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塑造孫中山——從“紅化”到“黑化”的歷史記憶

艾地生

一個世紀以來，不同政治力量不斷重新定義孫中山，也不斷重新定義中國近代史。

需要說明的是，題目中的“紅化”和“黑化”屬於具有較強現實色彩的概念，是本文用於概括兩種歷史敘事傾向的分析性概念，而不是對所有相關研究或觀點的概括，請讀者注意避免誤解為對不同學術觀點的簡單歸類。

導語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幾乎沒有哪一位歷史人物像孫中山這樣，長期處於不同政治力量的共同爭奪之中。作為辛亥革命的重要領導者、中華民國的創建者以及三民主義的提出者，孫中山既被尊奉為“國父”，也被稱為“革命先行者”；既被塑造成現代中國民主革命的象徵，也不斷成為各種政治立場重新詮釋、重新評價甚至重新塑造的對象。一個多世紀以來，他的歷史形象始終沒有定格，而是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語境中不斷發生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通過官方歷史敘事，將孫中山納入中國革命發展的連續譜系，強調其“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突出其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並將其塑造成共產黨革命事業的歷史先驅。與此同時，其思想中關於憲政、共和、公民權利以及多黨政治等內容，則逐漸退居次要位置，甚至在官方敘事中被重新解釋。這種對歷史人物的重新建構，使孫中山不僅成為辛亥革命的象徵，也成為共產黨政治合法性敘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另一種趨勢開始出現。隨着互聯網的發展和公共輿論空間的擴大，自由主義學界開始重新檢討孫中山的政治思想和革命實踐，圍繞其訓政理論、黨治思想、民族主義以及革命策略提出了不少批判性意見。這些討論本屬於正常的歷史研究和思想爭鳴。然而，在網絡輿論和算法傳播的推動下，部分理性的歷史反思逐漸演變為情緒化、標籤化甚至陰謀論式的敘事。一些自媒體和網絡社群不斷製造關於孫中山的各種“揭秘”“真相”，將複雜的歷史過程簡化為個人品格問題，甚至發展出全面否定辛亥革命和現代中國啟蒙傳統的話語。

於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出現了：一方面，官方不斷“紅化”孫中山，將其塑造成共產黨革命的先驅；另一方面，網絡輿論又不斷“黑化”孫中山，將其描繪成現代中國各種問題的源頭。兩種敘事表面上針鋒相對，一個不斷拔高，一個不斷貶低；然而，它們卻具有某種共同特徵——都通過選擇性的歷史解釋，將一個複雜而充滿矛盾的歷史人物壓縮成符合自身政治需要的象徵符號。

事實上，任何歷史人物都不可能脫離其時代而存在。孫中山既不是無可挑剔的聖人，也不是一切歷史問題的始作俑者。他既是一位堅定的革命者，也是一位不斷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調整策略的政治實踐者；既提出了中國近代最具影響力的政治綱領之一，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條件和歷史局限的制約。如果脫離具體歷史背景，僅憑今天的政治立場去讚美或否定孫中山，都難免失之偏頗。

真正值得討論的問題，也許並不是孫中山究竟應該被讚揚還是被批判，而是：是誰在塑造孫中山？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們，又為什麼總要重新塑造孫中山？

回答這個問題，實際上也是回答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歷史究竟屬於過去，還是始終服務於現實？

一、 歷史人物如何成為政治符號

歷史從來不是一座靜止的博物館，而是一塊不斷被重新書寫的公共空間。每一個時代都會重新解釋自己的過去，每一種政治秩序都會努力尋找能夠證明自身合法性的歷史資源，而那些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人物，則往往成為不同力量反覆爭奪的對象。

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曾提出“集體記憶”概念，認為社會對過去的記憶並非簡單保存，而是在現實需要中不斷重構。德國文化學者揚·阿斯曼進一步指出，國家、政黨以及社會共同體都會通過教育、紀念、儀式和公共傳播，不斷塑造符合自身價值體系的歷史記憶。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則提出“傳統的發明”理論，認為許多看似延續已久的歷史傳統，其實都是現代政治為了回應現實需要而重新建構出來的。

孫中山正是這樣一位典型的“記憶人物”。

他既領導了推翻帝制的革命，又未能親眼見證共和國真正穩定；既提出了“三民主義”這一影響深遠的政治綱領，又留下了大量因時代局限而充滿爭議的政治實踐；既主張民主共和，又提出“軍政—訓政—憲政”的政治發展路徑；既強調民族獨立，也曾為了革命接受外國援助。這種複雜性，使孫中山既可以被解釋為自由民主的倡導者，也可以被解釋為革命民族主義者；既能夠成為中華民國合法性的象徵，也能夠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敘事之中。

