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来”火爆背后:中国当代流行文化与社会情绪表达史

艾地生
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到1990年代的世俗化;从新世纪初的成功崇拜,到“屌丝”“内卷”“躺平”“孔乙己文学”;再到近年的脱口秀、发疯文学、抽象文化以及突然爆红的“牛来”,四十多年中国流行文化的变化背后,其实潜藏着另一条历史。 如果要理解一个时代,当然可以读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研究GDP、就业率、房地产和人口数据,也可以观察政治事件。 但还有另一扇窗,去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在唱什么,看他们追什么电视剧,说什么流行语,为什么笑,为什么哭,为什么突然开始“躺平”,为什么一边说“精神状态良好”,一边在网上集体“发疯”。这些看似轻薄的东西,往往保存着比正式文件更加真实的社会情绪。官方文件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怎样描述自己。流行文化则经常泄露普通人怎样真实地感受自己的生活。 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到1990年代的世俗化;从新世纪初的成功崇拜,到“屌丝”“内卷”“躺平”“孔乙己文学”;再到近年的脱口秀、发疯文学、抽象文化以及突然爆红的“牛来”,四十多年中国流行文化的变化背后,其实潜藏着另一条历史:中国人的社会预期正在怎样变化。 这不是简单的娱乐史。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部中国当代社会情绪史。 一、1980年代:当年轻人还相信远方1980年代中国社会最值得注意的精神气质,是一种今天看来近乎陌生的东西:向上生长的希望。 “文革”结束不久,一个封闭多年的社会突然打开窗口。西方文学、哲学、现代艺术和各种思想潮流大量进入中国,大学校园里流行萨特、尼采、弗洛伊德,也讨论人道主义、现代化和人的价值。北岛写“我不相信”;崔健唱《一无所有》;朦胧诗、摇滚乐、校园文学以及各种思想讨论,看起来彼此不同,背后却有一种共同气质:年轻人相信世界可以改变,也相信自己参与其中是有意义的。 那个时代当然并不自由,经济生活也远比今天贫困。但一个社会的情绪从来不能简单由收入决定。决定情绪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预期。当一个人相信明天可能比今天好,贫穷并不必然产生绝望。1980年代真正珍贵的,正是社会重新出现了这种预期。个人命运、国家前途和一个正在重新开放的世界,在年轻人的想象中似乎重新连接起来。 所以那个年代的文化即使悲愤,也往往昂扬。他们问的是:中国往哪里去?人应该怎样活?什么是真理?知识分子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今天重新读这些问题,甚至会觉得有些“大”。但正因为人相信改变可能发生,他才会认真讨论如此宏大的问题。这是理解后来变化的一个重要起点。 二、1990年代:从理想主义到“活得现实一点”198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精神气候发生了明显转折。宏大的政治理想迅速退潮,市场经济加速展开。下海、发财、炒股、做生意、出国,成为新的社会关键词。曾经讨论“国家向何处去”的一代人,开始讨论怎样赚钱、买房、改善自己的生活。 这并不完全是堕落。经历长期政治运动以后,人重新追求私人生活、财富和家庭幸福,本身也是一种正常化。问题在于,从此以后,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政治问题少碰,个人生活可以改善。政治冷感和经济进取开始同时出现。 1990年代流行文化中最典型的变化,便是宏大理想逐渐让位于私人情感和世俗成功。港台流行音乐大规模进入大陆,爱情、都市生活、个人命运成为文化消费中心。电视剧开始讲商战、职场和家庭。成功人士、企业家、明星,逐渐取代诗人、知识分子成为青年模仿的对象。社会开始教年轻人一句后来影响极深的话:别想那么多,好好挣钱。 犬儒与进取并不矛盾。一个人可以完全不相信宏大叙事,同时非常努力地工作、买房、创业、改变自己的阶层。因为他仍然相信:虽然改变不了国家,我至少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成为此后二十多年中国社会稳定的一块重要心理基础。 