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有制”到权力私有化：一种反文明的制度悖论

艾地生

云南公墓“欠费通知”之所以引发广泛不安，并不在于费用本身，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更深层的制度结构：个体对其所占有之物，是否拥有稳定、可对抗的权利基础？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一个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

产权必须清晰且可归属，权力必须受限且不可私有。

这并非抽象理念，而是近代以来政治秩序得以稳定的根本前提。自以来，产权被视为个体自由的物质基础；而在的理论中，明确且稳定的产权，是防止权力任意扩张的制度边界。

然而，当一种制度将土地及核心资源定义为“公有”，却又无法将这种“公有”落实为每一个个体可主张、可捍卫的权利时，所谓的“全民所有”，就会在现实中发生结构性转化——

它不再意味着“人人有份”，

而是意味着“无人有权”。

在这种状态下，资源的最终支配权，必然集中到掌握解释权的组织之中。

于是，一个表面上以“公有”为名的制度，实际运行的，却是权力的高度私有化：

不是个人对资源的私有，而是权力对资源的独占性支配。

这种结构，与传统帝制存在着本质差异。

以为代表的皇权体系，固然以权力高度集中著称，但它并不否认个体占有的现实基础。土地、家产乃至祖坟，在社会运行层面，具有某种稳定的延续性。皇权的介入，更多体现为征税与征用，而非对一切占有正当性的根本否定。

换言之，帝制之下，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并未彻底抽空社会本身的权利结构。

而当一种制度在理念上否认私有产权的终极正当性，在实践中又不对权力施加有效限制时，它所形成的，就不再只是“专制权力”，而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支配机制：

个体失去了权利的根基，

权力获得了对一切资源的最终解释权。

在这样的结构中，一切都处于可变状态：

产权可以被重新界定，

契约可以被单方面重释，

使用权可以附加不断延伸的条件。

个体与其说是“拥有”，不如说是在权力许可之下“暂时使用”。

这正是现代社会最深层的不安全感来源——

不是贫富差距，不是资源多少，

而是缺乏任何不可被权力重新定义的稳定边界。

当这种不确定性延伸至人的身后——连墓地这样的最终安身之处，也无法摆脱“条件性存在”的命运时，它所揭示的，已经不是管理问题，而是制度的根本性质：

一个无法确立稳定产权边界、也无法约束权力扩张的体制，

在结构上必然走向对个体空间的全面侵蚀。

因此，“墓地续费”之争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收费是否合理，

而在于它无意中揭示了一点：

在一个以“公有”为名、却缺乏真实权利分配与权力约束的制度中，

所谓的“公共”，最终只会退化为权力的代名词。

而当“公共”不再属于公众，

当“权力”不再受到限制，

所谓制度，便不再是文明的保障，

而成为对文明原则的系统性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