正因為如此，一個世紀以來，不同政治力量都試圖回答同一個問題：誰才是真正繼承了孫中山？

對於國民黨而言，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是“三民主義”的創立者，也是黨國傳統的精神源頭；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孫中山則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代表人物，其革命事業最終由共產黨繼續完成；而對於自由主義學者來說，孫中山既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探索者，也是需要重新放回歷史情境中加以檢討的人物；至於網絡輿論，則更傾向於將其不斷標籤化，甚至娛樂化，使複雜的歷史人物淪為各種情緒表達的工具。

於是，同一個孫中山，在不同敘事體系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有人看到的是革命先驅，有人看到的是黨國思想的奠基者；有人強調他的民主理想，有人則放大他的政治失誤；有人不斷神化，也有人不斷妖魔化。

歷史人物並沒有改變，改變的是觀察歷史的人，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

理解這一點，也就意味着理解了本文討論的起點：真正值得研究的，並非孫中山本身，而是圍繞孫中山不斷展開的歷史解釋權之爭。

二、中共如何重塑孫中山：從革命者到“革命先行者”

任何政權在建立自己的歷史敘事時，都需要尋找一種能夠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歷史譜系。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這種譜系不僅需要說明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取得政權，更需要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共產黨革命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復興運動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孫中山因此成為一個無法繞開的歷史人物。

如果完全否定孫中山，便意味着否定辛亥革命及其開啟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如果完全承認孫中山的民主共和理念，又會使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面對與自身政治制度之間存在的張力。於是，一種兼具繼承與重構性質的歷史敘事逐漸形成：既充分肯定孫中山作為革命先驅的歷史地位，又通過重新解釋其思想內容，將其革命事業自然納入共產黨革命的歷史連續性之中。

這種重塑，並不是簡單的紀念，而是一項持續數十年的歷史敘事工程。

（一）選擇性的繼承：重新定義孫中山

評價歷史人物，往往首先表現為"選擇記憶"。

孫中山一生思想演變複雜，從早年的民族革命，到提出三民主義，再到晚年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其政治理念隨着時代環境不斷調整。如果完整呈現這一思想歷程，人們看到的是一位不斷探索現代中國道路的政治家；然而，官方歷史敘事並沒有平均地呈現這些內容，而是賦予其中某些階段以特殊的重要性。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歷史教材和官方論述中，孫中山最受強調的，不是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度的制度意義，也不是他關於憲政、代議政治、公民權利等理論探索，而是晚年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這種強調具有明顯的敘事功能。

因為正是這一時期，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發生了直接聯繫。通過突出這一階段，孫中山便能夠被解釋為共產黨革命的歷史起點，而此前關於民主共和、政黨競爭以及自由憲政的探索，則逐漸退居背景。一位原本思想不斷變化的歷史人物，被壓縮為一個具有明確政治方向的革命象徵。

這種歷史解釋，並非偽造歷史事實，而是通過強調某些事實、弱化另外一些事實，重新組織歷史記憶。歷史學家常說，歷史敘事最重要的不只是"寫了什麼"，更重要的是"沒有寫什麼"。孫中山的思想，也正是在這種不斷取捨之中，被賦予了新的政治含義。

（二）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從民主共和到革命敘事

如果說對孫中山革命經歷的選擇屬於歷史敘事，那麼，對三民主義的重新解釋，則屬於思想敘事。

三民主義原本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三個部分。其中，民族主義強調國家獨立與民族自決；民權主義強調建立共和制度，實現人民主權；民生主義則試圖通過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措施緩和社會貧富差距，具有明顯的社會改良色彩。三者之間原本構成一個完整體系。

然而，在官方解釋中，三民主義內部的重要性發生了重新排序。民族主義更多被解釋為反帝反封建鬥爭；民生主義則被不斷強調與社會主義之間存在思想聯繫，甚至被描述為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萌芽；相比之下，民權主義中關於權力制衡、普選制度、憲法保障、公民自由等內容，則較少成為官方宣傳的重點。

這種重新闡釋，使三民主義逐漸擺脫了其原有的歷史語境，而成為能夠自然通向共產黨革命的一座橋梁。結果便是，人們越來越熟悉"聯俄聯共"的孫中山，卻越來越少接觸《建國大綱》《建國方略》以及《三民主義》演講中大量關於憲政制度設計的討論。孫中山並沒有改變，改變的是人們閱讀孫中山的方式。

（三）從歷史人物到國家儀式：孫中山的符號化

一個人物真正成為國家象徵，並不僅僅依靠教材，更依靠不斷重複的公共儀式。

中共國成立以後，孫中山始終保持着極高的官方紀念規格。無論是重大紀念活動，還是國家典禮，人們都會看到他的名字反覆出現。"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等稱謂，逐漸成為固定的話語。這些評價當然具有事實依據，但它們同時也承擔着另一項功能：將孫中山從具體歷史人物提升為一種國家象徵。

