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剩下十几年：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会应验吗？
艾地生 多年前读唐德刚，看到他的“历史三峡论”，觉得很有解释力。唐德刚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巨变，比作一条大船穿越历史三峡：从传统帝国驶向现代国家，从皇权政治走向民主、法治与宪政。这个过程不会几十年完成，而可能需要两百年。若以鸦片战争前后为起点，中国大约要到2040年前后，才有可能驶出三峡。 当年读到这里，我印象很深。后来经历和观察越多，反而越觉得这个比喻值得反复咀嚼。2026年，距离唐德刚所说的2040年只剩十几年，我们必须追问一句：中国真的快出三峡了吗？ 一、唐德刚看见了中国转型的漫长“历史三峡论”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2040这个年份，而是它改变了观察中国历史的时间尺度。中国的问题太大，不可能靠一次革命解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没有建立稳定宪政；北洋时代尝试议会政治，又陷入军政纷争；国民政府完成形式统一，却没有完成民主转型；1949年以后，中国甚至从传统威权进入现代极权；改革开放释放市场和社会，政治改革却半途而废。 一百多年间，中国不断前进，也不断回头。如果只看十年二十年，很容易悲观或者乐观；放到两百年的尺度上，才会发现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场巨大的文明转型。 这一点，唐德刚是有洞见的。 二、中国其实已经走了很远如果从1840年回望，中国当然已经不是原来的中国。皇帝没有了，科举没有了。宗法社会解体了；现代教育、市场经济、城市生活、现代法律、民族国家观念，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现代人的主体意识已经出现。 中国人越来越习惯追问：这是我的财产，国家凭什么拿走？这是我的身体，政府凭什么决定？这是我的言论，凭什么不让我说？这是我的孩子，凭什么替我安排他接受什么思想？这些问题一旦产生，就很难彻底消失。 从这个意义说，中国确实已经驶过了很长一段三峡。 三、唐德刚可能低估了现代极权问题正出现在这里。唐德刚的历史框架中，多少隐含着一种现代化最终趋向民主宪政的乐观主义。二十一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未必。 现代化不仅可以产生公民，也可以制造更加高效的统治机器。铁路、高铁、互联网、大数据、人脸识别、数字支付、人工智能，既可以服务人的自由，也可以服务国家对人的控制。传统皇帝做梦也无法知道一个普通百姓每天去了哪里、见了谁、说了什么，现代数字国家却可能做到。这就出现一个唐德刚时代尚不充分显现的可能：经济现代化、技术现代化与政治极权化，可以同时存在。 习近平时代尤其值得放在这个意义上观察。中国没有回到毛时代，因为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技术条件都已经不同；但毛时代的一些政治逻辑——党国一体、领袖权威、意识形态灌输、社会控制以及对异议的压制——却可以借助现代技术重新强化。 这不是简单的倒退，这是现代化条件下的极权回潮。 四、2040可能并不重要如果这样理解，唐德刚真正值得修正的，可能正是那个著名的时间表。历史三峡未必是一条按照年份流淌的河，它更可能是一组必须完成的结构转换。从臣民变成公民，从党国变成国家，从权力支配法律变成法律约束权力，从官有、官控产权变成稳定而不可任意侵犯的私权，从国家吞没社会变成国家与社会彼此有界，从“大一统只能依靠中央集权”，走向能够容纳地方自治、多元社会与不同政治共同体的现代共和制度。 这些结构没有改变，2040年到了，中国仍然可能没有走出三峡。反过来说，一旦这些关键结构发生变化，历史进程也可能突然加速，历史从来不是匀速运动。 五、三峡出口究竟在哪里？这可能才是今天重读唐德刚最重要的问题。我越来越倾向认为，中国真正的历史出口，并不在于再来一次彻底革命，把过去的一切砸碎重建。中国已经为这种“砸烂旧世界”的历史冲动付出了太多代价；更现实的道路，是寻找历史中已经存在的现代制度资源。辛亥革命建立共和，中华民国确立法统，后来经历战争、分裂、威权与民主化。它并不完美，却至少提供了一条中国从帝国走向现代共和国的制度线索。 中国未来真正值得思考的，未必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国”，而可能是如何重新接续被中断的共和宪政法统，并使它进一步联邦化、地方自治化、民主化和宪政化。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继续一场没有完成的现代转型。 六、最后一道险滩，还是重新入峡？唐德刚提出“历史三峡论”时，对中国仍然抱有一种历史性的乐观，今天我们或许应该比他谨慎一点。2040不是宿命，现代化也不会自动带来自由，中国完全可能在高度现代化的物质外壳之下，维持甚至强化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 但唐德刚的基本问题仍然成立。从1840年以来，中国真正面对的，从来不只是富强问题，而是如何从传统帝国真正转变为现代文明国家的问题。 两百年过去，这道题仍然没有做完。今天应该问的不是：2040年，中国能不能走出三峡？而是：我们究竟有没有找到三峡的出口？ 如果出口是公民、法治、私权、自治与宪政，那么什么时候具备这些制度条件，什么时候才算真正出峡；否则，日历翻到2040，也不过是在峡谷里又多航行了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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