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刁民想害朕：从“维稳国家”看中共政治的深层心理结构
每天早晨，当人们走进地铁站，把背包放上传送带，穿过金属探测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社会，要如此严密地防范自己的人民？ 从地铁安检，到戒备森严的国家机关；从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到遍布城乡的网格化管理；从层层加码的维稳体系，到不断收紧的意识形态控制；从新闻、出版、网络、宗教、教育领域越来越严格的管制，到近来愈发严苛的出入境审查与限制——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社会景观之一： 一个高度戒备的国家。 而这一切背后，隐含着一个几乎从未被公开说出的前提： 国家必须首先把所有人视为潜在的危险对象。 换句话说，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并不是建立在“信任公民”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防范公民”的基础之上。 这不禁让人想到一句流传甚广的话： 总有刁民想害朕。 这句话虽然带有戏谑色彩，却意外地精准揭示了中国政治的一种深层心理结构。 一、“防民”与“治民”中国古代政治有一个著名命题：“治国安邦”。 但如果仔细观察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就会发现，其核心问题从来不是如何保障个人权利，而是如何控制社会秩序。 因此，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许多经典命题，都围绕着同一个逻辑展开：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以刑止刑； 外儒内法； 编户齐民； 连坐保甲。
国家始终高高在上，而人民则始终是治理对象。 权力天然地把社会视为一种需要不断驯化、管理和压制的力量。 这种政治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深刻塑造了今天的政治文化。 二、“人民”与“群众”：一种耐人寻味的区分中国政治话语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方面，官方不断强调： “人民当家作主”； 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化各种防范措施。 这意味着，“人民”这个概念其实具有某种条件性。 当人们服从、支持和拥护权力的时候，他们被称为“人民”； 而当人们质疑、反对、抗议或者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们又可能迅速变成“别有用心的人”“境外势力的代理人”“寻衅滋事者”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人”。 于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关系： 国家不断宣称自己代表人民，却又不断防范人民。 这是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 三、“偏执型国家人格”：专制权力的心理结构精神分析学家常常把一种人格特征称为“偏执型人格”。 它具有几个典型特征： 高度敏感； 强烈的不信任感； 习惯于从周围环境中寻找敌意； 倾向于把批评解释为攻击； 倾向于把异议解释为阴谋； 对失去控制抱有持续性的焦虑。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一种临床意义上的人格概念直接套用于政治体制。 但作为一种隐喻，它却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专制权力之所以不断强化控制，并不一定是因为现实中的危险有多么巨大，而是因为它无法承受任何超出自身控制范围之外的东西。 它最恐惧的，不是敌人，而是不确定性。 它最无法接受的，不是反对，而是不可预测。 因此，权力必须不断扩张。 它需要： 更多的数据； 更多的监控； 更多的许可； 更多的审批； 更多的备案； 更多的忠诚表态。
权力越大，恐惧越深；恐惧越深，控制越严；控制越严，社会越沉默。 而社会越沉默，权力就越无法知道真实的信息。 于是，它只能进一步扩大控制。 这就形成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 四、“维稳国家”的悖论：越稳定，越不安全按照官方叙述，维稳的目的是维护稳定。 但现实却常常呈现出一种相反的结果。 因为稳定有两种不同的来源。 一种来源于恐惧。 另一种来源于信任。 前者依靠的是监控、惩罚、威慑和服从； 后者依靠的是规则、契约、权利和共识。 依靠恐惧建立起来的稳定，表面上极其坚固，实际上却极其脆弱。 因为所有人都在表演。 官员向上表演忠诚； 媒体表演乐观； 知识分子表演沉默； 普通人表演服从。 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就会进入一种巨大的互相欺骗之中。 每个人都知道问题存在，但每个人都假装问题不存在。 于是，权力越来越像一个被厚厚围墙包围起来的孤岛。 它知道一切数据，却越来越不了解真实的人。 五、问题不只是制度，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不信任并不仅仅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 它也会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 于是，人们开始： 害怕陌生人； 害怕表达真实想法； 害怕建立深层关系； 害怕承担责任； 害怕相信别人； 害怕与公共事务发生联系。
最终，每个人都学会了自我审查、自我保护和自我隔离。 于是，一个巨大的原子化社会便形成了。 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连接，社会失去了信任，而国家则成为唯一能够组织一切的力量。 这或许才是维稳体制最深远的影响。 六、“总有刁民想害朕”背后的孤独很多人认为，专制者拥有巨大的权力，因此必然拥有巨大的安全感。 但事实恰恰相反。 权力越大，越容易陷入恐惧。 因为它知道自己掌握的一切，并不是建立在授权、契约与信任之上，而是建立在控制、威慑和服从之上。 它害怕失去控制。 它害怕真相浮出水面。 它害怕人们开始自由地联合。 它甚至害怕人们开始彼此信任。 于是，它只能不断修筑新的围墙。 但问题在于： 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所有人都当作潜在的危险对象的时候，它最终失去的，不只是安全感，更是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信任。 而一个失去了信任的社会，即便拥有再多摄像头、再高的围墙、再复杂的监控系统，也终究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 真正稳固的秩序，从来不是建立在恐惧之上，而是建立在自由、公义与信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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