歷史人物一旦成為象徵，其複雜性便容易被不斷削弱。他的思想可以被簡化；他的矛盾可以被忽略；他的爭議可以被淡化。留下來的，是一種足以代表國家歷史連續性的公共符號。在紀念活動中，人們紀念的不再只是孫中山本人，而是一種經過重新建構的革命傳統。

這種現象，並非中國獨有。世界各國都會通過紀念碑、紀念日、教科書、公共典禮等方式塑造自己的國家記憶。不同之處在於，孫中山同時也是國共兩黨共同承認的重要歷史人物，因此圍繞他的歷史解釋，也天然帶有政治競爭的意味。

（四）革命譜系的建構：誰繼承了孫中山？

如果說上述過程完成的是形象塑造，那麼最終完成的，則是合法性的建構。

毛澤東曾多次表示，中國共產黨所完成的是孫中山未竟的革命事業。這一說法後來不斷進入教材、紀念講話以及官方歷史敘事之中。在這種敘事框架下，中國近代史逐漸形成一條清晰的發展鏈條：鴉片戰爭開啟民族危機；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探索救亡；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孫中山繼續革命；共產黨完成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這樣，一部複雜、多元甚至充滿競爭性的近代中國歷史，被整合為一條不斷走向共產黨革命勝利的線性歷史。

這種歷史結構最大的特點，不在於否定前人，而在於重新安排每個人的位置。孫中山因此既受到高度尊崇，又始終處於共產黨革命之前的位置。他的重要性，來自於為後來者鋪路；他的歷史意義，也最終通過共產黨革命獲得完成。於是，孫中山成為"革命先行者"，而共產黨則成為"革命完成者"。

這一敘事模式，不僅解決了革命合法性的歷史來源問題，也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在承認辛亥革命歷史地位的同時，將其納入自身的政治傳統之中。

然而，這種歷史連續性的建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另一種後果：孫中山作為獨立思想家的複雜形象，被壓縮進了一條預先設定的發展邏輯之中。他不再首先是一位不斷探索現代國家道路的政治家，而更多成為後來歷史敘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歷史由此獲得了連續性，而人物則失去了部分複雜性。

三、自由主義為何重新評價孫中山：批評不等於“黑化”

如果說官方歷史敘事傾向於塑造一位高度統一的"革命先行者"，那麼改革開放以後逐漸興起的自由主義史學，則試圖重新恢復孫中山作為歷史人物的複雜性。

這種重新評價，最初並不是為了否定孫中山，而是為了擺脫長期以來英雄史觀和革命史觀的束縛，將他重新放回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轉型的歷史情境中加以理解。換言之，自由主義學界首先反思的，並不是孫中山本人，而是長期以來關於孫中山的單一敘事。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隨着中國近代史研究逐漸擺脫單一革命史範式，不少學者開始關注此前較少討論的問題：孫中山的政黨觀念是否具有集權傾向？"軍政—訓政—憲政"的發展路徑是否意味着民主可以延期實現？三民主義究竟是一套成熟的政治理論，還是一種革命動員綱領？這些討論雖然觸及孫中山思想中的矛盾與局限，卻並不意味着否定其歷史貢獻，而是希望突破長期形成的神聖化敘事。

這種學術反思，本質上屬於現代歷史研究的一部分。然而，也正是在這裡，後來網絡輿論開始逐漸偏離了學術討論的軌道。

（一）張鳴：革命者未必就是民主主義者

在近年來關於孫中山的討論中，張鳴的觀點影響較大。張鳴並不否定孫中山作為近代革命領袖的重要地位，但他始終提醒人們，不應簡單地把革命與民主畫上等號。在他看來，孫中山首先是一位革命家，而不是一位成熟的制度設計者。革命的目標，是推翻舊制度；民主的目標，則是建立一套能夠限制權力的制度。兩者之間並不存在天然的因果關係。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張鳴對孫中山提出了幾項具有代表性的批評。

首先，是關於"以黨治國"的思想。孫中山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希望在國家完成統一、人民具備政治能力之後，再進入真正意義上的憲政階段。這一設想在當時有其現實背景，但也意味着政黨將在相當長時期內掌握國家權力，並決定民主何時開始。在張鳴看來，這種邏輯實際上賦予政黨一種超越社會的地位，使民主成為未來才能兌現的政治承諾，而不是立即受到制度保障的政治原則。

