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本體論——一種後主權時代的政治哲學綱領 （後啟蒙政治哲學之十二）
現代政治哲學誕生於一個問題： 誰擁有權力？ 霍布斯尋找主權者。 盧梭尋找公意。 康德尋找理性主體。 施密特尋找最終決斷者。 他們看似爭論不休。 實際上卻共享同一個前提： 政治首先是權力問題。 因此現代政治哲學的全部歷史，都可以被理解為對於權力來源的追問。 權力來自上帝。 權力來自國王。 權力來自人民。 權力來自憲法。 權力來自革命。 權力來自歷史。 名稱不斷變化。 結構卻從未改變。 總有某種東西被放置在政治秩序的起點。 總有某種東西擁有創造秩序的能力。 總有某種東西能夠發出最終命令。 這就是主權傳統。 然而，也許問題從一開始就被提出錯了。 政治秩序真正依賴的並不是權力。 而是責任。 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始終存在： 權力本身什麼都創造不了。 命令不能自動變成服從。 法律不能自動變成秩序。 國家不能自動變成共同體。 革命不能自動變成新社會。 真正使這些東西得以運轉的，是無數人承擔責任。 父母承擔責任。 教師承擔責任。 工人承擔責任。 法官承擔責任。 醫生承擔責任。 公務員承擔責任。 鄰居承擔責任。 朋友承擔責任。 陌生人承擔責任。 如果這些責任突然消失。 再強大的國家也會立刻崩潰。 因此，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出現了： 為什麼政治哲學總是在討論權力，卻很少討論責任？ 原因或許在於，責任無法被人格化。 權力容易被集中。 責任卻天然分散。 權力可以尋找主人。 責任沒有主人。 權力總是試圖向上匯聚。 責任總是向下擴散。 於是政治哲學更容易看見權力。 卻看不見責任。 但如果真正觀察社會。 就會發現： 維持世界運轉的從來不是權力網絡。 而是責任網絡。 國家依賴責任而存在。 市場依賴責任而存在。 法律依賴責任而存在。 家庭依賴責任而存在。 甚至自由本身也依賴責任而存在。 沒有責任。 自由立即退化為相互傷害。 沒有責任。 市場立即退化為掠奪。 沒有責任。 國家立即退化為暴力。 因此責任並非政治秩序的結果。 責任是政治秩序的前提。 這意味着一種全新的本體論轉向。 現代政治哲學認為： 權力創造責任。 責任來自授權。 責任來自法律。 責任來自契約。 責任來自命令。 而責任本體論則認為： 恰恰相反。 責任先於權力。 正因為存在責任。 權力才獲得正當性。 正因為存在責任。 授權才有意義。 正因為存在責任。 契約才值得遵守。 正因為存在責任。 共同體才能形成。 換句話說。 權力並不是政治世界最基礎的事實。 責任才是。 一個嬰兒剛出生時沒有權力。 卻已經成為責任的中心。 父母對其承擔責任。 社會對其承擔責任。 醫生對其承擔責任。 沒有人通過契約獲得這些責任。 沒有人通過投票獲得這些責任。 責任先於同意而存在。 同樣，一個老人失去行動能力時。 他的權利或許會減少。 他的權力或許會減少。 但社會對他的責任不會因此消失。 責任再次先於權力而存在。 由此可以看出。 人類世界最原初的事實並不是統治。 而是照料。 不是命令。 而是回應。 不是主權。 而是責任。 主權理論從國王開始理解政治。 責任理論則從嬰兒開始理解政治。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類學。 前者看見的是命令。 後者看見的是依賴。 前者看見的是力量。 後者看見的是脆弱。 前者看見的是控制。 後者看見的是照顧。 而人類社會恰恰首先建立在脆弱之上。 每個人都曾是嬰兒。 每個人都會生病。 每個人都會衰老。 每個人都會死亡。 沒有人真正獨立。 沒有人真正自足。 因此，人並不是一個先驗主體。 人首先是責任關係中的存在者。 從這個角度看。 自由也獲得新的含義。 自由不再是擺脫一切依賴。 而是在責任網絡中獲得行動空間。 正義也獲得新的含義。 正義不再是正確分配權力。 而是正確分配責任。 共同體也獲得新的含義。 共同體不是認同共同體。 而是責任共同體。 於是，一個新的政治哲學圖景逐漸浮現。 國家不是主權中心。 而是責任協調中心。 法律不是命令體系。 而是責任分配體系。 憲法不是權力配置圖。 而是責任配置圖。 民主不是意志表達機制。 而是責任追究機制。 政治不再圍繞“誰統治”。 政治圍繞“誰負責”。 這是一次根本性的範式轉換。 從權力本體論到責任本體論。 從主權政治到信託政治。 從命令秩序到照料秩序。 從統治邏輯到回應邏輯。 如果說近代政治哲學最大的幻覺是相信存在一個最終主權者。 那麼責任本體論最大的發現則是： 不存在最終主權者。 只存在不斷擴展的責任鏈條。 世界不是由主人維繫的。 世界是由承擔責任的人維繫的。 政治哲學未來的任務，也許不再是尋找合法的統治者。 而是尋找一種制度。 使責任永遠大於權力。 使問責永遠追得上決定。 使任何人都無法擁有不承擔責任的力量。 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 主權或許不會被消滅。 但它將第一次被責任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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