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型的變量與所謂的中共基本盤

艾地生

談論中國政治轉型時，人們經常提出一個問題：中共究竟有沒有一個龐大而穩定的“基本盤”？

一種常見說法認為，中共擁有數量驚人的支持者。他們可能來自體制內，可能是民族主義者，也可能是互聯網上那些逢黨必護、逢西方必罵的人。於是進一步推論：中國之所以長期維持現有政治秩序，不僅因為中共掌握着強大的國家機器，也因為它擁有一個規模巨大的社會支持基礎。

這個判斷可能混淆了幾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支持一個政權，依附一個政權，服從一個政權，以及願意在危機時刻保衛一個政權，並不是一回事。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重新觀察中國社會，就會發現所謂“中共基本盤”其實是一個內部差異極大的鬆散聯盟。真正發自內心希望共產黨永久統治中國的人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多。支撐現有政治秩序的，更大力量來自兩類人：一類是與現行權力結構存在利益和組織依附關係的人；另一類，則是數量遠為龐大的、平庸而沉默的大多數。

前者構成政權的骨架，後者構成政權賴以存在的社會環境。理解這兩類人，可能比統計中國究竟有多少“小粉紅”更有意義。

一、真正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

如果一定要尋找對現行體制具有較強存續利益的人群，首先應該看到的是那些與權力結構深度綁定的人。高級官僚、部分國企和金融系統高層、權貴資本以及圍繞權力形成的利益網絡，都屬於這一範疇。他們與普通公務員並不完全相同。

一個普通基層公務員首先關心的可能只是工資、養老金、住房和職業穩定，而一個依靠現行權力結構獲得財富、地位和特殊資源的人，面對政治制度發生根本變化時，需要考慮的則可能是財產、身份、既往責任以及整個家族未來的位置。因此，他們維護現狀具有非常現實的理由。

但這裡有一個容易產生的誤解：利益綁定並不等於政治忠誠。恰恰相反，越接近權力和財富中心的人，往往越懂得政治風險。他們可能比普通人更早安排資產，更早建立海外關係，更早為子女準備不同的人生出口，也更善於在不同政治可能性之間下注。

所以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現象是：最依賴體制的人，未必是最後保衛體制的人。

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裡，他們當然可能表現出極高忠誠；但這種忠誠背後的計算是：現有制度仍然能夠提供最大的安全和收益。一旦這個前提發生變化，忠誠也可能迅速重新定價。昨天還在維護舊秩序的人，明天完全可能成為最積極尋找新秩序入口的人。因為他們真正忠誠的對象，從來未必是什麼主義，而是安全。

二、強制機器：最值得觀察的不是態度，而是組織

第二個重要群體，是軍隊、武警、公安、國安以及各種維穩機構中的核心人員。他們和一般意義上的公務員也有所區別，因為他們直接掌握着國家的強制能力。然而討論這個群體時，如果只問“他們是否忠於共產黨”，其實仍然問錯了問題。真正重要的是：當政治危機出現以後，組織還能不能運轉？

一個國家擁有幾百萬名軍警，並不意味着最高權力就擁有幾百萬個可以無條件執行任何命令的人。命令從最高層發出以後，需要經過層層組織系統才能變成現實行動。其間涉及財政、後勤、幹部控制、信息傳遞、責任承擔以及基層執行者對政治局勢的判斷。在正常時期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國家機器，一旦進入嚴重危機，真正決定它命運的往往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組織鏈條。基層警察開始擔心工資還能不能發；中層幹部開始判斷上級還能維持多久；地方官員開始考慮誰會為鎮壓承擔責任；軍隊指揮官開始判斷命令究竟來自國家還是某個正在失勢的政治集團；每個人同時又在觀察其他人準備怎麼辦。

這時候，一個原本高度穩定的組織就可能進入完全不同的博弈狀態。所以對於任何威權政治而言，最危險的時刻都未必是街上出現了多少反對者，而是國家機器內部開始出現一個問題：“如果別人不再執行命令，我為什麼還要執行？”一旦這個問題從個體疑問變成集體疑問，權力結構的性質就改變了。

三、意識形態信徒其實已經發生了變化

第三類是真正相信現行政治秩序具有正當性的人。但如果把他們簡單稱為“共產主義信徒”，恐怕會嚴重誤判今天的中國。真正相信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最終理想的人，也許已經不是決定性的政治力量，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套更加具有現實生命力的觀念：中國不能亂；中國太大，不適合西方式民主；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中國就可能重新陷入分裂；西方並不真正希望中國強大；個人自由固然重要，但國家崛起更加重要；共產黨雖然問題很多，但至少能夠維持穩定和國家統一。這已經不是傳統共產主義；它實際上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歷史創傷記憶、發展主義與威權秩序觀念的混合物。