其次，是孫中山濃厚的政治工具主義色彩。無論是革命組織、軍事力量，還是與蘇俄合作，孫中山都表現出較強的現實主義傾向。他不斷調整聯盟對象，也不斷修正革命策略，其目的始終是完成國家統一與革命事業。張鳴認為，這種政治實踐體現了一位革命家的靈活性，卻並不足以證明其已經形成成熟的自由民主思想。

這些評價雖然具有批判意味，卻始終建立在史料分析和制度比較之上，並非情緒化否定。

（二）秦暉：真正被遮蔽的是"民權主義"

如果說張鳴更多關注孫中山的政治實踐，那麼秦暉則更關心孫中山思想後來是如何被重新解釋的。

秦暉認為，中共對三民主義進行了明顯的重新排序。其中，民族主義被不斷強化，民生主義被不斷社會主義化，而最具有現代政治意義的民權主義，卻逐漸被邊緣化。在秦暉看來，民權主義並不僅僅意味着"人民當家作主"這樣的政治口號，而包括一整套現代政治制度：憲法至上、有限政府、權力制衡、公民權利、普遍選舉以及法律保障。這些內容原本構成孫中山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在後來的革命敘事中，人們更多討論民族獨立、社會公平，卻較少討論國家權力如何受到制度限制。因此，秦暉批評的重點，並不是孫中山，而是後來對孫中山思想的選擇性繼承。他的目的，是重新發現那個長期被遮蔽的孫中山。

（三）徐賁：革命敘事如何消解思想家

相比前兩位學者，徐賁更多從政治語言和公共教育角度討論孫中山。他指出，在官方教材中，孫中山幾乎總是作為"革命先行者"出現，而很少作為一位具有獨立思想體系的政治思想家被介紹。革命，成為解釋一切的關鍵詞。於是，人們知道孫中山推翻了帝制，卻較少知道他如何思考共和制度；知道他提出三民主義，卻較少討論三民主義內部的思想張力；知道他倡導民族獨立，卻較少了解他關於地方自治、權力監督和憲政建設的設想。

徐賁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歷史"去思想化"過程。歷史人物被保留下來，思想卻被不斷簡化。最終，人們紀念的是一個革命符號，而不是一位思想探索者。

（四）港台與西方研究：恢復歷史人物的複雜性

與大陸學界相比，台灣和西方關於孫中山的研究，更少受到革命史敘事的影響。

台灣學者普遍肯定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的歷史貢獻，同時也不斷討論其思想中的理想主義色彩，以及訓政理論可能帶來的制度風險；法國漢學家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在《孫中山傳》中，將孫中山描述為一位始終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找平衡的政治家。她既充分肯定孫中山推動民族革命的重要歷史作用，也指出其思想體系並不像後來宣傳中那樣嚴密完整，而是在不斷實踐中逐漸形成；美國學者哈羅德·史夫林（Harold Z. Schiffrin）則認為，孫中山更像一位不斷根據現實調整路線的革命實踐者。他的政治聯盟、外交策略乃至革命綱領，都表現出較強的現實主義特徵，而非一種一以貫之的政治哲學。

這些研究雖然角度不同，卻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試圖恢復孫中山作為歷史人物本身的複雜性，而不是賦予他某種預設的歷史使命。

（五）批評為何最終走向"黑化"

嚴格來說，上述學者都沒有否定孫中山的歷史地位。他們討論的是制度、思想和歷史局限，而不是人格否定。

然而，進入互聯網時代以後，這些複雜而細緻的學術討論，卻逐漸被簡化為一句句極具傳播力的網絡標籤。"孫中山不是民主主義者。""黨國體制源於孫中山。""辛亥革命失敗了。"

原本具有豐富歷史背景和理論分析的學術命題，在社交媒體中不斷脫離語境，被壓縮成極端結論，再經過短視頻、自媒體和算法傳播的不斷放大，最終演變成一種更加情緒化的歷史敘事。學術上的"重新評價"，開始滑向大眾話語中的"全面否定"。也正是在這裡，理性的歷史批評與網絡空間中的"黑化"開始出現分野。

前者希望恢復歷史人物的複雜性；後者則不斷製造新的標籤，用另一種簡單化敘事取代過去的簡單化敘事。從這一意義上說，真正需要警惕的，並不是批評孫中山，而是批評本身再次被意識形態和傳播機制所異化。

四、從批評到“黑化”：網絡時代的孫中山

如果說自由主義學界對孫中山的重新評價，仍然屬於歷史研究和思想討論的範疇，那麼進入互聯網時代以後，圍繞孫中山的公共敘事已經發生了另一種變化。這種變化，不再表現為對某一歷史問題的討論，而是表現為一種新的輿論生產機制。

在網絡空間裡，歷史人物越來越少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存在，而越來越多成為各種立場表達、情緒宣泄和流量競爭的載體。複雜的歷史被不斷壓縮成一句句容易傳播的口號，一位充滿矛盾的歷史人物，也逐漸演變成一個可以任意貼標籤的公共符號。

