秋，毛澤東去世。不久，以毛夫人為首的“四人幫”被捕，持續多年的運動緩緩落幕。街頭巷尾仍留着不少唐山地震後留下的痕跡。牆上依舊塗着文革的標語，人們的生活卻在慢慢繼續。

中學恢復了原有的秩序。課外時間，我依舊偷聽“敵台”，既聽美國之音的英語教學節目，也關注它的新聞報道，尤其是關於中國政治的消息。我仍會去外文書店蹭書，留意新出現的、描述中國形勢的英語詞彙。兜里有零錢時，我會買過期的英文版《北京周報》或其他刊物。回到家，我會從頭到尾讀上一遍，有些文章甚至反覆閱讀多次，從中吸收了不少新的英語詞彙。

轉眼已是1977年的寒假，我們中學畢業了。按常理，中學生通常在暑假結束學業，而我們卻偏偏拖到隆冬才離開校園。至於其中的原因，如今已不太清楚。我曾上網尋找答案，也問過幾位中學同學，但沒有一個說得明白。有一點是清楚的，我們那一屆畢業生，中學一共讀了五年，初中三年，高中兩年。

畢業的那一刻，本應充滿歡笑與儀式感，卻出奇地平淡。中學五年的所學，包括英語，此時全都派不上用場。按理說，中學畢業應該是人生的重要節點，可學校既未為我們這屆學生舉辦畢業典禮，也未頒發畢業證書，這讓我頗感不解。記憶中，沒有同學們的集體合影，也沒有老師的鼓勵與祝福。回想起來，我們那一屆學生，仿佛從未真正受到學校的重視，被像包袱一樣推入未知的社會，孤獨而冷漠。

家裡有門路的同學，大都去當兵或被安排了體面工作；沒有門路的，多數下鄉了。留在北京城裡的同學很少，而我恰好是其中之一。由於我姐姐比我早兩年下鄉，按當時的政策，我被允許留在城裡，等待街道分配工作。

那段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裡，我的生活簡單而重複：給家裡買菜、做飯，夏天游泳，逛外文書店，偷聽敵台。大約在1977年初夏，街道為我安排了一份工作，地點在北京東城區的東華門煤場。我記不清它的正式名稱，只知道那裡是當地居民換煤氣罐的地方，也是生產家用蜂窩煤和煤球的工廠。我拒絕了這份工作，父親也不贊成我去。

那段時間，我很是沮喪，沒有明確的人生方向，只是隱隱覺得自己的生活不該就此被定型。我在等什麼，自己也說不清楚。

1977年10月的一天，我透過收音機聽到一條重大消息：中國停辦十年的高考即將恢復。從此，上大學將以考試成績選拔，不再像過去那樣，工農兵學生可以不經過考試就進入校園。這個消息為我打開了一扇通向未知世界的門。

我報名參加了高考。從報名到踏入考場，僅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時間緊迫，但這並未動搖我的信心。憑藉考試成績，我有把握考上大學。環顧四周，各個年齡段的考生都在緊張備考，而在他們之中，我的直覺告訴我，我具有競爭力。事實證明，我順利通過了高考筆試和隨後的口試，最終考入了一所全國重點大學。畢業後，我先後在中央機關和高校任職，人生的視野也因此逐漸開闊。

1987年，我離職自費去出國讀研，隨後經歷了移民、就業，直至在他鄉退休。

如今回頭看，中學時那台自製的短波收音機，不過是用廢舊零件拼裝起來的一件簡陋物件，但正是它，讓我第一次意識到，世界並不僅存在於課本和標語之中。通過那些斷斷續續的英語廣播，我聽到了另一種表達方式，也感受到不同的敘述角度。那時並沒有什麼宏大的理想，只是單純地想聽懂更多、了解更多。

後來發生的許多事情，包括恢復高考、考入大學、出國留學和移民他鄉，看似一連串重要的人生節點。但若追溯根源，它們並非突然的轉折，而是多年積累的自然結果。那些在書店裡一點點“蹭”來的閱讀，那些在街頭鼓起勇氣與外國人交談的嘗試，以及那些守着收音機等待信號的時刻，都在無形中錘鍊了我的耐心和判斷力，也讓我逐漸培養起對外部世界的興趣與理解。

當年並不知道這些經歷會帶來什麼改變，只是覺得不應該停止學習，也不願意把自己局限在既定的軌道上。後來才明白，人真正的方向，往往是在無人注意的時候慢慢確定的。那台收音機沒有改變時代，卻改變了我看待時代的方式。它讓我學會獨立思考，也讓我相信，個人的努力在有限的空間裡依然有意義。

人生並非一開始就清晰可見。很多時候，只是因為堅持做一件小事，時間久了，路便慢慢展開。對我來說，一切的起點，確實就是那台收音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