我們不能簡單把所有相信這些觀念的人都理解成愚昧或者被洗腦。因為有些人確實是在自己的生活經驗和信息環境中形成了這樣的世界觀。也正因為如此，這部分政治心理才值得認真對待。但是即使如此，它仍然存在一個根本弱點：過去幾十年中國民族主義最強大的現實支柱，是“國家正在不斷變強”；如果經濟長期衰退、社會流動停滯、年輕人看不到未來，而與此同時國家仍然要求個人不斷以犧牲來證明忠誠，那麼“民族復興”這套宏大敘事還能維持多久，本身就是一個未知數。

四、真正龐大的基本盤：平庸的沉默的大多數

然而，如果只分析以上三類人，我們仍然可能高估意識形態在中國政治穩定中的作用。真正支撐現有秩序的最大社會力量，也許根本不是那些每天高喊“永遠跟黨走”的人，而是那些什麼也不喊的人。他們是公司職員、小商人、教師、司機、個體戶、退休老人、工廠工人、城市中產、農村家庭以及無數隻想過自己日子的普通人。

他們未必喜歡共產黨，甚至可能經常罵共產黨。他們罵腐敗，罵官僚，罵房價，罵教育，罵醫療，罵地方政府，罵社會不公。但是當話題真正進入政治制度的時候，他們往往會說：“換一個就一定好嗎？”“老百姓只要把自己的日子過好就行了。”“政治離我們太遠。”“中國不能亂。”“真亂起來倒霉的還是普通人。”這些話看起來沒有任何政治激情，然而恰恰是這種沒有政治激情的態度，構成了一個威權秩序最廣闊的社會土壤。

維持一個政治制度，從來不需要所有人熱愛它；甚至不需要多數人熱愛它，它只需要多數人在絕大多數時間裡認為：改變它的成本，高於忍受它的成本。這才是所謂“基本盤”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

五、沉默並不是忠誠，而是一種風險計算

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社會契約其實並不複雜。對於大量普通人而言，它甚至可以概括成一句非常樸素的話：你不要碰政治，我讓你的生活越來越好。工資增長，住房升值，城市擴大，孩子可以讀大學，生意還有機會，階層還有上升空間；今天比昨天好，明天大概率又比今天好。只要這種預期存在，人們為什麼一定要冒險挑戰政治制度？自由是抽象的，而房子、工作、孩子、養老金和銀行存款都是具體的。於是政治冷漠成為一種非常理性的生活策略。

這並不意味着這些人熱愛共產黨。相反，他們中的很多人根本沒有認真想過共產黨。政治只是生活背景，像天氣一樣存在。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沉默支持的基礎並不是信仰，而是預期，而預期是會改變的。

六、一個社會最重要的變化，是“忍耐公式”發生改變

一個普通人是否願意接受現狀，其實始終存在着一套看不見的計算：改變有沒有可能？改變需要付出什麼代價？維持現狀還能得到什麼？未來會不會比現在更糟？

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這道題很容易回答。即使今天有很多不公平，只要相信五年以後自己的生活會更好，人就願意忍耐。真正危險的不是貧窮本身，而是預期逆轉。當一個年輕人發現父母那一代相信的上升通道已經關閉；當中產發現房產不再意味着財富增長，而可能意味着長期負債；當小企業主發現努力並不能換來穩定預期；當公務員開始擔心工資和養老金；當地方政府連基本公共服務都開始捉襟見肘；社會心理就會悄悄改變。最開始，人們並不會走向政治反抗。他們首先做的是降低消費、減少投資、不結婚、不生孩子、考公、躺平、移民，或者想辦法把錢轉出去。這些看起來都是個人選擇，實際上卻可能是社會信心撤退的不同形式。

一個社會真正深刻的政治變化，往往早在街頭政治出現以前就已經開始了：人們首先停止相信未來。

七、財政，是連接所有群體的一根隱形繩索

這也是為什麼觀察中國政治未來，財政能力可能比網絡輿論更加重要。

現代國家不僅依靠暴力維持。它首先依靠支付，公務員需要工資，警察需要工資，軍隊需要經費，退休人員需要養老金，地方政府需要維持醫院、學校、公交和基層行政，國企需要信用，地方需要土地財政或者替代收入，龐大的行政機器每一天都需要真實的現金流才能繼續運轉。

財政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它同時也是政治問題。錢還能發的時候，忠誠可以得到獎勵；晉升仍然存在的時候，服從具有收益；養老金有保障的時候，中產和體制人員更加害怕動盪；地方財政能夠運轉的時候，基層機器能夠執行命令；經濟仍然增長的時候，普通人願意用政治沉默交換生活改善。真正危險的，是這些條件同時開始鬆動。

