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有制”到權力私有化：一種反文明的制度悖論

艾地生

雲南公墓“欠費通知”之所以引發廣泛不安，並不在於費用本身，而在於它揭示了一種更深層的制度結構：個體對其所占有之物，是否擁有穩定、可對抗的權利基礎？

要理解這一點，必須回到一個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則：

產權必須清晰且可歸屬，權力必須受限且不可私有。

這並非抽象理念，而是近代以來政治秩序得以穩定的根本前提。自以來，產權被視為個體自由的物質基礎；而在的理論中，明確且穩定的產權，是防止權力任意擴張的制度邊界。

然而，當一種制度將土地及核心資源定義為“公有”，卻又無法將這種“公有”落實為每一個個體可主張、可捍衛的權利時，所謂的“全民所有”，就會在現實中發生結構性轉化——

它不再意味着“人人有份”，

而是意味着“無人有權”。

在這種狀態下，資源的最終支配權，必然集中到掌握解釋權的組織之中。

於是，一個表面上以“公有”為名的制度，實際運行的，卻是權力的高度私有化：

不是個人對資源的私有，而是權力對資源的獨占性支配。

這種結構，與傳統帝制存在着本質差異。

以為代表的皇權體系，固然以權力高度集中著稱，但它並不否認個體占有的現實基礎。土地、家產乃至祖墳，在社會運行層面，具有某種穩定的延續性。皇權的介入，更多體現為徵稅與徵用，而非對一切占有正當性的根本否定。

換言之，帝制之下，權力凌駕於社會之上，但並未徹底抽空社會本身的權利結構。

而當一種制度在理念上否認私有產權的終極正當性，在實踐中又不對權力施加有效限制時，它所形成的，就不再只是“專制權力”，而是一種更為徹底的支配機制：

個體失去了權利的根基，

權力獲得了對一切資源的最終解釋權。

在這樣的結構中，一切都處於可變狀態：

產權可以被重新界定，

契約可以被單方面重釋，

使用權可以附加不斷延伸的條件。

個體與其說是“擁有”，不如說是在權力許可之下“暫時使用”。

這正是現代社會最深層的不安全感來源——

不是貧富差距，不是資源多少，

而是缺乏任何不可被權力重新定義的穩定邊界。

當這種不確定性延伸至人的身後——連墓地這樣的最終安身之處，也無法擺脫“條件性存在”的命運時，它所揭示的，已經不是管理問題，而是制度的根本性質：

一個無法確立穩定產權邊界、也無法約束權力擴張的體制，

在結構上必然走向對個體空間的全面侵蝕。

因此，“墓地續費”之爭的真正意義，不在於收費是否合理，

而在於它無意中揭示了一點：

在一個以“公有”為名、卻缺乏真實權利分配與權力約束的制度中，

所謂的“公共”，最終只會退化為權力的代名詞。

而當“公共”不再屬於公眾，

當“權力”不再受到限制，

所謂制度，便不再是文明的保障，

而成為對文明原則的系統性背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