孫中山正是在這樣的傳播環境中，開始經歷另一種意義上的"黑化"。這裡所謂"黑化"，並非指學術上的批判性評價，而是指脫離史料、脫離歷史語境，以陰謀論、道德審判和情緒化表達取代歷史分析，對歷史人物進行整體性的否定與污名化。這種現象，既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史學爭論，也不同於正常的思想批評，而是一種典型的互聯網文化產物。

（一）從歷史討論到情緒表達

互聯網改變了知識傳播的方式，也改變了歷史敘事的結構。傳統學術研究強調史料、證據和論證，一個觀點是否成立，需要經過長期討論和同行檢驗；而互聯網傳播則更強調點擊率、傳播速度和情緒感染力。於是，一篇幾萬字的學術論文，往往抵不過一句極具衝擊力的短視頻標題。

例如："孫中山其實毀了中國。""辛亥革命才是百年亂局的開始。""孫中山不過是一個政治投機者。"這些判斷之所以能夠迅速傳播，並不在於它們擁有充分的史料依據，而在於它們滿足了網絡傳播對於"反轉""揭秘""顛覆常識"的天然偏好。越是推翻傳統認知，越容易吸引注意力；越是情緒激烈，越容易獲得流量。

在這樣的機制下，歷史開始服從傳播規律，而不再首先服從事實本身。

（二）"黑化"背後的幾種敘事邏輯

網絡空間關於孫中山的負面敘事雖然五花八門，但仔細分析，大致可以歸納為幾種不同的話語類型。

第一種，是革命失敗論。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卻沒有建立穩定的民主制度，反而導致軍閥混戰、政局動盪，因此孫中山不僅沒有完成現代國家建設，反而打開了長期政治失序的大門。這種觀點觸及辛亥革命的歷史局限，具有一定討論價值；但在網絡傳播中，它常常進一步演變為"沒有辛亥革命，中國會更好"這樣缺乏歷史論證的簡單結論。

第二種，是"黨國起源論"。這種觀點將後來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結構，都追溯到孫中山提出的"以黨治國"和"訓政"思想，認為現代中國此後出現的許多政治問題，都可以追溯到孫中山。這種解釋並非完全沒有學術依據，因為不少學者確實討論過訓政思想的制度影響；然而，把後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政治發展全部歸因於孫中山，則明顯屬於一種歷史決定論。歷史的發展，從來不是某一個人的思想能夠完全決定的。

第三種，則是陰謀論敘事。近年來，一些網絡賬號不斷傳播諸如"孫中山依靠外國勢力""革命完全受境外操縱""接受外國資助就是出賣國家"等說法，甚至進一步編造關於孫中山個人品格的各種故事。這些內容往往缺乏可靠史料支持，卻因為迎合民族主義情緒而不斷傳播。歷史研究因此讓位於政治情緒。

（三）歷史娛樂化：算法如何製造"歷史真相"

與過去相比，當代歷史傳播最大的變化，不只是傳播速度，而是傳播機制。算法並不判斷觀點是否正確，它只判斷什麼內容更容易引起用戶停留。因此，真正具有史料價值的歷史研究，往往因為篇幅長、論證複雜而傳播有限；相反，那些充滿衝突感、戲劇性和陰謀色彩的視頻，卻能夠獲得更高的推薦。

於是，一種新的歷史生產方式逐漸形成。歷史人物不再依靠史料被認識，而依靠算法被重新塑造。越來越多的人並沒有真正讀過《三民主義》《建國方略》或者孫中山書信，卻已經通過幾段幾十秒的視頻，對孫中山形成了完整印象。這種印象未必來自歷史，而更多來自平台不斷重複推送的信息。人們獲得的不是歷史知識，而是算法篩選後的歷史印象。

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曾提出"擬像（Simulacra）"概念，認為現代傳媒不斷製造一種替代現實的"第二現實"。對於許多網絡用戶而言，他們認識的孫中山，並非歷史上的孫中山，而是各種短視頻、自媒體和社交平台共同塑造出來的"擬像"。當這種擬像不斷重複，它便開始代替真實歷史。

（四）犬儒主義與反啟蒙情緒

值得注意的是，網絡"黑化"並不僅僅針對孫中山。近代以來幾乎所有具有啟蒙意義的人物，都不同程度遭遇類似命運。無論是梁啓超、胡適、陳獨秀，還是魯迅，都曾成為網絡空間反覆解構甚至戲謔的對象。這種現象背後，折射出一種越來越明顯的公共心理。它並不是重新評價歷史，而是不再相信任何歷史。英雄都是假的；理想都是騙人的；革命只是權力遊戲；民主不過是政治口號。歷史人物越是具有象徵意義，就越容易成為這種犬儒主義的攻擊目標。

