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人

十月的一个午后，一辆汽车停在大温哥华地区一座普通民宅前。车门打开，16岁的杰森与他的社工走下车来。

杰森的新住处名为“安全港湾”（Safe Harbour），这是一家寄宿之家（group home）——一种过渡性的临时住所，主要为那些暂时无法进入寄养家庭安置系统的青少年提供栖身之所。房子的外观平平无奇，与街区中的其他住宅别无二致。

杰森拎着拉杆箱，面无表情地跟在社工身后，走进寄宿之家。社工与寄宿之家的工作人员完成交接手续，简单嘱咐了杰森几句后便离开了。

工作人员领他来到一间早已收拾好的卧室，安顿好后，又带他去餐厅用餐。用餐时，杰森低头吃着饭，始终沉默不语。饭后，他回到房间，关上门，将自己与外界彻底隔绝。

工作人员翻阅社工留下的卷宗，试图拼凑出杰森的过去。然而，那段岁月支离破碎，难以呈现出完整的画面。杰森几乎记不起母亲的模样，唯一残存的印象是她身上的烟味和刺耳的骂声。对他来说，“家”从来不是温暖的港湾，而是一个又一个拥挤、凌乱、不稳定的住所，每次因无力支付房租而被迫搬离。

每次搬家，杰森总以为自己能迎来新的开始，但现实一次次证明，改变的只是住所，生活的困境却始终如影随形。

母亲的男友们来来去去，有的短暂停留，有的脾气暴躁。其中有一个男友对他们母子很好，带他们去吃了好几次麦当劳，还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他曾满怀希望地以为生活会变好，可几个月后，那人却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仿佛从未出现过。那天晚上，母亲坐在灯光昏暗的客厅里，背对着他，一边抽烟，一边低声啜泣。

杰森以为母亲会一直陪在自己身边，可她却突然离开了。

十一岁那年，他放学回家，屋里一片死寂。母亲斜靠在床上，双眼睁着，一动不动。他喊她，没有回应；再喊一遍，依旧沉默。他意识到情况不对，拨打了911。

救护车、警察、社工相继赶到。他们问了许多他听不太懂的问题，他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最终，他缩到角落，茫然地看着他们将母亲的身体装进尸袋，抬走。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

他成为省儿童及家庭服务厅关注的个案，被分配了档案号，第一次被寄养在一个陌生家庭里。那里的生活条件比他与母亲同住时优越，食物更丰盛，居住更舒适，但他始终感到格格不入。寄养父母的关心，他漠然以对；寄养家庭的规矩，他不愿遵守，甚至经常夜不归宿。起初，他还会去上学，但后来逐渐开始逃学，最终彻底辍学，跟几个年龄相仿、同样来自不幸家庭的孩子在街上混。这户寄养家庭最终放弃了他。

在接下来的四五年里，他辗转于不同的寄养家庭和寄宿机构，一次次被接收，又一次次被送走，原因始终是他的行为问题。省厅寄养系统的卷宗里，不同的社工和寄养家庭给他贴上了一些标签：叛逆、孤僻、厌学、吸毒、频繁违规。

他最近一次被寄养家庭放弃，是因为他经常外出与朋友厮混，夜不归宿，甚至染上毒瘾，并拒绝任何戒毒帮助。社工花了很长时间试图为他寻找新的寄养家庭，但没有一家愿意收留他。无奈之下，社工只能暂时将他安置在“安全港湾”寄宿之家，以免他无处可去，流落街头。

这里的一日三餐准时供应，可杰森却很少在餐桌上出现。他或许是不喜欢被束缚，所以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生活。每天醒来，他简单洗漱，随便吃点东西，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等到夜幕降临，工作人员却在规定的晚上10点宵禁时间看不到他的身影。有时，他会拖到深夜才归来；有时，他干脆整夜未归。