三、新世纪:成功主义的黄金时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城市化加速、房地产繁荣、互联网兴起,共同构成了新世纪最初十多年的社会背景。那是一个“成功故事”大量生产的时代。北漂、创业、买房、上市、出国、进入大公司,只要足够努力,人生似乎总还有向上的通道。 超级女声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时代现象?除了娱乐形式本身,它也暗合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想象:普通人也可能被看见。互联网早期同样承载着这种希望。博客、论坛、微博兴起以后,普通人第一次获得某种前所未有的公共表达能力。草根、网络红人、公知、独立评论者大量出现。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阶段。一方面,政治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市场和互联网确实打开了大量社会缝隙。个人可以相信:只要努力,也许真的能够往上走。这种信念催生了后来所谓“鸡汤文化”。“相信自己。”“越努力越幸运。”“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今天看起来俗套,当年却能够广泛传播,因为它与社会现实尚有一定对应关系。 一个高速增长的社会,天然容易相信努力。当蛋糕不断变大,很多人即使暂时没有分到最大的一块,也愿意等待。 四、从“屌丝”开始:成功神话出现裂缝真正值得注意的转折,也许不是“躺平”,而是更早出现的一个词:屌丝。这个粗俗的网络词后来能够席卷中文互联网,本身就意味深长。它意味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发现:自己可能永远不是成功故事里的主人公。 房子越来越贵,城市阶层逐渐固化,家庭背景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很多普通年轻人开始用自嘲消解这种差距;“高富帅”和“白富美”的反面,就是“屌丝”。 过去的人说:我要成功;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说:算了,我就是这样。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心理变化。自嘲开始成为青年文化的核心表达方式;当然,当时的自嘲还没有完全绝望,它更多是一种聪明的身份游戏:我先拿自己开玩笑,就减少别人评价我的权力。 但从这里开始,一条后来越来越清晰的线索出现了:年轻人越来越习惯用幽默处理自己的失败感。 五、内卷、躺平与孔乙己:当向上通道开始令人怀疑“内卷”大规模流行以后,年轻人的语言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问题不再只是:“我为什么不够努力?”而变成:“努力本身还有没有意义?”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成功主义的基础,是相信投入和回报之间大体存在正相关关系;内卷意识则意味着越来越多人怀疑:所有人都在越来越努力,却只是把竞争门槛不断提高,最后没有真正的赢家。 于是,“躺平”出现了。2021年前后,“躺平”迅速成为中国互联网最有代表性的青年词汇之一。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对过度竞争的退出姿态:既然游戏规则无法改变,那么至少降低欲望,减少参与。 躺平的潜台词不是懒惰。而是:我不再相信按照你规定的道路拼命奔跑,就一定能够得到你许诺的生活;随后出现的“孔乙己文学”更进一步。大学毕业生发现学历并不必然带来体面工作,却又无法轻易放弃多年教育形成的身份期待,“孔乙己脱不下长衫”成为高学历青年就业焦虑的隐喻。 这类表达之所以产生巨大共鸣,是因为个人困境第一次被大量年轻人理解成某种结构性困境。曾经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失败?现在的问题逐渐变成:是不是这个游戏本身出了问题? 这一步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公共表达并没有相应扩大。结构性焦虑需要出口。于是越来越多情绪进入文化。 六、脱口秀:把生活的痛苦讲成笑话这几年脱口秀在中国年轻人中持续流行,很值得认真观察。它当然首先是一种娱乐,但它能够成为现象级文化,并不仅仅因为段子好笑。脱口秀提供了一种非常适合当下中国社会的表达形式:用个人生活讲公共处境。 