因為只有不斷摧毀歷史中的理想，人們才能證明：所有價值最終都只是利益。這種情緒，與當代全球範圍內興起的反精英主義、後真相政治和網絡民粹主義具有某種相似性。它看似不斷質疑權威，實際上卻不斷消解公共理性。

（五）"黑化"真正遮蔽了什麼

如果說官方"紅化"容易將孫中山塑造成沒有缺點的革命先驅，那麼網絡"黑化"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它不再討論孫中山哪些地方值得肯定，哪些地方值得反思，而是試圖通過否定一個歷史人物，否定整個近代中國現代化探索。這種敘事最大的危險，並不在於它否定了孫中山，而在於它取消了理解歷史複雜性的能力。歷史人物不再具有成長、矛盾、妥協和探索，而只剩下成功或失敗、英雄或騙子、偉人或罪人這樣非此即彼的標籤。

當歷史被簡化為道德審判，真正消失的，恰恰是歷史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黑化"並不是歷史研究的深入，而是歷史思維的退化。它以反神話的名義，又製造了另一種新的神話；它以揭露歷史真相的名義，卻不斷遠離真實的歷史。

五、紅化與黑化：兩種敘事為何殊途同歸？

如果分別觀察前面的兩種歷史敘事，人們很容易得出一種印象：官方不斷"神化"孫中山，而網絡輿論則不斷"妖魔化"孫中山，兩者針鋒相對，彼此否定。然而，如果進一步追問便會發現，真正值得注意的，並不是它們之間的分歧，而是它們之間驚人的相似性。

無論是"紅化"還是"黑化"，都不是試圖理解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而是在現實政治和公共輿論中重新創造一個符合自身需要的孫中山。一個不斷被塑造成革命導師；一個不斷被塑造成歷史罪人。看似南轅北轍，卻都遵循着同一種歷史敘事邏輯。

（一）兩種敘事，都建立在"選擇性歷史"之上

歷史人物之所以複雜，是因為他們往往包含着互相矛盾的思想和實踐。孫中山尤其如此。他既是堅定的共和主義者，又提出了具有濃厚革命色彩的訓政理論；既主張人民主權，又相信革命政黨應在一定時期承擔國家領導責任；既倡導學習西方政治文明，又始終強調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既接受蘇聯援助，又從未完全接受布爾什維克革命模式。這些矛盾並非偶然，而是二十世紀初中國現代化困境的真實反映。

然而，無論"紅化"還是"黑化"，都沒有完整呈現這種複雜性。官方敘事強調"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卻較少討論孫中山關於憲政、地方自治、權力監督和普選制度的構想；網絡黑化則恰恰相反，它不斷放大孫中山關於黨治、訓政、革命暴力等內容，卻很少提及他在結束帝制、推動共和、傳播現代國家理念方面的歷史貢獻。

雙方選擇不同，方法卻完全一致。都是把複雜歷史切割成若乾片段，再拼接成符合自身立場的完整故事。被重新塑造的，並不是歷史，而是記憶。

（二）兩種敘事，都把歷史人物工具化了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兩種敘事雖然方向不同，卻都沒有把孫中山當作研究對象，而是當作一種政治資源。對於官方而言，孫中山的重要意義，在於證明共產黨革命並非歷史斷裂，而是近代中國革命發展的自然結果。因此，他必須成為革命譜系中的一環。他的價值，不僅來自辛亥革命本身，更來自後來革命賦予他的意義；而對於網絡空間中越來越多的黑化敘事而言，孫中山則成為另一種象徵。如果現代中國存在各種制度困境，那麼便試圖把所有問題都追溯到辛亥革命，追溯到黨治思想，甚至追溯到孫中山個人。於是，一個世紀以來複雜而曲折的歷史發展，被壓縮成一個人的責任。

兩種敘事雖然方向相反，卻都把歷史人物工具化了。他們討論的已經不是孫中山，而是借孫中山表達今天的政治立場。歷史因此成為現實政治的一面鏡子。

（三）真正消失的是歷史的複雜性

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說："理解歷史，首先意味着承認歷史具有複雜性。"

遺憾的是，無論是神化還是妖魔化，都傾向於消滅這種複雜性。在神化敘事中，歷史人物越來越接近道德楷模。他的錯誤被解釋，他的猶豫被忽略，他的矛盾被統一，最終成為一個沒有缺點的革命象徵；而在黑化敘事中，則恰恰相反，所有成功都被否定，所有貢獻都被消解，所有失敗都被無限放大，最後成為一個應當承擔全部歷史責任的失敗者。這兩種極端，看似彼此對立，實際上都拒絕接受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歷史人物既有貢獻，也有局限；既推動了歷史，也受制於歷史。

