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剩下十幾年：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會應驗嗎？
艾地生 多年前讀唐德剛，看到他的“歷史三峽論”，覺得很有解釋力。唐德剛把中國近代以來的巨變，比作一條大船穿越歷史三峽：從傳統帝國駛向現代國家，從皇權政治走向民主、法治與憲政。這個過程不會幾十年完成，而可能需要兩百年。若以鴉片戰爭前後為起點，中國大約要到2040年前後，才有可能駛出三峽。 當年讀到這裡，我印象很深。後來經歷和觀察越多，反而越覺得這個比喻值得反覆咀嚼。2026年，距離唐德剛所說的2040年只剩十幾年，我們必須追問一句：中國真的快出三峽了嗎？ 一、唐德剛看見了中國轉型的漫長“歷史三峽論”最有價值的地方，不是2040這個年份，而是它改變了觀察中國歷史的時間尺度。中國的問題太大，不可能靠一次革命解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卻沒有建立穩定憲政；北洋時代嘗試議會政治，又陷入軍政紛爭；國民政府完成形式統一，卻沒有完成民主轉型；1949年以後，中國甚至從傳統威權進入現代極權；改革開放釋放市場和社會，政治改革卻半途而廢。 一百多年間，中國不斷前進，也不斷回頭。如果只看十年二十年，很容易悲觀或者樂觀；放到兩百年的尺度上，才會發現我們面對的其實是一場巨大的文明轉型。 這一點，唐德剛是有洞見的。 二、中國其實已經走了很遠如果從1840年回望，中國當然已經不是原來的中國。皇帝沒有了，科舉沒有了。宗法社會解體了；現代教育、市場經濟、城市生活、現代法律、民族國家觀念，都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現代人的主體意識已經出現。 中國人越來越習慣追問：這是我的財產，國家憑什麼拿走？這是我的身體，政府憑什麼決定？這是我的言論，憑什麼不讓我說？這是我的孩子，憑什麼替我安排他接受什麼思想？這些問題一旦產生，就很難徹底消失。 從這個意義說，中國確實已經駛過了很長一段三峽。 三、唐德剛可能低估了現代極權問題正出現在這裡。唐德剛的歷史框架中，多少隱含着一種現代化最終趨向民主憲政的樂觀主義。二十一世紀的經驗告訴我們：未必。 現代化不僅可以產生公民，也可以製造更加高效的統治機器。鐵路、高鐵、互聯網、大數據、人臉識別、數字支付、人工智能，既可以服務人的自由，也可以服務國家對人的控制。傳統皇帝做夢也無法知道一個普通百姓每天去了哪裡、見了誰、說了什麼，現代數字國家卻可能做到。這就出現一個唐德剛時代尚不充分顯現的可能：經濟現代化、技術現代化與政治極權化，可以同時存在。 習近平時代尤其值得放在這個意義上觀察。中國沒有回到毛時代，因為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技術條件都已經不同；但毛時代的一些政治邏輯——黨國一體、領袖權威、意識形態灌輸、社會控制以及對異議的壓制——卻可以藉助現代技術重新強化。 這不是簡單的倒退，這是現代化條件下的極權回潮。 四、2040可能並不重要如果這樣理解，唐德剛真正值得修正的，可能正是那個著名的時間表。歷史三峽未必是一條按照年份流淌的河，它更可能是一組必須完成的結構轉換。從臣民變成公民，從黨國變成國家，從權力支配法律變成法律約束權力，從官有、官控產權變成穩定而不可任意侵犯的私權，從國家吞沒社會變成國家與社會彼此有界，從“大一統只能依靠中央集權”，走向能夠容納地方自治、多元社會與不同政治共同體的現代共和制度。 這些結構沒有改變，2040年到了，中國仍然可能沒有走出三峽。反過來說，一旦這些關鍵結構發生變化，歷史進程也可能突然加速，歷史從來不是勻速運動。 五、三峽出口究竟在哪裡？這可能才是今天重讀唐德剛最重要的問題。我越來越傾向認為，中國真正的歷史出口，並不在於再來一次徹底革命，把過去的一切砸碎重建。中國已經為這種“砸爛舊世界”的歷史衝動付出了太多代價；更現實的道路，是尋找歷史中已經存在的現代制度資源。辛亥革命建立共和，中華民國確立法統，後來經歷戰爭、分裂、威權與民主化。它並不完美，卻至少提供了一條中國從帝國走向現代共和國的制度線索。 中國未來真正值得思考的，未必是建立一個全新的“共和國”，而可能是如何重新接續被中斷的共和憲政法統，並使它進一步聯邦化、地方自治化、民主化和憲政化。不是從零開始，而是繼續一場沒有完成的現代轉型。 六、最後一道險灘，還是重新入峽？唐德剛提出“歷史三峽論”時，對中國仍然抱有一種歷史性的樂觀，今天我們或許應該比他謹慎一點。2040不是宿命，現代化也不會自動帶來自由，中國完全可能在高度現代化的物質外殼之下，維持甚至強化一個高度集權的政治結構。 但唐德剛的基本問題仍然成立。從1840年以來，中國真正面對的，從來不只是富強問題，而是如何從傳統帝國真正轉變為現代文明國家的問題。 兩百年過去，這道題仍然沒有做完。今天應該問的不是：2040年，中國能不能走出三峽？而是：我們究竟有沒有找到三峽的出口？ 如果出口是公民、法治、私權、自治與憲政，那麼什麼時候具備這些制度條件，什麼時候才算真正出峽；否則，日曆翻到2040，也不過是在峽谷里又多航行了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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