失业可以讲,加班可以讲;年龄焦虑可以讲,婚恋困境可以讲;职场荒谬可以讲,小人物面对生活的窘迫,都可以讲,而且必须讲得好笑。因为笑声给痛苦增加了一层保护膜。一个严肃控诉可能令人不适,一段笑话却能够让几百个人同时发现:原来你也这样。 2026年的调查显示,在1500名青年受访者中,61.2%把“释放压力、调节情绪”列为观看演出的原因;今年《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3》播出过半时,微信视频号累计播放已经超过9亿次,相关报道甚至直接把节目称为切中大众情绪脉搏的“情感出口”。 这或许正是脱口秀最值得观察之处。它把私人痛苦社会化了。观众笑的常常并不是演员,他们笑的是自己,笑声成为一种彼此确认:原来不只是我活得这么累。 七、从“躺平”到“发疯”:情绪开始失去正常语言但脱口秀至少还相信语言,它仍然试图把现实讲清楚。 近几年出现的“发疯文学”“抽象文化”,却显示年轻人的表达又向前走了一步。“精神状态良好。”“发疯可耻但有用。”各种没有完整逻辑、故意胡言乱语、故意把自己物化和降格的表达突然流行。 2026年初,连官方媒体都开始讨论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疯感”;相关研究则把“玩抽象”概括为语义模糊化、符号戏谑化和互动仪式化,并把情绪宣泄和身份认同列为重要成因。这不是简单的“年轻人越来越幼稚”,也许恰恰相反,当正常语言不足以表达现实的时候,荒诞就开始成为语言。躺平仍然是一种态度。“我不玩了。”发疯文学已经更加主动:“既然这个世界让我无法正常表达,那么我干脆用不正常的方式表达。” 抽象文化则可能进一步:连表达什么意思都不再重要,好笑就行,荒诞就行。你能懂这个梗,我们就是同类。这形成了一种新的青年共同体。 八、“牛来”:当荒诞本身成为事件最近突然爆红的《牛来》,是观察这种文化转型的一个极好样本。电影本身并不精致,甚至正因为粗糙才被发现。网友最初抱着猎奇和嘲笑的心态观看,随后开始大量二创、改编、造梗;最后,电影的重要性越来越低,“牛来”本身成为了意义。人们去影院,不完全为了看作品,而是为了参加一场集体文化事件。从“这是什么烂东西”,到“我也要看看究竟有多离谱”,再到所有人共同生产梗,一个原本可能无人问津的作品被互联网变成集体狂欢。 这就是抽象文化非常典型的运行逻辑:意义不是作品预先赋予的,而是参与者共同制造的。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年轻人越来越看重的一个词:真实。作品可以粗糙,人可以不成功,生活可以狼狈,但不要装。 这与过去成功主义文化中精致、励志、光鲜的人设形成了明显反差。曾经社会告诉年轻人: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今天越来越多年轻人回答:我不成功也可以,但至少别让我装作很成功。这种“不装”的诉求,可能是理解近几年青年文化的一把钥匙。 九、从“我要改变世界”到“我先把自己逗笑”如果把四十多年流行文化放在一起观察,会出现一条令人感慨的变化曲线。 1980年代的人问:世界应该怎样改变?19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人说:世界太复杂,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新世纪的成功主义告诉人们:努力,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屌丝”文化开始说:可能改变不了,那就先自嘲。“内卷”提出:努力还有意义吗?“躺平”回答:那我退出一些。“孔乙己文学”追问:为什么接受了这么多年教育,却换不来曾经许诺的生活?“发疯文学”说:解释太累了,先疯一下。抽象文化则更进一步:不用解释了,大家笑吧。 当然,历史从来不会如此整齐。1980年代同样有犬儒,今天同样有理想主义青年。任何时代内部都有巨大的差异。但长期的情绪迁移仍然值得重视。从昂扬到世俗,从成功崇拜到自嘲,从自嘲到躺平,再到发疯和抽象,其中潜藏着社会预期的变化。 十、为什么今天如此需要“情绪价值”近几年中国消费文化中,一个词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情绪价值。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演唱会、脱口秀、宠物、潮玩、游戏以及各种看起来“没有用”的东西花钱?因为有用本身已经不够了,人在一个高压力社会里需要喘息。 2026年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61.2%的青年受访者把释放压力和调节情绪作为观看演出的原因。