真正成熟的歷史研究，從來不是製造新的神話，而是不斷拆解神話。既拆解英雄神話，也拆解反英雄神話。

（四）歷史解釋，本身就是一種權力

圍繞孫中山的爭論，實際上反映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誰擁有解釋歷史的權力？

歷史從來不是天然存在的。教科書如何書寫？紀念館如何展覽？媒體如何報道？

影視如何塑造？網絡如何傳播？這些共同構成了公眾理解歷史的方式。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提出"記憶場所"（Lieux de mémoire）概念，指出國家和社會不斷通過紀念儀式、教育體系、公共空間塑造集體記憶。歷史因此不僅是一門學科，也是一種公共權力。

孫中山正是中國近代史最重要的"記憶場所"之一。圍繞他的爭論，從來不只是討論一個人，而是在討論：中國現代國家從哪裡開始？現代中國應當繼承什麼？哪些歷史值得紀念？哪些歷史應該遺忘？

每一次重新解釋孫中山，其實都是一次重新解釋中國近代史。

（五）重新回到歷史，而不是立場

今天重新討論孫中山，並不是為了恢復另一種標準答案。歷史研究本身就不應該存在唯一答案。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不同政治立場不斷爭奪歷史解釋權的時候，人們越來越習慣於先有結論，再尋找歷史。支持某種立場，就選擇一部分孫中山；反對另一種立場，又選擇另一部分孫中山。最終，沒有人真正關心孫中山究竟說過什麼、做過什麼。人們關心的，只是孫中山是否能夠證明今天自己的觀點。這種歷史態度，與真正的歷史研究恰恰背道而馳。因為歷史首先屬於過去，然後才可能服務今天。如果歷史完全服從現實，它就不再是歷史，而只是政治修辭。

小結：兩種敘事之間，並非零和關係

回到本文提出的問題，可以發現，"紅化"與"黑化"並不是互相抵消的兩種力量，而是在不同方向上共同壓縮了歷史人物的複雜性。一種敘事努力把孫中山塑造成一位沒有錯誤的革命先驅；另一種敘事則努力把他塑造成現代中國一切問題的源頭。一種通過不斷拔高來完成政治合法性的建構；另一種通過不斷貶低來完成歷史虛無主義的表達。它們共同造成的結果卻十分相似：真實的孫中山，逐漸消失在各種政治標籤和意識形態話語之中。

真正需要重新發現的，並不是一個新的孫中山，而是那個既有理想，也有局限；既推動歷史，也受制於歷史；既值得尊重，也值得批評的歷史人物。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回到歷史，而不是繼續停留在關於歷史的爭論之中。

六、回到歷史中的孫中山

圍繞孫中山的爭論，或許永遠不會結束。事實上，一個世紀以來，每一代中國人都在重新解釋孫中山。從北洋時期到國民政府，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再到互聯網時代，不同政治力量、不同思想流派、不同社會群體，都曾試圖賦予孫中山新的意義。這並不奇怪。真正具有歷史影響力的人物，從來不會只屬於某一個時代。隨着現實問題不斷變化，人們總會帶着新的問題重新閱讀歷史，也總會從歷史中尋找回應現實的答案。因此，孫中山不斷被重新評價，本身並不是問題。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我們究竟是在理解歷史，還是在利用歷史？

（一）歷史人物不能脫離時代

評價任何歷史人物，都必須回到他所處的時代。今天的人很容易知道二十世紀後來發生的一切，因此也容易站在歷史終點回望過去，把後來發生的結果視為歷史人物當初就應當預見的事情。

然而，歷史從來不是這樣展開的。孫中山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傳統王朝瓦解、列強環伺、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的時代。國家統一尚未完成，現代政黨制度剛剛起步，憲政實踐幾乎沒有現實基礎，地方軍閥割據、財政困窘、列強幹涉，使任何政治方案都不得不面對極其嚴峻的現實約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孫中山提出革命、建國、訓政、憲政等一系列構想。

今天看來，其中許多設想未必成熟，部分制度設計甚至值得批判；但如果脫離當時中國的歷史環境，僅以今天成熟民主國家的標準去要求一個百年前的革命者，無疑失之苛刻。歷史評價需要價值判斷，更需要歷史同情。所謂歷史同情，並不是取消批評，而是在批評之前，首先理解歷史人物為何會作出那樣的選擇。

（二）偉人與普通人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界限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評價歷史人物，往往容易走向兩個極端。一種是聖人化，另一種是罪人化。前者要求歷史人物完美無缺；後者則要求歷史人物承擔全部責任。

