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抹去的历史中记住

——兼记一段个人祛魅的历程

艾地生

在天安门广场，历史被精心陈列为一种宏大、统一且不可置疑的叙事。然而，在这种被高度组织与展示的记忆背后，却存在着另一种现实：个体的死亡被迅速处理，记忆被系统性清除，甚至连最基本的悼念权利也被剥夺。

这种“被展示”与“被抹去”的并存，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深层的权力逻辑。它不仅决定什么可以被记住，也决定什么必须被遗忘。

这种逻辑甚至体现在权力核心人物自身的“身后安排”中。周恩来火化并扬灰，未留墓地；邓小平亦将骨灰撒入大海，不设纪念空间。这种看似“简朴”的选择，在一个高度依赖政治象征的体制中，反而意味着对历史凝视的主动回避——没有具体的纪念之地，也就难以形成持续的公共追问。

当权力连自身的遗骸都选择“不留痕迹”，普通人的记忆则更容易被彻底抹除。从文化大革命到六四事件，无数个体的命运被吞没、被删去、被沉默。没有公开的名字，没有公开的墓地，甚至没有公开悼念的权利。

没有墓碑，就没有悼念的地点；没有名字，就没有可以呼唤的对象；没有记录，就没有可以追问责任的依据。

然而，历史并不会因此真正消失。它可能被压低声音，却不会被彻底消音；它可能被逐出公共空间，却仍在私人记忆、流亡书写与代际传述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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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抵达这座“帝都”，是在1999年的秋天。

那时的我，尚未真正意识到自己内心所承载的东西。工作之余，我独自登上长城，也走向那片被赋予了过多意义的广场与纪念空间。彼时的感受复杂难言——既有某种隐约的激动，也有难以解释的迟疑。但我从未将这种感受说出口，甚至也未曾清楚地向自己承认。

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是一种尚未被识别的“崇拜”，也是一种尚未开始的“动摇”。

于是，旧日心境，凝成词二首：

《丑奴儿·忆昔初至帝都（二首）》

一

帝都初到心澎湃，独上长城。独上长城，看尽风光未见峰。

心魔幼植从何去，无我无真。无我无真，偌大广场驻死灵。

二

干尸腊肉灯光聚，多少人崇。多少人崇，羞煞当年赢政秦。

共和党国许一姓，其妙莫明。其妙莫明，祛魅须先葬肉身。

（2022年记旧事）

之后，我甚至曾用更为简短的方式，写下那种尚未完全展开的直觉：

《无题·五绝》

春梦了无痕，秋花笑西风。

屠龙年少客，腊肉水晶宫。

后来再回望，这短短二十字，几乎已经包含了全部的路径：

从“春梦”到“无痕”，从“年少”到“祛魅”，从相信“屠龙”的叙事，到直面被供奉于毛主席纪念堂中的毛泽东遗体所象征的另一种现实。

所谓觉醒，并非一瞬之间完成，而是一个逐渐剥离的过程——剥离语言，剥离象征，剥离那些曾被赋予神圣性的叙事。

正因为存在系统性的遗忘，对六四事件的纪念，才显得尤为必要。

纪念，并不仅仅是为了回顾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为了抵抗一种试图让历史“无处安放”的力量。它试图重新赋予那些被删除的个体以名字与尊严，使他们重新进入记忆之中，也使历史重新具备被追问的可能。

记住，从来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一个被要求遗忘的环境中，记住本身就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立场。

当墓地被取消、名字被抹去、语言被禁锢时，仍然坚持讲述与书写，本身就是对抗。

在被抹去的历史之中，坚持记住——

这既是对逝者最基本的尊重，也是对未来仍然可能到来的暴力，最清醒的拒绝。

记住，本身就是一种抵抗。