这一数据背后其实值得深思。当住房、就业、婚姻、生育、职场和阶层流动都变成压力来源以后,娱乐便不再只是闲暇生活。它承担了心理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功能。演唱会提供短暂的集体共鸣;脱口秀把焦虑转化成笑声;游戏提供另一个可以获得成就感的世界;网络梗则以最低成本告诉人:你的感受我懂。 这就是为什么流行文化不能被简单视为娱乐。它正在承担社会情绪调节器的功能。 十一、笑声也是一种社会文本但是,这里必须避免另一种简单化。不能看到一个网络梗,就立即解释成政治反抗。年轻人玩“牛来”,未必在反抗什么;喜欢脱口秀,也不意味着具有某种政治态度。抽象文化更受到短视频算法、全球meme文化、代际审美以及商业资本的共同影响。 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每一个梗背后有没有政治寓意,而是:为什么某些表达方式恰好在这个时代获得如此巨大的共鸣? 文化研究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是替年轻人强行解释他们自己没有说过的话,而是观察反复出现的情绪结构。当“内卷”“躺平”“摆烂”“孔乙己”“情绪价值”“发疯”“抽象”连续多年成为大众词汇,我们就不能再把它们全部理解成偶然。这些词共同指向一种社会心理:对向上流动的不确定,对宏大叙事的疏离,对现实压力的疲惫,以及越来越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 它们未必直接构成政治表达,却是一份真实的社会体温计。 十二、一个社会为什么越来越爱笑?所以我越来越愿意认真看待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笑。笑当然意味着快乐,但人还有另一种笑,无奈的时候会笑,尴尬的时候会笑,看透荒诞的时候也会笑。很多脱口秀最响亮的笑声,恰恰来自最让人心酸的生活经验;发疯文学也是如此,看起来胡言乱语,底下却经常是真实的疲惫;抽象文化则更加彻底:既然世界本来就荒诞,那就不再努力维持一本正经。 于是,笑成为这一代人的一种生存技术。不是革命,甚至未必是抵抗。它首先是一种自救。当人暂时无力改变现实,至少还可以改变自己面对现实的姿势。把痛苦说成笑话,把失败变成梗,把无法解释的荒谬重新包装成一场集体游戏;笑完以后,第二天还是要上班。这正是其中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十三、从流行文化读懂一个时代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如果只研究政策、经济和精英政治,看到的永远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历史藏在普通人的语言里。“下海”,“成功人士”,“屌丝”,“内卷”,“躺平”,“孔乙己”,“发疯”,“抽象”,“牛来”。这些词一个接一个出现,又一个接一个被年轻人抛弃,但它们留下了一条清晰的社会心理轨迹。从相信未来,到追逐成功;从努力融入游戏,到怀疑游戏规则;从试图改变,到降低期待;从严肃表达,到自嘲、玩梗和荒诞化。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年轻人正在失去希望,人永远会寻找新的意义。恰恰是这种不断变化的表达方式,说明年轻人仍在努力处理他们面对的世界。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年轻人开始“发疯”,而是一个社会为什么需要越来越多的“发疯”来消化正常生活中的压力;真正值得理解的,也不是一部粗糙动画为什么突然爆红,而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暂时放下现实,加入一场毫无意义却令人快乐的集体狂欢。 流行文化从来不只是文化,它是生活投在人心里的影子。也许几十年以后,研究这个时代的人不会只看今天的经济数据和政治文件,他们还会发现,当时的年轻人在说:我卷不动了;我躺一下;我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我精神状态良好;我要发疯;牛来了。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词连在一起,其实正在书写另一部历史,一部没有人正式宣布,却每天都在发生的中国社会情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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