然而，真正的歷史研究早已超越了這種非黑即白的評價方式。孫中山不是神，他當然會犯錯，也會判斷失誤，也會因為時代局限而提出後來被證明並不成功的制度設計。但他同樣不是歷史悲劇的唯一製造者。近代中國經歷的種種曲折，並非某一個人的思想能夠決定，也不是某一種政治理念能夠完全解釋。歷史的發展，是無數人物、制度、國際環境以及社會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

把孫中山塑造成救世主，並不能真正理解中國近代史；把孫中山塑造成百年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源，同樣只是另一種歷史神話。歷史人物首先是人。既有人性的局限，也有人性的光輝。

（三）重新發現思想，而不是符號

今天重新閱讀孫中山，也許更重要的，不是繼續爭論他究竟是英雄還是失敗者，而是重新閱讀他的思想。

過去很長時間裡，人們更多記住的是"革命先行者"這一政治稱謂。近年來，又越來越多人只記住關於他的各種爭議。然而，無論讚揚還是批評，都容易遮蔽一個事實：孫中山首先是一位持續思考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問題的思想家。他討論民族國家如何建立，討論共和國如何運行，討論地方自治與中央權力如何平衡，討論工業化、交通建設、土地制度以及國家現代化。這些問題未必都有成功答案，卻真實記錄了一代中國人在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所經歷的思想探索。真正值得繼承的，也許並不是其中每一個具體方案，而是這種面對民族危機不斷探索制度出路的精神。

歷史人物最終留下來的，不只是結論，更是提出問題的能力。

（四）尊重複雜性，是成熟社會的重要標誌

一個成熟社會，並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擁有同一種歷史觀。恰恰相反，它允許不同解釋共存，也允許歷史人物同時受到讚揚與批評；真正成熟的歷史文化，不需要神像，也不需要靶子。它需要的是討論。允許討論孫中山思想中的局限，並不會損害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承認孫中山推動中國結束帝制、開啟共和時代的重要貢獻，也不意味着必須接受他所有政治理念。真正值得堅持的，不是某一種固定評價，而是一種開放的歷史態度。

這種態度意味着：既尊重史料，也接受爭論；既承認貢獻，也不迴避失敗；既避免神化，也拒絕妖魔化。只有如此，歷史才能真正成為公共理性的基礎，而不是意識形態競爭的工具。

（五）誰在塑造孫中山？

現在，可以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誰在塑造孫中山？

答案或許並不是某一個政黨、某一種思想流派，甚至也不是某一個時代。真正塑造孫中山的，是每一個時代的人們自己。當國家需要建構革命傳統時，孫中山成為革命先驅；當社會反思革命道路時，孫中山成為制度批判的對象；當互聯網追逐流量和情緒時，孫中山又成為各種標籤和爭議的話題。不同歷史時期，人們不斷藉助孫中山表達現實關切，也不斷把現實政治投射到歷史人物身上。人們爭論的往往已經不是孫中山本人，而是今天的中國應當如何理解自己的過去，又應當走向怎樣的未來。

歷史人物因此成為一面鏡子。人們從鏡子裡看到的，既有過去，也有自己。

結語：理解歷史，比占有歷史更重要

英國歷史學家E.H.卡爾在《歷史是什麼？》中寫道："歷史是歷史學家與事實之間持續不斷的對話。"

對於孫中山而言，這場對話至今仍未結束。未來，人們仍然會不斷重新評價孫中山，也會不斷重新解釋辛亥革命，重新討論共和、革命、民族主義、憲政以及現代國家建設。這些討論，本身正是歷史研究保持生命力的表現。但無論評價如何變化，都應當建立在史料、理性與歷史情境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的需要或網絡情緒的推動之上。

真正的歷史研究，不是替歷史人物辯護，也不是替歷史人物定罪；不是尋找一位永遠正確的聖人，也不是製造一位必須承擔一切責任的罪人。它所追求的，是儘可能接近那個真實而複雜的過去。或許，這也是重新討論孫中山最大的意義。不是為了重新塑造一位新的孫中山，而是為了提醒我們：任何歷史人物，都不應成為現實政治隨意取用的符號；任何歷史記憶，也不應被一種聲音永久壟斷。

當我們能夠放下神化與妖魔化的衝動，以更加開放、更加審慎的態度面對歷史時，我們真正接近的，不只是孫中山本人，也是歷史研究最基本的精神——尊重事實，理解複雜，保持理性。

歷史研究既要關注史料，也要區分事實、解釋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層次。本文是以歷史記憶、政治敘事與史學方法為主線的評論文章。它的價值，不在於為孫中山作出最終裁判，而在於提醒讀者：歷史人物最值得警惕的命運，不是受到讚揚或批評，而是在不斷的政治敘事中失去其本來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