社工给了杰森一部手机和一叠公交车票，以便随时与他保持联系。但他从未主动联系社工或寄宿之家的工作人员，也不接电话或回复短信。

在寄宿之家，他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室友。对方话多、热情，与沉默寡言的杰森截然不同，两人合不来。他习惯独处，除了用餐和用卫生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卧室里，不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就是看电视，累了就睡觉。卧室墙上贴着两张色彩鲜艳的标语：You are loved（有人关爱你）和Change starts with you（改变始于自己）。然而，他并不相信这些话，觉得有些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被决定，而他正是其中之一。

按照寄宿之家的规矩，如果表现良好，杰森每周可以领取 7 到 10 加元的零花钱，主要条件是遵守作息、整理房间并按时上学。对别人来说，这或许轻而易举，但他却做不到。他拒绝接受任何规矩。他不上学，也不参加工作人员组织的任何教育或娱乐活动。白天，他总是不在家；晚上回来时总是迟到，甚至彻夜未归。每当工作人员问他去了哪里，他只是淡淡地回答：“去见朋友了。”不愿多说一个字。

工作人员多次尝试与杰森交流，但他始终态度冷淡。他的回应简单而生硬，有时只是零散的词句，甚至难以成句。他神情漠然，似乎刻意疏远周围的人。

社工的记录中详细列出了杰森的日常轨迹——白天，他常常在市中心的轻轨车站（Skytrain Station）附近游荡，与一群朋友混在一起。这些朋友大多与他年纪相仿，且有着相似的不幸家庭背景。他们彼此慰藉，聚在一起抽烟、喝酒，甚至吸毒，以此打发时间。他话不多，通常只是沉默地跟随大家。起初，他只是抽烟，后来尝试大麻，最终接触到芬太尼。这一步让他踏上了一条难以回头的路。

一旦沾上芬太尼，就很难停下来。芬太尼带来的快感令人沉迷，使人不断追寻那短暂的逃避感。然而，每一次满足，都是更深的沉沦。这种毒品极其危险，过量摄入可能在几分钟内致命。毒品从不会白送，杰森和他的朋友只能通过偷窃、抢劫，甚至采取更极端的手段来获取毒资。

寄宿之家的工作人员发现杰森的行为越来越反常，并每天向他的社工通报情况。他夜不归宿已成常态，有时甚至失踪，仿佛从世界上蒸发了一般。按照规定，寄宿之家向警方报案称其失踪，但通常第二天，他又会悄然归来。每次归来时，他沉默寡言，神情低落，嗜睡且厌食。工作人员凭经验判断，杰森可能在吸毒，但除了向社工报告他们的怀疑，他们无能为力。杰森待在寄宿之家时，他们还能对他进行监护，可一旦他离开，他们既无法阻止，也无权干涉。

那天晚上，杰森又一次没有回家。工作人员按照惯例向警方报案，心想他可能像以前一样，过一天就会回来。可这次，整整三天过去了，他依然杳无音讯。工作人员感觉情况不对，开始四处打听，联系他那些在街头的朋友。然而，没有一个人见过他。

第四天，在温哥华的一座公园里，人们发现了杰森的尸体。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停滞在时间里。没有奇迹，也没有转机。他死于芬太尼使用过量，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悄无声息地倒下，最终化作冰冷的统计数字。

对杰森的悲剧，寄宿之家的工作人员并不感到意外。那种隐隐的不安，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在他们心中产生，但他们无法阻止他。若他在寄宿之家因吸毒致死，工作人员也许有失责之嫌。若他死在外，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

杰森走了，悄无声息。他的的遗体被政府出资火化。送他最后一程的，只有社工和寄宿之家的两名工作人员。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甚至没有一句临别的话。他成了被遗忘的人，仿佛他从未在这个世界留下痕迹。生命，有时候像风一样，吹过便散了。

11岁时，杰森的母亲因吸毒过量去世，他成了孤儿。16岁时，他走上了相同的道路，生命定格在那个本该充满可能的年纪。如果他曾得到更多的关爱，结局会不会不同？或许吧。

但这样的故事一直在发生，一次次上演，又一次次被遗忘。

（草拟于2021年11月，修改于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