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完成中国的“最后训政”？

——在文明转型窗口期重建宪政能力

艾地生

当一个旧制度走向衰竭，而新制度尚未建立之时，历史往往进入最危险也最关键的阶段。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时刻。

从晚清走向辛亥革命，再到20世纪末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反复表明：

制度的崩解并不自动带来良性的秩序，反而可能导致长期的混乱与反复。

因此，在“转型是否到来”之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

当转型真正发生时，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具备承接宪政秩序的能力？

一、“训政”的再定义：从权力工具到社会能力

“训政”这一概念，最早由孙中山系统提出。在其理论中，训政并非专制的延续，而是一个过渡阶段，其目的在于：

培养公民政治参与能力

建立法治意识

形成现代国家的制度基础

但历史的实际发展却表明，“训政”在现实中往往被权力结构所垄断，

甚至成为延续统治的工具，而非走向宪政的桥梁。

因此，在今天重新讨论“训政”，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概念转换：

训政不应再由国家主导，而应转化为社会自发的政治训练过程。

二、历史教训：没有准备的转型意味着失序

回顾中国与世界近代史，可以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

1 晚清之后的断裂

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迅速进入军阀混战与政治碎片化状态。

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

宪政制度缺乏社会基础

公民政治能力不足

政治共识尚未形成

2 苏联之后的震荡

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前苏联国家经历了：

权力真空

寡头经济

制度不稳定

这再次说明：

制度崩溃如果没有社会准备，很容易走向新的失序甚至新的专制。

三、当下中国：窗口正在打开，但准备仍然不足

今天，中国正在出现典型的“转型前夜”特征：

经济增长模式遭遇瓶颈

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信息传播高度发达

制度弹性逐渐减弱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一个历史窗口。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正在显现：

宪政理念尚未在社会中形成广泛而稳固的共识。

这意味着，一旦发生剧烈转型，中国仍可能面临：

制度真空

政治碎片化

新权力集团的迅速崛起

四、海外民间力量：现实中的“训政主体”

在当前环境下，体制内部难以承担“政治训练”的功能，因此，这一任务正在历史性地转移到社会，尤其是海外公共空间之中。

对于流亡者、知识分子与公共行动者而言，这不仅是选择，更是一种历史责任。

相较于封闭环境中的个体，海外社群具有：

更自由的思想空间

更丰富的制度经验

更开放的公共讨论环境

因此，“新训政”的主体，很可能首先在这些空间中形成。

五、具体任务：从理念传播到制度准备

如果“训政”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能力建设，那么它不应停留在抽象口号，而需要转化为具体行动。

至少包括四个层面：

1 宪政理念的系统传播

将复杂的宪政理论转化为可理解、可讨论的公共语言，使其进入更广泛的中文语境。

2 历史经验的整理与反思

系统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制度失败经验，以及世界范围内的转型案例。

3 制度蓝图的构建

围绕未来中国的制度设计展开理性讨论，例如：

权力分立结构

司法独立机制

地方自治模式

军队国家化路径

4 公民能力的培养

通过讨论、写作、组织与协作实践，逐步形成具备现代政治意识的公共群体。

六、民国宪政传统：未完成的历史资源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中，“民国宪政派”曾代表一种不同的可能性路径。

尽管这一路径在历史中未能完成，但其核心理念——

法治

权力制衡

公民权利

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今天的问题，不是简单“复古”，而是：

如何将这一未完成的历史资源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制度能力。

结语：没有训政，就没有宪政

历史不会自动走向更好的方向。

晚清的崩溃没有直接带来稳定的共和；

苏联的解体也没有自动导向成熟的民主。

这些经验共同说明一个事实：

宪政不是崩溃的结果，而是准备的结果。

如果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后党国时代，那么真正决定未来的，不只是制度何时改变，而是：

在改变到来之前，是否已经有人开始为新的制度进行准备。

因此，“最后的训政”并不是一个历史概念，而是一个现实命题：

它不是由权力授予，而是由社会生成；不是一种统治阶段，而是一种文明自觉。

而谁来完成它——

答案或许已经在历史之中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