八、所謂基本盤，可能具有驚人的流動性

如果未來中國真的出現重大政治轉型，一個今天看起來令人難以想象的場面完全可能出現：過去最積極維護現狀的人，開始重新解釋自己的過去。有人會說自己其實一直反對極端政策；有人會說當年只是為了養家糊口；有人會拿出一些陳年舊事，證明自己曾經暗中幫助過別人；宣傳系統可能突然開始出現新的語言；官僚系統會出現新的政治表態；知識界會重新發現自己曾經的懷疑；甚至曾經最激烈的民族主義者，也可能重新解釋自己過去的言論。這並不神秘，因為一個威權體系最容易製造的錯覺，就是把公開服從誤認為私人認同，把集體沉默誤認為政治忠誠。

當所有人都認為別人支持現狀的時候，每個人都有理由繼續沉默。而一旦越來越多人發現：原來別人也不相信，社會心理就可能出現極快的變化。昨天還是堅不可摧的共識，第二天突然變成無人願意承認自己曾經相信過的東西。

九、決定轉型的不是憤怒，而是臨界點

判斷中國是否可能發生政治轉型，不能簡單觀察社會上有多少不滿。任何社會都有不滿，中國社會長期以來也從來不缺少怨氣。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時候分散的不滿能夠變成共同預期？

一個人對政府不滿，並不會自動反抗；一百萬人各自在家裡不滿，也仍然可能什麼都不會發生。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其他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怎麼想。政治轉型真正關鍵的變量不是憤怒的總量，而是人們對其他人行為的判斷。普通人開始相信別人也可能行動；官僚開始相信上級未必能夠繼續控制局面；資本開始相信政治風險已經超過留下的收益；地方開始相信中央未必能夠繼續提供資源；強制機器開始懷疑命令是否仍然具有未來意義。當這些判斷互相強化時，一個社會才真正接近臨界點。

十、中國轉型最大的變量，恰恰是那些今天什麼也沒有做的人

我越來越認為，中國未來真正值得觀察的，並不是那些已經明確反對共產黨的人，這些人的政治態度其實是已知變量；同樣，那些真正堅定維護現政權的人，也不是最值得研究的對象，他們同樣是已知變量；真正巨大的未知變量，是夾在兩者之間的億萬普通人。他們今天上班、還房貸、接孩子放學、刷短視頻、抱怨工資、擔心養老，偶爾罵政府，也偶爾為國家取得的某項成就感到自豪。他們沒有政治綱領，沒有組織，甚至沒有改變制度的願望，他們只是想過正常生活。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是最大的變量。

在秩序仍然能夠提供安全感的時候，他們是現狀最龐大的緩衝層。他們不會為了抽象政治理想輕易冒險，但是如果有一天，維持現狀本身開始意味着越來越大的風險，他們的計算也會發生變化。而一旦這種變化出現，它未必表現為突然產生民主信仰，更多時候，可能只是一個極其樸素的念頭：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歷史上許多巨大的政治變化，最開始都不是因為多數人突然擁有了共同理想，而是因為越來越多人同時失去了繼續忍耐舊秩序的理由。

十一、真正的問題不是誰忠於共產黨

與其爭論中國到底有多少人“真心擁護共產黨”，不如換一個問題。

中共真正的社會基礎，也許從來不是一個龐大的共產主義信徒集團，而是一個由利益依附、組織服從、秩序需求、風險恐懼、發展預期和民族主義共同維繫起來的聯盟。

這個聯盟非常強大。因為在過去相當長時期里，不同群體雖然理由完全不同，卻得出了同一個結論：維持現狀對我更有利。但它同時存在一個結構性的脆弱之處：這些人忠誠的並不是同一種東西。權貴需要利益，官僚需要前途，強制機器需要組織和財政；中產需要財產安全，普通人需要生活改善；民族主義者需要國家不斷強大的證明；沉默的大多數需要的是可預測的明天。

所以中國政治轉型真正值得觀察的，並不是某一天突然出現了多少反對者，而是這些維繫現狀的理由是否正在一個接一個地消失。最終決定一個政權命運的，也許從來不是：還有多少人願意高喊忠誠？而是另一個安靜得多、卻危險得多的問題：當繼續服從已經不能換來安全、利益和可以期待的未來，還有多少人認為維持現狀值得？

一旦這個答案發生根本變化，所謂堅不可摧的“基本盤”，可能比人們想象的更加流沙化流散化。

而中國轉型最大的變量，也恰恰隱藏在那些今天最平庸、最沉默、最不關心政治的人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